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仁民爱物说”的生态学意义

孟子“仁民爱物说”的生态学意义
2007-03-22中国文化传媒网
“仁民爱物”是孟子的广义伦理学，也是生态伦理学。

孟子的生态观是包括家庭、社会、自然在内的广义生态观，其核心是仁爱。

孟子的这种思想，对于化解当今世界包括中国在内的一些社会难题和生态难题，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人禽之辨”的三层含义
众所周知，孟子有著名的“人禽之辨”，其目的是说明人与动物的区别，即人有道德性而动物没有。

但是，区分之后又怎样呢？是不是说，人比动物更高贵、更优越，因而可以而且应当对动物施暴呢？或者说，只有人有价值，而动物没有自身的价值，如果有价值的话，只是对人有使用价值呢？人们常常只看到孟子对人与动物的区分，却看不到或忽视了孟子为什么要进行这样的区分。

其实，后一个问题才是最重要的。

孟子说：“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

舜明于庶物，察于人伦，由仁义行，非行仁义也。

”
值得注意的是，孟子认为，人与动物的区别只有“几希”，即很微小的那么一点点。

正因为如此，一般人才容易丢弃，而只有“君子”才能保存。

这至少能说明三个问题。

第一是说明，人与动物不是在所有方面都有区别，而是正相反，二者有许多共同性。

人与动物有生命的联系或延续性，决不可将人类看做与自然界的动物毫无关系的另一类高贵而特殊的“精灵”。

但是，有些哲学家和宗教神学家（西方）却正是这样看的。

他们认为，人不是自然界的产物（由进化而来），也不是自然界的一部分，而是特殊智能（变相的上帝）“设计”的。

无论是过去的“上帝造人说”，还是现在的“智能设计说”，都割断了人与自然的生命联系，割断了人与其他动物的生命联系。

孟子却正好相反，认为人与动物有很多共同之处，区别只有那么一点点。

指出这一点非常重要，它能说明孟子何以要提出“爱物”之说。

第二是说明，人与动物的这一点点区别是重要的，或者说是本质性的。

正是这一点区别，使人成为与动物不同的“类”，但这是“类”中之“类”，即小类而不是大类。

人这一“类”对于大类而言是特殊性，对于同类而言则有共同性，对于别一类而言则表现出相异性。

因此孟子说：“故凡同类者，举相似也，何独至于人而疑之？圣人，与我同类者……若犬马之与我不同类也。

”圣人与我是同类，说明圣人是人而不是神，这就与那种将圣人视为神的观点区分开来；而“犬马与我不同类”的说法，则将人之所以为人的特殊性显示出来了，同时也就引出了人在自然界的地位和作用这个根本性的问题。

第三是说明，人与动物的这点区别是先天的，或先验的，但关键在于后天的“存”与“放”，并由此而分出“君子”与“庶民”。

这里的“君子”与“庶民”完全是从人格修养上说的，并不涵有对“庶民”的先天性的歧视，但是，却隐含着对“君子”的责任和义务的期待。

孟子举出他理想中的圣人舜，说明其能“明于庶物”，即明白而通达事物之性，“察于人伦”，即体验而察识人类的伦理，就是证明这一点的。

理想中的圣人，能出自内在本性去实行仁义，而不是将仁义变成工具或手段，这说明“行”本身就是目的，不是为了达到别的什么目的。

同样的道理，“由仁义行”不仅仅限于家庭、社会的范围之内，而是包括自然界万物在内的普遍的伦理行为。

这正是孟子为什么要区分人与动物的真正目的。

“仁”的本质是“爱”
仁的本质是爱，这是孔子以来关于仁的根本思想。

仁本来是人的最高德性，既是天赋的，又是内在的，天人之间本来就有内在联系，而不是二元式的外在关系。

但是，当仁实现出来的时候，就与外物（包括人与物）发生了关系，变成一种伦理，这就是“德性伦理”。

孔子说，仁者“爱人”。

孔子首先着眼于人与人的关系；但是，孔子已经有“爱物”的思想，孟子的发展就在于，明确地提出了“爱物”之说，因而建立了哲学生态学。

孟子认为，仁是人的普遍德性。

“仁也者，人也。

合而言之，道也。

”用仁来解释人，说明仁是人的本质规定，也就是人之所以异于动物的本质所在。

仁与人合起来便是道，说明人除了仁，还有其他规定，其中便包括动物性。

这个“道”，就是天人合一之道，也是《中庸》所谓“率性之谓道”之道，其实现便是普遍的爱。

其中包括人与自然界的万物，都在所爱的范围之内。

但是，这种爱又是有差别的，爱父母甚于爱其他人，爱人又甚于爱物。

但是，虽有差别，却又是同一个仁的不同应用。

这是可能的吗？按照孟子的思想，这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很自然的。

“君子之于物也，爱之而弗仁；于民也，仁之而弗亲。

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

”
孟子提出“亲亲”、“仁民”、“爱物”的差别，就是根据仁的对象的不同而表现出来的具体差别；但是，仁是爱这一本质并无不同。

在孟子看来，这种区别是一个“自然原则”，并没有什么难以理解之处。

这种区别，出于人类情感的自然发展。

仁不是别的，就是恻隐之心、不忍之心的“扩充”。

恻隐之心是对生命的同情、爱护和尊重，出于生命“感同身受”的内在情感。

人没有不爱自己生命的，正是出于对自身生命之爱及其养护，才能对其他生命有恻隐之心、不忍之心，因为在生命的意义上，人不仅与他人是相同的，而且与一切动物也是相通的。

因此，便有对生命恻隐之心这种情感。

所以他说：“仁者，无不爱也。

”
所谓差异性，即“爱有差等”，这是根据仁的对象与自身的生命关系的远近和亲疏程度而产生的。

父母是最亲近的，这是一个自然的事实，人也有自然性。

这不仅是由于子女和父母有血缘关系，而且由于人的最初的生命活动是在家庭度过的，是在父母的养护、照料之下度过的，他最先接触的也是父母兄弟。

因此，对父母有依恋、爱慕和报答之心，这是“人之常情”，不能因为人有独立性、自主性而抹杀了“亲情”。

家庭和谐是社会和谐的基础，这也是一种生态，其中包括心理情感上的健康、和谐的发展。

孔子所说的“安”与“不安”，就是如此。

孟子是很重视亲情关系的。

但是，仁难道只限于“事亲”吗？当然不是。

“事亲”虽是仁的最真实、最亲切之处，从“事亲”中才能体会到仁的真实意义，但决不能以“事亲”为仁之所限，即不能将仁仅仅限制在“事亲”的范围之内。

仁的实现是从“事亲”开始，推到他人以至他物，而“无不爱”，这才是“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的意义所在。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将尊敬我的老人之心推到别的老人，将关爱我的幼小之心推到别的幼小，这就是“仁民”。

因此，“亲亲”与“仁民”是一贯的，虽有亲疏远近之不同，却没有实质的区别，更没有贵贱之别。

因为人既然以仁为其本性，而仁的本质就是爱，那么，“仁者爱人”在本质上就是一样的。

换句话说，“差等”只是程度上的，却不是根本性质上的区别。

人的情感有深浅的不同，不可能像数学一样进行量化，也不可能像形式逻辑一样，要么是完全相异，要么是完全相同。

由“仁民”到“爱物”
最值得重视的是，孟子突破了人类界限，将仁推行到自然界的动物，提出“仁民而爱物”
之说，确立了人与自然之间的生态伦理，这是对人类如何生存发展的问题所作的最有远见的回答，也是对人类文化的杰出贡献。

今天研究孟子思想，应当特别关注他的这些论述。

“爱物说”的提出，正是出于人的恻隐之心、不忍之心，基于对动物生命的尊重和同情。

这是一种非人类中心主义的生态意识和生命关怀，即不仅仅是从人类的利益出发，对动物进行保护；而是承认动物也是生命，有情感、有知觉，有生命价值，有生存的权利。

孟子从齐宣王“以羊易牛”的故事，看到人人都有对动物的不忍之心，不忍动物被杀时的“觳觫”，即恐惧的样子，并从这里引申出仁政学说。

孟子认为动物是有情感的，“觳觫”即恐惧，就是动物的情感表现，这是同人类的情感相通的，看见动物被杀时的恐惧之情，人就会产生“不忍”之心。

正是这种“不忍”之心，促使人类去爱护动物，保护动物，而且只有人类才能做到；因为只有人类才有这点“不忍”之心。

这正是人类的伟大之处，也是人类的责任和义务之所在。

“君子之于禽兽也，见其生，不忍见其死；闻其声，不忍食其肉。

是以君子远庖厨也。

”人是有情感的，是情感动物而不只是理性动物；动物也是有生命有情感的，动物的生命情感与人的情感是相通的。

人类的仁心，不仅对人民要有爱心，而且对动物也要有爱护之心。

这不是出于功利的目的，即是否对我有利，而是出于生命目的本身。

这里涉及到食肉的问题。

孟子并没有提出素食的主张，因此，只能作到“远庖厨”，即远离厨房，以免亲自看到或听到动物被杀，却不能做到不食肉。

这一点很容易引起争议。

对此，不能持绝对主义的观点。

当人类的道德责任与实际的生活习惯、生理需要出现不一致的时候，即使是服从后者，也要尽量做到符合道德原则。

现代人也不能完全做到素食。

但是，对动物有没有恻隐之心、不忍之心即同情、尊重和爱护之心，并且能不能在可行的范围之内作到保护，却又是大不相同的。

现代西方文明社会，已经能够做到宰杀动物时不使其受到痛苦，或尽量减轻其痛苦，这就是一个很大的进步。

这与孟子的思想是完全一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