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我言说与自我救赎——中国古代诗歌的情感慰藉功用

对于文学功用的探讨自古有之，但总的来说，却有两方面的不足之处。

其一，将文学整体作为对象谈其功用，未充分注意到文学中各文类之间以及中外文学之间的差别；其二，默认文学功用是向外的，指向读者，并借由读者这一环节作用于社会、政治、经济、道德、审美等各个方面，未充分关注到文学功用的作者之维。

就中国古代诗歌而言，其作为特定时空文化下的存在，既区别于叙事文学，也不同于西方诗歌。

它以抒情而非叙事为主，以短篇而非长篇居多，更重要的是，无论是言志还是缘情，诗歌都与作者的现实人生关联紧密，很大程度上可以称之为“自传式抒情”或“自我言说”，具有宇文所安在《中国传统诗歌与传统诗学：世界的征象》一书中所提出的“非虚构性”的特点[1]。

若想理解这些特殊性存在的原因，便不能不探讨诗歌写作之于中国诗人的意义，也就是诗歌向内对于作者的功用。

这些功用中，包含一些显而易见的功利性回报，如在科举考试及其行卷过程中展现优秀的自我从而进入仕途；通过在士大夫精英文化圈中的传播使自己得到了解、认可和赞誉，但这不在本文讨论的范围之内。

本文的重点是对非功利性功用的剖析，即作者如何通过自我言说式的诗歌创作，消解孤独、焦虑、恐惧，获得心理平静乃至愉悦，在一定程度上完成自我救赎。

这些非功利的、情感慰藉性质的功用与中国文化的特殊性密切相关，对于我们理解中国文学的独特存在是自我言说与自我救赎———中国古代诗歌的情感慰藉功用张英（江苏理工学院人文社科学院，江苏常州213001）摘要：中国古代诗歌与诗人自身经历有着密切关联,具有鲜明的非虚构性特征。

这种自我言说式的诗歌对作者来说具有情感慰藉功用,使诗人在一定程度上获得了自我救赎,主要表现为:诗歌通过自我倾诉和情感的客观化、审美化而具有在人生挫败时抒发愤懑和排解情绪的功用;诗歌通过对异代知己的追慕与期待,以及回归自然、物我交融的方式消解诗人的孤独感;作为儒家文化中立言不朽的重要方式,诗歌以其塑造生动鲜活自我形象的特点消解死亡的宿命带来的恐惧感和幻灭感。

中国古代诗歌的自我言说方式和自我救赎功能与叙事文学不同,与西方诗歌也有很大差异,具有中国文化的特殊性。

关键词：自我言说;自我救赎;古代诗歌;情感慰藉;诗歌功用中图分类号：I207.2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9014（2019）01-0105-06DOI :10.16514/43-1506/c.2019.01.015收稿日期：2018-11-08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国诗歌抒情与叙事关系研究”（15BZW050）；江苏省高校优秀中青年教师和校长境外研修计划资助。

作者简介:张英，女，吉林柳河人，江苏理工学院人文社科学院副教授，博士，加拿大麦吉尔大学东亚系高级访问学者，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诗词。

2019年1月第44卷第1期武陵学刊Journal of Wuling Jan.2019Vol.44No.1有所助益的。

一、发愤抒情———慰藉理想的落空“发愤抒情”说在中国古代文论中有一条明晰的线索，从孔子的“诗可以怨”，到屈原的“惜诵以致愍兮，发愤以抒情”，到司马迁“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到刘勰“蚌病成珠”，钟嵘“托诗以怨”“长歌骋情”，到韩愈“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欧阳修“诗穷而后工”，到李贽“不愤不作”，金圣叹“怨毒著书”，许多诗人和评论者都对此深有感触。

“发愤抒情”说之所以在中国古代有着广泛的认可，与中国士人特殊的阶层身份有关。

西方古代知识分子多出自贵族，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稳定，“西方在历史上长期实行贵族世袭制度，贵族生下来便享有财产，受到良好教育，成年后自然继承爵位，不需要执著地追求功名，也没有什么幻灭感”[2]。

而中国士人在春秋战国时期便已经成为游离于贵族和平民之间，“无恒产有恒心”的特殊阶层。

到隋唐实行以科举考试选拔人才的政策之后，世家大族垄断政治的情况进一步被打破。

再加上中国古代王朝更替频繁，改朝换代之际，既得利益者往往遭遇大清洗，故“君子之泽，五世而斩”“富不过三代”乃是实情。

在这种情况下，士人需要凭借自己的学识才略得到君王的赏识，方能够获得政治地位和经济保障，并通过辅佐君王以实现其“治国平天下”的儒家最高理想。

这种依附地位和政治竞争环境使得终身得意者少，流离贬窜者多，故“发愤抒情”现象在中国古代诗坛中蔚为大观。

但仔细考察我们会发现，人们往往将“发愤抒情”的意义指向政治和道德。

孔子“诗可以怨”的观点，是此后诗歌表达怨愤不平的合法依据，而“怨”的含义，乃是“怨刺上政”（《论语集解》引孔安国注），也就是批评政治，表达民情民怨，其理想效用的发生在于被君王阅读之后有所触动，并进而在政治行为上有所改变。

对于屈原“发愤抒情”的行为，因其怨怼指斥过于激烈，不符合儒家中和之美以及“君子善处穷”之德，在后世引发了许多争议。

为屈原辩护者并不曾说其在陷绝失望之际完全有权利写诗以抒愤，而是极力说明其作品在他死后所可能生发的积极影响，如洪兴祖《楚辞补注》中说：“生不得力争而强谏，死犹冀其感发而改行，使百世之下，虽流放废斥，犹知爱其君，眷眷而不忘，臣子之义尽矣。

”[3]朱熹《楚辞集注·序》中说：“使世之放臣、屏子、怨妻、去妇抆泪讴唫于下，而所天者幸而听之，则于彼此之间，天性民彝之善，岂不足以交有所发，而增夫三纲五典之重！”[4]但实际上，诗人的“发愤抒情”，无论从文学传播还是从中国古代集权政治的现实情况来看，“上达君听”或者“教化百姓”的效用都较为渺茫。

其最直接也最大的功用指向的是作为创作者以及第一读者的诗人自己，使其在理想落空、人生挫败的困境中得到心灵上的慰藉。

朱光潜在《诗论》中针对“表现”类的诗歌之缘起有这样一句话：“人生来就有情感，情感天然需要表现”[5]，虽有道理但未免语焉不详。

单就“发愤抒情”来说，诗歌所能够产生的情感慰藉作用是诗人提笔创作的一大动力，这种慰藉作用的实现可以得到心理学上的解释。

在心理学中，倾诉是释放心理压力的一种重要方法，弗洛伊德以及其他许多心理治疗家就认为倾诉是心理咨询和心理治疗的核心。

人们在向心理医生倾诉时，即便并不能得到解决实质问题的建议，也会在很大程度上感到轻松和宽慰。

这与中医理论中针对抑郁情绪导致的肝气郁结使用疏散类药物是同一道理。

不过，合格的心理医生在倾听中首先必须做到的是耐心、理解、保守秘密、不做评价（尤其指批评性评价），在这个基础上给予引导和建议。

如果现实中没有这样的朋友可以倾诉，就会出现其他的替代方法，比如心理学家Steinbeck在他的著作中提到一个国王经常向着水井诉说自己的隐秘[6]，电影《花样年华》中，周慕云对着一个树洞讲出自己的心事，然后用泥巴封上。

与之相比，更普遍的做法是将自己的经历和感受诉诸文字，从笔端倾泻下来，达到内心的畅快。

在诗歌写作过程中，积郁的情感得到了文字方式的整理和有序表达，不再是内心中混作一团、如鲠在喉的憋闷状态；在写作完成后，除获得作为创作者面对自己的创造物自然而生的满足感和成就感之外，更重要的是，诗人在阅读自己诗作时，诗歌与诗人自身发生了分离，仿佛成为可武陵学刊第44卷106以与创作主体相并列的客体，换句话说，诗人的情感被客观化了，在客观化的过程中诗人能够相对冷静地观照而非狂热地沉溺。

同时，客体中因饱含情感而仿佛具有灵性的生命，这生命虽然是诗人创造和赋予的，但却又可以与诗人之间有相互的对视和交流，在对视和交流中诗人得到了虽来自于自我但却比自我更加宽泛的包容和理解，由此得到安慰。

这一切的妙处在于发生在自我与自我之间，并不需要牵涉他人，故亦不受他人制约，由此又生发自由带来的怡悦。

同时，在将自我受挫的情感客观化的过程中必然也进行了审美化的提升，使其超越了现实的痛苦而使诗人在创作和阅读中获得审美性的愉悦。

除此之外，情感形诸于文字，成为一首诗歌，便具有被他人阅读的可能性。

这个“他人”并不特指某个人（即便是明确标明期待读者的某些诗歌，如酬唱诗，也仍然具有被更广泛群体阅读的可能性），这个无法确定的轮廓模糊的阅读接受群体中，可能存在着理解他、赞誉他、与他心有戚戚焉的知音。

这种可能性的存在亦可以使诗人得到安慰。

而诗歌所具有的“立言不朽”的功能可以让诗人在“立功”无望的情况下获得退而求其次的满足，这一点会在下文中有更详细的阐述。

二、寻找知音———慰藉灵魂的孤独从生物学上来说，每个生命都是独立的个体，要为自己的生存负责，面对茫茫世界和不可知的未来拼杀，直到死亡的终点。

但只有人的智慧能够意识到这种孤独，并为之感到痛苦。

基督教中亚当夏娃偷吃智慧树上的苹果后，开始意识到了彼此的不同并用树叶遮羞，由此被逐出伊甸园，失去了混沌时期的安全感和快乐。

这似乎可以视为人类为获得智慧而必须承受自我洞察所带来的孤独感的隐喻，正如美国心理学家弗洛姆《爱的艺术》中所说：“一旦心中萌生出自我意识和相互意识，他们立即便觉悟到自身的孤寂分离。

”[7]10就个体的人来说，混沌无知的孩提时期有着简单的快乐，而到了青春期就会觉醒，意识到自己的孤独，开始了对被他人理解和对爱的强烈向往。

孤独感往往会引发对于异性的渴慕，将爱情视为消解孤独的方式。

柏拉图《会饮篇》中说人原本是四只脚四只手，自足、圆满而强大，后来被神从中间劈开，变成了两个。

分离的两个于是彼此相互思念、寻找，互生爱慕之情，但能够找到原初“另一半”的几率，却似乎十分渺茫。

张爱玲短篇小说《爱》中说：“于千万年之中，时间的无涯的荒野里，没有早一步，也没有晚一步，刚巧赶上了”，这是多么难得！然而即便“赶上了”，却往往仍不免于幻灭。

托尔斯泰的名著《安娜·卡列尼娜》中安娜和沃伦斯基的相遇相爱使其不顾一切抛开丈夫和儿子，最后却在爱情的绝望中卧轨。

米兰·昆德拉《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则在“不解之词”一章中通过萨宾娜和弗兰克在使用语言沟通交流中无法绕开的障碍，说明了心灵相通的不可能。

具体到中国古代，则又有两种情况加剧导致爱情无法承担救赎孤独感的责任：其一是遵循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无爱婚姻；其二则是由男性对女性的压制而导致两性之间在社会地位、受教育程度、眼界趣味等各个方面的巨大差异，这种差异使得男女两性在沟通上存在鸿沟，处于深闺之中，见识狭窄的女性一般来说并没有能力成为男性的灵魂伴侣，而只能作为生育子女、家务劳作、敬奉公婆这样的工具性存在。

这对于女性来说固然是悲剧，对于男性也未必不是损失，尽管他们大多并不能意识到———正是他们对于女性的压制而一手葬送掉得到真爱的可能性。

表现在中国古代诗歌中（尤其是文人诗），爱情之作数量较少，男女之间的追求和背弃的背后常常隐喻着可以堂而皇之言说的君臣之义，因为中国古代文化对于性别身份的设定里，在爱情中追求幸福只是女子的小小心事，而并非男子的正当事业。

男女之间成为灵魂伴侣的渺茫，正如李商隐《无题》诗中所说：“春心莫共花争发，一寸相思一寸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