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2012申论资料总汇

2010年11月10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标题《江苏给力“文化强省”》让不少人有些“意外”。

有网友将这一标题截图发布在微博上后，网友纷纷大呼“标题给力”。

一向严肃严谨的《人民日报》用了一个如此“潮”的标题，引发热议也不奇怪，但火到这个程度倒真有点出乎意料。

作为网络语言，“给力”意思类似于“牛”、“很棒”、“酷”，常作感叹词用。

不管“给力”用得到底对不对，《人民日报》取这么一个标题，至少说明大家看到了贴近民心的话；也说明如果主流媒体对网络民意作出了及时的认可和回应，是会受到大多数人的欢迎的。

“给力”如今的大热与2009年被字句大热都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它其实反映的是社会公众的一种期待和诉求。

“给力”有多热就说明平时“不给力”的事有多少。

如果在“被时代”，公众希望有一种力量能改变普通百姓“被动性”的命运，将他们从无力感中解脱出来，那么在“给力”横空出世以后，公众更希望，不管是在哪个领域，都能让他们看到“给力”这样一种积极乐观的处事态度。

【作答要求】根据材料内容，结合我国实际，以“从…被××‟的流行到…给力‟的大热”为副标题，自选角度，自拟标题，写一篇议论文。

（40分）要求：（1）观点正确，主题鲜明，分析合理；（2）论述深刻，语言流畅；（3）字数在800-1000字。

【范文】实现政府三大转变着力提升政府公信力——从“被××”的流行到“给力”的大热西方哲学家史里斯•博克说：“信任是我们必须保护的东西，因为它就像空气和水源一样，一旦受损，我们所居住的社会就会土崩瓦解。

”如何拯救政府公信力，已成为世界性课题。

“被就业”、“被小康”、“被高速”等被字句的出现，以一种更加强烈的方式，表达着民众对政府的数据或说辞的怀疑与不信任。

“被××”和“给力”都是近两年大热的网络用语，被主流媒体和广大网民们争相使用和模仿。

这二者的出现有着相似的原因——都反映出社会公众的一种期待和诉求；同时又揭示出一种民主的觉醒：由被动到主动，由民众的消极抵抗到寻求政府的积极解决。

正是这种觉醒、这种怀疑精神，成为扶正公权力、防范各自潜在危险的动力之源，对政府信息的公开、权力的监督提出了更高要求。

为使政府的举措更加“给力”，各级政府应尽快转变政府职能，着力提升政府公信力。

转变一：从片面追求政绩到真正尊重民意。

一个政府的威信来自哪里？首先来自于实实在在地为老百姓办实事。

人民群众对政府公信力的反应，不是听政府怎么说，关键是看政府是不是真正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

一些官员为谋求升迁高位，把政绩当作邀功请赏的筹码，浑然不睬客观事实，甚至剥夺民众的权利，造成干群关系的疏远和恶化，严重影响了政府公信力。

因而，政府要牢记发展为了人民这一根本目的，在改善教育、医疗、住房等民生事项方面加大投入，及时将发展成果惠及广大人民群众，用执政为民的实际行动和具体成果，赢得广大人民群众的信任。

转变二：从消息封锁、隐瞒不报到信息公开。

F省警方在案件处理中采取“不告知”的态度，侵犯当事人家属及其单位的知情权，不仅令民众对公权力失去信心，也令法制建设遭到破坏。

因此，提高政府公信力，第二项转变就要加强信息公开力度。

各级政府机关要结合本部门、本单位、本系统的特点，以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重要事项和本部门的核心权力为重点，不断丰富政务公开的内容，提升政务公开工作的质量和水平。

要对每一个行政行为和行政权力都必须明确具体内容、权责范围、负责单位、完成时限、具体标准以及考核监督的方法和途径，以透明促公信。

转变三：从数据虚假、自欺欺人到带头诚信。

信用是信任的基石，缺乏信用的政府是无法得到群众的信任和认可的。

作为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示范者、倡导者和组织者，政府的信用程度具有代表性和权威性。

政府公信力，是用诚实守信集聚起来而放射出的一种影响力和号召力。

那些冷冰冰的数字、指标，虚假的数据，不能使百姓真正的“富裕”和“幸福”。

政府能不能正确行使权力，能不能遵守规则，做到“言必信，行必果”，决定着政府公信力的状况。

政府公信力的高低，直接影响到政府的形象和权威，直接关系到社会信誉体系的建立和完善。

一方面，政府要不断完善自身建设，用实际行动获得群众的信任；另一方面，作为一个自信的政府，应该允许公民有不信任的权利、有质疑的权利、有监督与批评政府的权利，只有这样才能得到人民的真正信任，让政府的建设真正“给力”起来。

民生问题民生问题不仅是广大人民的生计问题，也是严肃的政治问题。

得民心者得天下，重民生者安天下。

这是为古今中外的历史和现实反复证明了的真理。

高度关注民生、重视民生，是中国共产党坚持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的根本要求和重要体现。

民生问题与人民幸福安康息息相关。

社会主义社会不仅要求经济高度发达、政治高度民主，而且要求社会公正和谐、人民幸福安康。

坚持把民生问题放在更加重要、更加突出的位置，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是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要求和鲜明特征。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社会生产力极大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

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既是贯穿改革开放伟大历史进程的一根红线，也是继续深化改革的时代课题和建设和谐社会的根本任务。

当前，我国既处于加快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又处于各类社会矛盾的凸显期。

虽然我国人民生活总体上已经达到小康水平，但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还需要进行长期奋斗，就业、医疗、社保、教育等民生问题，越来越成为发展进程中日益凸显的大问题。

随着科学发展观的深入贯彻落实，党和政府对民生问题越来越重视，出台和实施了一系列保障和改善民生的政策。

在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同时，注重协调推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以及生态文明建设；在高度关注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高度关注民生改善。

在抗击“非典”、抗击雨雪冰冻灾害特别是抗震救灾等突发性事件中，人民的生命、人民的生活受到无比珍视和关注。

这些都表明，中国共产党执政为民的理念更加成熟和自觉。

对于地方党委、政府和各级领导干部来说，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就要顺应人民群众的新期待，大力解决民生问题，切实为广大群众谋福祉，为改善民生不断努力；就要始终不渝地坚持发展是第一要务、稳定是第一责任、改革是第一动力，始终不渝地把改善民生作为重要使命。

明确了这一点，才能把握改革、发展、稳定的结合点，找准新阶段推动科学发展的关键点，选准深化改革的着力点。

公平问题2011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和“十二五”规划纲要提出了调整收入分配关系的当年措施和五年部署，成为众代表委员们讨论审议审查的一个焦点问题，也引起了海内外舆论高度关注。

这释放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转型的重要信号：通过改善民生行动计划，合理调整收入分配关系，开创全体人民共建、共享、共富的发展新格局。

收入差距的形成与扩大有着复杂的原因，既有历史旧账，也有现实因素；既有区域与个体差异，也有体制机制问题。

值得注意的是，社会成员收入差距的不断扩大，日益引发人们对社会公平的担忧。

特别是一些低收入者在收入增幅有限的情况下，承受着住房、教育、医疗等诸多问题的困扰；一些高收入者则因资源占有优势和财产性收入增加而形成可观乃至巨大的财富积累，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造成资源失衡和财富集中的“马太效应”。

问题表现一、收入差距持续扩大目前我国的收入差距呈现全范围多层次的扩大趋势，行业之间职工工资差距明显。

根据《中国统计年鉴 2009》公布的各行业平均工资可测算得出，行业之间职工工资差距最高的与最低的相差15倍左右。

中共中央党校周天勇教授认为，现在我国的收入结构是“倒丁字型”，高收入到中等收入者的分布形成一条竖线，而低收入阶层是下面的一条长横线，这种收入分配状况比金字塔型分布还要糟糕。

金字塔型分布中，中等收入者比我们还多一些，从金字塔型转为橄榄型，完成起来会更容易些，而现在我们从“倒丁字型”转为橄榄型，任务更加艰巨。

二、收入差距过大已经成为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的“瓶颈”有学者指出，分配不公带来的收入差距过大和贫富悬殊，已成为社会矛盾的主要“孵化器”，阻碍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

其一，由于高收入者消费需求增长不大，低收入者有心却无力增加消费，消费需求难以发挥经济增长重要引擎的应有作用；其二，社会经济地位认同感普遍下降，不满情绪在低收入群体和一些中层、中上层收入群体中升温；其三，影响社会和谐稳定，引发一些社会矛盾和冲突，并且容易影响社会风气，造成人们价值观的扭曲，使“一切向钱看”、“金钱万能”的拜金主义思想抬头；其四，分配不公导致激励机制扭曲，使得改革动力下降，社会创新激情不足。

北京大学(微博)教授蔡志洲认为，我国国民收入分配结构到了非调整不可的地步。

改革开放初期，为了实现GDP 高速增长，国家提出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让一些地区先富起来的战略目标。

如今这个目标已实现。

但随着经济的高速增长，随之而来的城乡、地区之间发展不均衡，不同人群、不同行业之间的收入差距日益显现。

原因分析一、收入分配体系不健全，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占比偏低当前我国收入分配格局存在劳动者报酬在初次分配中占比偏低，收入分配不公平，公共服务支出在政府总支出中占比偏低三大突出问题。

这些问题归结起来，的确有要素禀赋、发展阶段、国际分工格局等方面的原因，但体制性弊端是根本原因。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的苏海南认为，分配体系不健全是造成收入分配问题突出的直接原因。

在一次分配中，没有明确合理的国家、企业、居民三者的分配比例关系，没有建立劳动报酬的正常增长机制，劳动报酬偏低；在二次分配中，没有以制度形式明确各级财政用于社会保障以及转移支付的支出比例，难保二次分配的公平性、合理性；三次分配规模小，慈善捐赠有待健全机制，调节功能有限。

二、少数行业、部门和群体依靠资源垄断和特殊身份获取不公平、不合理的利益土地、资源、资本、垄断、“身份”、腐败等因素在收入分配中的负面作用日益凸显。

一些行业、部门和群体依靠行政权力、垄断地位、资源独占、人员身份等条件或手段获取大量不公平、不合理、不规范的收入，不仅客观上拉大了贫富差距，阻碍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深入，而且也在人们心里形成了一道深深的鸿沟。

三、制度性缺失是导致收入差距拉大的重要原因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杨宜勇在《收入分配领域的主要问题及其应对》一文中指出，由于对收入差距的制约机制缺失，我国的个人所得税和社会保障制度还不健全，限制了政府发挥收入再分配的调节职能。

在个人所得税方面，既缺乏切实可行的监测居民收入的办法，又存在课税方式不合理、免征额过低等问题，导致我国个人所得税占GDP的比重偏低，其纳税主体也不是高收入者，而是中等收入者。

在社会保障方面仍存在着体系不健全、覆盖面有限等不完善之处。

较之发达国家和一些中等收入国家，我国社会保障支出在GDP、财政收入中比重偏低。

城乡社会保障制度之间存在巨大差异，农村社会保障制度依然不健全；城镇部分社会保障仅仅针对特定群体，导致大量劳动者被排除在外；城镇机关、事业单位与企业社会保障制度存在较大差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