永不停息的改革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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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不停息的改革者
作者:张文红
来源:《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4年第10期
【摘要】德国社会民主党是欧洲最古老的政党之一,它见证了19世纪后半叶以来全部工人运动的发展历程。
从建党之初的反抗资产阶级统治和独裁、反对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到二战期间的反对纳粹主义和军国主义,一直到今天的反对新自由主义,德国社民党始终致力于争取更多的和平与自由、更多的公正与民主。
在新的历史时期,为了应对社会阶级结构的新变化,也为了政党自身的生存与发展,德国社民党不断调整自己的依靠力量,完成了从无产阶级到新中间的转变。
目前,德国社民党面临着自身定位和身份认同危机、方向危机、党员老龄化及领袖危机等多重挑战。
如何应对这些挑战,决定着德国社民党的未来发展方向。
【关键词】德国社会民主党马克思主义社会阶级结构
【中图分类号】K516 【文献标识码】A
在漫长的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社会民主党曾是工人运动的一支重要力量,而德国社会民主党(Sozialdemokratische Partei Deutschlands,简称德国社民党)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见证了19世纪后半叶以来全部工人运动发展历程的、欧洲最古老的政党。
德国社民党在纲领建设、组织建设、思想建设等方面都独具特色,更在反抗专制、维护工人阶级利益、争取工人阶级解放、推动社会进步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德国社民党在其150多年的历史发展中,曾经作为反抗者,在黑暗年代带领工人与独裁专制做斗争;作为解放者,为普通大众摆脱政治、经济和精神上的压制,追求自由发展的生活而不懈努力;作为改革者,面对时代挑战,能够不断调整自己的纲领和策略,为实现社会民主主义理想而奋斗。
今天,在回顾德国社民党辉煌历史成就的同时,也应关注其所面临的现实困境和挑战,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化和新自由主义的挑战使德国社民党始终在维持自身的传统价值和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的冲突中艰难前行。
能否实现新的突破与超越,将决定德国社民党的未来发展方向和目标。
反抗者:漫长的斗争历史
在资本主义迅速发展的19世纪,工人阶级的生存状况十分恶劣,各国工人运动蓬勃发展。
在德国,各种形式不同、行业背景各异的工人组织也纷纷登上历史舞台。
在反抗专制国家、争取民主权利的斗争中,这些组织历经纵横捭阖,最终形成工人运动的领导力量——德国社会民主党。
1863年5月23日,斐迪南·拉萨尔在莱比锡建立了全德工人联合会,主张普遍、平等的选举权,反抗剥削,建立互助性生产组织。
虽然全德工人联合会的人数相对而言并不多,但它表
明工人阶级已经成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开始追求自己的政治目标。
德国社会民主党把全德工人联合会作为建党的发端。
1869年8月7日,威廉·李卜克内西和奥古斯特·倍倍尔在爱森纳赫创立了德国社会民主工党,主张消除阶级统治,建立自由的“人民国家”。
这是第一个在民族国家范围内建立的工人政党,虽然名称不是共产党,但其性质基本上是共产主义的政党,并且发展成为第二国际时期各国建立的28个工人政党中最强大、最有影响的一个。
在1873年的经济危机中,为了整合德国的工人运动力量,上述两个组织于1875年5月在哥达合并,成为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
工人政治力量的壮大令当时的专制政府感到恐惧,尤其是普法战争前后及帝国成立之初,德国社民党领导人对普法战争和巴黎公社所采取的立场,令帝国首相俾斯麦担心社民党壮大之后会颠覆现有的国家和社会秩序。
在捍卫霍恩索伦王朝及稳固新帝国的所谓“历史使命感”的驱使下,俾斯麦决定对社民党采取压制措施,并于1978年10月19日借口年初发生的与社会主义工人党毫无关系的刺杀德皇事件,在帝国议会通过了《反对社会民主党企图危害社会治安的法令》(简称《反社会党人非常法》),使社会主义工人党处于非法状态。
这项法案的有效期限本来只有两年半,但后来在国会中4次被延长,直到1890年才结束。
在长达12年的《反社会党人非常法》时期,所有社会主义的政党、组织和团体都被禁止,共有893位党的领导人被驱逐出境,超过300个工人组织被解散,超过1300种期刊、图书被禁止,1500人入狱,所判徒刑累计长达850年。
①这一切无疑给德国社民党及其党员造成了极大伤害,但德国社民党人在这种高压之下并未屈服,而是采用合法斗争与秘密斗争相结合的手段进行各种形式的反抗。
1880年8月,德国社会民主党在瑞士维登秘密召开党代表大会,宣布将以“一切手段”坚持斗争。
值得注意的是,《反社会党人非常法》一方面使社民党在理论上更激进,另一方面却使该党在实践上向议会改良的道路发展。
由于《反社会党人非常法》在查禁社会民主党组织的同时,允许社会民主党人参加议会选举,允许其议会党团和议员在国会开展工作,所以,社会民主党人积极利用议会合法讲坛展开活动,该党在议会选举中的得票数也在不断攀升。
在1890年帝国议会选举中,德国社民党取得了19.8%的选票。
也就是说,在经历了12年的迫害之后,社民党不但没有一蹶不振,反而变得更加强大了——党员人数增加了,选区扩大了,以至于在1912年的选举中,社民党以34.8%的支持率成为议会第一大政党。
②
压制和迫害未能阻止德国社民党的崛起、发展和强大。
相反,专制国家的压迫令社民党更显其高尚,也在道德上提升了其政治使命。
有人说,德国社民党是在苦难中取得成功,在反对派时期获得发展、达到目标。
而德国社民党之所以勇于承受苦难、能够战胜困难的原因之一是缘于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指导。
在《反社会党人非常法》期间,马克思主义的话语主导了德国社民党,该党的革命性和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都达到了空前绝后的水平。
马克思主义使当时的德国社民党人相信社会主义最终会实现,因为它是社会发展的必然结局和成果。
对政治和社会的这种理解深深植根于德国社民党的信念中,并在党内延续了整整80年,曾经深刻影响了党的四五代人。
正是因为有了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德国社民党人才能够在经济萧条和政治压迫的
岁月里以一种轻松淡然的心态面对政治压迫和社会困境,经受住了无数危机和残酷迫害的考验。
马克思恩格斯曾对德国社民党给予很多关注。
该党创始人威廉·李卜克内西和奥古斯特·倍倍尔都是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
当然,在德国社会民主工党建立之初,大多数党员并没读过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而是日常生活的窘迫、阶级压迫和社会不公促使他们团结起来,加入德国社会民主工党。
全德工人联合会和德国社会民主工党合并时,威廉·李卜克内西主持起草了党的纲领,即《哥达纲领》,这是统一后的德国工人政党的第一个纲领。
为实现德国工人阶级政党的统一,李卜克内西和倍倍尔在《哥达纲领》中对拉萨尔派做出理论上的让步和妥协。
马克思恩格斯随即提出尖锐批评意见,马克思撰写了著名的《哥达纲领批判》,深刻阐明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第一次指出共产主义划分为两个发展阶段,论述了这两个阶段的基本特征和分配原则,并提出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时期的理论。
在这一时期,专制国家对德国社民党的压制和迫害愈来愈残酷,促使该党在理论上愈加激进,愈来愈多的德国社民党党员接受了马克思主义。
这一时期的德国社民党实际上是深受马克思主义影响的政党。
德国社民党制定第二部纲领——即1891年《爱尔福特纲领》时,恩格斯曾给予大量理论指导。
这部纲领包括理论和实际政策两个部分,分别由卡尔·考斯基和爱德华·伯恩施坦执笔撰写。
由于理论与实际政策部分缺乏有机衔接,导致理论与实践、最终目标与现实政策的脱节。
此后,德国工人运动的发展趋势是逐渐放弃阶级斗争、尤其是暴力的阶级斗争,转而走向议会民主制。
总体而言,德国社民党在19世纪末期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的指导地位,并历经两次世界大战,直到1959年制定的《哥德斯堡纲领》才放弃了马克思主义的话语体系,不再把马克思主义视为党的指导思想,转而主张世界观的开放性和多元化。
但事实上,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一直存在。
在《哥德斯堡纲领》颁布30年之后、两德统一前夕的1989年,德国社民党制定的《柏林纲领》重新肯定了该党的马克思主义渊源。
《柏林纲领》中写道:“具有各种不同基本信念和信仰的人在德国社会民主党中进行合作。
他们的协调一致是以共同的基本价值和相同的政治目标为基础的。
欧洲的民主社会主义思想渊源来自于基督教、人道主义哲学、启蒙主义思想、马克思的历史和社会学说以及工人运动的经验。
”③之后,德国社民党在2007年最新制定的《汉堡纲领》中,再度重申了社民党的马克思主义渊源:“自1959年《哥德斯堡纲领》以来,它认为自己是左翼人民党,它植根于犹太教和基督教、人道主义和启蒙运动、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分析和工人运动的经验。
”④
半个多世纪以来,德国社民党不再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但它也并未彻底否定或反对马克思主义,至少它仍然把马克思主义作为自身理论来源的一个组成部分。
德国社民党的这种转型也是由客观环境和德国社会历史条件的变化所决定的。
在议会民主制条件下,一个政党要上台执政,就要争取得到多数选民的支持,而在二战后的德国,单纯依靠工人阶级,已难以取得这样的多数。
实际上,德国社民党与马克思的渊源持续至今。
德国西南边境特里尔市的布吕肯街10号是马克思的出生地。
后来,这里曾被改为铁器店,德国社民党在1928年以近10万帝国马克的价格从私人手中买下这座房子。
纳粹上台后,房屋被占领,内部文物惨遭洗劫,直到二战后才归还给社民党。
1947年5月5日,即马克思诞辰129周年纪念日,这里被辟为对外开放的马克思纪念馆,至今仍由亲德国社民党的弗里德里希·艾伯特基金会持有和运行。
1981年,艾伯特基金会又在特里尔建立了马克思故居研究中心,主要从事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搜集整理及版本研究工作。
目前,艾伯特基金会还是参与编辑出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的成员之一。
残酷的高压和迫害使德国社民党成为一个具有凝聚力和战斗力的政党,即使在极端艰难困苦的情况下也依然存续发展,除了理论上有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外,该党独特的组织传统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德国社民党具有很强的环境适应能力。
该党在俾斯麦的反社会党人法(1878~1890年)时期和希特勒统治时期(1933~1945年)两度被禁,众多党员惨遭迫害。
在《反社会党人非常法》时期,德国社民党虽然被取缔,但该党党员仍能以个人身份参与国会及地方议会选举。
因此,社民党党员充分利用议会合法讲坛积极展开活动,在国会及地方议会中仍维持了社民党党团合法的活动空间,成为社民党能够维系的一支力量。
此外,德国社民党还建立起各种形式的社团组织,如体育俱乐部、音乐俱乐部、郊游俱乐部等文体活动组织。
这些社团组织虽然表面上与政治无关,但却可以称得上是德国工人阶级的一项伟大组织成就。
这种相对独立于主流社会之外的社会团体小环境是将德国社民党党员维系在一起的重要纽带,社民党的组织得以因此存续。
德国社会民主党人构建的这种独特的社会环境也有利于解放事业的发展。
纳粹统治时期,德国社民党再次被禁,但该党依然保持着强大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在极端艰难困苦的二战时期始终顽强地坚持从事地下抵抗运动,成为德国唯一一个经历了二战而没有中断历史的政党。
战争结束之初,在德国其他政党纷纷忙于重建、改建时,社民党却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内,重建了全国的党组织机构,党员人数不仅没有减少,一些地区甚至比魏玛共和国时期还增加了许多。
无论是俾斯麦的《反社会党人非常法》,还是希特勒的纳粹独裁统治,都没有把德国社民党彻底摧毁。
德国社会民主党正是在痛苦的磨难中不断成长。
解放者:尚未完成的任务
自由、公正、团结互助是德国社民党的基本价值,从该党成立之日起就未曾改变过。
德国社民党将民主、自由的解放思想同社会解放的思想结合起来,为建立和维护德国的民主制度作出了巨大贡献。
从建党之初的反抗资产阶级统治和独裁、反对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到二战期间的反对纳粹主义和军国主义,一直到今天的反对新自由主义,德国社民党始终致力于争取更多和平与自由、更多公正与民主。
德国社民党骄傲地认为,自己在德国历史发展的关键时刻,每每站在正确的一边,至少是毫不动摇地坚持了民主。
同样令德国社民党人深感自豪的是,他们是唯一勇于投票反对纳粹《授权法》的议会党团。
1933年3月23日,帝国议会讨论纳粹制定的、旨在建立独裁政权的《授权法》。
当时,左翼议员正因为国会纵火案而受到迫害,导致81名德国共产党议员全部缺席,德国社民党也有26名议员缺席。
在纳粹党人的威胁下,保守的中央党议员游说社民党人说:“同意吧!没看见吗?要不然会有生命危险或者被驱逐。
”然而最终,社民党议员反抗了所有的压迫和暴政,坚定地投了反对票。
投票前,社民党议会党团主席奥托·韦尔斯在克罗尔歌剧院的国会讲坛正义凛然地宣布:“我们的自由和性命可以被剥夺,但是尊严不可丢!”⑤——今天,这句话仍被镌刻在社民党总部的墙上。
“反社会党人非常法没有摧毁社会民主党。
德国社会民主党会从新的迫害中汲取新的力量。
”⑥尽管德国社民党的94张反对票未能阻止《授权法》的最终通过,但以巨大的勇气投出反对票这一行动本身就捍卫并彰显了德国社民党始终秉持的自由、民主的理念。
德国社民党人也曾为其毫不妥协的民主态度付出高昂代价。
社民党员朱力斯·雷贝尔因反抗纳粹而被施以绞刑,他在临刑前留给亲人的信中写道:“为了美好的和公正的事业而献出生命是适当的代价。
”⑦库尔特·舒马赫因投身抵抗运动,二战期间在达豪集中营度过了10多年的艰苦岁月。
战后,他成为德国社民党的著名领袖。
德国社民党认为自己是德国民主制度的中流砥柱,虽然有时态度不够坚定,有时也犯过错误,但却从未背叛过民主和自由的理念,在其150年的历史进程中,是一个道德高尚的、没有历史污点的政党。
或许正因如此,德国社民党才能够成为德国唯一一个经历了如此漫长的历史时期而不用改名换姓的政党。
德国社民党也善于和解。
曾任联邦德国总理的社民党人维利·勃兰特在二战时期曾投身反抗纳粹的斗争,他本人无需为纳粹罪行负责,但他却为了整个民族的历史责任,于1970年12月7日的寒风中跪倒在华沙犹太隔离区起义纪念碑前,定格了令整个世界为之动容的一幕。
一个总理跪下了,一个民族站起来。
勃兰特的惊世一跪为德国赢得了负责任国家的声誉。
此外,勃兰特在上世纪70年代倡导的新东方政策对东西方关系的缓和发挥了重要作用。
德国社民党始终把自己称作是“小人物”的政党,坚持站在“小人物”一边,为“小人物”服务。
该党许多领导人都是从“小人物”成长起来,这些曾经的“小人物”为众多的“小人物”作出了大贡献。
在社民党成立150周年的时候,德国有许多媒体不无嘲讽地称社民党为“老大妈”,这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德国社民党眷顾“小人物”的拳拳之心并以为“小人物”谋利益为己任。
150多年来,“小人物”们所取得的成就很大程度上是社民党和其他工人组织长期奋斗的结果。
例如,1900年前后为德国成年男子争取到普选权,社民党的选票因此快速上升;到1919年,又为妇女争取到选举权。
在一定意义上说,正是因为有着为“小人物”抗争的德国社民党的存在,帝国统治者才不得不在19世纪80年代制定社会福利政策,包括事故保险、健康保险、养老金和失业救济等。
缩短工作时间、获得8小时工作日的权利是国际工人运动的重要成就之一。
19世纪后半叶,工人常常每周工作7天,每天工作12到16小时。
为争取8小时工作日,各国工人经历了艰难历程,进行了长时间的不懈斗争。
在工人斗争的基础上,1866年9月在日内瓦召开的“国际工人代表大会”通过决议:“限制工作日是一个先决条件,没有这个条件,一切进一步谋求工人解放的尝试都将遭到失败……我们建议通过立法手续把工作日限制为八小时。
”⑧19世纪末,第二国际时期工人运动的一个重要诉求仍是争取8小时工作日。
在德国,社民党和工会是领导工人斗争的主力,斗争使得工人工作时间逐渐降到每周60小时和每周48小时;上世纪50年代,经过社民党和工会的共同努力,为工人争取到每周5天工作日、40小时工作时间;到了80年代,某些行业甚至将工作时间缩短到每周35小时。
德国社民党和工会还推动了企业共同决定的立法进程。
从上世纪20年代起,德国逐步建立了较为完善的共同决定的法律体系,保障了工人参与企业管理的权利。
二战后,在德国社民党执政时期,共同决定的立法进程快速发展,基本建立了现代的职工共同决定法律体系,成为世界的样板。
此外,解雇保护、带薪休假、母亲保护、劳动保护、失业保护等,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德国社民党和工会共同斗争的成果。
德国社民党和德国工会联合会虽然相互独立,但又有广泛的共同目标和行动上的相互支持。
工会曾是社民党扩大选民和党员方面的主要依赖力量,也曾是竞选时期社民党真诚可靠的伙伴。
德国社民党最好的选举结果就是通过工会实现的——1972年大选时,工人选票占到了社民党总得票数的70%,勃兰特因而被称作是“工人的总理”。
从帝国时期开始,德国社民党就认识到教育的重要性,认为教育是决定性的解放工具,是无产阶级提升社会地位的重要途径。
但是,直到二战之后的阿登纳时代,德国工人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都微乎其微。
德国社民党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倡导进行教育改革,实现了教育公正,使得众多德国工人家庭的子女能够上大学,获得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社会地位得以提升,最终脱离了工人阶级的环境,进入主流社会,成为所谓新中间阶层的主体,进而改变了德国的社会结构和社民党自身的结构,传统的阶级界限变得日益模糊。
特别应该指出的是,德国社民党对妇女解放运动也作出了重大贡献。
德国社民党始终关注妇女解放问题,该党创始人倍倍尔于1879年出版了著名的《妇女与社会主义》一书,在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基础上,系统论述了妇女解放的思想。
这本书在初版之后的30年间,再版53次,被翻译成十几种文字,在世界范围内广泛传播,对社会主义妇女解放运动产生了深远影响。
到1910年,德国社民党的女性党员人数达到8.3万人,1919年,37位德国社民党女议员进入帝国议会。
二战之后,妇女解放运动持续发展,德国社民党于1977年成立了妇女工作委员会,并且在1988年做出规定,社民党领导机构中女性比例不低于40%。
目前,德国社民党内的女政治家也日益增多,最近的两任党的总书记都是女性:即前任总书记、现任德国大联合政府劳动和社会部部长安德丽娅·纳勒斯和现任总书记雅丝敏·法依米。
德国社民党所取得的成就曾令某些社会学家认为,社民党的历史任务已经完成了,如德国著名学者拉尔夫·达伦多夫曾在上世纪末宣布社会民主主义时代结束了。
但实际情况是,社会公正的目标还远未达到。
在新自由主义泛滥之后,德国社会重新出现了贫富差距拉大、社会阶
层分化严重的现象。
瓦尔特·伍伦韦伯在《反社会的人》一书中将德国社会描述成三个平行的社会:承担了大部分社会责任的中产阶级;占据社会主要财富的富裕阶层不再是社会精英;领取救济金的社会底层开始往下一代遗传,而且不再怀有提高社会地位的上进心。
这样的社会还远称不上是一个理想的公正社会。
此外,文化和宗教信仰等各种差异造成的社会歧视现象也呈愈加严重的态势。
这一切都构成对社会民主主义的现实挑战。
因此,作为解放者,德国社民党今后要走的道路依然漫长。
改革者:永远不变的精神
德国社民党之所以能够历经150年的岁月发展至今,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它并非一个简单的利益集团政党,而是能够不断进行自我革新以适应时代发展的新要求。
纯粹的利益集团政党很难持久,或早或晚会令自己变得多余。
一个利益集团政党如果成功了,就会不断破坏其存在的前提条件,因为它最终实现并满足了利益集团成员的利益;如果不成功,这个利益集团的成员就会离开,寻求新的、号称更有效的政党。
德国议会历史上曾有过许多纯粹的利益集团政党,但却没有一个能够长期生存下来。
德国社民党成立之初,德国还是以农业为主的社会,工业发展刚刚起步。
而按照社会学家的说法,当今的德国社会已经从工业社会过渡到知识社会了。
德国社民党的历史纵贯前工业社会至后工业社会,期间的历史发展天翻地覆,社会冲突的形式和内容不断发生变化,社民党的群众基础也在不断迁移。
德国社民党起源于社会运动。
成立之初,德国社民党的主体不是产业工人,而是城市手工业者。
因为19世纪中期的德国产业工人大都来自农业地区,缺乏组织传统和经验、团结互助的能力以及创建工人组织的指导思想。
而诸如排字工人、皮匠、旋工、木工等城市手工业者却拥有上百年的行业协会传统。
他们虽然不是现代工业工人,但却依靠组织能力、较好的教育程度和传播能力成为德国社民党的先驱。
19世纪中叶,工业的发展使城市手工业者社会地位晋升的希望破灭,在对传统的期望和对现实的失望的紧张关系中酝酿出新的抗议运动,并吸引了知识分子的加入。
手工业者和知识分子的联盟主导了1863年到1933年的德国社会民主党。
直到一战后,大批从战场返回的士兵留在了城市,产业工人的队伍逐渐壮大,并成为社民党的主体。
二战结束之后,德国社民党面临着社会结构发生变化的新挑战。
在1949年8月举行的战后西德第一次大选中,社会民主党仅获得29.2%的选票,131个议席;而联盟党则获得31%的选票,139个议席,并掌握了组阁权。
此后的几次大选中,联盟党的得票率不断攀升,在1957年甚至获得50.2%的绝对多数票。
同时,社民党的党员数量也开始急剧下降,从1947年的87.5万人降至1958年的62.4万人。
⑨数次选举失败使社民党认识到:德国的社会条件已发生巨大变化,如不及时调整党的纲领和政策,就难以重新执政。
党的领袖库尔特·舒马赫认为,德国社民党必须扩展其社会基础,向中间阶层推进,最终达到议会民主制,党派多样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