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GDP的再认识

对GDP的再认识
作者：张嗣兴
来源：《投资与理财》2010年第04期
GDP衡量一切,却不包括使我们的生活有意义的东西,GDP确实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

2009年12月初,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把转变发展方式作为“当前和今后相当长时期内我国面临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显然,中国经济发展的主导方向,正由“保增长”转向“促转变”。

对GDP 的崇拜和唯GDP的导向,将逐步淡化。

注重经济发展质量,关注民生的思想正在得到普遍重视。

这无疑得益于对GDP的再认识。

GDP即国内生产总值,是从西方国民核算体系中引进的一个指标,曾被有的经济学家誉为“20世纪最伟大的发明”。

GDP能够表现包括物质生产和非物质生产在内的所有行业经济活动的最终结果。

这一指标能够从最终产品、常住单位的增加值和原始收入上衡量和反映一国或地区经济活动的整体表现。

GDP的这一特点使它得以成为衡量经济增长的重要指标。

然而,一旦GDP成为考核领导干部政绩的主要指标时,就可能导致他们为政绩而片面追逐GDP的数量。

比如,由于GDP是根据国土原则计算的,外资带来增加值同样计入当地GDP,于是一些地方采取各种优惠政策竞相引进外资,这样就出现了“外资留下了GDP,带走了利润”的现象。

凡此种种,不胜枚举。

盲目的GDP崇拜,无疑会给中国社会经济发展造成严重后果。

从提出了GDP这个核算指标起,人们对GDP的再认识活动一直在进行着。

厄思斯特•冯•魏茨察克等在他们的著作《四倍跃进:福利加倍,资源利用减半》中讲道:“乡间小路上,两辆汽车静静驶过,一切平安无事,它们对GDP的贡献几乎为零。

但是,其中一个司机由于疏忽,突然将车开向路的另一侧,连同到达的第3辆汽车,造成了一起恶性交通事故。

‘好极了’。

GDP说。

因为,随之而来的是救护车、医生、护士、意外事故服务中心、汽车修理或买新车、法律诉讼、亲属探视伤者、损失赔偿、保险代理、新闻报道、整理行道树等等,所有这些都被看作是正式的职业行为,都是有偿服务。

即使任务参与方都没有因此而提高生活水平,甚至有些还蒙受了巨大损失,但我们的‘财富’——所谓的GDP依然在增加。

……平心而论,GDP并没有定义成度量财富和福利的指标,而只是用来衡量那些易于度量的经济活动的营业额。

”美国参议员罗伯特•肯尼迪在1968年关于GDP问题也说过一段很著名的话:“GDP并没有考虑到我们孩子的健康,他们的教育质量或者他们游戏的快乐。

它也没有包括我们的诗歌之美或者婚姻的稳定,没有包括我们关于公共问题的争论的智慧或者我们公务员的廉政。

它既没有衡量我们的勇气,我们的智慧,也没有衡量我们对祖国的热爱。

简言之,它衡量一切,但并不包括使我们的生活有意义的东西。

”从理论上分析,作为经济总量指标的GDP确实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

其一,GDP不能衡量产出增加而付出的社会成本。

其二,GDP不能衡量经济的效应和质量。

其三,GDP不能反映收入分配和人们的福利状况。

GDP和人均GDP的增加,并不意味着收入分配现状的改善和福利的改善,如果GDP增加伴随收入的更加不公平,那么,仅仅社会的少数人从GDP的增加中得到好处,大多数社
会成员并没有从增加的GDP中获得实惠和利益,他们的福利状况因此会进一步恶化。

其四,GDP 增长率并不等于人均收入和生活水平的提高,即便不考虑收入分配的影响,人均收入的增长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不仅取决于GDP的增长,而且取决于人口增长,特别是像中国这样人口基数大的国家更是如此。

其五,GDP不能衡量和反映公平正义等价值判断和人们生活的质量。

GDP的这些缺陷使之能不能成为衡量经济发展的指标,让人怀疑。

实际上由于这些方面的缺陷,即使作为衡量经济增长的指标,也有很大局限性。

世界各国的实践证明,GDP虽然影响综合国力,但GDP本身并不代表综合国力,GDP位居世界前列的国家,并不意味着就是世界强国。

英国的安格斯•麦迪森被誉为当代最伟大的经济历史数据考证与分析专家,按照他的说法,从17世纪末到19世纪初,清王朝统治下的中国在经济上的表现相当出色。

1700年到1820年,中国的GDP不但排名世界第一,而且占世界的比例也从22.3%增长到32.9%。

与此同时,中国人口从占世界总量的22.9%增长到36.6%。

但是,从18世纪60年代开始,英国率先进行工业革命,并扩展到法美等国,而中国仍停留在农业和手工业时代,经济呈现出粗放型增长。

我们一直说近代中国“积贫积弱”,但如果按照近20多年来经济史学家提供的数据,近代中国其实一直是个经济大国。

据经济史学家贝罗克统计,中国经济总量世界第一的宝座直到1890年才被美国顶替。

麦迪森也认为:“中国在之前近两千年的时间内一直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但到了19世纪90年代,它的位置被美国所取代。

”他认为,中国GDP被美国超过的确切时间是中日签订《马关条约》的1895年。

直到1913年,遭受了八国联军侵华、庚子赔款和日俄在中国东北进行的战争的破坏之后,中国的GDP仍居世界第二位。

1950年,在经历了多年战乱的破坏之后,中国的GDP仍然仅次于美国、苏联、英国、德国,居世界第五。

可见,在民国时期,从经济总量来看,中国仍然是世界经济大国。

然而,当时的列强并没有把中国看作大国。

二战后,中国获得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地位,在形式上被承认为大国,但此时的苏联仍能强迫中国签订不平等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

只有朝鲜战争之后,中国才真正被国际社会看作大国。

学术界也是如此。

从鸦片战争到新中国成立的100多年里,中国的国际地位为什么与中国的GDP排名相去甚远?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如果仅仅从经济角度看,一个原因是中国当时的GDP结构与其他大国迥异。

近代,大国地位是靠战争来确立的,而和战争关系最密切的经济部门是工业和交通运输业。

《大国的兴衰》一书认为:经济总量本身并无太大意义,“数亿农民的物质产量可使500万工人的产量相形失色,但他们生产的大部分都被消费了,所以远不可能形成剩余财富或决定性的军事打击力量。

”抗日战争爆发前的1936年,中国的GDP仍高于日本,约为日本的1.9倍至2.8倍,但无论是日本政府、中国政府,还是西方的观察家,都认为日本明显强于中国,这是因为中国的工业力量和日本不在一个档次上。

1978年,中国GDP总量占世界第四,比晚清和民国时代的排名都靠后,但拥有尖端国防科技的中国,国际地位显然大大提高了——中国是当时世界的“大三角”之一了。

毋容置疑,GDP的结构有优劣之分,质量有高下之别。

真正强国的GDP不仅要有数量,更要有质量。

从总体上看,改善民生,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求,有赖于经济快速持续增长,有赖于GDP的快速增长。

GDP和民生是相关联的。

按照对经济变化反应的敏感度高低来排序,GDP 在国际上被普遍排在6大指标体系之末。

所谓对经济变化反应的敏感度,事实上是经济变化对民生影响的灵敏度。

首先是“就业”,这是敏感度最高的指标体系,其中包括“失业率”(包括分行业分部门的失业率情况)、“工作时数变化”(主要反映经济景气度)、“失业持续时间”、“失业救济
申请情况”、“招聘广告指数”等分类指标。

中国对外公布的只有“城镇登记失业率”,这是按城镇常住人口统计的指标,在目前中国人口流动如此频繁的情况下,这一指标基本不能反映实际就业和失业情况。

其次是“价格”指标体系。

CPI(消费者价格指数)、PPI(生产者价格指数)都可归于这一体系框架。

对于一个消费型的国家,CPI是衡量通胀的重要指标。

像中国这样的投資型国家,CPI对通胀的反映就未必灵敏和十分准确。

其三是“消费者支出和信心”指标体系。

中国与之对应的只有“社会消费品零售额”。

其四是“住房与投资建设”指标体系,包括“新开工和建造许可证变化”、“成品房销售额”、“房屋成交价格”等。

其五是“国际贸易”指标体系,中国在这方面的指标比较全面,现在主要缺的是“国际资本流动”。

其六是“总产出变化”指标体系。

除了GDP外,其它国家还有3个指标定期公布:“耐用品订货量”、“PMI(采购经理人指数)”和“企业存货变动”。

可以看出,我国放在重要位置的GDP,在发达国家的指标敏感度排位很低。

科学完善的指标体系可以为当前调整结构、政策制定提供切实的帮助,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提供定量的具体指导。

正确认识GDP。

将GDP摆放于指标体系的合理位置,通过考核指标体系的完善和相关制度的建设,来引导和鼓励人们追求高质量的GDP、绿色的GDP、先进的GDP,从而否定浪费资源的GDP、污染的GDP、劳民伤财的GDP,只有这样的GDP才能带来国力昌盛,人民受益,才能带来可持续发展和综合国力的持续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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