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廉政文化与孝文化交融的可行性

试论廉政文化与孝文化交融的可行性

要认知廉政文化与孝文化的交融，有必要首先廓清两者间的联系。

从自古以来中华民族行孝传统和实践看，孝文化已经成为我国礼仪之邦的特殊标识，历来受到人民的高度推崇与礼赞，并彪炳史册，千古流传。其中尊老爱幼、孝亲敬老、感恩回报甚至忠孝节义，一直是人们普遍的价值追求；与此同时，历代廉士清官，当今廉政楷模，也在国人心目中留下了刻骨铭心的印象。而且一切关于廉洁的思想观念、道德准则、行为规范等，从文学艺术到人们口碑，都不遗余力地加以传颂和顶礼膜拜。所以二者的人民性决定了交融的可能性，且有着强大的社会基础。

一、从两种文化“同”大于“异”看二者交融的可能性

所谓文化，按照当前学界许多人士所认同的说法，文化即人类一种生存方式和思维方式。也可以套用时下另一句俗语来解释，文化就是为人处世一种特定的“游戏规则”。正是这一规则造就了秩序，也造就了社会文化认同的标准。虽然，文化潜在于意涵、理念的层面，是世界上唯一不可复制的心理机制，但其强大的行为法则，却是可以相互渗透、相互作用的。由此，我们可以通过孝文化与廉政文化的异、同比较，来看二者交融的可行性。

一是两种文化的不同意涵。所谓廉政文化，就是从文化的层面、文化的形态来看“廉政”，它是靠文化占领、文化熏陶的作用来实现的。既是一种政务行为道德的理念，更是一种整体的意识形态。而孝文化，不仅包括孝行（亦即行孝）的具体表现和实践活动，还包括具

体的行为规范，伦理、道德、原则等。有专家、学者称其为孝文化学，因为它原本就是研究伦理、道德、原则等行为规范的一门科学。

二是两种行为的不同表现。通常一个人的孝道行为是发自内心的意愿，不管行孝多么难为，都在所不辞。古代“二十四孝”，几乎个个“孝感动天”，诸如董永“卖身葬父”，黄香“温衾赶扇”，孟宗“哭竹生笋”，王祥“卧冰求鲤”，甚至还有更加孝行惊天的“朱氏割肝”（相传朱氏在婆婆病重不思茶饭时，她竟然割自己心肝让公婆开胃吃东西）等等，所以除了内心感恩，还发自于伦理使然。

相比之下，廉政行为之难，就在于它很难做到发自内心深处。廉政是廉洁勤政的简称，具体要求从政者要忠于职守、坚持原则、严于律已、秉公办事；力戒徇私情、贪赃枉法、以权谋利、戒色戒欲等都要靠规章约束、教育训导、处罚惩治等措施“强加于人”。所以两种表现存在着“自觉”与“被廹”、“外因”与“内因”的迥然差别。但都可以借助文化的力量，从物质文化和制度文化的建设开始，深入到心理文化建设，从外因渗透于内因，使之由被迫到自觉，把廉政作为一种世界观和人生观，进而能在“人不知，鬼不觉”的时候，仍然有强大的心理机制去守住最后的一道防线。何况二者还存在着很多先天的共同点──

二、从廉行与孝行几个“同一”看两种文化的共同性

1、同怀一“本”。无论是廉政文化，还是孝文化，两者都植于一“根”，基于一“本”。民间有句俗语：“树从根发，人从心发”。显然，前者是借树的生长发育规律为出发点，来寓意后者，落脚点在

人的良心、良知上。这里的“根”即指为人和为官的“根本”；这里的“发”，则多寓意人生发展，事业发达，子孙发旺，家庭发富。孝文化涵盖孝行孝德，讲究感恩回报这一根本；廉政文化讲的也是一个根本，即视人民为父母，视自己为“儿子”。有了这个共同而且“根本”的立足点，二者必然有一个殊途同归的联系。

2、同受一“律”。一般意义上讲，廉政既是政治管理学的概念，也是政治伦理学的范畴。这一主题词所承载的主体既指政务工作者，也指政务工作部门，前者是官品人品，后者是党风政风。因为它们所要求的对象，正是与权力运用相关的特殊人群。孝行虽然出自内心的感恩回报，但有时受客观条件限制，与自身利益发生冲突时，往往容易私心冲击孝心，如住房窄小，是让位于父母，还是只顾自己家小；家无隔夜粮，是先饱自己还是先饱老人，都要靠自律来实现自觉。为官者面对财色，是见财起心，起色起意，还是“无动于衷”。所以无论是为官以廉，还是做人以孝，二者必须心怀律己之心。

3.同受一“制”。中国古代儒家的伦理学著作《孝经》，不仅集中阐释了儒家的伦理思想，还肯定了“孝”是上天所定的规范和制约，认为“五刑之属三千，而罪莫大于不孝”，把孝道“制”于人的一切行为之中，提出“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是孝之始；“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是孝之终。即使当代也有不少地方把孝道和廉洁，作为考核和任用干部的重要标准，如山西省河津市出台了《局级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的暂行办法》，规定局级领导干部除应当具备干部任用条件外，还以“八荣八耻”为标准，必须孝

敬父母、善待配偶、诚实忠信。这说明，“孝行”与“廉行”都同受一“制”。

4、同知一“报”。孝文化中的“孝”其核心基于一个“情”字──“反哺”之情，这不仅是一个民族凝聚力的核心，也是一个地方凝聚当地人民群众共谋发展的“粘合剂”。人们用孝敬老人、感恩父母，回报养育之恩；一旦宏图大展，就感恩地方，回报桑梓；感恩朋友兄弟，回报知遇之恩，等等。人们由对父母家庭的感恩，外延到对社会民众的感恩，无不是一种感恩回报“情感”的升华。

但当前的问题，一是作为一种官德的廉政文化，与孝德文化建设交融不紧。二是孝德文化与廉政文化关系认同感不强。有鉴于此，两种文化虽然不可强扭交融，却是可以相互渗透、相互感染的。这一观点应当被人们普遍认同，被时代接纳。可以借助文化的熏陶，将人们的思想理念“以文化之”，使二者融为一体，进而达到两种文化建设水乳交融的完美结合。

三、从历史渊源看两种文化的同源性

“孝道”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我国汉代甚至将“孝廉”作为选拔官员的一项科目，规定没有“孝廉”品德者就没有做官的资格。这条标准的确很有点“一票否决制”的味道。虽说后来也有人弄虚作假，让“举孝廉，父别居”者也戴上了乌纱帽，但这毕竟是个别现象。从古至今，人们既把“孝敬老人”当成晚辈应尽的责任和义务，也作为官员廉洁勤政的道德衡量标准之一。21世纪的今天，选拔干部当然不会遵循“孝廉”标准，但是当了干部之后，也要对父母尽孝道。

这一点与古人是同出一源的，而且是被许多当代廉政楷模、人民公仆用行动一再证实了的道理。

毛泽东早就告诫全党：我们党的干部，不论职位高低，都是人民的勤务员①。可见孝敬老人与造福人民大众，有着天公地道的一致性。很难想象，那些个高高在上、视自己老人为累赘、动辄横眉冷对爷奶爹妈的“官老爷”，能够俯首为仆、鞠躬尽瘁地造福于广大人民群众。但不能不承认，在当代领导干部中的廉政楷模、执政典范，为民谋政当廉士、对待老人是孝子的典型比比皆是。媒体报道的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的副检察长方工，从事检察工作二十三年、办案近三千件却无一错案。更为可贵的是，他在兢兢业业干好本职工作的同时，并没有忘记孝敬老人。他的母亲患有风湿性关节炎，行动不便，向方工提出，想坐他的专车到街上转转。方工答应了母亲的要求，却没有动用自己的专车，而是用小三轮车拉着母亲去逛街。他将廉政与孝行交融一体：作为儿子，他尽了“孝道”；作为领导干部，他保持了清正廉洁的好作风，可谓两全其美。

事实上，大凡深受人民群众拥护、赞颂和爱戴的好干部，不论职位大小，级别高低，无不同时具备“党的好干部”和“人民好儿子”的双重角色──全国“党的好干部、人民的好儿子”孔繁森，平时经常给老母亲梳头洗脚，所以在冰天雪地时，能把藏族老人冻如生铁的脚，揣进自己怀抱取暖；“全国乡党委书记的榜样”吴金印每次出差都要抽空为父母尽孝，所以视老百姓为爹妈，并发出“谁不为他们办事，谁就是不孝之子”的铮铮誓言；还有我市被评为首届“十大孝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