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世的後遗症

盛世的後遺症
清朝的康雍乾三朝，人稱盛世。

盛世的頂峰，就是乾隆朝。

乾隆老兒活的最長，統治時間最長，幹的事也真不少。

當然，自我感覺也最好。

自稱是十全老人，其實就是封自家為十全皇帝。

但是，這個世界，沒有十全十美的事，當然也沒有十全十美的人，皇帝也不例外。

十全過後，王朝其實已經進入衰世。

當年來華的英國馬戛爾尼使團，雖然使命一個都沒完成，但已經看出了這個龐大的王朝，不過是條死而不僵的百足之蟲罷了。

王朝的衰敗，不僅僅是錢都讓乾隆花差不多了，而是王朝的統治機器，已經嚴重老化。

乾隆一死，做兒子的嘉慶，就忙不迭地把老子最寵愛的大臣關進了監獄，全然不顧死在地下的老子的感受，也不顧嫁給和珅做兒媳的妹妹的面子。

和珅跌倒，嘉慶吃飽，但這個清朝歷史上最大的貪官，貪污腐化的惡行，並不限於貪污了很多的銀子和寶物，這些銀子寶物，儘管奉旨抄家的人，會私吞下不少，但比較起來，還是剩給皇帝的多些。

皇帝，至少不會虧。

但由和珅造成的腐敗空氣，給敗壞的吏治，在當時而言，卻已經積重難返，無法救治了。

和珅案只是當時的一個大案，大案下面，還有若干次一等的案子，若放在別的時代，其實也不小，但因為有和珅比著，就只好委屈了。

湖南布政使鄭源璹賣官案，就是其中一個。

一省的布政使，在明代，就等於這個省的最高行政長官了。

但是，由於一省並列的長官有三個，除布政使之外，還有按察使和兵馬指揮使，怎麼也擺不平，到了明朝中葉之後，就在三司之上，加了一個中央派來的總督或者巡撫。

到了清朝，這種體制被固定化，因此，布政使就變成了一省行政官員的老二，但依然保留了較多的人事權。

在形式上，下面的官員委派，要由布政使操辦。

只是，在督撫強勢的情況下，真正決定官員任免的，並非布政使而已。

不過，如果某個布政使來頭比較大，硬是不買督撫的賬，自己掛牌任免，在體制上也不能說是有什麼錯。

鄭源璹在乾隆朝後期，官任湖南布政使，由於他跟和珅走得比較近，所以，湖南的官員委派，就他一人說了算。

那個時候，地方的官員的選拔是中央政府的事情，無論是科舉考試考上的，還是捐班買來的，軍功得來的，都由吏部派到省裏。

在省裏候選，有了空缺，就由省裏的負責這方面的官員給你派下去。

一般來說，凡是有權派遣的官員，無論是督撫還是布政使，都可以借機弄點油水。

讓你候多長時間，補什麼樣的缺，裏面大有名堂。

但那時的規矩是，凡是科舉正途來的候選者，理論上是不能讓人家長期候著，有些來頭特大的，比如從翰林院下來的老虎班，可以指定某個縣令，說補就補。

可以做大文章的，只是捐班和雜途的官員。

真正的賣官，大家還不大敢，操作起來也有困難。

賣官，在原則上，是吏部官員的買賣。

但是鄭源璹有和珅這個靠山，他不管什麼規矩。

只要上面派來候補的官員，不管你是誰，一律候著。

告訴你，你要去的那個位置上現在有人，你得等。

即使來頭大的指定縣份的進士，也得等。

想不等，也容易，拿錢來，看縣份的優劣，少說也得萬把兩銀子。

那些指定縣份的人，可以據理力爭。

你來爭，人家也答應，但就是不肯掛牌。

拖到最後，你帶來的盤纏用完了，又捨不得這個官位，只好想辦法。

一個辦法是借高利貸，到任之後，想法還上。

如果你是指定縣份的，高利貸不用借了，但得派人到這個縣裏，讓這個縣的書吏帶上銀子上省裏幫你運作。

縣裏早就知道誰是指定的，你派人來求，自然答應。

但是，等你到任之後，書吏再怎樣橫行不法，你是管不了。

反正，借高利貸也罷，找書吏幫忙也罷，總之，你這個貪官是做定了。

如果不肯就範，就只能等。

事發之時，湘鄉知縣按吏部的統計，已經委任了七年，
但人家實際才到任四個月，而隔壁的湘潭知縣，已經授任五年，但卻還沒到任。

這樣能賣官的官，自然很肥。

布政使衙門，家眷就有四百人，連同家丁和僕人，浩浩蕩蕩的一支大軍。

家裏養了兩個戲班子，連台好戲，晝夜不息。

因兒子結婚，要送部分家眷回籍，十二支大船，“旌旗耀彩，輝映河幹”。

彈劾鄭源璹的官員感慨，鄭源璹之惡，關鍵是壞了規矩。

原來下級也孝敬上級，官員們都按潛規則拿錢，但彼此之間，都謹守一個分寸。

盤剝搜刮不過分，老百姓大體也能過得去。

當官的，大官小官，都有當官之樂。

但是，自從和珅這一批人出來，潛規則也被破壞了。

巴結孝敬上司，必須加倍，大家比著來，你孝敬一，我就有二。

如果你不孝敬，就像鄭源璹這樣，逼著你孝敬。

官與官，大官與小官，官與吏，關係大亂。

彼此撈的錢多了，孝敬多了，阿諛奉承也都翻了倍。

所有的負擔，最後都得轉嫁到老百姓頭上，弄得百姓囂囂，活不下去。

中原五省白蓮教起義，原本在乾隆活著的時候，就已經開始鬧了，一直壓著，盛世嘛，怎麼能有這種事！到了乾隆翹了，嘉慶一看，哇，已經成燎原之勢了。

費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將之撲滅，皇帝自己都累快趴下了。

其實，所謂的盛世，都是扯淡。

不過清朝到了乾隆年間，長時間的平安歲月，人口增加，物產也增加。

至少位於社會上端的人們，機會多了，享受也發達了。

皇帝帶頭享受，幾番南巡，幾次北狩，錢花得像流水一樣。

這種時候，和珅這樣的馬屁精，說話辦事，就愈發入眼，連帶著帶壞了整個官場的風氣。

所謂聖主的自負，又使得這樣的風氣無從得以修正，沒有什麼直臣，敢於冒掉腦袋的危險，指出這一點。

和珅倒臺之後，即使刻意地搜尋，滿朝文武都找不出曾經抵制過“和相”之人。

滿打滿算，只有一個禦史，在巡城的時候，碰上了和珅張揚的家丁，把家丁的車給燒了。

和珅一倒，各種抵制事蹟都冒出來了。

其實所謂的抵制，都是若有若無，牽強附會，再不就是死無對證。

皇帝換人了，和珅和鄭源璹都伏法了，白蓮教起義，也鎮壓了。

但清朝的吏治，從此卻一塌糊塗了，一直不可逆轉地壞了下去。

嘉慶皇帝，看到了這一切，但他也沒有這個勇氣和膽略，來個徹底整頓。

塞上幾個過於明顯的窟窿，抓幾個過於扎眼的貪官，也就罷了。

言辭激烈抨擊時弊的翰林洪亮吉，還被他發配新疆。

大清，剛剛過了盛世，到了他的手裏，就只能得過且過了。

說來也可憐，作為皇帝，他處處節省，不敢出巡，喜歡大臣們穿補丁衣服，有點事就哭哭啼啼下罪己詔，也沒能喚起臣工的天良。

到了他兒子手上，這個曾經顯赫的王朝，已經到了接近崩潰的邊緣。

盛世的後遺症，發作起來，還可真是可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