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育意愿和生育政策

影响生育意愿的因素：人口转变
生育意愿：少生晚生无性别偏好
生育意愿是指关于生育行为的态度和看法，它包括生育数量、生育时间、生育的性别偏好。

生育意愿是宏观社会经济的影响与微观个人理性选择相互作用下的产物，影响因素有多方面，包括有社会、家庭和个人方面，其中现代化、工业化、城市化的发展和社会经济水平的提高作为根本原因，通过一系列中介变量形塑了家庭个人生育的自约束机制，影响了人们对待子女价值的观念，激烈的市场竞争直接导致了生育时间的推迟，女性社会经济地位的提升改变了传统的性别偏好，关于生育意愿的转变过程和原因，成本效用理论、子女价值理论、代际财富流动理论都有所解释，集中表现为：
1、在工业化社会，现代化生产方式取代重视体力的传统生产方式，孩子的经济价值下降，数量多已不是提高家庭收入的绝对条件，脑力劳动的盛行使孩子接受教育变得有必要，其性质由生产品（劳动力）转变为消耗资源的消费品，养育孩子的绝对成本和时间成本上升；
2、女性同男性一样参与市场竞争进入劳动力市场，女性养育孩子的机会成本也增加，有时不得不推迟生育时间来保证工作的需要；
3、知识经济的到来淡化了女性的体力劣势，在脑力竞争中女性的的社会经济地位得到提升，男女地位的平等弱化了男孩偏好；
4、随着收入的增加和寿命的延长，使得孩子作为投资品的价值增大，对孩子健康和教育方面的投入回报显著，为了使这项投资最大化，将人力资本的投资集中在更少的孩子身上便成为普遍的选择，而性别差异与人力资本的投入没有直接的影响，性别偏好也就逐渐淡化。

另外，国家强有力的生育政策也从侧面塑造了生育观念和意愿，我国计划生育政策深入人心，影响深远，并且不断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也削弱了“养儿防老”的观念，生育行为更大程度上是个人的精神需要和社会责任的一种体现，此时对数量、时间、性别的要求就降低了。

对生育政策的理解
生育政策是政府意在通过对生育行为的干预和控制，以影响人口数量、结构而制定的目标和手段。

在我国主要表现为计划生育政策，它加速中国人口转变直到其基本完成，由此对计划生育政策的理解可分为以下方面：
一、计划生育政策的形成
建国初期随着人口增长与生产资料、资源环境的矛盾日益凸显，当时以马寅初为首的一批经济学家提出控制人口数量的建议，但遭到漠视和批判，随后政府才逐渐意识到人口数量问题，开始政策上的人为干预。

虽然早在60年代政府就计划节育，但真正具有标志性意义的是七、八十年代的“晚稀少”政策和独生子女政策，逐步完善形成各地方计划生育条例，发展成为至今较稳定的计划生育政策体系，的成为我国基本国策之一。

二、计划生育政策所达到的效果
直接抑制乃至减少人口数量，在计算人均资源拥有量、失业率、人均GDP等福利指标时，缩小人口分母，走出了当初”马尔萨斯人口增长的陷阱“。

生育率继死亡率后短期内大幅降低，我国的人口再生产类型迅速转变到低生育率低死亡率的现代型，反映妇女终身生育水平的总和生育率也由建国初期的6.1降到世代更替水平以下约1.8，从这个意义上说，执行了20余年的人口政策遏止住了人口的出生数量，已达到了政策实行的初衷。

三、计划生育政策带来的负面效应
然而恰恰在人口数量矛盾不那么突出时，人口结构异常的现象开始显露，体现在：
1、劳动人口缩减。

低生育水平的后果在微观上体现为少子化，少子化的趋势将加速人口红利的消失，今后20-30年期间，劳动年龄人口的增长速度将逐渐减慢，过去四分之一世纪的经济增长奇迹很大部分得益于人口红利，劳动力供给逐渐的短缺则意味着增长源泉的式微。

2、人口老龄化。

低生育水平在宏观上体现为人口老龄化，老年人占比升高，我国已于90年代末进入老年型社会，并且发展规模巨大，速度惊人，并且老龄化与养老保障制度转变同时发生，历史欠账形成沉重的转轨成本，社会负担沉重。

3、高出生性别比
计划生育政策造成了狭窄的生育空间，使得家庭无法通生育数量来达到生育性别偏好的需求，进而在B超技术的辅助下优先选择男孩，造成出生性别比失调，这将造成未来婚姻市场的挤压。

4、独生子女问题
5、计生黑户
四、对未来生育政策发展趋势的看法
生育政策必须根据当前人口变化状况做出调整，我国在过去表现为人口数量过快增长，所以生育政策是控制人口数量为主，而现在人口变化过快表现为人口结构急剧失衡，所以主张放开生育政策调节人口结构平衡，人口数量和结构是人口变化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其次人口素质的提高、人力资本的投入在现代化的今天重要性也开始凸显，我国生育转变的滞后性带来的惯性增长，决定了人口数量仍需要在此基础进行巩固，而生育转变的压缩性则决定了调节人口结构的必然性。

在未来我国的生育政策应该是“数量和结构并举”，以二胎为宜，同时重视人力资本、科技创新的投入，以一种长远的、统筹的、协调的、可持续的思路来调整和稳定生育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