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化媒体时代下政府官员媒介素养的调查分析

一、引言随着微信、微博、网络的新一代社会化媒体的发展壮大，以报纸、广播、电视为代表的传统媒体遭到了冲击。

而当今时代传播和政治紧密相连，社会化媒体时代舆论热点的形成有了很多新特点，舆论的生成和传播更显偶然化和情绪化，舆论对于社会事件的进程的影响作用也日益明显，而大多数舆论事件中，被推到风口浪尖上的都是政府官员[1]。

政府官员也出现了不少“雷人语录”，例如2014年山西太原古交市客运办主任在全体职工代表大会上说道“国家规定是狗屁，我任长春就不执行。

你们把这个话记着，国家规定就是狗屁”。

又如2015年四月河南派出所一女警上班时将百姓事务放一边，接电话骂有些百姓“一看傻了吧唧的……有的那些三脚还砸不出个屁来……”[2]。

该事件被曝光后，濮阳市公安局以此为戒，在全市公安机关组织开展为期一个月的纪律作风教育整顿。

这些“雷人语录”反映的是政府官员的媒介素养的不足，一些地方政府官员官本位意识浓厚，存在权力膨胀的心理。

不尊重公众的知情权，没有把媒体当作社会公器来看待。

在以往的研究中，关于媒介素养的调查研究涉及不同国家媒介素养与媒介素养教育发展现状以及关于媒介素养教育的策略研究和课程研究，如张志安（2004年）探讨了中国大陆媒介素养教育的内容、方法及意义，指出媒介素养缺乏有效实践[3]。

此外还包括青少年学生群体、领导干部、留守儿童在特定问题上媒介素养的差异等。

但多基于定性归纳文献分析得出目前政府官员媒介素养的现状并提出解决的措施。

而以定量的方法进行实证研究的还很少，基于定性和定量结合的就更少了。

例如基于定量研究的如袁君、王宇、陈柏君（2009年）通过对重庆、天津、太原等城市所做的“政府官员媒介素养调查”获得数据，对当前政府官员的媒介认识和使用进行初步描述，由此得出提高公务员媒介素养的途径有：统一培训、自我学习[4]。

郑欣（2007年）年通过对南京市700名处级以上干部的问卷调查，从媒介认知、媒介接触、媒介使用、和媒介环境适应四个方面，发现政府官员的媒介素养存在表面化、概念化的倾向[5]。

丁柏铨和彭婙（2010年）在对南京市局级领导干部进行了媒介素养问卷调查，通过对数据进行统计和解读后认为，接受问卷调查的领导干部，其媒介素养所达到的水平是符合当前现实对他们的要求的，然而，相对于在认知层面、态度层面体现的较高素养，在行为层面和实践层面，依然存在着一些不足之处[6]。

以微博、微信为代表的社会化媒体的崛起的今天，国内国际的政治环境都发生着深刻的变化。

西方学者PerLman B（2012年）在对西方国家利用Twitter 等社交媒体进行政治治理中发现，这些新媒体无论是在地方政府对当地进行公安治安、交通治理及环保性基础设施建设的过程中，还是中央政府/州政府鼓励公民参与政治决策和竞选的活动中，都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7]。

为此，本文试图从媒介素养的理论入手，采用定量的实证研究方法和定性的深度访谈法探讨社会化媒体时代政府官员媒介素养的新动态，是否存在内部差异以及影响政府官员媒介素养的因素有哪些？如何改进？并基于此，对未来政府官员提高媒介素养及传播能力提出建议。

二、研究方法（一）相关数据本研究的社会化媒体时代政府官员的媒介素养的调查主要由两部分构成（1）问卷调查。

以笔者的社会关系，社会化媒体时代下政府官员媒介素养的调查分析曾凡斌1 卢煜璇1 彭兰2（１．暨南大学 广东广州 ５１０６３２；２．清华大学 北京 １０００８４）【摘要】在社会化媒体下，政府官员的媒介素养除了传统的媒介素养外，还应包括对社会化媒体的认识、利用和参与。

本研究通过问卷调查和深度访谈对社会化媒体时代政府官员媒介素养和影响因素进行调查与分析。

发现在社会化媒体下，政府官员的媒介接触情况和在信息公开渠道的建设与保障上受到教育因素的影响；而在与公众的交流意识与能力上的媒介素养还受到职别的高低和政治身份的影响。

这表明公务员的权责意识还有待加强。

尽管政府官员们都认识到政务微博、微信的重要性，但是由于没有制度保障，尤其是领导重视不够，都成为了制约其发展的瓶颈。

此外由于欠缺绩效考评机制和相关的集中培训，导致政府官员在面对时表现得较为被动，出现滞后性以及“躲猫猫”的情况。

为此，未来的对政府官员的媒介素养教育，应当加强公务员自身素质的提高，增强权责意识，面对危机，共同应对。

从新闻发言人培训过渡到政府官员媒介素养，尤其是社会化媒体的媒介素养的提高上来。

【关键词】社会化媒体；政府官员；媒介素养南方视点南方论刊·2018年第1期由于条件限制采用的是便利抽样。

本文的社会化媒体主要以微博、微信为主。

该问卷于2017年1月1日至2017年2月8日内发放纸质问卷以及电子邮件获取数据，研究对象主要为云南地区公务员，共收回120个有效样本，其中扣除某些项目的缺失值后，男性占52.5%，女性占47.5%，年龄（均值42.73，标准差8.92）；教育水平（高中或中专及以下占1.7%，大专占19.2%，大学占73.3%，硕士研究生占5.8%，博士研究生占0%）；职位（科级以下占51.7%，科级占41.7%，县处级占6.4%，厅级局占0%，省部级占0%）；当公务员的时间（均值19.67，标准差10.1）；来自的部门（业务部门42.5%，宣传部门6.7%，综合行政部门31.7%，技术部门4.2%，其他15%）。

由此可见，此次调查受访者是一个以男性为主、年龄中等，科级和初级干部为主体、具有较高学历的群体，比较符合其他相关研究的官员特征[8]，采用数据分析的方法了解目前云南地区政府官员社会化媒体认识的状况以及媒介素养。

（2）深度访谈。

本研究的深度访谈是在调查问卷所接触的公务员基础上，根据自愿原则，获取10个公务员进行无结构化的深度访谈。

最终综合问卷调查的统计数据和深度访谈的答案，得出相关发现。

三、研究发现根据上面的分析，本研究获得相关资料并进行分析，从下面五个方面分析社会化媒体时代政府机构与官员媒介素养状况与存在问题：（一）在媒介接触方面样本显示该群公务员每天接触至少一次的媒介的人群百分比，最多的是互联网（90.0%），其次是电视（59.2%），再次是报纸（31.7%），广播（25.8%），杂志（5.8%），而很少接触的是某一媒介的人群百分比互联网（0%），其次是电视（5%），再次是报纸（15.8%），杂志（2.65%），广播（3.26%）。

也就是说，公务员最常使用的是互联网，其次是电视、报纸，然后是广播、杂志。

关于在微博上是否关注新闻机构（如报纸、广播、电视、网站等）关注的占64%；把新闻工作者（包括记者或编辑）加关注的占57.3%；把政府机构（如政务微博）加关注的占64%。

而关于新兴的社会化媒体——微信，使用的占78.2%，没有使用的占21.8%，在使用微信的用户中3个月以下的占2.1%，3到5个月的占4.3%，6个月到1年的占8.6%，1年以上的占85%。

每天接触的频率中经常接触的占77.9%，有时接触的占10%，偶尔接触的占11.4%，有时接触的占7%。

关于是否开通微信公众号的，正在开通的占10%，曾经开通，现在没用的占7.1%，从未开通过的占82.9%。

在微信里，订阅新闻类公众账号的占87.1%，订阅政务微信类公众账号的占82.9%。

以上的数据显示，这群官员使用互联网的历史比较长，微博也有一定程度的基础，使用微信也基本普及然而随着微信的快速发展，使用微信的政府官员要明显多于微博，在使用社会化媒体接触新闻及政治信息方面微信也高于微博。

这是因为其办公所处的条件，以及公务员的社会经济地位高所带来的。

这也体现官员在接触、使用社会化媒体上已有一定的物质基础和现实经验。

（二）在对媒体角色、功能的认知及相应权利的保障方面正确认识媒体与政府的关系，是政府官员面对媒体持有合理态度、采取适当措施的前提。

本次调查“新闻媒体是社会公器”，“新闻媒体是政府和公众间的桥梁”等九个方面观点的判断和评价对此进行了考察，我们以“完全同意”、“比较同意 ”、“不好说”、“不太同意”、“完全不同意”进行量表测量，测量题目如下：（1）新闻媒体是社会公器；（2）新闻媒体是政府和公众间的桥梁；（3）新闻媒体是党和政府的喉舌；（4）新闻媒体可以促进和谐社会建设；（5）与新闻媒体打交道需要沟通和理解；（6）新闻媒体是政府形象的塑造者和传播者；（7）主动发布信息是打造透明政府的表现；（8）善于与新闻媒体相处是政府的重要能力；（9）新闻媒体代表民众，质疑并监督政府。

其中政府官员中意见最为一致的观点是“善于与新闻媒体相处是政府的重要能力”、“新闻媒体是党和政府的喉舌”、“主动发布信息是打造透明政府的表现”，这显示，当前多数政府官员已经具备一定的媒介素养和媒介认知意识。

在观点“新闻媒体代表民众，质疑并监督政府”出现的分歧比较大，这也反映了政府官员对新闻媒体的作用，在党和政府以及民众关系的认识上是存在不同的观点的。

因此，在其中的一条问题中“您认为政府机构（官员）与新闻媒体之间是什么关系？”认为是“敌对关系”的占0.8%，“亦敌亦友”的占10.0%；“不好说”占20.8%，“非敌非友”占11.7%，“朋友和合作关系”占56.7%。

这表明大部分的政府官员对政府和媒体的关系有正确的认识，然而还是有部分政府官员对媒体存在刻板印象。

这样的答案分布也证明了政府官员对新闻媒体的地位的分歧性。

过去的相关研究认为，部分领导干部对政府、大众传媒、公众关系的认知存在偏颇，一部分党政官员面对媒体的种种看似矛盾的行为，从一个侧面体现出他们存在的某种偏颇[9]。

而在深度分析问卷中，有一种观点，认为“媒体不能代表民众”就是这种代表，例如，A1被访者在回答“你如何认识媒体、政府、民众之间的关系，您认为应该是‘媒体代表民众，质疑并监督政府’还是‘媒体是党和政府的喉舌’”、“当党和政府与民众发生冲突的时候，媒体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呢？”，是这样回答的：媒体不能代表民众，质疑并监督政府，媒体应该是政府和民众之间的桥梁，党和政府的喉舌，当党和政府与民众发生冲突的时候，媒体应当客观报道真相，化解矛盾，而不是鼓动民众对抗政府。

应该看到的是“媒体不能代表民众”这样的观点表明府官员对于媒体角色的认识是片面的。

尽管被调查的多数公务员在媒介认识上已有较高的媒介素养水平。

但是由于对政府与媒体、民众三者关系认识的片面化、阶段化是造成目前客观看待媒体社会角色的缺乏客观性的阻碍。

（三）在对社会化媒体价值的认知及对公众相应权利的保障方面正确认识社会化媒体微博、微信，是政府官员使用微博的基础，本次调查“微博/微信并不可靠，不用理会微博/微信的意见”，“应通过实名制等技术手段管理微博/微信”等九个方面观点的判断和评价对此进行了考察，以“完全同意”、“比较同意”、“不好说”、“不太同意”、“完全不同意”进行量表测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