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军事理论创新牵引军事变革

解放军报/2003年/09月/02日/以军事理论创新牵引军事变革傅慧军军委江主席在十届全国人大解放军代表团全体会议上强调: 要发挥军事理论的先导作用,创新军事理论和作战思想,更好地指导和推动我军信息化建设和军事斗争准备。

贯彻这一指示精神,就要把创新军事理论作为推进中国特色军事变革的重要内容和有力牵引。

与时俱进,让军事观念率先变革任何一次军事变革,不仅意味着军事技术的进步、武器装备的更新、战争形态的演进和军队体制编制的调整,更是一场思想观念的解放,是一场头脑的革命。

信息化战争与机械化战争相比,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理论思维必须发生转变。

过去,由于指挥机构常在 纵深、隐蔽之处,军队的侦察、打击能力比较有限,对指挥机构难以构成直接的威胁。

随着信息技术在军事领域的广泛应用,军队的侦察监视、精确打击、远程机动等能力产生了质的跃迁,以电磁、火力、信息等手段直接作用于敌方的指挥系统的可能性明显增加。

有专家称:过去战争打部队、也打指挥,而未来战争打部队、更打指挥。

机械化战争带有鲜明的粗放型特点,强调通过逐点争夺、攻城掠地、线式作战,大量消耗有生力量的方法,来夺取战场主动权和最终的胜利。

信息化战争则不同,战争目的比较有限,多元参战力量 犬牙交错地配置于陆海空天全维战场,作战双方都强调;以信息控制下的精确火力,打击敌作战系统中的关节点,造成敌作战系统结构性破损和功能性障碍;以精确、高效的指挥控制,使各单元、各子系统协调一致行动,并形成整体合力等手段,来达成作战目的。

这种交战模式,使传统的前后、左右、上下等空间界线模糊不清,呈现出鲜明的非线式特点。

在机械化战争中,受技术和其他因素的制约,作战体系各力量之间难以实现顺畅的信息沟通,力量关系体现为合同式。

随着信息技术在军事领域更加广泛的应用,各力量之间的信息沟通、交互能力会大大提高,并几乎可以平等地享有军事大系统中的所有信息资源,平等地参加各种作战及支援保障行动。

因此,信息化战争时代的力量关系以联合为主。

在传统战争中,信息传输速度慢、益损值大,指挥员无法在第一时间获取情报信息,决策指挥往往滞后于战场实际情况;指挥信道窄、容量小、层次多,各指挥层相互交流比较困难,更多、更经常地体现为自上而下的树状指挥。

在信息化战争中,网络化指挥手段的运用,战场信息实现了多方向、各层面、全天候共享,信息、决策、计划、组织和控制活动衔接紧密,整个指挥近实时化,上级和下级甚至能通过可视系统将彼此的作战指挥活动尽收眼底,并根据对方的实际情况和战场变化进行决心和部署的调整,实现彼此良性互动。

在机械化战争中,由于战线相对固定,战况相对确定,战势相对稳定,加之受信息技术不发达等因素的制约,作战及专业协同主要以预先拟制好的时间表进行。

信息化战争,作战节奏明显加快,战况变化明显增多,攻防及作战样式转变频率明显提高,以时间表计划进行协同已经难以满足需要,必须以随机协同为主,才能应万千之变。

在未来的信息化作战中,拥有信息优势和主动权的一方,将以及时掌握的可靠信息为依据,进行随机型、实时化、自主式协同。

注重扬弃,使军事理论创新体系充满生机十六大报告指出: 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又要谱写新的理论篇章,要发扬革命传统,又要创造新鲜经验。

善于在解放思想中统一思想,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实践。

世界新军事变革呈现加速发展的特点,正由局部变革的积累向整体质变的推进转变。

推进中国特色军事变革,既不能离开世界军事变革总的趋势,又不能完全套用别人的经验,而应当在适应 世界型中走 中国式。

这不但需要我们用历史的眼光和方法,在丰厚精深的军事文化遗产中继承,在已经构筑的理论阵地中挖掘,在战争实践的沃土中吸取,创新信息时代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更需要用未来的思维和理性,站在更高的起点和层次上,用长远的、发展的眼光审视对待之,从新的角度、层面和方向切入,不断总结理论新成果,构建理论新体系。

要把握规律性,强化系统性,增强实用性,注重前瞻性,保持兼容性。

具体讲,应围绕 两条主线,突出 一个重点,抓住 一个薄弱环节,搭起 一座桥梁。

两条主线,一条是信息化,一条是人民战争。

军委江主席深刻指出: 信息化是当代科技革命、社会变革最重要的推动因素,也是新军事变革的本质和核心。

紧密结合国情军情,深入开展信息化理论研究,是理论创新面临的现实任务。

实现信息化,主要包括两层含义:一是军队建设的信息化;二是作战体系的信息化。

构建信息化理论体系也应从以上两个方面入手。

江主席反复强调: 无论武器装备如何发展,战争形态如何变化,人民战争都是我们克敌制胜的法宝。

这个法宝,到什么时候都不能丢。

高技术战争的胜负取决于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等综合力量的强弱。

其中,战争的正义性、人心的向背、民众的抵抗意志等精神力量的作用不可低估。

但要看到,随着经济全球化、一体化,世界战略格局的巨大调整,新军事变革的不断深化,以及国内经济结构性调整等多种因素的变化,我们打人民战争的历史条件和客观环境不同了,创新和发展人民战争的有关理论,已经成为摆在我们面前一项十分紧迫而艰苦的任务。

一个重点,即做好军事斗争准备。

加强军事斗争准备,既是维护国家安全统一与和平稳定的现实需要,也是推进中国特色军事变革的阶段性任务和使命性课题。

当前,国际政治形势总体趋于缓和,局部动荡加剧,国际恐怖主义 死灰复燃,影响安全的不稳定、不确定因素不断增多,战争的威胁依然存在。

这意味着,在大力推进中国特色军事变革、实现 双重历史任务的长期探索进程中,必须尽早做好充分的军事斗争准备,以随时应付可能发生的军事危机、武装冲突和局部战争。

因而,研究与创新有关军事斗争准备的理论,也就成为中国特色军事理论体系中的重点内容。

一个薄弱环节,是指军事技术理论。

在我国历史上,兵书战策汗牛充栋,但技术理论成果不多。

据!中国兵书知要录∀一书介绍,从先秦到清末,史载兵书战策2300余部,而关于军事技术和武器装备方面的论著仅占总数的0. 2%,其余的都以研究方略、计谋为主。

以技术创新来推动军队建设的发展,是高技术战争的客观需要,而运用技术的实践活动,如果没有科学的技术理论的指导,将无的放矢、杂乱无章。

因此,我们一定要从谋略大国的自我欣赏中解脱出来,把发展和完善军事技术理论体系,作为推进中国特色军事理论创新的重要内容,多出成果、快出成果、出好成果,从而构建起以基础理论为根基,应用理论为主体,技术理论为支撑,结构稳定的 三位一体军事理论体系。

一座桥梁,即军事方法论。

理论创新不但需要新的观念,而且需要新的方法论。

方法得当,常能事半功倍;方法不当,往往事倍功半。

同样,要推进中国特色军事变革,必须探索符合变革内在联系和本质要求,行之有效的科学方法,架起一座通往信息化目的地的桥梁。

鉴于此,应大力搞好军事方法论的研究和创新,特别是要突出军事哲学、辩证法、谋略学、运筹学等方面的理论研究和创新,并以此为武器,进一步疏通理论创新的渠道,加强理论整合的力度,缩短理论创新的周期,从而把军事理论创新推向一个新的更高层次。

系统推进,确保军事理论创新协调发展军委江主席多次强调,21世纪的头20年,是我们必须紧紧抓住并可以大有作为的 战略机遇期。

对于军事理论创新当然也是如此。

我们必须利用一切条件,发挥一切优势,克服一切困难,系统推进中国特色军事理论创新。

这里的系统推进,主要包括运用系统的研究方法、实施系统的组织领导和建立系统的运行机制。

军事科学的发展呈现高度分化又高度综合的特点。

一方面,构成、影响军事大系统结构、功能的因素成指数级增长;另一方面,以网络化、信息化、一体化为标志的新军事变革,正使军队建设的理念和模式向 系统集成式迈进。

未来的信息化战争,将是整体对整体、系统对系统、体系对体系的对抗,多元参战力量分散部署于空前广阔的战场空间,必须充分发挥信息的沟通和粘合作用,及时、精确地配置战场资源,使诸要素、诸单元向着实现作战目的的方向和谐有律地运动,才能形成强大的整体合力和应变能力。

这就要求我们在进行军事理论创新时,重视引入系统论的方法,将理论研究与创新寓于社会大变革中综合考察,放到战争大棋局中运筹谋划,融入 打得赢总目标中组织实施,不断拓展理论空间。

同时,要把全面创新与专项创新、自主创新与引进创新、集体创新与个体创新、基础理论创新与应用理论创新、前沿理论创新与非前沿理论创新等紧密结合起来,实现中国特色军事理论研究与创新的整体 融合。

加强对军事理论创新工作的组织领导,是确保理论创新方向正确的重要举措,是推进军事理论创新持续深入发展的重要保证。

应重点把握三个环节:一是纳入年度工作计划,把软指标变成硬指标。

二是采取领导负责制,通盘考虑、系统设计理论创新问题, 凡兵,制必先定,制先定则士不乱。

打仗是这样,理论创新也如此。

推动军事理论创新不断深入,并及时转化为推动中国特色军事变革的强大动力,必须建立有利于创新成果脱颖而出和及时转化的各项制度。

建立起自下而上畅通的课题申报制度,上级要对下级申报的课题进行严格审查,保证申报课题本身具有现实或长远意义,并与申报者的研究能力相一致。

对理论研究成果进行质量认定,是搞好军事理论创新的重要环节。

应在各系统、各部门、各领域、各学科,建立起军事理论创新成果质量认定制度,逐级对理论成果进行分门别类的评定,评估价值、区别良莠。

通过评比、检查、奖惩等方法,激励创新者的热情和积极性,鞭策落后者,以提高官兵进行理论创新的自觉性和能动性,确保理论创新的广泛性和持续性。

对于那些有价值的理论成果,要及时推动其转化为指导工作的思想观念和策略方法,转化为实用有效的物化手段和技术技能。

这就需要建立健全成果转化制度。

加强理论成果交流,不仅有利于开拓思维、查找不足,而且有利于促进学术繁荣和兵学融合;不仅有利于在理论研究与创新中共同提高,而且有利于实践活动的协调发展。

因此,建立交流互促制度就显得尤为重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