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被羁押人非正常死亡现象的法理思考

我国被羁押人非正常死亡现象的法理思考作者：李英来源：《法制与社会》2012年第03期摘要近年来，被羁押人非正常死亡事件频繁被曝光。

从“躲猫猫死”到“洗澡澡死”，再到“做恶梦死”等等，这些荒诞、离奇的“死法”引起了全社会高度关注。

因此，我们有必要对这一现象加以分析研究，需要反思到底哪个环节出了问题。

是监督不力，还是相关法规过时？是领导不重视，还是体制使然？生命陨失的惨痛代价敲醒了我们：变革必须开始了，也已经开始了！关键词被羁押人非正常死亡羁押制度作者简介：李英，青海民族大学法学理论专业2010级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法理学方向的研究。

中图分类号：D920.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0592(2012)01-188-02“被羁押人”是指依法被拘留、逮捕后关押在看守所或其他规定的场所，被限制其人身自由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

“非正常死亡”是指因不可抗力以外的原因导致的死亡。

因此，“被羁押人非正常死亡”就是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看守所或其他规定的场所因不可抗力以外的原因而死亡。

从“躲猫猫死”到“做噩梦死”，这一系列发生在监所内的被羁押人非正常死亡事件让公众很是迷惑：生命究竟有多脆弱？死因还会有什么新名词？究竟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这一切都值得我们深思。

一、我国被羁押人非正常死亡现象产生的原因（一）主体方面的原因我国导致被羁押人非正常死亡的主体主要有两类：一类是羁押场所的监管人员，另一类是羁押场所中被羁押的其他被羁押人。

监管人员对被羁押人进行殴打、虐待等致其死亡主要有两方面原因：一方面是为了获取口供。

监管人员为尽早破案，往往会缺乏耐心，进而使用残酷的方法逼迫被羁押人招供。

另一方面是监管人员整天面对被羁押人，极易出现心理抑郁，在找不到正确的排解方式的情况下，极易将被羁押人作为发泄对象，施加暴力在所难免。

被羁押人相互间进行殴打、虐待等导致死亡主要也有两方面原因：一方面是被羁押人间因发生争执而互相殴打。

最突出的就是大量牢头狱霸的存在，他们称王称霸，希望别人都听命于他，一旦有人违抗命令，他就会纠集同伙对其进行殴打。

另一方面是被羁押人受监所管理人员指使而对其他被羁押人进行殴打。

这主要是监所人员利用牢头狱霸来管理看守所、监狱这一现象。

监所人员之所以利用牢头狱霸来管理看守所、监狱其实就是借他人之手来达到自己的目的，案件暴露后也可以轻松推卸自己的责任。

（二）道德观念方面的原因当前大多数人，包括普通百姓和监所工作人员等都普遍存在这样一种“观念”——人一旦犯了罪就应被看低三分。

潜意识里我们大多数人认为犯人只有被挨打的份，到了牢里本来就是去吃苦受罪的，被歧视、被欺侮都是理所应当。

这种道德观念的存在，使执法人员在工作中严重忽略了被羁押人应有的权利。

我们应当认识到：无论他们的罪行多么深重，他们仍然享有最基本的生命、安全等人权。

我们在追诉他们的责任时也必须充分保障他们的各项权利，而不能对他们任意殴打。

（三）制度方面的原因1．羁押场所缺乏监督监督部门形同虚设,致使羁押场所缺乏有效的监督，这是导致被羁押人员非正常死亡的一个重要原因。

尽管在各级看守所均有同级人民检察院派驻的检察室，《中华人民共和国看守所条例》第八条也规定了“看守所的监督活动受人民检察院的法律监督”。

此外，各级人民检察院还制定了很多监督工作细则，但这些对于隶属于公安部门的看守所来说，均缺乏约束力。

驻看守所监察室能不能要求监管工作人员如实陈述监管情况，能否找被羁押人员谈话，是否可以查阅各种档案资料，以及如何开展法律监督工作等等，现行的法律对此都没有作出明文规定。

监督看守所执法活动的法律制度等相关制度的不健全，决定了对看守所各项活动的监督检察工作只能处于“监督不利”的尴尬地位。

2．现行羁押制度存在弊端看守所由公安机关统一负责管理，难以同时实现控制犯罪与保障人权的目的。

当侦查机关随意延长对被羁押人的讯问时间，或者随意提审被羁押人等诸如此类的情况发生时，看守所对此是难以制止的。

当被羁押人向看守所工作人员反映侦查人员对其进行非法讯问时，或者看守所工作人员发现被讯问后的被羁押人伤痕累累时，看守所工作人员往往不能用很积极的态度来对待并处理这些问题。

看守所的警察和侦查人员都由共同的公安机关领导，并且他们之间又会因为工作需要经常互相轮换。

这非常容易使他们形成共同的执法理念，譬如，重实体轻程序、重打击轻保护等一些陈旧过时的执法观念。

这些执法观念的根深蒂固，严重阻碍了保障人权这一目标的实现。

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我国侦查机关适用羁押性强制措施的比率过高，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被羁押成为一种普遍现象。

虽然法律规定对于那些可能判处管制、拘役以及没有逮捕必要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以适用取保候审或监视居住，但实际上却很少适用。

司法机关普遍适用羁押性强制措施，除了执法观念、侦查模式等原因外，主要还是因为立法上对取保候审的担保措施不力，监视居住的执行方式难以操作，此外羁押程序缺乏有效的监督审查机制，羁押以后调查取证和讯问也很方便，公安机关自然会选择适用羁押性强制措施。

持续不断的严打和专项打击活动，进一步强化了侦查、起诉机关对羁押手段的依赖，从而导致适用羁押性强制措施的普遍化。

（四）司法体制方面的原因羁押工作由看守所负责，看守所在体制上又归公安机关管理，所以羁押工作实质由公安机关进行负责。

而公安机关作为侦查机关又享有侦查权，这就导致侦查权和羁押权的合二为一，这是非常不合适的。

首先，不利于羁押活动的管理。

羁押活动是一个连续性很强的诉讼活动，不仅存在于侦查过程中，而且也存在于起诉和审判过程中。

当侦查机關控制羁押权之后，羁押工作必然的会产生从属于公安侦查机关的倾向。

这阻碍了对羁押活动的民主化管理。

其次，不利于侦查工作的合法进行。

被羁押人一直被公安人员控制，容易引发刑讯逼供等侵犯被羁押人合法权利的行为。

最后，破坏司法机关间的制约关系。

公、检、法三机关本应互相监督、互相牵制的。

如果羁押权被公安机关垄断，必然会影响三者之间原有的制约对抗机制，检察院和法院必将会对公安机关多有迁就，相互制约也将成为泡影！二、遏制被羁押人非正常死亡现象的建议（一）提高执法人员素养，加强人权保障意识看守所等监管场所的执法人员整体素质偏低是造成被羁押人非正常死亡的原因之一。

因此，必须全面提高监所执法人员素质。

首先，应当纠正他们错误的思想认识。

在办案过程中他们是理性人，应当非常理智、决不可参入过多个人主观因素。

他们应当理性的对待被羁押人，而不能具有“认为被羁押人员因涉嫌犯罪就应该挨打”等严重侵犯人权的非理性认识。

其次，应当提高他们的业务素质。

他们是法律的适用者，应当认真学习法律知识、准确领会法律精神、正确实施法律，从而充分保障被羁押人的人权。

（二）加强社会监督与检察机关监督羁押场所一般被严格控制且与外界隔绝，所以当被羁押人非正常死亡时，外界根本无法知道。

因此，加强社会监督与检察机关监督是非常有必要的。

在社会监督中，我们尤其要注重加强媒体监督。

一般情况下，通过媒体报道执法机关执法不公、不廉的行为，能够引发公众质疑并形成舆论压力。

这能引起相关领导重视，进而积极主动地调查处理被曝光事件。

媒体又通过跟踪整改情况等措施，达到了使执法机关纠错、维护公平正义的目的。

近年来，在媒体监督下，使执法机关对执法不公不廉现象及时纠正的案例越来越多。

由此可见，媒体监督的影响力和实效性是很强的。

人民检察院是我国的监督机关，羁押场所的执法活动也要接受检察院的监督。

人民检察院应严格按照法律的要求行使检察工作，而不能使检察监督工作只处于“监督不利”的尴尬地位。

（三）进行相关制度的改革1．建立以司法行政机关负责的羁押制度现行的司法体制是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三机关分工负责，各司其职，相互配合，相互制约的关系。

但我们知道，它们共同的职责是查明犯罪事实，控制犯罪。

因而，无论羁押工作由它们谁负责，都很难保持中立，很难制约讯问过程中的违法行为。

但是，如果由司法行政机关负责主管羁押管理工作，情况就会大不相同。

因为司法行政机关是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以求最大限度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为其神圣职责的，控制犯罪不是它的主要工作任务，因而它在诉讼活动中更易于保持中立。

而且，司法行政机关负责管理律师工作，拥有丰富的法律人才资源，能够切实有效地为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帮助。

此外，因为控制犯罪不是司法行政机关的主要工作任务，所以它同以控制犯罪为职责的公、检、法三机关不具有直接的利害关系。

因此，由司法行政机关负责羁押工作，能更有效地发挥监督作用，遏制羁押过程中的违法行为。

2．建立对被羁押人进行健康检查的制度侦查人员对被羁押人进行讯问，往往处于一种严格被控制且与外界隔绝的状态。

讯问过程中，如果发生侦查人员侵犯被羁押人合法权益等违法现象时，被羁押人往往难以提供侦查人员违法的相关证据。

但是，如果能够建立在审前、审后对被羁押人进行健康检查的制度，通过审前、审后的对比，就能及时发现因违法行为留下的痕迹。

这对于保护被羁押人的合法权利将非常有利的，它使被羁押人能够提供相关证据成为可能，从而有效地制约和规范了侦查人员的讯问行为。

3．由羁押机关履行权利告知义务与侦查机关相比，由司法行政机关主管的羁押机关没有查清犯罪事实的任务，在履行权利告知义务时就不会有各种顾虑。

因此，由羁押机关负责向被羁押人履行权利告知义务，因其处于中立地位，更易得到被羁押人的信任，还能保证为被羁押人提供充分的法律帮助，从而切实有效地保障被羁押人的合法权益。

4．加强羁押机关对讯问活动的实质监督如对每次讯问进行登记，并对讯问进行全程不间断地录音、录像等，如果这些监督措施由司法行政机关主管的羁押机关负责，是非常便于操作且可行性很强的。

只有加强羁押机关对讯问活动的实质监督，使讯问活动不再完全处于与外界隔绝的状态，才能切实有效地规范讯问行为，遏制被羁押人员非正常死亡这一现象。

参考文献：[1]储皖中．探访看守所“牢头狱霸”成因．政府法制．2009(17)．[2]陈卫东．羁押制度与人权保障．中国检察出版社．2005．[3]孙长永．比较法视野中的刑事强制措施．法学研究．2005(1)．[4]郭茜．“躲猫猫”事件透析看守所体制亟待改革．知識经济．2009(11)．[5]王顺安，王卓．看守所改革势在必行——建议将看守所由公安部移交司法部管理．河北学刊．2010(2)．[6]刘昂．明确身体健康检查权有利于遏制刑讯．检察日报．2007-11-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