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景观设计学与遗产保护

在人地关系和民族文化认同危机的背景下，中国文化遗产保护面临着一系列挑战和机遇，需要景观设计学的全面介入。

基于景观设计学的中国文化遗产保护战略是：辩识和维护文化景观安全格局，建立基于线形文化景观、整合其他文化遗产和自然景观资源的遗产景观生态网络，建设国土、区域和城市生态基础设施。

论文结合台州市区域文化景观网络规划案例和京杭大运河遗产廊道研究等一系列具体工作，阐述了北京大学景观设计学研究院近年来的一系列尝试。

文章认为，中国文化遗产保护中有大量工作需要景观设计师的全面参与，景观设计学和景观设计师有必要、也有义务介入到正在蓬勃兴起的文化遗产保护运动中去，推动建立一个完善的、基于整体理念的中国文化遗产保护体系。

近年来，关于landscape architecture的范式问题，包括从译名到专业内容，多次受到业界的关注，有关争论此起彼伏。

到目前为止，尽管一些问题还在探讨之中，如关于专业译名的问题就有景观设计学、风景园林学、景观建筑学、园林学等多种方案，但在有关专业内容和执业范围的问题上，业界已经在一定范围内形成共识，即landscape architecture是处理人和土地关系的一门科学，其专业内容涵盖了从宏观、中观到微观等多个尺度，包括从花园、社区公园、风景区到大地景观规划的多个层次(如汪菊渊，198 5；孙晓翔，2002；俞孔坚，李迪华，2003等)。

专业名称的讨论不是本文的目的。

本文的目的是，在目前已经获得一定共识的专业内容和范围认识基础上，考察景观设计学(landscape architecture的中文译名之一，参俞孔坚，李迪华，2003)与文化遗产保护的交叉关系，从而更进一步深化对专业内容和实践范围的一些认识，并明晰一些目前我国景观设计学专业和实践领域尚未广泛介入的内容，澄清一些以往在这方面存在着的误区，并认为景观设计学及景观设计师有必要进一步全面参与并推动中国文化遗产保护。

1、世界文化遗产保护：从文物建筑、历史城镇、历史街区到文化景观1.1 文物建筑、历史城镇、历史街区的保护文化遗产保护起源于文艺复兴时期的古物收藏，但真正成气候的保护是从十九世纪的法国开始的。

法国派、英国派和意大利派的相继出现，标志着文物建筑保护作为一门学科已具雏形，现代文化遗产保护就此兴起。

就以文物建筑保护为内容的文化遗产保护来看，其发展的两个里程碑是1931年的《雅典宪章》和196 4年的《威尼斯宪章》，两者都体现了意大利派的影响，又以后者的历史地位更为重要。

后来相当一部分文化遗产保护的国际文献都是以《威尼斯宪章》为基础制定的，如关于历史园林的《佛罗伦萨宪章》、关于历史城镇的《华盛顿宪章》、关于木结构建筑的《古木结构保护原则》、《关于乡土建筑遗产的宪章》等等。

历史城镇、历史街区的保护是以文物建筑保护的发展为基础的。

一般认为历史城镇、历史街区的保护开始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甚至更晚。

但从有关遗产保护学者的研究看，对于历史性建筑群、历史街区、历史城镇的重视则从很早就开始了。

如意大利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Giovannoni在现代运动席卷欧洲的时候就注意到纪念碑建筑周围小建筑在城市肌理上作为建筑散文（architectural prose）的重要性，并对一些城市的规划提出这方面的建议。

到了七、八十年代，历史城镇、历史街区的保护更加受到保护界的关注。

仅以ICOMOS(国际古迹理事会)等机构通过的有关国际文献看，就有如1967年的《魁托标准》（The Norms of Quito），1972年的《关于在古代建筑群中引入当代建筑研讨会的决议》（Resolutions of the S ymposium on the introduction of contemporary architecture into ancient groups of buildings），1975年的《关于历史小城镇保护的决议》、《马丘比丘宪章》、《内罗比建议》、《华盛顿宪章》、《行动指南》44条里对于历史城市与街区的论述等等。

我国文化遗产保护界对国际上有关思潮和文献的接触开始于上世纪八十年代，二十多年来，有关学者在对有关国际文献的译介和保护学术的交流方面做了不少工作，上述的这些方面在有关研究中也受到了一些关注，相应的实践工作也都有所开展，在此不赘。

1.2 文化景观的保护《保护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公约一开始并没有有关文化景观的概念。

人们在讨论中更多的把自然和文化价值分开来讨论。

WHC（世界遗产委员会）第8届大会（1984年）是遗产保护领域最早关注到文化景观的一次会议。

后来，在1992年，文化景观终于被作为一个新的遗产种类在保护领域内接纳，并在1994年《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实施指南》的修订中对有关概念、分类和登录标准进行了明确，指出（U NESCO，1994）：1）文化景观是人和自然共同的作品，是人和所在自然环境多样的互动，具有丰富的形式。

对文化景观的保护有利于可持续的土地利用；有利于生物多样性的保护。

2）文化景观可以根据其特征分为三类：（1）人类主动设计的景观，包括花园和公园地等：美学和使用往往是重要的建造原因，这些景观有时会和宗教或其他古迹关联；（2）有机进化的景观，是人类社会的、经济的、管理的、宗教的作用形成的结果，是对其所在自然环境顺应和适应的结果，又可分为两个亚类：•某种景观遗存，其重要特征在物质形式上清晰可辩；•某种持续的景观，在当前社会中仍起重要作用，是传统生活方式的代表，其进化进程仍在继续。

（3）关联和联想的文化景观，其重点在于自然元素在宗教、艺术和文化上的强烈联系，而文化上的物质实证退居次要地位。

3）指出文化景观能否列入取决于其功能性和可理解性（Intelligibility），强调所加入的文化景观必须能充分代表和反映其所代表之文化景观整体。

在同一文件中UNESCO还提出“不应排斥线形的交通运输形成的区域”，这一条所谈的便是80年代以来国际学界一直极为重视的线形文化景观（linear cultural landscape），美国已经盛行有年的遗产廊道(heritage corridor)便是针对此类文化景观提出（图1）。

这一条在以后发展成为遗产运河（heritag e canal）(1994)和文化线路（cultural route）(1994)，并有一些属于这两个类型的重要遗产已经进入世界遗产名录（图2）。

同时，由于文化景观的复杂性，为防止拘泥于文字框框而坐失具有重大价值之文化景观的保护，文件还提出不应仅仅限于上述标准而排斥那些具有重大意义的文化景观。

随着人类越来越成为这个星球上最为优势的物种，以人地关系为核心的可持续发展问题也日益成为人类社会面临的最核心的问题。

文化景观的出现并成为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的一大中心，标志着世界范围内的遗产保护运动已经出现了保护内容日趋综合化、有机化、价值认识多元化等趋势（俞孔坚，李伟，李迪华，周年兴，2004）。

这些趋势正是可持续发展语境下的必然结果。

从文化遗产保护的支持学科角度来看，这些趋势的核心就是：以规划和设计土地为内容、以处理人地关系为任务的景观设计学，正在日益广泛的参与到文化遗产保护运动中来，并正在成为文化遗产保护的核心学科之一。

庐山是中国目前为止唯一以文化景观名义进入世界遗产清单的遗产地。

但事实上由于中国文化在人与自然关系方面的独特性，使得中国的许多遗产地都具备文化景观的特征。

一些资深管理者和研究者早已经认识到文化景观保护在中国具有很大潜力, 可惜目前这一声音还比较微弱，还未能在业界得到广泛传播。

2、当前中国文化遗产保护面临的独特语境：人地关系危机和民族文化认同危机2.1 关于人地关系和民族文化认同危机高速的现代化和城市化进程为中国打开了发展之门，但也带来了严重的危机。

这一危机主要表现为两大方面：人地关系危机和民族文化认同危机（俞孔坚，李伟，2004）。

1）关于人地关系危机人地关系危机发生的根本机制是：在人类社会的发展中，由于技术的进步和人类作用的加强，存在着过份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的思想，片面地按照人类需求来改造环境，违背自然规律，酿成资源枯竭、环境恶化的苦果（郑度，1994）。

中国城市化进程的速度之高史无前例(吴良镛，2002; 胡序威，2000; 周一星, 曹广忠，1999，周一星，孟延春，2000等)。

唯GDP论和人口负重与土地资源紧缺的突出矛盾是这一进程的两大重要特征，也是导致当代中国人地关系危机的主观和客观动因。

景观的连续性是可持续景观规划设计的重要原理（俞孔坚，李迪华，1998），鉴于渗逾理论，避免景观的过度破碎化可以认为是保证生态可持续的重要任务（周年兴，2004）。

随着高速城市化带来的公路网等基础设施的不断扩张、城市建成区不断扩大，农田、自然林地、草地等景观走向破碎化。

土地镶嵌体走向破碎和单一，多样性和连续性的减少，不可避免地带来使景观可持续性的降低。

在对GDP的片面追求下，在人口负重与土地资源紧缺的客观条件限制下，中国改革开放20年来城市化取得了辉煌的成果，但也酿成了人地关系危机的噩梦。

2）关于民族文化认同危机文化认同危机的发生有其历史性，从洋务派到五四先贤，近代中国的半封建、半殖民地背景本身就是文化认同危机发生的天然沃土；在封闭多年改革开放之后，西方世界和我们自身的落差、市场经济的冲击，都使得文化认同危机再次发生。

关于“人文精神”的讨论、“新国学热”，“后现代热”，“新市民文化热”，以及各种知识分子话题的讨论，多少都表现了寻找文化认同的焦灼心理（陈思和，1996）。

相比较而言，文化认同危机在建筑和城市、景观方面的表现更为突出，“欣欣向荣的建筑市场下地域文化的失落”、“城市大建设高潮中对传统文化的大破坏”、“全球化对地域文化的撞击”等等（吴良镛，2003）正是又一次文化认同危机的结果，城市景观建设中的贪大求洋、欧陆风的兴起、千城一面无不是这种危机的表现。

2.2 中国文化遗产保护在人地关系和文化认同危机背景下面临的机遇与挑战中国现代文化遗产保护运动开始于20世纪。

北京大学1922年成立的考古学研究所被认为是中国文化遗产保护学术研究的开端之一（王景慧，阮仪三，王林，2002）。

经过八十多年、特别是建国五十多年来的努力，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前以文物保护为单一中心的保护体系，到1982年以来增添历史文化名城为重要内容的双层次体系，再到1986年以来以历史文化保护区为核心的三层次保护体系的逐渐确立（王景慧，2002；王景慧，阮仪三，王林，2002），中国已经基本形成了自己特有的法定城市文化遗产保护体系。

当代中国现代化和城市化进程正在发生中的民族文化认同和人地关系危机，为文化遗产保护和景观设计学科提出了新的迫切任务。

就遗产保护和景观设计学研究的角度看，文化认同危机的本质实际上是乡土文化多样性的丧失所带来的“场所精神”(sense of place)危机，是一种场所自性（identity）的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