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根据地开明士绅对中共的态度分析——以兴县牛友兰为例

抗日根据地开明士绅对中共的态度分析
——以兴县牛友兰为例
历史系0701班李雅静
指导教师：李常生
[摘要]开明士绅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中间势力的代表群体，在抗日战争过程中与中共有着紧密的合作，并且为抗战的胜利、边区的建设等都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而他们在抗战前与初期虽为民族救亡付出许多，对中共的态度却不是很积极；随着频繁接触而加深了解，双方才有了较紧密的合作；而在抗战后期，双方都出现了懈怠，而开明士绅的态度也陷入了消极状态。

任何事物的发展变化都是内、外因共同作用的结果，所以他们态度的变化也是有因可循的，本文就试图以兴县开明士绅牛友兰为例对其变化原因作一探寻，以期能为今日发展巩固爱国统一战线寻到一丝启示。

[关键词]抗日根据地；统一战线；开明士绅；牛友兰
开明士绅（亦称开明绅士）这一历史群体，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共领导的各抗日根据地“三三制”民主政权中属于中间势力的一部分。

就其阶级属性来说，开明士绅是地主阶级的左翼，有着抗战时期的时代性。

其构成有两个部分：一是在乡地主集团中开明的中小地主，我们称之为普通开明士绅；一是曾在晚清、北洋时代及南京国民政府中任过教职或官职的退职人员，在当地或其周边地区有名声，我们称之为著名开明士绅。

活跃于晋西北根据地兴县的开明士绅牛友兰同大部分普通开明士绅一样，在根据地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社会救济和抗日军事斗争等方面，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但开明士绅作为中间派，“中间派的态度是动摇的，并且不可避免地发生分化”①。

无论是开明士绅自身的认识，还是国共双方对其的态度、政策，都会影响到其与国共双方的亲疏远近。

开明士绅对中共的态度大体上经历了观望期、积极期、消极期三个阶段，本文将以牛友兰为例分三部分对这三个阶段的态度进行分析，对开明士绅对中共的态度的变化原因作一探索。

一、观望期的开明士绅与中共的互动
（一）牛友兰维护进步，积极发展教育事业
1885年出生于山西吕梁山区兴县的牛友兰排行第五，幼时在本村温家私塾
①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747.
和城里嵋山书院读书，21岁考中秀才，1906年赴京考入京师大学堂，成为第一代北大学子，1909年因病辍学回家。

在京师大学堂求学期间，他有机会接触并接受新思想、新文化的熏陶。

先是被康有为、梁启超的变法维新主张影响着，继而又潜心研读孙中山的著作，研读了同盟会主办的《民报》等进步刊物，牛友兰逐渐产生了对封建制度和封建礼教的不满，认识到灾难深重的旧中国备受帝国主义列强的强取豪夺，主要是中国自身的贫穷落后所致。

而要改变这种积贫积弱的落后状况，必须实行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改革社会，唤醒民众，扫除愚昧落后，提高国民素质。

这些认知促使他对兴办新学、培养人才产生了极大的兴趣。

1913年，他在兴县蔡家崖附近的北坡村创办了兴县第二高级小学，积极提倡白话文，用以取代“四书”“五经”。

为了发展新学，扩大办学规模，使更多的人能接受教育，他又在黄河岸边的黑峪口村办起了二高分校。

1925年春，牛友兰鉴于本县高小毕业生越来越多，到太原求学路途遥远不便，又在县城东的寿圣寺办起兴县中学。

从此，兴县历史上有了第一所初级中学，这也是晋西北历史上的第一所初级中学，她的建立是这一地区由旧学向新学过渡的重要标志，成为晋西北山区传播新文化、新思想的中心。

因教学质量高，除吸引来本县学生外，还把附近的岚县、苛县、保德、临县、方山，以及陕西的神木、府谷、葭县（即现佳县）等地的青年也都吸引到学校中来。

1934年，牛友兰又兼任了由兴县城原嵋山书院改建的兴县第一高级小学校长。

在创办学校的过程中，勤于学习的牛友兰不但阅读进步书籍，接受新鲜事物，还与许多名人有书信往来。

他的爱国主义思想在不断升华，维护进步的意志更加坚决，办好教育，帮助进步事业和人士，就成了他的追求。

大革命失败后，牛友兰领导兴县学界，坚持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引起了国民党右翼势力的嫉恨。

在国民党右翼势力排斥打击面前，他团结学校进步师生予以坚决反击。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采取不抵抗政策，牛友兰随同学生一起捣毁了国民党兴县县党部，并集会声援太原学生的爱国行动。

为此，牛友兰和兴县一批师生被国民党山西省党部开除党籍，从此在政治上与国民党彻底决裂。

1935年前后，阎锡山大肆搜捕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

兴县中学教师刘献珺被怀疑是共产党员，当局声言要逮捕他。

牛友兰知道此事后，出面具保，才使刘老师脱离了危险。

1935年“一二·九”运动爆发后，北平学生给兴县中学生发来了通电和各种宣传品，号召兴县中学的学生起来响应。

牛友兰、刘献珺及广大教师，大力支持学生们的爱国行动，在学校召开学生大会，宣传“一二·九”
抗日救国的主张，并在会后上街举行游行示威，揭露国民党蒋介石的卖国嘴脸。

1936年冬天，山西牺盟总会为宣传抗日，派村协助员来兴县搞宣传工作。

牛友兰把全体学生集合起来，请牺盟总会同志来中学校园发表演讲，还支持他们组织学生排练节目，到街上宣传抗日救亡。

1937年初，牛友兰的儿子牛荫冠只差半年就可以从清华大学毕业了，而他为了抗日救亡工作毅然放弃学业从北平回到山西。

弄清情况后，牛友兰对儿子的决定非常赞赏，给予了有力的支持。

1937年五六月间，牛友兰积极支持余丕铎、米建书等人在兴县开展的牺盟会筹建工作。

由于牛友兰的影响，他领导的兴县中学和城内高小学生中，许多人在抗战初期就参加了牺盟会、敢死队、战地总动员委员会等抗日团体。

（二）开明士绅观望中共的原因分析
牛友兰为晋西北教育事业做出了开拓性贡献，对民族觉悟和文化水准的提高以及革命精神的培养起到了积极作用，有力的支持和配合了抗日战争的发展，而且他不断帮助进步人士，支持抗日救亡，也对红军、共产党有好感。

但在总体上，这一时期开明士绅对中共的态度并不积极，可以说是在观望。

而他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作为地方士绅的一种本能。

在中国封建社会，士绅对于地方社会的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

他们在日常生活管理中担任众多职责，并一直“视自己家乡的福利增进和利益保护为己任”①。

特别是在中华民国成立前，地方上的公共工程和福利事业，如修缮庙宇和桥梁、扶持学校和慈善事业等活动主要是由士绅来筹办。

辛亥革命爆发后，中国历史发展进入了新阶段。

但由于地方上军阀混战，而中央政府对地方管理鞭长莫及，人民仍然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在此情况下，继承了热心地方事务的封建绅士“临难勿苟免”优良传统的开明士绅，对维持地方治安发挥了重要作用。

开明士绅的文化水平和思想觉悟都比较高，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的危险的情势下，他们把国家和民族利益放在第一位，积极投身于抗战事业。

开明士绅能够以国家和民族利益为重，积极参加抗战，卫护群众利益，是爱国主义的集中体现。

开明士绅作为中间派，因其阶级特征而具有动摇性、不稳定性，但其本质是爱国的，具有反抗侵略的民族意识，所以开明士绅也拥有抗日的热情与积极性，这就使他们拥护中共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成为可能。

但在这一时期，一些士绅（包括在当地政界颇有影响、经济上有着雄厚实力的士绅）并不拥护中共政策。

一方
①张仲礼.中国绅士[M].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48.
面是因为他们对共产党还没有深刻的认识，对共产党的政策不甚了解；另一方面是因为他们自己与国民政府的关系较为密切，与当时国民政府有着千丝万缕的利益关系，很难割舍，所以经常与共产党的抗日政府保持距离。

而中共对开明士绅的认识也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由最初将士绅列入豪绅地主作为打击对象发展到后来将其纳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

“九·一八”事变后相当长一段时间，中共中央对要求抗日的开明士绅几乎没有认识，而一概称其为“豪绅地主”作为打击对象。

1935年《八一宣言》将统一战线扩大为愿意抗日的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民族大联合，这样就有可能把抗日的地主士绅包含其内。

但从总体上看，由于蒋介石的“围剿”政策并未改变，全面抗战还未爆发，中共政策虽在变化但尚未根本调整。

1935年10月，红军在陕北建立了新的立足点，使中共有条件改变其一些不适合新情况的政策。

同月，中共中央发出《为目前反日讨蒋的秘密指示信》，指出“目前革命的社会基础大大提高了”，在抗日反蒋的斗争中，“甚至连国民党中上级军官、中委、政客及银行家，及一部分地主资产阶级”也参加进来，我们“要和一切抗日反蒋的团体和个人联合起来”。

①为团结士绅阶层做了准备。

“一二·九”学生运动爆发后，民族资产阶级和其他中间力量更多地转到抗日方面来，而且地主买办营垒和国民党内部，也开始分化为主张投降的亲日派和一定程度上倾向抗日的英美派。

针对这种变化的时局，中共中央在12月的瓦窑堡会议上提出，“我们的任务，是在不但要团结一切可能的、反日的基本力量，而且要团结一切可能的反日同盟者”，“不使一个爱国的中国人不参加到反日战线上去”。

②同月颁布《关于富农策略的决定》指出“应该联合整个农民，造成广泛的农民统一战线。

故意排斥富农（甚至一部分地主）参加某种斗争是错误的”③。

规定“富农的财产不没收”，富农有与贫农、中农分得同等土地的权利。

④富农政策的转变，预示着中共已明确把赞同抗日的地主士绅纳入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范畴内。

随着抗日战争的爆发，民族危机的加深，士绅阶层出于爱国热情、民族大义以及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在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感召下及中共领导的
①③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34-1935）[C].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563-564,586.
②④张闻天.张闻天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72,67.
抗日根据地所表现出的活力的吸引下，对中共的态度发生了较大转变，开始逐渐拥护并支持中国共产党了。

二、积极期的开明士绅拥护中共政策
（一）牛友兰响应中共号召，毁家纾难支援抗日
“七·七”事变后，牛友兰等人开办的“复庆永”商号的几个掌柜，看到雁北已经沦陷，日军迟早也会打到兴县，国民党溃兵又来骚扰，就买了一只船，把店里的货物打包，准备运到对岸陕西去另设门市。

其余富户也尾随其后，竞相效法。

而这一情况不但影响根据地经济的发展，更重要的是影响现时对抗日资金的筹集，对保卫晋西北不利。

为缓解兴县物资困难局面，共赴国难，牛友兰动员其他股东和自己一道把商号的一半存货（主要是棉花布匹）支援抗日前线。

此一爱国之举在晋西北产生了强大的社会反响，兴县其他士绅在他的带动下，纷纷献金献粮，共赴国难。

为活跃经济，支持抗战，战动总会决定创办兴县农民银行，推举刘少白为经理。

当时资金困难，牛友兰在刘少白的动员下，一下拿出23000元，粮食150石，还将商号杂物折款一万元作为银行股份，使银行及时开业，开始工作。

抗战爆发后，贺龙、关向应、肖克率领八路军一二〇师挺进晋西北，师部驻地兴县。

牛友兰主动将牛家的花园庭院和五处老宅腾出供领导机关和贺龙等领导同志长期使用。

以牛家大院为中心，兴县蔡家崖成了晋绥地区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的中心，当时被人誉为“小延安”。

进入冬季，部队困难重重。

牛友兰召集并说服了“复庆永”股东，把商号内的所有布匹、棉花、鞋袜、肥皂、毛巾拿出来，解决了决死四纵队二〇三旅十八团1937年的冬装。

1937年冬，牛友兰在“复庆永”的基础上创办兴县产销合作社，分设营业部和生产部两个部。

后来营业部扩大为兴县供销合作社，而生产部扩大为兴县纺织厂，产权、产品、利润全部归民主政府所有。

牛友兰分别担任经理、厂长，但他同其他工厂领导人一样，从中分文未取，也并未享受过特殊待遇。

牛友兰调离纺织厂时，他连建厂时投入的一万多元资金也没有取回。

1939年，阎锡山认为兴县已被赤化，就突然停拨县牺盟会的经费。

牛友兰从在县政府工作的刘献珺口中得知消息后，就立即决定每月给县牺盟会100元白洋，使牺盟会的工作不会因为经费停发而受到影响。

扩兵、做军鞋、献金、献粮的“四大动员”，于1940年冬天在晋西北各县展
开了。

牛友兰积极响应这一号召，和哥哥牛照荃、牛照藻商议，又捐献粮食125石，白洋8000元和若干件金银首饰。

1943年牛友兰响应号召主动减租减息，又一次为支持抗日捐钱献物，并在“兴县英雄士绅国事座谈会”上检讨了自己过去的错误，表示要“和村里的干部、群众打成一片”，而且“要到处宣传，把建立联合政府造成一个群众运动”。

①牛友兰以身作则，不仅把自己所有的家产捐献给抗日救亡运动，还把自己的晚辈送进了革命队伍。

抗战爆发初期，兴县城里两种政权并存，牛友兰在和国民党、共产党的军政人员的频繁交往中，分出了良莠，认识了真理，坚定了为抗日做好事办实事的信心。

目睹抗战以来的种种事实，牛友兰看清了国民党军队的软弱与溃败，八路军杀敌的英勇与顽强，深刻认识到了中国只有依靠共产党、八路军才有希望，听从延安号令才有前途。

他经常教育家人跟着共产党走，还将自己的儿子们、侄辈及孙辈共11人先后送到延安去求学，参加革命。

这些家族晚辈们后来都成为共产党员和职业革命者，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为新中国的建立，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有的在战争年代就为革命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牛友兰不光送自己的晚辈们去革命圣地延安学习深造，去党的军队里、机关里工作，还极想到延安去亲眼看看，希望能亲眼看到革命领袖毛泽东、朱德等同志。

1941年到1942年间，日军全面加紧进攻抗日根据地，不断进行“蚕食”“扫荡”，实行“三光”政策，加之国民党的封锁及连年遭受自然灾害，根据地面临着严峻的考验。

为鼓舞晋绥军民的抗日斗志，表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团结抗战到底的决心与态度，牛友兰首倡访问延安。

参观团共有15人，于1942年5月4日从兴县启程，20日到达革命圣地延安。

他们参观了陕甘宁边区的机关、工厂、学校、医院等38个单位，学到了很多宝贵的经验。

毛泽东、朱德亲自接见了牛友兰一行，并设宴招待。

之后毛泽东亲赴交际处访晋西北来延士绅，并在兴奋愉快的气氛中座谈了5个多小时，使大家深受教益。

牛友兰在《延安参观记》中写道：“最使人受感动的是新政治、新经济、新文化，这是共产党领导人民能够取得胜利的保证。

我们一定要把这些宝贵的经验宣传发扬，让它在晋西北生根、发芽、开花、结果。

”他到处宣传延安的好思想、好作风，向纺织厂职工介绍了延安的宝贵经验，使大家深受教育。

①赵政民.开明绅士牛友兰[J].先锋队,2009,(4):17.
（二）开明士绅积极响应中共号召的原因分析
牛友兰倾家荡产支援抗日，送子孙进革命队伍，组织参观团访问延安，不仅源自他自身的爱国热情与民族大义，更是受到了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号召。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对中国人民解放事业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它是“使全国人民总动员，使全国军队总动员，使全国财富总动员，使全国人民大团结，使全国各党各派大团结，以实行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的政策”①。

开明士绅也因此成为各级抗日民主政权的重要组成成分。

抗日战争爆发，国家面临亡国之秋，八路军建立的晋察冀、晋西北、晋冀豫、冀鲁豫、山东等抗日根据地所处的华北农村，民族资本主义发展比较微弱，四大家族势力的渗透相对有限，土地集中现象不很严重，中小地主在地主阶级中占优势。

他们为保全身家性命和经济利益，大都反对日寇的烧杀淫掠。

因此，他们中很多人赞助共产党、八路军抗日，希望在解决民族矛盾的过程中，达到维护自己政治、经济利益的目的。

随着民族危机的加深，国家和民族的利益高于一切。

深明大义的开明士绅们共赴国难，不仅是因为他们有着较高的思想觉悟，也不仅是因为关系着他们自身的利益，更与中共能随着时局变化不断修正对这一阶层的认识，将他们纳入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并不断为之努力是分不开的。

1936年7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土地政策的指示》，其目的是“要是土地政策的实施，能够实际清算封建残余与尽可能的建立广大的人民抗日统一战线”，使党的土地政策“具有明确的人民性质与深刻的民族性质”。

《指示》规定“一切抗日军人及献身于抗日事业者的土地，不在没收之列”，②“献身于抗日事业者的土地”显然主要是指参加抗日的地主的土地。

这一规定肯定并保障了参加抗日活动的地主的利益，有利于鼓动更多的地主加入到抗日行列。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日寇的诱降及对长期抗战的畏难，使地主士绅的动摇性增加。

中共中央充分认识到地主阶级虽然在爱国的同时具有革命不彻底性和动摇的可能性，但也是国共两党都可争取的重要部分，绝不能使其倒向敌、顽一边，因此采取了较为积极的态度，第一次公开表明要“吸收开明的有威信的坚持抗战的士绅参加县政会”③。

这充分表明了中共真正抗日的诚意，并为团结他们作出努力。

①论中国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Z].河北省档案馆藏,档案号K264-1:93.
②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36-1938）[C].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57-58.
③王稼祥.王稼祥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9:174.
1939年初，国民党对内政策发生了重要转变，在五届五中全会确定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反动方针。

国民党反共摩擦的加剧，使具有爱国热情并积极抗战的开明士绅们认清了国民党的反动本质，更加同情并拥护共产党。

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争取中间势力团结抗战、一致对外，只认识到其重要性是不够的，中共采取了一系列政策和措施去团结他们并取得了巨大成效。

党的土地政策于1935年开始从没收地主的土地分配给农民变为地主减租减息、农民交租交息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土地政策，既照顾了地主又照顾了农民，它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农民的土地问题和债务问题，对发动和组织农民群众，保障地主的人权、财权，解决开明士绅的后顾之忧，调动开明士绅的抗日积极性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中共在政府和参议会之外采取了士绅座谈会这种非正式的党外人士参政议政的方式动员士绅建言献策，为解决部队给养问题和中共政策的顺利实施发挥了很大作用。

同时，开明士绅敢于说真话，在座谈会上能够畅所欲言，为政府献计献策，对改进党的领导作用，加强与党外人士的联系，促进各项建设工作的发展，都发挥了积极作用。

为组织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1940年3月，中共中央发布了《抗日根据地的政权问题》的指示，指出根据地政权建设要实行“三三制”。

自1941年始，各抗日根据地逐步落实“三三制”原则，召开了以“三三制”原则为指导的各级参议会，政府的组成也以“三三制”为指导。

“三三制”政权的确立，从制度上规定了开明士绅参与抗日民主政权的权力，调动了开明士绅为根据地作出贡献的积极性，为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争取地主资产阶级中的大多数与中共合作抗日创造了有利条件。

中共中央还组织各根据地士绅进行了多种形式的参观。

士绅们通过参观延安各根据地的工农商业的生产和经营情况、政府部门的工作情况以及人民生活、学校教育、群众团体活动等各方面建设的成就，对党的方针、政策有了更深的体会，加深了对中共新民主主义政策的理解，增强了抗日信心，消除了心中的疑惑。

他们带着对根据地的良好感受和学到的先进经验回到当地，一方面积极宣传所见所闻，另一方面积极参加当地的民主建设和生产建设，成为各级参议员或政府工作人员，对抗日根据地的建设和繁荣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

由于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巨大号召及“三三制”抗日民主政策、减租减息政策等正确政策的实施，充分调动了开明士绅等中间阶层的抗日积极性，影响
和吸引他们投入到抗日根据地的建设中去。

原本就具有爱国、民主思想的开明士绅们纷纷参政议政，为建设根据地出谋划策，贡献力量，使根据地各级政府具有广泛的民主性，促进了根据地各方面的建设发展，有力的配合了抗日斗争，为民族解放作出了不小的贡献。

三、开明士绅对中共的态度转向消极
（一）土地改革“左”的偏差产生消极影响
1937年冬牛友兰分家时，所得资产不过5万银圆（包括房产、土地在内），在抗日战争时期，牛友兰几乎将自己的全部家当拿出，支持了抗日救亡运动。

1946年5月牛友兰又响应号召，把多余的土地和财产分给农民。

当年10月，又发动私人集资，用1000石小米的资金，买回30台织布快机，在兴县创办了蔚汾纺织厂，来解决晋西北军民穿衣用布的问题。

1947年秋，土地改革运动在晋西北展开。

但土改出现了严重的“左”的偏差，土改工作团无端怀疑一向拥护党的决定、热心为军队和政府办事做贡献的牛友兰隐瞒家产，在蔡家崖村召开了所谓“斗牛大会”，对牛友兰进行了残酷斗争，用肉刑追逼其“底财”，使其在精神和肉体上受到极大伤害。

1947年9月27日，63岁的牛友兰含冤去世。

即使如此，他在临终时还对土改工作团团长赵秉彝（马林）说：“你们的事业是正义的。

”说明他是真心拥护土地改革的。

虽然牛友兰拥护土地改革，但土改过程中出现的问题确实使许多开明士绅产生了消极情绪。

开明士绅对中共的态度渐渐转向消极。

这一情况从牛友兰的好友刘少白身上即可体现一二。

刘少白是一位为抗日战争做过特殊贡献的开明士绅。

实际上，早在抗战以前，刘少白便为党做过许多工作。

1937年8月，刘少白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

入党后因为工作的需要，刘少白对外曾一度以开明士绅的身份出现，但实际上，他已经是一位不折不扣的共产主义战士。

1946年，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决定将抗日战争时期的减租减息政策转变为没收地主土地分配给无地农民的政策。

6月，刘少白离开延安返回晋绥解放区。

临行前，毛主席向他阐明了土改意义及党的政策，并亲切的对他说：“中央决定实行土地改革，你是共产党员，回去以后，可以将你们家的土地献给农民，起一个模范带头作用。

”刘少白欣然允诺。

返回兴县后，刘少白和其弟刘象坤一起，将土地450余亩、四合院一处、松木百余株献了出来，交由政府处理。

8月13日，《晋绥日报》头版头条刊出消息《刘副议长及其胞弟向农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