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是中国小说史上的繁荣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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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是中国小说史上的繁荣时期。从明代始,小说这种文学形式充分显示出其社会作用和文学价值﹐打破了正统诗文的垄断,在文学史上,取得与唐诗﹑宋词﹑元曲并列的地位。清代则是中国古典小说盛极而衰并向近现代小说转变的时期。我国小说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初具规模,志人志怪,为明清小说的繁荣准备了条件。

中国的小说经历了先唐笔记小说、唐代传奇小说和宋元话本小说三个发展阶段后,到明清时代臻于极盛,涌现出《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和《儒林外史》、《红楼梦》六部著名的长篇小说。前四部被称为明代“四大奇书”,后两部则是清代长篇小说中的双璧。

《三国演义》是明初罗贯中作的历史演义小说。它取材于东汉末年和魏、蜀、吴三国鼎立的一段历史,为那个群雄逐鹿的动荡时代提供了全景式的历史图卷,创造了数以百计的栩栩如生的人物画廊,其中雄才大略又奸诈残暴的曹操,足智多谋、忠贞鲠亮的诸葛亮,勇武刚强、忠义凛然的关羽,宽仁爱民、知人善任的刘备,勇猛粗犷、嫉恶如仇的张飞,以及气量狭小的周瑜,不堪造就的刘禅等都已成为家喻户晓的人物典型。《三国演义》描写错综复杂的政治、军事、外交斗争时特别崇尚智谋,它在客观上把统治阶级的各种斗争手段、谋略向民间普及,成为一部形象化的政治、军事教科书,包涵着十分深厚的文化内蕴。

《水浒传》是完成于明初的英雄传奇小说,一般认为它的作者是施耐庵。北宋末年宋江等人起义反抗官府,这个故事在民间广为流传,在宋元话本和元杂剧中都有所反映。《水浒传》就是在这些传说的基础上创作的。《水浒传》深刻地揭示了“官逼民反”的道理,它描写的108位英雄出身各异,既有贫苦的渔民、猎户、农民、小市民,也有小官吏、军官和地主,他们都因不堪忍受统治者的剥削和压迫而奋起反抗,聚义梁山。《水浒传》严厉地批判了封建统治阶级的腐朽和凶恶,热情歌颂了起义的英雄,塑造了宋江、武松、林冲、鲁智深、李逵等性格各异的典型人物。《水浒传》所描写的造反是以“忠义”为行动准则的有限度的反抗。“忠义”作为一种伦理道德观念具有浓厚的封建色彩,但它也含有牺牲个体利益以维护正义的献身精神。所以在《水浒传》中,歌颂反抗与宣扬忠义是并行不悖的,这正是传统文化精神两面性的体现。

《西游记》是明代出现的神话小说。唐代高僧玄奘远赴天竺(印度)取经的故事在民间流传的过程中逐渐增饰,《西游记》在此基础上进行了创造性的艺术加工。它的主要内容可分两个部分:一是孙悟空出世、学艺及大闹天宫,二是孙悟空与猪八戒、沙僧保护唐僧往西天取经。贯穿全书的中心人物是石猴孙悟空,他机智勇敢,尚侠行义,正直无私。《西游记》的思想倾向很复杂,它一方面肯定孙悟空大闹天宫,体现了蔑视统治者的权威,反对不合理社会秩序的叛逆精神;另一方面又肯定孙悟空等人护法取经,体现了维护既定秩序的观念,这一点与《水浒传》一样,反映了传统文化精神的两面性。

《金瓶梅》是出现于明代后期的世情小说,作者署名“兰陵笑笑生”。前述三部小说都是根据历史上长期流传的故事加工而成的,都塑造了一些正面的人物形象,而《金瓶梅》却是由文人独立创作的。全书旨在暴露世态人情,其主要人物中没有一个是值得肯定的形象。《金瓶梅》取名于潘金莲、李瓶儿、庞春梅三个女性的名字。全书以男主人公西门庆的罪恶生活史为主干,以西门庆的妻妾潘、李、庞等人的生活为支架,描写了一个官僚、恶霸、富商三位一体的暴发户家庭的污秽生活,揭露了明代社会尔虞我诈、争权夺利、道德沦丧、人欲横流的黑暗现实。《金瓶梅》以现实社会及家庭日常生活为题材,在中国小说史上别开生面。但是《金瓶梅》虽然暴露了西门庆等人疯狂地追逐财富和情欲的罪恶,却缺乏严肃的批判精神,书中有许多露骨的淫秽描写,格调低下。《金瓶梅》深刻地反映了封建社会末期道德规范彻底崩溃时人们的迷茫,是文化转型前夕的失序社会的艺术体现。

清代乾隆年间,吴敬梓的《儒林外史》和曹雪芹的《红楼梦》先后问世。《儒林外史》以批判科举考试制度,讽刺受科举制度毒害的儒林人物的丑态陋行为主要内容。在此以前,人们对科举制度的批评大多停留于它的不公正、不完善,《儒林外史》却把批判的矛头对准这种制度本身,深刻地揭露了它禁锢思想、毒害人心从而祸国殃民的罪恶本质。周进、范进、匡超人等本性良善的读书人在科举制度的引诱下一个个变成了不学无术的腐朽官僚或无耻小人,而大批本来心术不正的人更通过科举成为贪官污吏或鱼肉乡民的劣绅。《儒林外史》

还揭露了官场的腐败、社会的黑暗以及封建道德的虚伪和残酷。《儒林外史》以严肃、公正的态度,高度概括的手法,生动冷隽的语言,一针见血地揭露了隐藏在人物言行和社会现象后面的丑恶本质,它的讽刺艺术达到了中国文学史上前所未有的高度。

《红楼梦》是中国古代文学中最优秀的现实主义巨著,也是古代文学的光辉总结。它的作者曹雪芹是满人。《红楼梦》以贾府这个累世公侯的封建官僚家庭由盛转衰的过程为主干,深刻地揭示了封建社会必然走向没落的历史命运,堪称封建末世的百科全书。《红楼梦》对封建的国家政治制度、家庭宗法制度、科举制度、婚姻制度以及依附于这些制度的伦理道德、价值规范进行了大胆的否定和批判,成功地塑造了贾宝玉、林黛玉这一对封建官僚家庭的叛逆者的形象。贾府的统治者把重振家业的希望寄托在聪明灵慧的宝玉身上,可是宝玉却顽强地逃避既定的封建贵族人生道路。他对封建家庭的反抗既是为了追求恋爱自由,也是出于对整个封建制度及其思想体系的厌恶。所以他把程朱理学斥为“杜撰”,把封建政治学说斥为“混账话”,把科举制度斥为“诓功名混饭吃”,把“文死谏,武死战”的封建道德斥为“胡闹”。他还彻底否定“男尊女卑”的封建观念,把全部热情倾注在不幸的女性身上。林黛玉作为一个寄人篱下的贵族小姐,不但以清高孤傲的举动维护着自己的尊严,而且不守闺训勇敢地追求爱情,在一切价值观念上都持与宝玉相似的观点。站在宝、黛对立面的则是以贾母、贾政为首的封建家长。他们有的道貌岸然而实质虚伪、冷酷,有的凶狠阴险、荒淫无耻,是日益走向灭亡的腐朽势力的艺术象征。

宝、黛最后以死殉情,就是年轻的叛逆者对腐朽封建势力的殊死反抗。《红楼梦》一方面凝聚着传统文化的精华,它发扬了崇尚理性、追求真善美的精神,并以审美观点使家庭日常生活升华进入诗的意境;另一方面又体现了对传统文化、尤其是对重群体轻个体的价值取向的深刻反思。宝、黛以死相争的正是个体的自由和尊严。

吴敬梓和曹雪芹都出身于封建官僚家庭,都深受传统文化的影响,他们以艺术家特有的敏锐目光洞察了封建制度的弊病,揭露了它必然灭亡的历史命运,但他们是怀着悲凉和惋惜的心情看待这个历史趋势的,《儒林外史》和《红楼梦》就是他们为封建制度及其文化传统唱的一曲挽歌。两部小说的成功主要在于对封建制度及传统文化的深刻反思,对于新的社会力量、新的文化类型则仅仅提出了朦胧的希望。然而,这种来自传统文化内部的反省意识正是中国文化走向现代的最初步履,是宣告中国文化即将转型的一线曙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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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的叙事文学,到了明清时期步入了成熟期。就文学理念、文学体式和文学表现手段而言,明清小说以其完备和丰富将叙事文学推向了极致。从明清小说所表现的广阔的社会生活场景、丰硕的艺术创作成果和丰富的社会政治理想而言,明清小说无疑铸就了中国古典文学的最后的辉煌。从思想内涵和题材表现上来说,明清小说最大限度地包容了传统文化的精华,而且经过世俗化的图解后,传统文化竟以可感的形象和动人的故事而走进了千家万户。传统文化给明清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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