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义”思想的渊源、践行及其现实意义

孟子“义”思想的渊源、践行及其现实意义【摘要】仁义观念在儒家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践仁行义更是千百年来儒者的不断追求，仁义思想是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内容。孟子在继承先贤思想的基础上结合自身经历逐步丰富和完善了“义”的思想。本文从“义”之观念的根源、分类、践行及其对现实社会的重大意义等方面做了分析，从而阐述“义”思想的基本内容。

【关键词】义；利；性善；孟子

千百年来践仁行义一直是中国读书人的无上追求，仁义思想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居于重要地位。“孔曰成仁，孟曰取义”孔孟均毕其一生践行仁义。在《孟子》一书中更是相当频繁的提及“义”，第一章开宗明义提出“王亦曰仁义而已矣，何必曰利？”从重仁到仁义并提，“义”在儒家思想中的地位逐渐加重。

一、“义”之思想的渊源

孟子的性善论开创了中国哲学史上极具影响力的心性学体系，心性论更是整个孟子哲学的基石。《孟子·尽心下》曰：“人皆有所不忍，达之于其所忍，仁也；人皆有所不为，达之于其所为，义也。”孟子把孔子的“仁”的观点诉诸“不忍人之心”再由“不忍人之心”论性善。孟子将“不忍人之心、”“恻隐之心”视为人的“本心”，是我固有之而非外烁。正是因为人本身具有“恻隐之心、羞耻之心、恭敬之心、是非之心”，所以，人才得以发此为“仁、义、礼、智”之“四德”。从“恻隐之心、羞耻之心、恭敬之心、是非之心”到

“仁、义、礼、智”之“四德”是一个由道德情感升华为道德理智的过程。“义”是“羞恶之心”的外显，可见，“义”深深的植根于人的道德本心之中。

任何人都不能脱离其当时的社会环境而独立存在，其思想更是深深地打上时代的烙印。孟子的“义”思想也同样有深刻的现实渊源。孟子生活在战国中期，面对着社会动荡，民不聊生的社会现实，作为一介寒儒他无能为力只能从道义上给君主臣民划定一个界限。《孟子·梁惠王上》中载：“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王曰，‘何以利吾国？’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上上下下互相追逐私利，那国家就会危亡，利国、利身、利家均需从仁义出发，只有践仁行义才能最终王天下。

在思想活跃的“百家争鸣”时代，孟子自认为是孔子的忠实信徒，他自己说：“乃所愿，则学孔子也。”因此孟子一方面继承了孔子的仁义思想，另一方面又有所发展，形成了自己的一套关于“义”的思想。

二、“义”之思想的分类及其践行

孟子作为一个政治家，其理论带有明显的空想色彩；但作为一个哲学家，他的思想又时时处处指向现实。孟子“义”思想的分类和“利”密不可分，根据“义利关系”，把孟子之“义”分为王者之义、平民之义和士之义三类。

1、王者之义。孟子认为作为王者考虑更多的应该是如何治国，

如何收拾民心的问题。因此，推行仁政，重义而轻利，正是王者之义的集中体现。《孟子·梁惠王上》载：

孟子见梁惠王。王曰：“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孟子对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苟为后义而先利，不夺不餍。未有仁而遗其亲者也，未有义而后其君者也。王亦曰仁义而已矣，何必曰利？

孟子认为，作为统治者不应该带头讲利，否则就会导致整个社会争名逐利，必然造成社会的混乱乃至国家的动荡不安，即“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如果先讲义而后讲利，用义来规范利，人们对于利的追求就会被义规范到正确的轨道上，这样统治者才能最终得到利益。因此，王者之义要求王者要先义后利，从国家的根本利益出发，强调统治者要带头讲义，从而取得先义后利的实际效果。

2、平民之义。平民之义就是指平民百姓应该遵循君臣、父子、兄弟的伦理关系。然而要想使人们遵循这种道德伦理关系首先就要使老百姓吃饱穿暖，因此对于平民就应该先利而后义。一般老百姓如果没有固定的收入，就不可能固守自己的道德观念和行为准则，就会“放辟，邪侈，无不为已”，即“无恒心”，要想老百姓有其“恒心”，首先必须“制民之产”，《孟子·梁惠王上》载，“是故明君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然后驱而之善，故民之从之也轻……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不违农时，与民休息，使广大老百姓能够赡养自己的父母妻儿，

在荒年得以存活，在广大老百姓有恒产之后，再通过道德教化，最终引导他们走上良善的道路。因此，对于平民百姓只有先利，才能后义，才能使老百姓心甘情愿的遵循日常的伦理规范，国家的社会秩序才会和谐，只有这样统治者才能最终实现“王天下”的梦想。

3.士之义。在孟子的心目中士是一个特殊的社会阶层，士以弘道天下为己任，所以在义利问题上孟子对士也作出了特殊的要求。士作为四民之首，“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士除了在无恒产的情况下保持恒心以外，还要接受更多的磨练，《孟子·告子下》载：“故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若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

孟子认为士的使命就是“尚志”，也就是崇尚仁义，并切身实践仁义。然而当义与利发生冲突时，两者应该如何抉择呢？在《孟子·告子上》中，孟子给出了答案，

“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

正是由于士这一阶层的特殊性，所以在遇到鱼和熊掌，生和义的取舍上只能舍鱼而取熊掌者，舍生而取义。这也是士对于“义”践行的一种途径。

另，“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舍生取义的内涵经过进一步的挖掘，发展为一种侠义精神，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重要一环。

三、孟子“义”思想的现实意义

孟子关于“义”的思想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在当今社会我们更要充分继承“义”思想之精华，对“义”之内涵作出新的诠释和说明。

“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一直是儒者的无上追求。我们把孟子的“义”加以区分，内化为一种“善其身”的精神诉求，外化成一种“济天下”的崇高情怀。《孟子·公孙丑上》载：公孙丑问曰：“敢问夫子恶乎长？”曰：“我知言，我善养吾浩然之气。”“敢问何谓浩然之气？”曰：“难言也。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无是，馁也。是集义所生者，非义袭而取之也。行有不慊于心，则馁矣。”

浩然之气乃集“义”所生，实现“善其身”的精神诉求就是养浩然之气的过程。浩然之气下贯于主体的人，并加以道德的规定性，即是与仁义相结合，经过内心的体悟和外界的磨练，从而形成一种高尚的人格。这也是“义”内化的一种体现。

“济天下”之义经过孟子的进一步阐发集中体现在其”仁政”学说上。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之掌上”（《孟子·公孙丑上》）以“仁心”行“仁政”，仁义相合，践仁行义，将他所提倡的道德理想转化为现实的社会政治理念，从而达到“济天下”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