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除官本位文化构建党建文化

2012年5期（总第146期）湖湘论坛huxiang forum No．5．2012GeneralNo．146
收稿日期：2012－06－16
作者简介：莫岳云，男，广西南宁人，华南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党史党建与统战。

·社会与文化·
革除官本位文化构建党建文化
莫岳云
（华南理工大学，广东广州510031）
摘要：党建文化是指中国共产党进行自身建设过程中形成的独具特色的文化现象，是中国共产党在党建实践中体现出来的思想观念、制度规范和行为作风的总和，具有先进性、动态性和开放性。

官本位文化是以“官”来定位，把是否为官和官阶的高低作为核心价值尺度去衡量个人的社会地位和价值的一种价值文化。

官本位文化影响党建观念文化、制度文化、行为文化。

构建党建文化应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和权力观，革除官本位的体制残余，革除官本位的积习。

关键词：官本位；官本位文化；党建文化中图分类号：D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160（2012）05－0051－06一、党建文化的内涵与特征
党建文化不是一般政党文化，而是指中国共产党进行自身建设过程中形成的独具特色的文化现象。

党建文化是中国共产党在党建实践中体现出来的思想观念、制度规范和行为作风的总和。

党的观念文化主要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核心的意识形态。

这是一个政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最典型特征。

它往往以政党纲领的形式表现出来。

一个纲领是一面公开树立起来的旗帜，而外界就根据它来判断这个党。

政党的纲领表达了党的指导思想、政治主张和奋斗目标。

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果的意识形态，
其典型提炼就是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除了马克思主义信仰，还有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等，都是党的观念文化的组成部分。

制度规范就是党内的行为准则。

党章中规定了
党的组织和党员应该遵守的内容。

规范体系构成了政党制度文化的重要方面。

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则有很强的系统性，其组织结构完整而系统，个人服从组织、
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

政党的结构和制度文化对党员的行为有着很大的影响。

具体指组织制度、领导制度、干部制度、工作制度、监督制度。

政党在其活动中所表现出来的行为作风，是其意识形态和制度规范的外化，是党组织和党员个人在思想、
工作和生活上表现出来的态度、行为和风格。

群众常常是根据党组织和党员的行为作风而不是根据纲领和制度来判断自己是否应该支持它。

毛泽东在论及中国共产党的作风时说道
：“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思想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在中国人民中产生了新的工作作风，这主要的就是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作风以及自我批评的作风。

”［1］P1093
这就是著名的
三大作风。

行为作风具体体现在党员的行为方式、思想作风、领导作风、工作作风、生活作风上。

党建文化有其政党文化的共性，亦有自己的特征：即先进性、动态性和开放性。

先进性：党建文化的先进性是中国共产党先进性的体现，代表中国文化的前进方向。

党的指导思想的先进性；作为“两个先锋队”、“三个代表”的党所始终保持的先进性质；它的党员由有觉悟的先进分子构成；它的思想、纲领的先进性，它的组织、作风的先进性，以及坚持不懈进行保持先进性的党的建设工程等，所有这些决定了中国共产党党建文化是一种站在时代前列的先进文化，能够引领社会文化前进和发展。

动态性：即与时俱进性。

党建文化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

如党的思想建设，在民主革命时期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有不同的内涵，党的干部队伍建设在作为革命党和执政党的不同时期亦有不同的要求。

时代变了，党建文化的内容要变，与时代脱节、背离时代要求的内容应当剔除，反映时代要求的先进文化要充实，这样才能保持党的生机与活力，使政党能随时代的变迁而发展。

开放性：正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一个开放的理论体系一样，党建文化也具有开放性。

党建文化既要吸收中国传统文化精华，亦要吸收其他人类先进文化的精华，既要吸收国内其他政党建设的先进经验，又要吸收国外政党建设包括西方国家政党建设的先进理念，这样才能保持党建文化的先进性。

也正因为这样，在党建文化的建设中，不仅要注意吸取党外文化的积极因素与合理成分，更要注意批判和抑制党外文化的负面因素对党内文化的渗透和影响，比如本文所论及的官本位文化。

二、官本位文化对党建文化的影响
官本位文化是这样一种价值文化，社会价值观是以“官”来定位，把是否为官和官阶的高低作为核心价值尺度去衡量个人的社会地位和价值。

官本位文化特征从官本位意识、官本位体制、官本位行为三个层面体现出来。

官本位意识是人们的一种思想意识和价值取向，即以官为本、以权为纲，官尊民卑，官贵民贱。

官本位体制是以官的本位立场为出发点和归宿，使各种精神和物质的利益向官严重倾斜的一种的吏治体系和制度。

官贵民贱的观念与官员的特权制度和社会等级制度，必然诱使人们作出“仕则富贵”的逻辑判断和争挤仕途的行为选择，敬官、畏官、奔官，即是官本位行为的表现。

“官本位”文化的要害是对民本位的否定。

“官本位”文化作为一种封建社会形成的根深蒂固的价值文化和社会现象至今仍然残存并顽强地表现着。

官本位文化对党建文化产生严重的影响。

1．官本位文化影响党建观念文化
一是影响共产党人的世界观。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是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武装起来的先进组织。

无论来自工人阶级还是其他阶层，都要进行思想教育，不断地进行思想改造，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

官本位思想是确立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障碍。

官本位思想导致权力至上，把真理看成是隶属于权力的东西，为官说的都是对的，只唯上，不唯实。

官本位思想导致英雄史观，看不到人民群众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看不到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

一些党员干部完全抛弃了唯物史观，把民本位变为“官本位”。

二是影响共产党人的宗旨。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共产党人的根本宗旨，“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就是这一宗旨的具体体现。

“官本位”不是为民服务，而是为官服务。

对长官的事，闻风而动、雷厉风行、全心全意，乃至两肋插刀、肝脑涂地在所不辞；对群众的事，敷衍塞责、推三阻四、能拖则拖。

对长官的衣食住行精心照料、百般呵护，唯恐有半点不周和差错；对百姓的呼声置若罔闻，对群众的困难熟视无睹、冷若冰霜。

“官本位”思想的要害，就是对党和国家的事业不负责任，对民族和人民的利益不负责任，只对自己的官位和私利负责。

这与党的性质和宗旨、与党在新时期的伟大历史使命背道而驰。

三是影响共产党人的价值观。

官本位把是否为官当成衡量个人价值标尺。

有些党员不能摆脱官本位的影响，把当官作为人生的价值追求，有强烈的权力支配欲望，不择手段地追逐权力，跑官要官、买官卖官、拉票贿选。

不是考虑如何为民做事，如何在为人民谋利益谋幸福的过程中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而是考虑如何做官，怎样才能做大官，怎样能够升官发财。

2．“官本位”文化影响党建制度文化
官本位文化破坏民主集中制。

民主集中制是党的组织原则和组织制度。

民主集中制是民主和集中的辩证统一。

只讲集中，不讲民主，必然会出现个人独断专行，官僚主义滋长；反之，如果只讲民主，不讲集中，又会出现极端民主化以及无政府状态。

官本位观念把民主和集中割裂开来，只讲集中不讲民主，家长制、一言堂。

官本位的影响，使得一些领导班子内部，决策权集中于少数人甚至个别人手里，个人决定重大问题，把集体领导当陪衬，凭自己个人的意志和好恶评判是非，衡量曲直，制定政策，左右大局。

官本位导致“惟上是从”的制度设置与安排。

官阶的高低、职务的大小成为评判是非与对错的依据，官大理大，领导说的总是对的，下级对上级惟首是瞻。

背离了辩证唯物主义思想路线，也背离了党的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和制度。

“官本位”破坏权力运行制度。

“官本位”藐视法律的尊严，“以言代法”、“以人代法”、“以权压法”，以法治民，却把自己排除在法律约束之外。

讲的都是“有贪必肃”“一查到底”，操作起来却大有文章：对违法乱纪行为，查与不查，由长官决定；查谁不查谁，查到什么程度，由长官说了算；给予党纪、政纪处分，还是追究刑事责任，由长官定夺。

本属自己职权范围的事，法律也有明文规定，仍要请示领导、请示上级；搬倒一个下层官员，非得上级领导批示。

上级指示优于法律。

官本位影响干部选拔任用制度。

党的干部制度是量才录用、任人唯贤。

官本位导致干部选拔任用上的长官意志，依照个人好恶任用干部，任人唯亲、任人唯钱成为实际的用人规则。

所谓的“说你行就行，不行也行；说你不行就不行，行也不行”。

下级官员绞尽脑汁揣摩长官好恶，不择手段，投其所好。

于是，就有干部带病提拔的现象，就有了安置亲信，排斥异己，任人唯亲，任人为钱。

于是就有买官卖官，“不跑不送，原地不动；只跑不送，平级调动；又跑又送，提拔重用”。

由于吏治腐败、卖官鬻爵，催生了官场的逆淘汰现象：一些老百姓痛恨的官员一边贪污受贿违法犯罪，一边被提拔重用；一些清正廉洁、群众拥护、坚持原则、不跟贪官同流合污的人却被孤立，甚至被淘汰出局。

官本位文化影响监督制度执行力。

党内民主监督是党的重要的组织制度。

监督的对象是党组织和全体党员，重点是党员干部。

监督的任务是保证党的组织、党员，尤其是党的领导干部执行《党章》等规定，揭露和纠正一切损害党的利益、违反党纪国法的行为，防止党内各种不良倾向的发生，保持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

在“官本位”思想影响下，“官大一级压死人”，对权力监督乏力：首先是下级对上级的监督乏力。

官为民主，民不能管官，普通党员不能监督党员干部，下级不能监督上级。

党员群众监督党员干部、下级监督上级，容易受到打击报复，轻的送你小鞋穿，重则炒你的鱿鱼，甚至找个罪名将你投入大牢；其次是同级监督乏力，主要是官本位使同级组成盘根错节的利益共同体，监督也难；三是上级对下级监督乏力。

本来，上级对下级监督力度最大，实际上由于官本位意识的影响，使得上级对下级监督力度而打折扣。

原因很简单：下级出的问题，往往根子在上面，或是用人不当，或是管理不善，或是上梁不正。

出于自保，上级对下级会有一些“保护”，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官本位容易导致集权与专断。

从政治体制层面上讲，官本位植根于封建官僚专制制度，是封建官僚体制的历史遗存。

这种体制的主要特征：集权与垄断；家长制与家天下；多特权少制衡；严格的等级隶属关系。

官本位体制对党的管理体制的影响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权力过大。

从组织的角度以党代政，管理一切、包揽一切；从个人的角度，权力集中于一把手，有些单位、部门，甚至有些地区，书记就是党委，就是党组织，就是党。

党的领导变成了书记的领导，一把手的意志就是党的意志、人民的意志，是不得违背的。

另一方面缺乏权力制衡机制。

从组织体制上讲，人大主任由党委书记兼任，与其说是加强不如说是削弱人大的监督权；而纪委置于党委内部且低半级，亦不利于对领导层的监督。

人大之党外监督和纪委之党内监督同处于尴尬的境地。

3．官本位文化影响党建行为文化
“官本位”思想影响党员干部的行为方式。

在“官本位”体制下，只唯上，不唯实，不唯法。

“官本
位”思想导致党员干部敬官、畏官，只会依上级脸色行事。

俗话说：当官最怕站错队，一旦站错队，前途就崩溃。

命运掌握在上级领导手中，所以，下属官员总是看着上级领导的脸色行事，战战兢兢，生怕得罪领导而丢掉官帽、甚至获罪。

因此阿谀奉承、吹牛拍马就成为下属对上司的必然态度。

看上级领导脸色办事，尽力迎合领导，不敢坚持原则。

官本位观念影响理论联系实际作风。

理论联系实际是马克思主义学风和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

官本位不从实际出发，唯上、唯书，不唯实。

高高在上、官气十足，脱离实际、盲目决策。

表面上轰轰烈烈，实际上空空洞洞；言行不一，说一套，做一套；许多法律法规、规章制度成为摆设。

官本位观念影响密切联系群众的作风。

官本位导致官僚主义，使“密切联系群众”变成了“密切联系领导”，对上级负责不对百姓负责。

对群众的疾苦漠不关心，对群众的呼声不闻不问，不是官为民服务，而是民为官服务，是“子民”侍奉“父母官”，从根本上颠倒了官民关系。

于是就出现了某乡书记以重新登记承包地为名强行收回土地，再私自转卖中饱私囊侵害群众利益的现象；就产生了某县官让数万农民对其下跪的现象；就出现了因维权上访、控告不公和腐败案件被关进精神病院乃至监狱的现象；就出现了在克拉玛依剧场突然起火的关键时刻校长高喊“孩子们，让领导先走”的怪现象。

群众敢怒不敢言，许多人畏官、恨官，党群关系逐渐疏远甚至恶化。

官本位观念影响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作风。

由于官本位的影响，批评与自我批评在逐渐淡化和消失，在组织生活、工作开展中不敢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

批评领导怕被穿“小鞋”，怕影响升迁；批评同级影响关系，怕被“孤立”；批评下级怕失去“群众基础”。

这些都是畏官、保官心里在作怪。

于是，“批评与自我批评”变成“表扬和自我表扬”。

官本位观念影响党的清正廉洁的作风。

“升官”与“发财”紧密相联，这是官本位最大的特征。

封建社会的“千里做官只为财”，“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贪污受贿、巧取豪夺成为制度性的行为。

官本位导致的腐化现象在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仍然大量存在。

官本位把升官作为发财的路径。

权钱交易、买官卖官。

安徽的王怀忠、云南的李嘉廷，沈阳市的马向东、绥化的马德。

还有上任8个月敛财500万的山西省翼城县的武保安书记。

等等，不胜其数。

官本位影响党的艰苦奋斗的作风。

官本位使公款消费的浪费合法化，造成财政预算和财政支出不受地方人大的约束。

公车消费、公款吃喝、公费出国、“政府会议”、“政绩工程”以及楼堂馆所建设等方面的浪费现象十分严重。

我国每年公款吃喝约3000亿元，公车耗资3000－4000亿元。

三、革除官本位文化，构建党建文化
江泽民深刻地指出：“‘官本位’意识的要害，就是对党和国家的事业不负责，对民族和人民的利益不负责，只对自己或亲属或小团体负责。

其危害极大。

”［2］P47构建党建文化是一项系统工程，这里从革除官本位文化清除构建党建文化障碍的角度谈几点思路。

1．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和权力观，构建党的观念文化
一要树立正确价值观。

价值观是关于价值的根本观点和看法。

共产党人以实现共产主义理想作为追求的价值目标，把劳动创造和无私奉献作为价值实现的条件，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价值标准。

党员干部的价值大小，不在于官当多大，而在于对人民的贡献多大。

党的性质和宗旨决定了共产党人衡量社会价值以为人民服务的态度、质量和效果为尺度，每个党员价值的大小不是官阶的高低而在于为人民办了多少好事、实事。

正如江泽民指出的共产党人“要立志做大事，不要立志做大官，千万要防止把升官发财作为自己的人生目的。

”［3］P423担任的职务越高，对人民和社会所负的责任也就越大。

对人民的贡献越大，社会价值就越大。

二要树立正确的权力观。

毛泽东曾经指出：我们的权力是谁给的，是人民给的，就必应该用来为人民服务。

他还指出：要得到群众拥护，“就得关心群众的痛痒，就得真心实意地为群众谋利益，解决群众的生产和生活的问题，盐的问题，米的问题，房子的问题，衣的问题，生小孩子的问题，解决群众的一切问题。

”［4］P138江泽民也强调：“领导干部必须运用人民赋予的权力为国家的发展、富强、安全服务，为人民群众的团结、富裕、安宁服务。

一句话，必须始终
用来为国家和人民谋利益，而绝不能把它变成牟取个人或少数人私利的工具。

”［3］P420权力来自人民，服务于人民，这是马克思主义权力观的根本观点，也是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必须树立的权力观。

人民是国家的主人，领导干部是人民的公仆，手中的权力是由人民赋予并用来为人民服务的，绝不能把它变成谋取个人或少数人私利的工具。

要集中解决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问题，增强干部的公仆意识，自觉摆正同群众的关系；要加强党群沟通机制建设，确保手中权力用于为人民服务。

2．革除官本位的体制残余，构建党的制度文化
“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

当一项制度得到了公众的普遍认同，对公众产生了广泛持久的影响时，这项制度本身就成为一种文化。

构建工人阶级政党的制度文化，必须革除官本位的体制残余。

一是批判入党做官论，消除特权。

入党做官论，列宁批判过，孙中山批判过，毛泽东也批判过。

当下不批判了，有人更是理直气壮地以此来动员青年入党。

以至于有人指出：因为入党可以做官，可以带来实惠，所以才造就了拥有8000万党员的全世界最大的党。

这话不一定对，却值得深思。

为什么要批判入党做官？主要是有些人要求入党的动机不纯，不是信仰马列，不是愿意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而是因为党是执政党，入党可以做官。

入党做官论者，做官是理想，是目的，入党只是途径和手段。

抱着这样动机入党大有人在。

这些都是官本位在作怪。

治本之法就是要改变“入党做官”的规则。

一要扩大党外做官的途径，使大量党外优秀人才人士有进入国家机构的机会。

二要逐步消除做官的特权。

人们追逐官场，皆因有利可图。

如果入党不一定能做官，做官并不能获得特权和特殊的个人利益，反而要多承担一定的责任义务，那么那些钻营之辈也就不会混入党内了，党组织就纯洁了，先进性就体现出来了。

因此，治理“官本位”文化的一条路径，就是批判入党做官论，革除官本位的机制，消除特权，制约权力。

要建立一种当官不能发财、不敢发财、不会发财的机制。

二是改革政治体制，改变以党代政、包揽一切的状况。

新中国成立以后，党和国家领导制度一直实行的是党的一元化的领导，党政不分、以党代政。

改革开放以来，虽然有改进，但改变不大。

党组织居于特殊的位置，掌握着触及社会各个领域的、几乎各个方面的决定权，权力过分集中。

加强党的制度文化建设，改变党的执政方式，涉及到政治体制改革问题。

权力过于集中，党的权力太大，无所不在，无所不及、无所不能控制。

温家宝总理在世界经济论坛2011年新领军者年会上就曾指出：“要改变以党代政，把权力绝对化和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

为此，必须改革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改变以党代政、包揽一切的状况。

如何改革现有的党政体制，是否可以如同政企分开一样，实行党政分开，划分好党与国家机关的职权范围，党组织不要去管那些不该管，管不了，管不好的事情，集中精力研究解决重大问题，让政府独立运行。

执政党采取对国家政权提出大政方针的建议、通过法律程序立法、由国家政权决策执行的方式实现党的领导，通过选派党的干部通过选举进入政权任职，贯彻党的执政方针，来实现党的领导，而不是直接包揽，集决策、执行、监督权于一身。

党政分开是邓小平提出来的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根本思路，可以沿着这一思路继续探索。

三是改革干部选拔任用制度。

首先，减少委任制，实行普选制，改变“由少数人选人和在少数人中选人”的传统做法。

委任制是导致跑官卖官、用人不正之风和产生官僚主义的体制性根源。

普选制是巴黎公社的经验，体现了无产阶级政党的本质。

实行普选制重点是健全党的各级代表大会制度，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应该全部通过党的各级代表大会产生。

要实行普遍的差额选举，并逐步废除等额选举。

委任制只限于需要委任的重要干部和交流的干部；即使是必须实行委任制的地方也应努力扩大群众在官员选任上的知情权、参与权、选择权和监督权，实行民意测验和民主评议，绝不能漠视群众的意见或只把群众的意见作“参考”。

其次，彻底废除领导干部职务实际终身制。

离退休制度只解决了终身制的一半，要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推行淘汰制、轮换制、干部辞职制，彻底解决干部队伍“能上不能下，能官不能民”的状况，大大激活我们的干部队伍，从制度上摇撼“官本位”观念。

3．革除官本位的积习，构建党的行为文化
一是摆正工作的出发点。

（下转第7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