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材选文中宋代贬谪文人的进与退-2019年文档

教材选文中宋代贬谪文人的进与退王国维《文学小言》六云：“无高尚伟大之人格，而有高尚伟大之文章者，殆未之有也。

”我国宋代著名的入仕的文人被贬谪，成为一个特殊的文化和政治现象。

由于被贬原因各异，所处境遇及本人性格不同，加之他们身上所特有的文人气质，因此他们的心境丰富而复杂。

人教版初中语文教材中此类作品颇多，本文试就其中比较典型的三篇散文《岳阳楼记》（范仲淹）、《醉翁亭记》（欧阳修）、《记承天寺夜游》（苏轼）的创作背景及其反映出来的作者心境和进退哲学作探讨分析。

独立不惧的范仲淹范仲淹入仕之初就因讥讽时政被贬饶州，后因守边有功，官为参知政事。

庆历三年开始推行了北宋第一次大规模的政治革新――庆历新政，但不久失败，被贬邓州。

《岳阳楼记》即在此时所作。

在该文中，他并未对“前人之述备矣”的岳阳楼大观作过多描绘，而是借题发挥，只先将登楼览物之情归出悲喜二意，并由此引出最后忧乐一段议论，以抒其忧国忧民之情怀。

其中的“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一直被后人称颂。

那种借物抒怀，避实就虚，扬长避短，善于藏拙，能将其文题不符之处自然的掩饰起来的思想和写作手法用到极致，并且达到了真正体现其“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拳拳报国之心的远大抱负情怀的目的。

使《岳阳楼记》成为千古绝唱，使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佳句永远成为激励我们每一个有志青年的座右铭。

尽管与《醉翁亭记》写于同一年，两人也都在被贬任上，但作为政治家的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所表现出来的“入世”意味更浓，更显得刚健有为。

更多的是对社会、对国家的使命感，而少了一些个人生活情感的宣泄。

在他看来，因个人得失或外物好坏或喜或悲只是一种较低的思想境界，应该“不以物喜，不以己悲”，身处逆境，毫不介怀，独立不惧，心忧天下，在他身上丝毫看不到“迁客骚人”的失意苦闷。

随遇而安的欧阳修范仲淹等推行的“庆历新政”失败，他们相继贬职，欧阳修因上书替他们辩护，被贬为滁州知府。

《醉翁亭记》中，欧阳修以“醉翁”自称，“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闲适恬淡，旷达随意，将宦海浮沉，仕途荣辱，都消解在这滁州的一片山水之间，让自己的心灵在山水美景和百姓和乐中寻得安宁和愉悦。

文章先写滁人之游，描绘出一幅太平祥和的游乐图。

在这幅图画中，有“负者”，有“行者”，有老人，有小孩，前呼后应，往来不绝，十分热闹，这个场景在太守眼里，应更多了一层政治清明的意味；写宴饮之乐，宴饮所需，无论是酒还是鱼，是肉还是菜，都是就地取材，这样意在夸耀滁地富足，表明野餐的简朴。

同样，宴饮之乐也没有王公贵族府第宴饮的奢华，但这是在滁州的土地上与滁州的老百姓一起宴饮的这种乐趣，也是王公贵族梦想不到的欢乐，作者在这里勾勒出了“滁人游――太守宴――众宾欢――太守醉”的游乐风习画。

欧阳修虽然被贬，但他没有就此沉沦，而是与滁州人民同乐，将滁州人民的安定生活归功于宋王朝的休养生息政策。

由此可以看出，与一般的迁客不同，欧阳修在谪居时期人生态度是积极的，仕途得意时则热衷政治，积极参与改革；仕途失意时则寄情山水，与民同乐。

在“进”与“退”之间，始终把持着很恰当的一个尺度，这种进退处世哲学，对后世尤其是学生苏轼的影响很深。

他的这种积极的人生态度，即使在今天仍有积极意义。

直道而行的苏轼相对而言，苏轼是其中被贬次数最多、仕途最为坎坷的一位。

国学大师钱穆说：“苏东坡诗之伟大，因他一辈子没有在政治上得意过。

他一生奔走潦倒，波澜曲折都在诗里见。

苏东坡的儒学境界并不高，但在他处艰难的环境中，他的人格是伟大的，像他在黄州和后来在惠州、琼州的一段。

那个时候诗都好，可是一安逸下来，就有些不行，诗境未免有时落俗套。

”《记承天寺夜游》是苏轼贬官黄州第四年时所作。

苏轼初到黄州，仍存用世之心。

但贬谪到黄州任团练副使，不得“签书公事”，只是做着一个有职无权的“闲官”。

因此，失意苦闷是在所难免的，但他很快就找到了排遣苦闷的独特方式，将内心深处的佛道思想融入到自己的文学创作中，藉以宣泄心中复杂的情绪。

就《记承天寺夜游》一文而言，尽管也有对被贬后清闲苦闷的排遣，但从字里行间我们感受更多的是坦然达观，随缘自适，淡泊处世。

和一般被贬文人相比，深受儒释道思想影响的苏轼，多了一份潇洒，多了一份率性。

正如其《定风波》中所言“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而其他同一时期的作品如前后《赤壁赋》等大都写得坦然豪迈，豪放旷达。

因此，尽管作品中交织着苦闷与失望、孤独与忧郁等种种复杂的心态，但这种超然物外，随缘自适的人生哲学仍然是其中的主要基调。

东坡三次遭到贬黜，年岁越来越大，境遇更是一次比一次艰苦。

他在自省之余，虽自知因“不善处世”而获罪，但既要坚持“直道而行”，也就只有抱着“万事委命”的态度了。

东坡对自己的遭遇，先在心理上建立起自解的理论，而使自己能坦然的面对逆境。

在黄州时他说：?W虽忧患狼狈，然譬如当初不及第，则诸事易了。

（《苏轼文集》卷六十〈答李寺丞〉二之二）某谪居既久，安土忘怀，一如本是黄州人，元不出仕而已。

（《苏轼文集》卷五十七〈与赵晦之〉四之三）黄州食物贱，风土稍可安；既未得去，去亦无所归，必老于此。

苏轼屡遭贬谪，一生奔走。

政治理想上虽不能遂自己所愿，但始终抱着“超然自得，不改其度”的进退哲学。

正是在这样的生命理念支持下，苏轼一生都保持着从容坦然的心态，保持着对生活的热情。

综观上述三篇文章，同为北宋时期的《岳》《醉》《记》三文颇多相似之处，可发现这些贬谪文人内心深处及处世哲学方面都有其共同点：直道而行，超然自得，不改其度。

首先，文人传统的儒家经世致用的入世思想和“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观念一直扎根在他们思想深处。

如苏轼坦然旷达但并非玩世不恭，欧阳修的随遇而安仍能与民同乐，范仲淹即使在“穷”时仍想的是“兼济天下”，忧国忧民。

就历史角度看，宋代文人为官，参与政治的热情地位比以往都要高。

宋代以“尊儒隆文”著称，可以说在历代封建王朝中，知识分子最“吃香”的就是宋代。

宋太祖赵匡胤“立誓不杀士大夫”，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官员，都由科举出身的文官担任。

“在封建政治史上，到宋代才第一次全面而稳定地确立了文官政治。

”（《文史杂志》1990年5期《评宋代文官政治》金诤）这也能理解宋代很多入仕文人虽也有贬谪的困顿、失意的苦闷，但却不过于悲观沉沦，相对总比较乐观豁达。

他们的文章思想基调也多不会显得过于阴郁，而总有一种比较积极的心态。

其次，贬谪文人在仕途困顿、理想受挫后内心尽管会有一种本能的幽愤压抑的情绪，但都能够寻求某种方式加以调和。

第一，在外在形式上，或寄情山水，或在当地勤政爱民，或抑郁积于心，形诸文字，发为诗文，排解宣泄，最终在这种宣泄中形成一种乐观豁达积极向上的心态。

客观而言，信而见疑，忠而被谤，仕途遭受挫折，许多贬谪文人内心都是悲愤难抑的。

但同时他们个人的政治悲剧更清醒了他们对现实的认识，使得一些文人对功名逐渐淡薄，对个人得失淡然处之，他们没有因理想破灭而沉沦，而是在游玩山水中追求一份心灵的超然。

因此我们读这些文章，会发现作者的情感分外真切，分外感人。

第二，在内心思想上，则表现为自己处世哲学的调整或糅合。

林语堂曾经说中国士人得势时大都信儒，不遇时则又信道教，优游林下，寄托山水。

儒家学说“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使知识分子肩上多了一份责任感和使命感，当这一切受阻时，退而求其次，用道家或禅宗思想保持内心的一份超然。

禅宗重内省、在俗超然、随缘而安的因子也融入了很多文人的思想。

苏轼“谈禅而不佞佛，好道而不厌弃人生”，抽取佛道思想中“静而达”和超尘拔俗、率性自然的生活态度，以此帮助自己排遣苦闷，保持乐观旷达的胸襟和随缘自适的信念，使自己在逆境中能顽强坚定地生活下去。

柳宗元谪居永州的十年，是他散文创作的高峰期。

而他这些作品“其幽愤难抑与自适而安的心理状态是交互出现的，也与柳宗元‘统合儒释’的哲学态度有密切的关联”（《辽宁教育行政学院学报》2007年7期《在幽愤与自适中徘徊》韦依娜）。

总之，贬谪文学是古代入仕文人处世哲学的一种投射，共同的经历形成了共同的处世哲学：处逆境而不消沉，即使苦闷而终能排解；达观淡定，随遇而安，笑对人生困顿。

这种面对挫折，面对自己人生低谷而依旧积极豁达的心态，对生活的热情，强烈的使命感和责任感，主动寻求各种方式和途径调整自身情绪，对于我们每一个人，尤其对于青少年学生，是有很强的现实意义的。

反观当今的学生，尤其是沿海发达地区的学生，由于社会环境的影响、家庭条件的改善及教育制度的不断完善，他们相对都是在比较优越的环境下成长的，遭受挫折的情形并不多。

然而，我们也很痛心地看到，一些正值花季的青少年，即使只是遇到了一些波折，如某次考试的失利，或学习上的压力，或所谓情感的挫折，不懂得寻求合适的方式疏解自己的情绪，以至于走上极端甚至让如花的生命过早逝去，类似例子时有耳闻。

也许，我们可以在语文教材的这些贬谪文学中，从这些古代被贬文人的身上，获得宝贵的精神财富，让我们也多一份乐观，多一份超然，在困顿中放歌，在逆境中微笑。

参考资料：人教版《义务教育课程标准试验教科书――语文》黄启方《从东坡书牍认识东坡》《辽宁教育行政学院学报》2007年7期《文史杂志》1990年5期《评宋代文官政治》王晓冬，教师，现居广东东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