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前期明朝向朝鲜索征的别贡
明前期赴朝鲜使臣丛考

明与朝鲜的外交,在朝鲜为重大国政,在明朝则不过藩国事务之一。
《明实录》卷帙浩繁,然涉及两国外交,不过泛泛记载遣使、接待之事,间录重大外交事件,也仅寥寥数语,远不若朝鲜史料之详尽入微。
故论明朝与朝鲜外交史,必以《高丽史》和《李朝实录》为主要史料。
然中国史料中有足资补充朝鲜史料者,即明朝赴朝使臣的传记和文集。
朝鲜史官虽详载明朝使臣在朝鲜的活动,但对其个人,除官职外并无太多了解。
明朝使臣中不乏高官名臣或文学之士,大量碑铭传状被保留在各类史籍中,甚至有不少人的别集也留存至今。
传记和文集中对使臣生平的记载,提供了审视明与朝鲜关系史的新视野。
景泰元年(1450年),明朝派倪谦出使朝鲜,开创诗赋外交传统,两国的亲密关系一直保持到明末。
而此前七八十年中,两国关系却是跌宕起伏,扑朔迷离,向为论者瞩目。
明朝前期尚少文臣出使,加以当时刊刻之风未盛,留有文集者寥若晨星。
能进一步揭示两国关系变迁的政治背景者,主要是明前期使臣的传记资料。
研讨明与朝鲜关系,多从宏观趋势和具体事件着眼,由某种人物者尚少。
本文据《高丽史》和《李朝实录》,统计明朝使臣的身份、出使目的,以勾勒明朝派遣出使的变迁概况;然后以人物为纲,考索诸使臣的身份履历,由此探究使臣派遣背后的政治形势背景,或可有助于对此时代政治、外交氛围的了解。
《高丽史》与《李朝实录》于明使之来,无所不记其详。
反观《明实录》,不但记载简略,且多缺漏,甚至删削建文年间出使事[1],不足对勘。
《殊域周咨录》所据,为行人司档案和万历以前非《实录》系统文献,记朝鲜有《实录》未备者,然史实谬误、年月错讹比比皆是,实难遽信。
其余中国史料更不若上述两种系统翔实。
故统计遣使次数、使臣身份和出使目的,主要根据《高丽史》和《李朝实录》。
洪武时期:偰斯洪武时期,两国屡起争端,使节频繁往来。
大多数情况下,明朝命高丽/朝鲜赴明使臣回国时传递公务信息,甚至捎带敕旨咨文等。
同时,自洪武二年(1369年)四月到洪武二十九年(1396年)六月,共有22批使臣被派赴高丽/朝鲜。
明清朝贡制度之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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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朝贡制度之比较2007年4月第24卷第4期湖北教育学院JoumalofHubeiInstituteofEducationApr.2007V ol_24No.4明清朝贡制度之比较马彦丽(濮阳职业技术学院政法系,河南濮阳457000)摘要:中国自汉代实行朝贡制度,唐代走向成熟,明清两代发展到完全成熟时期.清代的朝贡制度是对明朝制度的沿袭,但同时,两者由于存在的历史条件,存在的方式不同,导致两朝统治者对这一制度的认识也不同,朝贡贸易在朝贡关系中也居于不同地位,朝贡关系的实质也发生变化.关键词:朝贡制度;朝贡贸易;朝贡关系;实质中图分类号:F/4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1687(2007)0-0042—03中国的朝贡制度由来已久,中国自汉代以来就与"蛮夷"民族之间逐步建立起了朝贡关系,唐代走向发展和成熟,而"明清两代,特别是明代,该体系发展到了完全成熟时期".这个表述概括了中国历史上朝贡制度发展过程的基本特点,但是,将"明清"两代的朝贡制度归属于一个档次,似乎过于笼统,容易诱导读者忽略二者的差异,导致其结论的"普遍意义"有时缺乏科学的依据.清代的朝贡制度是对明朝制度的沿袭,当清朝"取代明朝奠定自己在中国的统治地位之后,朝贡制度一如既往地成为其对外交往的主要模式之一".但同时我们应看到,清朝统治者在沿袭明朝的朝贡制度时,也有自己突出的特点.下面我们就来比较一下二者的异同.朝贡制度在明朝与清朝,不仅其存在的历史条件,存在的方式不同,而且两朝统治者对这一制度的认识也是不同的. 第一,随着朝贡对象的变化,明清两代朝贡关系具有不同的意义.一般来看,朝贡制度是宗藩关系的基础,是其制度化表征,宗藩关系则是朝贡关系的实质性所在,二者互相依存. 明清时期二者存在的条件显然已经发生了变化.以明清两朝的统治方式而言,明朝对中国的统治采取的是"多重的"方式, 其关系以明廷为核心,包括以各级地方政府为直辖区的省县地区,以少数民族土官所管辖的土司地区以及北方与西北蒙古所在的朝贡地区,其中省县地区与明廷的关系是中央与地方的直属关系,土司地区与明廷的关系是介于直属与羁縻之间的半隶属关系,而蒙古与明廷的关系体现的是具有宗藩性质的中原王朝与边疆地区的朝贡关系.明朝时日本等小国也成为中国的朝贡国,越南更成为明朝版图的一部分.而与明朝相比,清朝在朝贡关系方面发生了很大变化:随着全国大统一的实现,历史上长期以来与中原王朝保持藩属关系的民族和地区,不再以朝贡者的藩属身份僻处于一方,而是正式纳入清朝的直接统治,从而最终退出了朝贡,藩属的行列,成为中国本土的一部分.清朝对中国的统治采取的是"多元的"方式,其关系以清廷为核心,中央与地方的直属关系包括两部分:内地行省和边疆藩部,而在藩部又根据不同的情况,采取42.了更为灵活的军府制,扎萨克制,伯克制,政教合一制等管理方式.可见,清代与明代相比,在中国本部统治方式的变化是,曾经在明朝时期存在的中原王朝与边疆地区的半隶属关系和朝贡关系被清代的中央与地方关系所取代.同时,由于清政府更加重视朝贡的政治依附关系,将朝贡与通市予以区分,明确藩属关系与通商关系的差异,清朝将西洋诸国从朝贡范围内逐渐剔除.作为宗藩关系制度化表征的朝贡关系,二者的变化显然应该是一致的,也就是说,随着清代朝贡对象的单一化,宗藩关系也不再具有双重意义.第二,在与周边国家建立朝贡关系的过程中,采取的方式不同.明朝采取主动出使的方式.明朝前期的几位皇帝继位之初,均不断派出使者"诏谕"海外国家,赏赐其君王,邀请其入贡明朝.郑和下西洋更将这种"朝贡关系"推向高潮.明成祖"为此不惜重金,遍赏诸朝贡国国王及其使臣,免征其在华贸易之税.在巨大的物质利益的诱惑面前,外国使臣四面雨至,'执圭捧帛而来朝,梯山航海而进贡',朝贡贸易空前繁荣".而清朝,除朝鲜外,没有采取主动出使的方式.除顺治初年颁布过一个欢迎"遣使入贡"的诏书外,并无其他的举措.这是因为"与发展中外朝贡关系相比,清朝更注重安邦治国和在此基础上拓疆开土.康熙三十二年(1693),康熙阅罢俄罗斯'朝贡'表文,对身边的大学士说:外藩朝贡,虽属盛事, 恐传至后世,未必不因此反生事端".第三,明朝实行"有贡必封"的政策.而清朝规定只有缴回明朝颁发的封诰印敕者,才与其建立新的朝贡关系.如安南国王在顺治十七年就"奉表投诚,附贡方物",但是一直拖延不交明朝敕印.康熙五年再次请贡时,礼部奏令安南"速将伪敕印送京,准其入贡.否则,绝其来使".安南只得照清朝的要求去做.收稿日期:2007—01—23作者简介:马彦丽(1971一),女,河南濮阳人,讲师,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中国近代史.第四,拒绝违反贡期规定的朝贡行为.明代虽然也有贡期限制,但是一般执行并不严格,尤其是前期.以朝鲜为例,虽规定三年一贡,但是"终洪武朝,朝鲜仍年年朝贡,少则一年一次,多则一年三四次".而清朝在康熙五年以后,严格执行非贡期不准贸易的规定.由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与明朝相比,清朝只是借用前朝的朝贡制度,其依据是由满族建立的王朝历史特点与实际需要. 朝贡体制不等于朝贡贸易体制,强调贸易在朝贡关系中的核心地位应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而不能一概而论.目前在相关研究领域,"朝贡贸易关系"几乎成为朝贡关系的"代名词",将二者交替使用.甚至认为"在中国历史上朝贡体制得以长久维系的原因,便在于该体制已然成为贸易往来的一个'巧妙的工具"'.朝贡体系的一大特征是中国与周边国家之间一直存在着贸易逆差,中国只享受这种类似父母或长兄的那种天下大宗的荣誉,这种笼统,抽象的定性带有很强的主观色彩.明清两代朝贡贸易在朝贡关系中居于不同的地位,朝贡体制等同于朝贡贸易体制的说法只适用于明朝."所谓朝贡贸易,即由政府遣使至海外诸国(主要使东南亚国家)颁赐明朝正朔,邀其入明朝贡,明政府对朝贡国正贡回赐,附载货物由官方给价收买或由贡使自行出售的政策."L6可见,"朝贡"之所以与"贸易"相连使用,主要表现在两个层面上:一是"正贡"物品的等价回赐;二是"附贡"物品的纯商品行为.明代规定:"四夷朝贡到京,有物则偿,有贡则赏.""j''正贡"体现的是臣下对天子的孝敬之心,不能用钱财衡量,所以明代"正贡""例不给价";且"真正意义上的贡物,即向明廷呈献的所谓'正贡',只占很小的比例,其余皆为各国国王,贡使甚至商人的附进物品,因随贡物一同运至,称为'附至番货','附进货物',或'附至货物',其数量往往超过'正贡'的十倍乃至几十倍.因而,后者才是明代朝贡贸易的主要商品,正是大量'附至番货'进人中国,导致明代朝贡贸易的空前繁荣"'8】.所谓"有物则偿",就是指对"正贡"以外的"附进货物",采取"关给钞锭,酬其价值",即官方给价收买.后又有"抽分"之规定,"明朝对朝贡国王室及使臣等附进货物的处理办法,经历了由给价收买到给价收买与抽分(征税)并举的转变."但实际贯彻抽分之举的时候并不多.可见,明代具备朝贡贸易的典型特征.甚至可以说,明代朝贡关系的核心是朝贡贸易.明代的朝贡贸易是一种被扭曲了的贸易关系,由此形成的海外贸易商品市场网络十分脆弱.16世纪初以来,随着西方殖民者东进以及明朝统治者内忧外患的加剧,朝贡贸易体系不断衰落下去.代之而起的是民问海外贸易商品市场网络的构建时期,并使白银开始作为一般交换手段出现在海外贸易领域.[1.这些论点证明,正是明代的朝贡贸易体制抑制了宋元以来中外之间形成的正常市舶贸易的发展,从而也抑制了整个社会商品经济的发展.清代榷关制度的成熟和海关口岸贸易发展的事实,从另一个方面证明朝贡贸易不可能在清代对外贸易中占据主导地位.众所周知,清代在1842年"五口通商"前共经历了近二百年的历史.其中顺治十二年之前(1644—1655)为传统朝贡贸易时期,顺治后期直至康熙前期(1655—1684)为海禁时期,其后158年则为开海贸易时期.其中四VI通商时期为73年,所谓的"一口通商"时期为85年,所以清代完全开放四个港口供外国人来华贸易的时间与"一口通商"的时间基本接近.1727 年清廷颁布禁贩南洋之令,只适用于华人,外国人丝毫不受影响.所谓"内地商船,东洋行走犹可.至于外国商船,听其自来"'l.即使影响外人来华贸易的广州一VI通商制度实施以后(始于1757年),"从文献记录看来,清廷并没有严格执行这个政策,厦门,宁波在1757年之后仍有洋人船只停泊"l.开海贸易从四口走向一口,并非标志着清代闭关政策的制度化抑或闭关政策的最后形成,而是"只能说明这种适应社会历史发展的新型外贸制度13益走向成熟,并逐步法制化".最近日本学者松浦章教授的新着《清代海外贸易史的研究》一书,也揭示了在清代,不仅存在官方形式上的海关贸易, 而且民间出海贸易也空前发展;不仅"福建的民间海外贸易超过广东而居首位",而且已经出现了近代意义上的商业组织"公司".18世纪中叶,中国每年出海贸易的商船达到90—110艘,到1830年,增加到220多艘,每年输入白银达到400—500万两,当时已经"实现了以中国出口商品为主导的贸易全球化".松浦章的论断从另外一个角度揭示出清代海外贸易中朝贡贸易已经走向衰落的事实.明朝是朝贡贸易的极盛时期,清朝则是衰落时期.清代朝贡关系的实质是政治,而非贸易,清代不存在典型意义上的朝贡贸易.李云泉博士对明代的中外朝贡关系进行了细致具体的研究,划分为"典型而实质的朝贡关系","一般性的朝贡关系" 和"名义上的朝贡关系"三大类型.其中典型而实质的朝贡关系的主要特征是朝贡国向明朝称臣,定期遣使朝贡,采用明朝年号,年历等;明朝政府则对其国王予以册封,赏赐,对其贡物进行回赐等."换句话讲,典型而实质的朝贡关系主要指明朝与属国之间的关系."明代属于这类朝贡关系的国家主要有朝鲜,琉球,安南,占城等.一般性的朝贡关系,指在一定程度上认同中国文化.并曾接受明朝皇帝授予的封号,定期或不定期来华朝贡的国家,如日本,暹罗,爪哇,满刺加,苏门答腊,真腊,渤泥,三佛齐,苏禄等.一般性的朝贡关系不具有君臣主从关系的真实内涵,随意性较强,朝贡的经济意义更为明显. 名义上的朝贡关系,指的是纯粹的贡赐贸易关系.在朝贡体制下,明代前期的一切对外贸易关系皆以朝员的形式存在,故而许多海外国家遣使来华,不过是借朝贡之名,行贸易之实. 明代典籍所载100多个朝贡国中,大多属于名义上的朝贡关系,而且终明之世,朝贡次数只有几次的国家占朝贡国总数的一半还多~C15李云泉的分类为我们提供了确凿的证据,说明在"典型而实质的朝贡关系"秩序内,维持政治从属关系是第一位的,也是不可替代的,而贸易是从属于朝贡关系的.而在"一般性的朝贡关系"和"名义上的朝贡关系"秩序内,对于来华朝贡的国家来说,经济利益是第一位的,朝贡服从于"贸易"的需要.由43.此看来,即使在明代,各朝贡国虽然都在不同程度上隶属于"朝贡贸易"秩序范围,但情况显然是复杂的.根据李云泉的分类标准,我们认为清代的朝贡关系具有以下特征:其一,清代基本上只存在第一种朝贡关系,即与清政府建立正式的朝贡关系成为属国的国家只有7个,实际上与其保持长期而稳定的朝贡关系的更少,只有朝鲜,安南,琉球等国. 至于后两种情况应该是明朝特有的现象,清代虽然也有记载欧洲等海外国家"人贡"的资料,但是即使是当时的当事者,都心知肚明这是普通的外交关系,是要求"互市"的使者,而非"贡赐贸易关系".如《清朝柔远记》记载雍正七年允许"西南洋诸国来互市"时称:"先是,康熙中虽设海关与大西洋互市, 尚严南洋诸国商贩之禁,自安南外并禁止内地人民往贩.比因粤,闽,浙各疆臣以弛禁奏请,是年遂大开洋禁."可见,清代的海外贸易有正常的渠道,朝贡贸易的对象仅限于有明确朝贡关系的属国.其二,除明朝以外,在中国的其他历史时期,如"唐,宋,元时期,海外贸易活跃,许多国家特别是私商可以通过正常的贸易渠道与中国交往,而不限于朝贡~途"J.而明代因为实行海禁,除朝贡贸易外,没有其他的贸易途径,因此,完全意义上的朝贡贸易时代只存在于明朝时期.清代有专门管理海外贸易的海关开放,在这种情况下,属国选择"朝贡"的方式进行贸易,只是为了获取更多的经济利益,获得额外的赏赐,而非实现贸易的惟一必要条件.因此,"朝贡贸易"在清代只是中外贸易的一小部分,而远非贸易的全部.其三,清代不存在典型意义上的朝贡贸易.因为:清代没有对贡物给予"等价回赐".据统计,清朝从崇德五年到雍正六年的88年间,鉴于朝鲜岁供过重,曾先后9次减免,但是, 全海宗估算,即使在最后一次裁减以后,朝鲜年供及其他形式的贡物总额价值约为13万两左右,远远高于清朝回赐物品的价值.因此,全海宗否认在中朝朝贡关系中经济方面有利于朝鲜的传统观念.无独有偶,牛军凯在分析了清代中越朝贡关系中贡物和赏赐的变化后,指出:前期贡物与赏赐价值相当,或许贡物可能还大于赏赐的价值,此后则贡物不断减少, 而赏赐又有增加,赏赐价值高于贡物价值.但是如果加上沿途的耗费,"其价值远远大于清朝赏赐物品的价值".所以,从经济角度上讲,朝贡对于清朝政府和安南政府,都是庞大的负担.综上所述,明清两代的朝贡制度虽然是一脉相承,但由于两者存在的历史条件和存在方式不同,使得两朝的朝贡对象, 朝贡贸易在朝贡关系中的地位及朝贡关系的实质,有着很大的差异,因此在研究时不能将二者等同.参考文献:[1]陈剑峰.东亚与西欧国际关系体系差异的根源剖析.博士论文,北京图书馆,2Ooo.[2][3][4][5][8][9][15][17]李云泉文.朝贡制度史论:中国古代对外关系体制研究.新华出版社,2004:70,37,72,41,49,51,39,45.[6]和洪勇.明前期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朝贡贸易.云南社会科学,2003,(1).[7]明宪宗实录(卷63).成化五年二月甲午.[1O]张乃和.近代早期中英海外贸易市场体系发育之比较.北方论丛,2003,(6).[11]康熙起居注.五十六年.[12]昊健雄.中国海洋发展史论文集(第四辑).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所,1991:62.[13]徐映奇.清代闭关锁国政策新论.广州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4,(1).[14]黄启臣,张德信.一部解释贸易全球化的新注——读松浦章《清代海外贸易史的研究》.史学集刊,20o3,(4).[16]王之春.清朝柔远记.中华书局,1989:78.责任编辑:罗才荣TheComparisonoftheChaoGongsystemofMingandQingDynastyMAY ah一1i(DepartmentofPoliticsandLaw,PuyangV ocationalandTechnicalCollege,PuyangHenan4 57000,China)Abstract:ThesystemofChaoGonghadbeenputintoUSefromHanDynasty,whichhadheade dformaturityinTangDynasty.DuringtheperiodofMingandQingDynasty,ithadmaturedcompletely.Thoughthe systemofChaoGongWasfollowedfromMingDynastytoQingDynasty,inthemeantime,thedissimilaritiesofthecondi tionandwayofexistence causeddifferentunderstandingoftwodynastyrulers.ThetradeofChaoGongalsohaddifferentpositionintherelationofChaoGong,andtheessenceofChaoGongwaschangedtOO.Keywords:thesystemofChaoGong;thetradeofChaoGong;therelationofChaoGong;thees sence44?。
明前期明朝向朝鲜索征的“别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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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 以太后命选 童女 卷 ]。 烈 世 。大德 五年 , 西 王 阿难 答“ 童女 ” ] 忠 家 。至大 三年 (30 , 忠 安 求 [卷 烈世》 1 1 ) 元丞相脱脱求童女 [卷 1 鲳忠 l
20 0 9年第 3期 总第 2 9 3 期
东 北 师 大 学 报 ( 学社 会 科 学 版 ) 哲
J u n l fNo t e s r lUn v r i ( h l s p y a d S ca ce c s o r a rh a tNo ma i e st o y P i o h n o i l in e ) o S
NO. 2 09 3 0
Sum NO. 9 23
明 前期 明朝 向 朝 鲜 索征 的“ 贡" 别
刁 书 仁
( 东北师 范大 学 历 史文化 学院 , 吉林 长春 1 0 2 ) 3 0 4
[ 摘
要 ]史 学 界 通 常 认 为 , 中朝 两 国关 系 发 展 史 上 , 在 明朝 与 李 氏朝 鲜 的 宗 藩 关 系 最 为 典 型 , 两 国 关 是
系 最 好 的 时期 。两 国之 间 保 持 着 频 繁 的往 来 , 鲜 定期 遣 使 朝 贡 , 朝对 其 贡献 的方 物 , 着 “ 往 薄 来 ” 原 朝 明 本 厚 的 则 , 予 丰 厚 的 回 赐 。而 对 明朝 不 时 向 朝 鲜 索 征 贡 物 的 史 实 , 往 给 以 忽 视 , 避 而 不 谈 。而 明 前 期 , 朝 向 给 往 或 明
一
、
明朝 向朝 鲜 索 征 “ 女 ” 处
பைடு நூலகம்
明廷 向朝 鲜索 征处 女是沿 袭元朝 的 旧习 。元 朝时 曾向高 丽不 时索征处 女 。《 高丽 史 》 中有许 多元 向 高丽 索 征 处 女 的 记 载 。如 至 元 二 十 七 年 ( 2 0) 高 丽 遣 “ 将 军 车 信 押 处 女 十 七 人 献 于 19 , 上
嘉靖年间“争贡事件”:倭寇横行的导火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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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靖年间“争贡事件”:倭寇横行的导火索谈嘉靖年间倭患,最早一定要提嘉靖二年(1523年)的“争贡事件”。
日本内部歹将军幕府当时已经成为幌子,势力最大的是两个“战国”大名:大内氏、细川氏。
双方皆垂诞于对明贸易所获的巨利,他们最终达成妥协:大内氏每次贡二船,细川氏每次贡一船。
双方所携勘合也不同,大内氏持正德勘合,细川氏持弘治勘合。
嘉靖二年初夏,大内氏一方的贡使宗设谦道率三艘大船抵达宁波。
很快,细川氏贡使鸾冈瑞佐也乘一大船泊岸。
细川氏船少势弱,其中却有个华人宋素卿充当副使。
这位宋爷深知中国官场的“规矩”,刚到宁波,他马上携大笔珍宝买通了主持市舶司的太监赖恩。
赖公公有银子就是爹,马上特殊照顾细川氏一行使节,不仅先给他们一大船验货放行,在设宴接待还让宋素卿等人坐于上座。
大内氏的贡使宗设谦道怒从心起,几杯绍兴老酒下肚,哇呀呀拔出倭刀,窜上去先把与自己争座的细川氏贡使鸾风瑞佐捅个透心凉,然后他指挥从人开始杀人,沿路放火,追杀宋索卿等人。
明朝地方政府没有任何准备,任凭宗设谦道一伙人拔刀追逐,如入无人之境。
杀得性起,这伙野蛮倭使从宁波一直杀到绍兴。
宋素卿多亏腿脚快,才有幸捡得一命。
这种外国使臣商团在别人国家杀人放火之事,实属罕见。
所以,明朝地方武备官员根本猝不及防。
宗设谦道一行人杀烧过后,抢夺了几艘明朝军船逃往海上。
其间,明朝武官刘锦率水军去追,也被倭人以劲弩射死。
事闻,明廷震怒,逮治贪污受贿的太监赖恩和惹事生非的细川氏副使宋素卿,但对杀人放火后逃走的宗设谦道无可奈何。
大内氏听宗设等人回来诉说详情,心中也惧,怕明廷翻脸断绝往来贸易。
那样的话,就损失大了。
于是,大内氏派出使臣先赴朝鲜,希望朝鲜充当中间人调停。
明廷不理。
嘉靖九年,日本将军幕府又托向明朝人贡的琉球世子代转除情,希望明廷恢复市舶人贡。
明朝回复,让日本方面擒送先前惹祸的宗设谦道。
幕府当然交不出,交涉多年,一直延至嘉靖二十六年,明朝一直没有恢复与日本正常的人贡往来。
朝鲜己亥东征与明朝望海埚之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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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鲜己亥东征与明朝望海埚之役作者:吴大昕来源:《外国问题研究》2017年第01期[内容摘要] 明永乐十七年(1419)六月,在辽东半岛与对马岛,明与朝鲜对活动于黄海、渤海地区的倭寇,分别进行了望海埚之役与己亥东征两次的军事行动。
经过明、朝这两次战役,14世纪末严重的倭寇问题得到了暂时的平息。
两场战役看似独立发生,实则是明、日、朝三国之间围绕政治、外交与贸易问题不断冲突与交涉的结果。
从两场战役之前的明朝对朝鲜、日本的外交活动,可以见到在15世纪东亚区域秩序的建立过程中,明、日、朝三国所扮演的各自角色与各自目的。
明代朝贡体系并非只基于明朝中心或华夷秩序,也必须适应东亚各国当时的现实状况与各国利益。
[关键词] 望海埚之役;对马岛;己亥东征;东亚关系[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674-6201(2017)01-0044-09明永乐十七年(1419)六月十五日,辽东总兵官中军都督刘江(后改名荣)于辽东半岛望海埚大破倭寇,①俘虏百三十人,斩首千余级。
此一大捷从明中叶(特别是嘉靖大倭寇发生后)开始,就被视之为平息明代(前期)倭寇的重要事件,②为明朝获得了百余年海疆的安定时期。
望海埚之役的相关研究很多,大多将之视为明朝对前期倭寇最大的胜利;③或者将其视为明代中日朝贡关系中,足利幕府四代将军足利义持的停贡期的重大事件。
在望海埚之役发生四天后,六月十九日,朝鲜出动了船只227艘,兵员1万7千余,对日本对马岛的宗氏发动了己亥东征(日本称为“応永の外寇”)。
④这是李氏朝鲜时期朝鲜对日本的唯一一次大规模的出征,朝日贸易虽然因此次出征而中断一时,但在一年之后,随着朝鲜派遣日本通信使宋希璟(1376—1446)出使日本,朝日关系逐步重建,对马也获得了对朝鲜的贸易权利。
1443年吉嘉条约的签订后,日朝建立了正式的外交关系,朝鲜历史中的前期倭寇问题至此基本获得解决。
⑤而除明朝与朝鲜,在日本方面,除了对马直接受到朝鲜的攻击外,对马倭寇侵扰中国遭到大败,以及朝鲜东征初期的胜利,在日本国内也引发了恐慌,日人认为明朝已经与朝鲜联合,会如140年前元与高丽联合再度入侵日本一般,将这两个似乎独立的事件视为“元寇再来”。
明前期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朝贡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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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中国与东南亚国家有着悠久的贸易关系,早在秦汉,双边就有着贸易往来。
进入明代以后,这种贸易关系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并在不同的时期里表现出不同的贸易形式和特点。
一般来说,明前期以朝贡贸易为主,中后期以私人贸易为主。
本文主要探讨明前期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朝贡贸易。
一、以朝贡贸易为核心的对外开放及其措施 明朝建立以后,统治者为恢复残破的社会经济,巩固专制政权,对内采取了“休养生息”政策,对外则实行了以朝贡贸易为核心的对外开放政策。
①这一政策的实施原因有二:首先是为了确立新王朝在海外诸国中的正统地位,树立“天下共主”的威信。
其次是为了造就一个比较安定的国际环境,保证国内社会经济的恢复发展;与此同时,出于国家安全的考虑,为防止窜踞沿海岛屿的方国珍、张士诚余党勾结倭寇侵扰,以及防止沿海居民与海外势力相勾结,危害刚建立的明政权,朱元璋在海外政策上,又实行了严厉的“海禁”,规定沿海居民“片板不许下海”,“不得私出海”[1]。
“为使这—政策推行的更为彻底,又禁止民间使用番货,敢有私自下海与外国贸易互市者,置之重法。
②这一政策为后来几位继任者所沿袭。
“禁人民无得擅出海与外国互市”“私自下海收番货至十斤以上者,边卫充军”,[2],对犯禁出海者采取了极为严厉的惩罚措施。
同时,又将“原有海船者悉改为平头船”[3]彻底截断国内民众与海,外各国的联系。
明代的“朝贡贸易”含有政治和经济两个因素,且不同时期又各有侧重。
初期出于巩固政权的需要,政治色彩更为浓厚—些,可以说是运用经济手段来实现政治目的的一种特殊的对外政策。
随着明王朝日益巩固,这一体系中经济的因素也越来越多,并逐渐演变成一种以“朝贡”为名由官方垄断的对外贸易。
与之并行的“海禁”政策亦由国防安全为目的向维护官方垄断贸易为目的转变。
为了使这种以朝贡贸易为核心的对外开放政策付诸实现和顺利发展,明初统治者作出了许多积极的努力,采取了一系列“招诱安存”的措施: .遣使四出,招徕东南亚诸国入明朝贡。
法律故事明清的朝贡贸易制度

明清的朝贡贸易制度朝贡贸易主要是调整外商来华贸易的。
从明初的洪武年间开始,一直到鸦片战争爆发,朝贡贸易始终是官方对外贸易的法定形式,但实际上均有变通。
明代的朝贡贸易所谓朝贡贸易,古已有之,就是通过两国官方使节的往返,以礼物赠答进行交换的贸易方式。
和正常的对外贸易不同,朝贡贸易均须纳贡,非朝贡不得贸易,贸易是附属于朝贡的。
这是朝贡贸易的根本特征,也是朝贡贸易和宋元时代市舶贸易最大的区别。
对于朝贡贸易,中国政府一般不进行抽分。
抽分或抽解作为一种人口税,为唐宋以来已有的制度。
但明代为怀柔外国起见,对于贡船附载来华的货物,不论在会同馆或市舶司所在地出卖,多不向外商征税,而且还“厚来薄往〃,大加赏赐。
因此,明代虽然仍设“市舶提举司〃,但与前代市舶司“通市舶〃的职能定位已大有不同。
明代将诸国进贡携带的物品分别为三类:一是国王贡献方物,名日正贡;二是国王附搭品,名日附来货物;三是使臣自进贡物。
第一、三两种皆为进贡品,必须进奉皇帝;第二种则属商品性质,贡使可以在市舶司所在地或者京师的会同馆(外宾招待所)开市贸易。
这就是明代朝贡贸易的具体形式。
当然,这些交易都必须是在官方的监督之下,参与贸易的中国商人也受到严格的审查。
但到明代中期,来贡的次数和人数越来越少。
入贡的诸国又不守贡制,往往挟带私物。
欧洲人也已经来到了中国海岸。
他们的目的原本就是通商,朝贡实非所愿。
到弘治年间,明朝改变了所谓的怀柔政策,改行梁方仲先生所言的“收入的政策〃,对于进口的外国货物,均严厉执行抽分。
根据有关记载,明政府对于外国使臣的货物,十分之五抽分入官,五分给还价值,以钱钞相兼支付;如果是国王、王妃的货物,给钱六分,钞四分;使臣等人的货物,给钱四分,钞六分。
但是奉旨特免抽分者,不为例。
其后,随着外商来华数量的增加以及中外贸易的发展,明朝制定了更为详备的进口税收制度一一舶税:一是以船的长度计算征税,称为水饷,由船商承担。
西洋船面阔一丈六尺以上者,征饷五两,每多一尺,加银五钱。
试论“壬辰倭乱”中明朝与朝鲜对日本“封贡”问题的交涉

白丰臣秀吉对朝鲜发动侵略战争。出于对朝鲜的“ 字小”
之义和保护明朝 自 身安全的现实考虑, 明神宗毅然决定出 兵抗倭。但是, 中朝两国在抗倭问题的配合上一直存在分
歧, 朝鲜在明朝对 日 “ 贡” 本 封 问小西行长趁机致书请求明朝
“ 开日本朝贡之路” 。如此一来 , 日本既可掩饰侵略意图, 又可兼得贸易之机, 并为停战缓兵留出余地。 巷∞ 。
还责怪朝鲜擅 自 行动,是使不信于倭” “ 。不过, 朝鲜并未 因此放弃与明朝联合抗倭的信心, 朝鲜君臣认为, 沈惟敬
热心于“ 封贡” 无非想 “ , 赌得救朝鲜之名 ”朝鲜岂能“ , 一见
燕, 从邻人耳熟倭事, 以诳星” …卷 得 以“ , 1 加游击职衔, 经略军前听用” ] t 卷 。 历 年 明朝对日 封贡” 本“ 问题的 提出有其战时偶然性。明朝统治层一直认为日本的海外 诚信不佳, 太祖立国,绝其( 本) “ 日 内款, 禁其互市, 濒洋环
朝鲜, 该役史称“ 壬辰倭乱” 。藩属有难 , 明朝 自然要尽保 护之力。然而, 明军出师不利, 7月, 明将史儒率军两干偏 师轻出,为倭尽殪”令明廷大为震惊。兵部尚书石星为 “ , 辽东情形所惧 , 计无所出, 希望“ 息民省事”遂改变抗战态 ,
度, 欲倚沈惟 敬 , 以成 和议。沈惟 敬本是 市井 小 民,久 于 “
第2 9卷 第 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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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 昌 学 院 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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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历三大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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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历三大征明王朝延续到第十四位皇帝万历皇帝时,虽然经过了嘉靖帝时期和隆庆帝时期的中兴与懒政的来回折腾,但依然国力尚存,能够保证自己在东亚地区的霸主地位。
这其中,最能体现万历时期明朝的国力的事件,莫过于万历三大征,这三大征既展现了万历时期明朝雄厚的国力,但也为明王朝在万历朝后仅仅二十余年便败亡的命运埋下了伏笔。
今天,就让我们来了解一下这象征着明王朝末日余晖的万历三大征吧。
万历三大征,指的是在明神宗万历二十年到二十八年(1592-1600)这八年时间里,明王朝在西北、东北、西南接连展开的三次大规模军事行动。
这三次军事行动分别是平定蒙古人拜叛乱的宁夏之役、平定日本丰臣秀吉入侵朝鲜的朝鲜之役以及平定贵州土司杨应龙叛乱的播州之役。
这三场大规模军事行动,明王朝都取得了胜利,对维护明王朝国内的稳定以及对外的宗主国地位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首先是镇压拜叛乱的宁夏之役,拜此人原为蒙古人,嘉靖年间投降了明朝,起初还算安分守己,在军队中摸爬滚打,靠着战功的积累还升任了都指挥。
到万历初年,拜已经当上了游击将军,单单统领的标兵和家丁就多达上千人,在宁夏已经算是独霸一方的存在,这个时候拜其实已经开始动起了歪脑筋,他招募了许多亡命之徒供养起来。
万历十七年时(1589),已经高居副总兵高位的拜选择了退休,他的儿子承恩接替了他的位置。
万历十九年(1591),宁夏地区遭到蒙古部落的入侵,拜请求率领自己部下的三千人前往驰援,结果在这场战役中拜见国内的军队都接受自己的指挥,而塞外的蒙古兵也看到自己的到来就逃窜,他开始逐渐骄横起来,逐渐开始目空一切。
于是在第二年的二月十八日,他借巡抚党馨经常处罚他贪功冒饷这件事,纠集了他的儿子承恩以及他的义子云和土文秀等人,并唆使先锋官刘东旸一同叛乱,杀死了党馨和延安府知府石继芳,还放火烧掉了衙门,放跑了罪犯,抢走了官印。
甚至还想让总兵张惟忠以党馨克扣军饷导致兵变上报朝廷,想要把锅扣到党馨头上,并且还让张惟忠交出他的官印。
明初的海禁政策与朝贡贸易

明初的海禁政策与朝贡贸易明朝建立后,明太祖朱元璋出于稳固王朝统治的政治需要,实行严厉的“海禁”政策。
在对外贸易上,除为“怀柔远人”,允许部分国家或部族通过“朝贡”的方式进行贸易外,其他私人海外贸易一律禁止。
洪武年间(1368-1398),朱元璋屡申“通番禁令”,规定“滨海居民不许与外洋番人贸易”,颁布“将人口军器出境及下海者,绞”等严刑峻法。
又在山东至广东的沿海地区修筑海防工事,建立严密的“巡检”制度。
明成祖在位时,虽稍有松动,但依然视“海禁”为祖训。
从永乐到嘉靖年间,海禁时紧时松,但总的趋势是以禁为主。
在厉行海禁的情况下,中国与海外进行商品贸易的唯一合法途径就是由官方控制和垄断的“朝贡贸易”。
明朝规定,外国贡使来华朝贡,除携带贡品外,准许附带商品货物进行贸易。
对各次朝贡的贡品,明政府均照例偿以相当代价。
非朝贡国家的船舶来华互市例加禁止。
明政府对海外诸国来华朝贡的贡期、贡道、船舶数和朝贡人数都有具体规定。
贡期有两年一贡(如琉球)、三年一贡(如逞罗、高丽)、十年一贡(如日本)数种,通常为三年一贡。
为辨认贡舶的真伪,洪武十六年(1383),礼部制定勘合制度,并开始对逞罗等59国发放勘合文册。
贡舶到达港口后,先由市舶司检验“勘合”,相符者方可人京朝贡。
贡舶带来的商货,可由贡使带人京师,在会同馆开市三日或五日,中国商人及军民人等可将非禁货物运人馆内,在礼部派员监督下“两平交易”。
永乐时,为加强对贡舶的管理,在广州、泉州、宁波设立市舶司,朝贡贸易也可在市舶司所在地进行,由市舶司主持,官设牙行,与民交易。
最初,朝贡贸易全免课税。
弘治、正德年间开始实行抽分制,税率不一。
弘治年间(1488-150日,北京会同馆互市,抽税十分之五。
正德年间(1506-1521),在广东市舶司所在地互市,抽税十分之二,此后一般以此为准。
明朝政府于隆庆年间开放海禁后,朝贡贸易渐趋衰落。
简论明代前期至朝鲜半岛的被掳民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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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论明代前期至朝鲜半岛的被掳民众赵成国;张光宇【摘要】In the early Ming dynasty,large number of Chinese were kidnapped by Korean,Pirates and Jurchen,many people entered Korean Peninsula.But the Korean government had put on Chinese repatriation as an important and serious political task to complete,most of them were sent back to Ming;however,few of them were able to live in Korea or becoming an officer.The feature called "the principle of small state waiting upon the big one" was reflected by this policy of Korea,and it was also the ultimate expression of its"the view of respecting and admiring China".%明前期,被高丽、倭寇、女真掳掠的民众数量巨大,很多人进入了朝鲜半岛。
朝鲜政府把对他们的遣还当成一个重要的政治任务来完成,其中大部分人被遣还回明朝;但有少部分人得以留在朝鲜生活或为官。
朝鲜的这种政策体现了其"事大主义"的特色,也是其"慕华观"的最终体现。
【期刊名称】《哈尔滨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年(卷),期】2011(000)004【总页数】5页(P114-118)【关键词】明前期;被掳民众;朝鲜【作者】赵成国;张光宇【作者单位】中国海洋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山东青岛266100;中国海洋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山东青岛266100【正文语种】中文【中图分类】K248明代至朝鲜半岛的被掳民众是明代赴朝移民众多类型中的一个,尤以明代前期为甚,主要是被高丽所劫掠之民众、被倭寇所劫掠逃至朝鲜之民众和被女真劫掠逃至朝鲜之民众。
【元朝历史】明太祖十五个不征之国

【元朝历史】明太祖十五个不征之国“不征之国”是明朝宗藩制度和朝贡体系下的重要政策。
明朝初年,太祖朱元璋对明代外交定下基调:一要奉行和睦,二则厉行海禁。
奉行和平外交是华夏天朝传统的“怀柔远人”之道的延续,也是对蒙元统治者穷兵黩武对外扩张的否定。
洪武二年(1369),朱元璋下令编纂《皇明祖训》宣布将朝鲜、日本等15个海外国家列为“不征之国”,告诫后世子孙不得恣意征讨。
这15个国家是:朝鲜国(今朝鲜)、日本国(今日本)、大琉球国、小琉球国、安南国(今越南)、真腊国(今柬埔寨)、暹罗国(今泰国)、占城国(今越南)、苏门答腊国、西洋国、瓜哇国、湓亨国、白花国、三佛齐国、渤泥国。
这15个“不征之国”的宣布,标志着明朝和平外交政策的确立,也象征明朝政府承认了上述国家的主权独立。
在此后给各国的诏谕中,明朝也一再表明“共享太平之福”的立场。
附:这十五个不征之国里,日本排在第二位。
据说是看见元蒙两次远征日本而遭遇顽强抵抗,最后反致失败,太祖感其刚烈于是定其为不征之国。
但是,因为日本涉嫌卷入胡惟庸谋反案,朱元璋“怒日本特甚”,并且在《祖训》中指出日本“虽朝实诈”,但他却依然没有讨伐日本的意思,只是“决意绝之”。
朱元璋的这种处理方式固然有受到忽必烈两次征讨日本均告惨败的教训影响,但最重要的原因在他于洪武四年颁布的诏书中说的极其详尽明白。
该诏书称:“海外蛮夷之国,有为患中国者,不可不讨;不为中国患者,不可辄自兴兵。
古人有言,地广非久安之计,民劳乃易乱之源。
如隋炀帝妄兴师旅,征讨琉球,杀害夷人,焚其宫室,俘虏男女数千人。
得其地,不足以供给,得其民,不足以使令。
徒慕虚名,自弊中土,载诸史册为后世讥。
朕以诸蛮夷小国,阻山越海,僻在一隅,彼不为中国患者,朕决不伐之。
惟西北胡戎,世为中国患,不可不谨备之耳。
”由此可以看出朱元璋的“不征”其实是受保守的思想所局狭的,日本的狡猾也跃然纸上。
又:据说地球上有三个国度的人最勤劳,分别是:德国、日本及中国。
历史上明朝出兵援助朝鲜 明朝联军大胜日军倭寇

如对您有帮助,可购买打赏,谢谢历史上明朝出兵援助朝鲜明朝联军大胜日军倭寇导语:1592年(明万历二十年壬辰)4月14日,日本为了吞并朝鲜,发动了震惊世界的“壬辰倭乱”。
在朝鲜国王的请求下,明朝出兵援朝,开始了长达7年的1592年(明万历二十年壬辰)4月14日,日本为了吞并朝鲜,发动了震惊世界的“壬辰倭乱”。
在朝鲜国王的请求下,明朝出兵援朝,开始了长达7年的援朝抗日战争,最终以中朝的胜利、日本的失败而告终。
不久前,记者驱车从汉城出发,直奔韩国南端庆尚南道的晋州和泗川。
400多年前,这一带是朝鲜李氏王朝的军队与中国明朝援军并肩抗击日本倭寇的主战场。
战斗激烈的“泗川之战”、“晋州战役”以及“露梁海战”谱写了朝鲜和“援朝盟邦”———中国明朝将士抗击倭寇可歌可泣的历史篇章。
“朝明军冢”埋了3.6万多名战死将士记者在泗川文化院院长吴弼根等历史专家带领下来到一个很大的“山丘”前。
吴院长指着这个“山丘”说:“这就是400多年前,朝明联军的军冢,安葬着 3.6万多名朝明将士的头颅。
”“朝明军冢”呈四方形,长宽各36米,高约8米。
军冢前正中,立有高4米的“慰灵碑”。
黑色大理石碑的正面,刻有“朝明联合军战殁慰灵碑”十个汉字。
碑的后面是《战殁慰灵碑文》,碑文中写道,为怀念“遥远异域土地上,不归的恨客———那些明代盟邦民的深厚战友爱。
特立此碑,以表对朝明联合军灵的祭奠。
”吴弼根介绍说,韩国国民对中国明朝派出援军,用鲜血援助朝鲜王朝,共同抗击倭寇的历史,记忆犹新。
为缅怀两国抗日烈士,泗川市政府一直想要为烈士们树碑立传。
在可歌可泣的“壬辰卫国战争”中,朝明联军有3万多将士在抗倭战场上牺牲。
凶残的倭寇为向日本天皇表生活常识分享。
明朝第一次援助朝鲜始末

明朝第一次援助朝鲜始末这次明对于朝鲜的军事援助是指在丰臣秀吉统一日本以后大规模进攻朝鲜的那次战争。
战争发生的时候于中国正是明神宗在位期间。
明神宗的历史许多同志都已经很清楚了,而对于他的评价,则有很多独树一帜的见解,在此不想敷述。
事情的开始是这样的:万历十九年十一月朝鲜向神宗启奏,日本关白丰臣秀吉声称第二年三月来犯,诏兵部申饬海防。
丰臣秀吉的历史,相信对于喜欢光荣的游戏的同志们这是很熟悉的。
明朝的史书当中称他为“平秀吉”,大概是因为当时他认日本大姓平氏(记不清叫什么了)为义父的原因吧。
《明史》中称他“自号关白,劫降六十余州。
朝鲜与日本对马岛相望,时有倭夷往来互市。
”当时明朝在西北甘肃一带还有战事,可能正是因为这样一个原因,对于朝鲜方面的奏章,并未引起神宗本人的高度重视。
丰臣秀吉在对待朝鲜的问题上的处理方法也很有意思。
从当时的国际背景来考虑,他应该不会不知道入侵朝鲜势必引来中国的武装干预。
但是他在入侵之前却派人给朝鲜说明什么时间来犯。
这在军事上来说不能不说是一种错误,但也可能有另外一种解释。
这就是,丰臣秀吉已经派人打探到明朝正在用兵西北,在短时间内不可能对朝鲜即将发生的战争进行大规模的干预。
这种思路很巧妙,但是也很可笑。
甘肃的战事始于万历十六年,至此已经经历了将近四年,而在明年的九月,甘肃的战事就彻底平息,明也就拿出更多的精力来应付东方的战事。
这一点想必也是他始料不及的。
其所作所为,竟十分类似于后代的美国。
丰臣秀吉之所以敢进攻朝鲜,有一点值得我们注意。
在秀吉之前,日本的九州岛乃至整个中国地区,市里最大的不是哪一家大名或是过去的幕府足利家,而是中国的王直。
王直在日本西海岸建立政权,号称端王,威名震喝日本一时,而他统帅的军队,纪律严明且装备精良,在与明朝军队的战争中屡次大败纪律松弛的明军。
后来王直被胡宗宪用诡计所获,并杀。
但其在日本的部属并没有完全被消灭。
丰臣秀吉在日本过去受的教育也是那种中华大地物产丰富、文化水平高的宣传,虽然他在短期内一统日本,但也不敢贸然的利用朝鲜为跳板大规模的进攻明朝。
朝鲜王朝与中国明朝的政治交流

朝鲜王朝与中国明朝的政治交流明代在中国与朝鲜半岛关系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无论是在政治上,还是在经济、文化上,明朝与朝鲜的联系都超过了以往任何一个朝代。
两国间的这种密切联系,得益于历史、文化的深厚基础,也受到当时形势对相互外交政策的影响。
朝鲜与明朝外交的基础朝鲜“为中国之番邦,故历代亲信于中国,受封爵,朝贡不绝,礼义之道不缺,衣冠制度,悉同于中国各代之制,故曰:诗书礼义之邦,仁义之国也。
”中国和朝鲜半岛山水相连、文化传统相近,这使两国人民有着天然的亲近感,更容易理解和沟通,从而促成了文化交流历史的源远流长。
地域相邻,有交通便利的优势。
文化,更是维系明朝与朝鲜关系的纽带,是密切两国关系的催化剂。
诗赋外交是在外交的过程中,明朝与朝鲜的文臣儒士由诗文唱和、扩展到其他领域的交流,需要双方都具有深厚的文学素养和文化底蕴。
因此,文化基础就显得尤为重要。
明及朝鲜的国内外局势和外交政策1.明面临的局势及对朝政策李成桂立国时适值明朝初期,历史因素、当时两国所面临的国内外局势影响了相互的外交政策。
“明代对外关系中,中国取重于朝鲜,朝鲜也以中国优先,两国基于共同的利益。
其共同利益的核心就是维护皇(王)朝权力与国家安全,也即出于战略的考虑。
”在周边国家中,明朝把朝鲜列于重要的位置,非常看重与朝鲜的关系。
但两国毕竟是一种宗藩关系,所以,“明鲜国交正式建立之后,明朝掌握着双方政治的主导权,因此明朝政局的浮沉与动荡,对明鲜间的宗藩关系有着相当的影响和冲击。
”一、朱元璋外交政策的确定及明初对朝鲜关系的调整理顺十四世纪中叶到十五世纪初的几十年里,中国和朝鲜半岛的封建王朝都处于革故鼎新的新时期,双方内部社会结构的变化必然给双边关系带来影响。
随着社会结构的重组和稳定,分歧和矛盾也会经过协商或斗争达成新的共识,从而使双边关系完成一个从不平衡到新的平衡的过渡。
1368年,朱元璋推翻元蒙统治,建元洪武。
但此时朱元璋所面临的是经济残破、社会动荡的严峻局面.出于这种需要,朱元璋为明王朝制定了一个睦邻友好的外交政策。
明前期朝鲜贡鹰考

第33卷第6期2020年11月烟台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JournalofYantaiUniversity(PhilosophyandSocialScienceEdition)Vol.33 No.6Nov.2020明前期朝鲜贡鹰考 [收稿日期]2020-07-20[作者简介]梁永泽(1989- ),男,广东广州人,暨南大学中外关系研究所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中外关系史与民族史研究;马建春(1962- ),男,甘肃兰州人,暨南大学中外关系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外关系史与民族史研究。
①尚永琪:《欧亚文明中的鹰隼文化与古代王权象征》,《历史研究》2017年第2期。
②《旧唐书》卷十二《德宗本纪上》,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标点本,第1册,第320页。
③《全唐诗》第三卷,长沙:岳麓书社,1998年标点本,第580页。
④《辽史》卷十三《圣宗本纪四》,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标点本,第1册,第146页。
⑤《金史》卷三《太宗本纪》,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标点本,第1册,第50页。
⑥《元史》卷一 一《兵志四》,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标点本,第9册,第2599页。
⑦见夏征农、陈至立主编:《大辞海·民族卷》,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年,第290页。
梁永泽,马建春(暨南大学中外关系研究所,广东广州510632) [摘 要]《李朝实录》关于朝鲜向明朝进献“鹰贡”的记载颇详,弥补了《明实录》记述之不足。
沿此线索梳理后发现:宣德帝酷爱鹰猎,连年派宦官赴朝鲜捕捉、征索鹰隼;正统帝即位,停止宦官出使索鹰,只令朝鲜自行贡鹰,此后鹰贡在数量、频次上远不及前,逐年递减,直至1467年成化帝敕免朝鲜贡鹰,前后持续四十余年。
宣德年间,明朝宦官赴朝大肆索征骚扰,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朝鲜社会秩序,但朝鲜始终谨遵“至诚事大”之礼,竭力应承明廷要求,客观上促进了明前期两国关系的发展。
[关键词]明前期;海东青;别贡;田猎;宗藩关系[中图分类号]K24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 3194(2020)06 0103 11[国际数字对象唯一标识符DOI]10.13951/j.cnki.issn1002 3194.2020.06.012 鹰隼是古代人类最崇拜的鸟类之一,它不仅“是草原民族心中的神鸟,更是欧亚大陆古代皇室和王族所青睐的神秘力量的象征”①。
明朝前期朝贡体系研究:原因和作用分析

朝贡是中国古代封建王朝处理与周边民族和国家关系的一种常见制度,也是古代中国文化传播的一个媒介,在古代东亚国际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
朝贡最早始于周朝的分封制。
秦统一六国后,废除分封制采用郡县制,诸侯国遂变成作为帝国的地方行政单位的郡县,故郡县也就失去了朝贡中央的理论逻辑。
汉朝继承并拓展了秦朝的疆域,尤其是对西域、朝鲜和越南的经略成为汉朝开疆拓土之典范。
汉朝与边疆民族和属国之间的关系突出地表现在以战争、和亲、朝贡等为主要形式的互动上。
作为中央王朝处理民族关系、对外关系的主要模式之一的朝贡制度历唐、宋、元之后,到了明朝,随着封建制度发展趋于顶峰,朝贡体系进一步完善,尤其在洪武和永乐两朝,朝贡制度日臻成熟。
不仅成为帝国内中央和周边互动的形式之一,而且还成为明王朝官方对外关系的主要形式之一。
深刻影响着明朝中央与边疆地方、明朝与周围邻国的关系,影响了当时的东亚国际体系。
本文研究的时点放在明朝前期,即洪武元年至永乐末年,这一时期是明王朝统治的上升期,也是明朝朝贡体系建立、发展并趋于稳定的重要时期,以下将从该体系发展的原因、历史作用两方面来对明朝前期朝贡体系进行研究。
一、明朝前期朝贡体系发展的原因分析自秦以降,历代中国封建统治者要求中国本部的地方行政机构要完全隶属于中央的统一领导下之外,对于地处“荒服”、“要服”及其之外的地域,只要求他们以朝贡的形式表明政治上的臣属,甚至对于某些藩属之国只要求贡而不朝,如此,达到名义上的统一,而不是真正的既统又治,以此实现封建最高统治者“天下共主”的理想目标。
同任何封建王朝一样,明朝前期最高统治者秉持着“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大一统思想,大一统是历朝历代统治者追求的目标,虽然这种“统”并不一定要求实际的“治”,大多数情况下只要求天下诸侯对中央最高统治权威的承认和尊重。
明朝前期的统治者对朝贡比较重视,不断谕示海内外向明廷朝贡。
个中原由除了“大一统”思想的推力之外,以下原因也值得探究:1.消除元朝影响,构建统治合法性。
明朝与日本所谓“朝贡”关系的历史真相(1)

明朝与日本所谓“朝贡”关系的历史真相(1)二明成祖继位后,遵循明太祖的遗绪,对海外诸国仍实行羁縻政策,鼓励他们派遣使者入明朝贡。
明成祖告谕礼部大臣说:“太祖高皇帝时,诸番国遣使来朝,一皆遇之以诚。
其以土物来市易者,悉听其便;或有不知避忌而误干宪条,皆宽宥之,以怀远人。
今四海一家,正当广示无外,诸国有输诚来贡者听。
尔其谕之,使明知朕意。
”此时在日本,室町将军义满已成功解决了南北朝合并问题,辞去征夷大将军职务,升任太政大臣;而后再辞去太政大臣,退出公职,基本完成了九州地区的征霸事业,实际上已成为最高的政治权力人物。
他正急于寻求建立与明朝的朝贡贸易关系,以解决国内财源枯竭的问题。
据说在建文三年(1401年),义满就在博多一位名叫肥富的商人的劝说下,派遣该商人和自己的亲信僧人祖阿为使者,携带国书和贡品,入明进行过朝贡。
永乐元年(1403年),义满又遣天龙寺僧人坚中圭密为使入明朝贡。
与此同时,明成祖亦命左通政赵居任、行人张洪、僧录司右阐教道成出使日本。
于是赵居任等人就偕同坚中圭密一起到日本,赐予义满龟钮金印及勘合百道,从此两国重新恢复了朝贡贸易关系。
明成祖所赐的勘合,为一种朝贡贸易凭证。
它始于洪武十六年(1383年),明太祖为防止假冒使者入贡,则命礼部颁发勘合文册,赐给暹罗、占城、真腊诸国,规定凡至中国使者,必验勘合相同,否则以假冒逮之。
据《明会典》记载,当时获得勘合的有暹罗、日本、占城、爪哇、满刺加、真腊、苏禄国东王、西王、峒王、柯支、勃泥、锡兰山、古里、苏门答腊、古麻刺等15国。
⒅由赵居任带去日本颁赐的勘合百道,系由日字号勘合100道和本字号勘合100道,以及日字号勘合底簿2册和本字号勘合底簿2册组成。
日字号勘合100道、日字号与本字号勘合底簿各一册存于明朝礼部;本字号底簿一册置于福建布政司。
而本字号勘合100道、日字号勘合底簿一册则送至日本。
由日本人明朝贡的船只,每船需带勘合一道,与福建布政司存放的底簿核对无误后,始护送至京,再与置于礼部的底簿核对。
明代中朝边疆地带与两国的使行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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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中朝边疆地带与两国的使行往来WANG Gui-dong【摘要】作为明代中朝边疆地带的辽东都司与平安道地方,与两国的使行往来关涉甚密,无论是对使团的支应接待,还是对使团的输运护送,都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为两国使行往来的顺利成行进而实现两国宗藩关系的长期融洽,发挥了举足轻重的历史作用.由于明朝与朝鲜宗藩之间尊卑有别地位不对等,反映在辽东与平安道地方同使行往来的关涉上也有差异,即辽东地方对朝鲜使团的协助体现的是一种上对下的字小优礼行为,而平安道地方对明朝使团的供给接待则体现的是一种下对上的事大尊奉行为.此外,使团在边疆地带从事的诸种政治外交以及经济文化活动,为边疆社会带来了诸多的新变化,在有效促进边疆开发的同时,也丰富了两国之间的外交形式与内容.【期刊名称】《北京社会科学》【年(卷),期】2019(000)002【总页数】9页(P41-49)【关键词】明代;中朝边疆地带;辽东都司;平安道;使行往来【作者】WANG Gui-dong【作者单位】【正文语种】中文【中图分类】K248明代是古代中国与朝鲜半岛的“封贡关系”最具有典型性的时代,因而双方使行往来甚为频繁。
其中明朝的辽东地区以及朝鲜的平安道地方作为两国的边疆地带,对于两国之间的使行往来更是具有特殊的意义。
国内外学术界对于这一课题业已进行了一定的探讨,如韩国学者张熙兴曾撰文探讨了在朝鲜对明朝的使行往来过程中,平安道尤其是义州地方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又如中国学者刘春丽利用新近出版的《朝天录》材料,论述了辽东地方对于朝鲜使团最终得以顺利成行的独特贡献。
[1]以上二文分别探讨了平安道和辽东地方对朝鲜赴明使团的促进意义,但是关于两地对明朝赴朝鲜使团的特殊作用均关注不够;至于明代中朝两国因宗藩之间尊卑有别,进而体现在两国边疆地带对双方使行往来表现出来的差异性,则更是缺乏系统整合与纵深考察。
故而希望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力图使该议题得到更为全面且深入的展现。
除了明初及明末由于北元残余势力和后金政权先后占据辽东地区,造成朝鲜半岛与明朝的陆路交通断绝之外,明代中朝使行往来的路线在相当长的历史时间内基本稳定在北京—山海关—广宁—辽阳—东八站—义州—平壤—开城—王京一线。
事大与保国:明初朝鲜“金银岁贡”问题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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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第2期(总第179期)㊀㊀㊀㊀㊀㊀黑龙江社会科学SocialSciencesInHeilongjiang㊀㊀㊀㊀㊀㊀㊀㊀㊀No.2ꎬ2020㊀㊀㊀㊀㊀㊀㊀㊀General.No.179事大与保国:明初朝鲜 金银岁贡 问题研究刘永连ꎬ常宗政(暨南大学文学院ꎬ广州510632)摘㊀要: 任土作贡 ꎬ本是封贡体制下藩属国对宗主国应尽的 义务与本分 ꎮ明朝所定高丽和朝鲜王朝的岁贡中ꎬ有各种金银器皿ꎬ但朝鲜半岛不产金银ꎬ遂成为高丽和朝鲜的经济负担ꎮ为解决 金银岁贡 问题ꎬ高丽末期提出 以马代贡 ꎬ为明朝所允ꎮ朝鲜太祖㊁太宗时期ꎬ曾想方设法满足明朝这一要求ꎮ及世宗即位ꎬ屡派使臣出使明朝ꎬ多方周旋ꎬ终使金银岁贡得以蠲免ꎮ这一过程体现了中朝两国宗藩关系由疏远到密切的转变ꎮ关键词:明朝ꎻ朝鲜ꎻ宗藩关系ꎻ金银岁贡中图分类号:K312.34㊀㊀文献标志码:A㊀㊀文章编号:1007-4937(2020)02-0146-08作者简介:刘永连ꎬ1968年生ꎬ暨南大学文学院教授ꎬ历史学博士ꎻ常宗政ꎬ1995年生ꎬ暨南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ꎮ㊀㊀洪武二十五年(朝鲜太祖元年㊁1392年)ꎬ高丽权臣李成桂在亲信的拥戴下ꎬ迫使恭让王禅位于己ꎬ由此结束了王氏高丽475年的统治ꎬ开启了李氏朝鲜时代ꎮ即位次日ꎬ李成桂即派遣知密直司事赵胖赴明(«朝鲜太祖实录»卷一ꎬ太祖元年七月丁酉)[1]20ꎬ以践行其 慕华事大 的外交方针ꎬ以期扭转自高丽辛禑王以来双方之间的紧张关系ꎮ然而ꎬ因朱元璋对丽末鲜初混乱政局特别是李成桂 弒主自立 的认识[«明史»载: (洪武二十一年)八月ꎬ高丽千户陈景来降ꎬ言: 是年四月ꎬ禑欲寇辽东ꎬ使都军相崔莹㊁李成桂缮兵西京ꎮ成桂使陈景屯艾州ꎬ以粮不继退师ꎮ王怒ꎬ杀成桂之子ꎮ成桂还兵攻破王城ꎬ囚王及莹ꎮ[2]8282-8283«正德大明会典»载: 李仁人及子李成桂今名旦者ꎬ自洪武六年至洪武二十八年ꎬ首尾凡弑王氏四王ꎬ姑待之[3]]ꎬ致使朝鲜初期同明朝间开展的宗藩活动一波三折ꎬ举步维艰ꎮ李成桂本人更是终身未曾获得明朝册封ꎬ仅以 权知朝鲜国事 身份统治朝鲜ꎮ至朝鲜太宗即位ꎬ方得到明朝正式册封ꎬ中朝两国宗藩关系由此确立ꎬ并于朝鲜世宗时期形成典型的册封朝贡关系[4]117(关于中国古代对外关系的表述ꎬ目前学术界有多种说法ꎬ且各有根据ꎬ本文一概以 封贡关系 来阐述ꎮ另外ꎬ李云泉根据朝贡次数的多寡㊁政治隶属关系的强弱以及对中国文化认同程度的不同ꎬ将朝贡国与明朝的关系划分为 典型而实质的朝贡关系 一般性的朝贡关系 名义上的朝贡关系 [5]ꎮ韩国学者全海宗则认为ꎬ传统的中外关系应分为 典型的朝贡关系 准朝贡关系 非朝贡关系 [6]ꎮ台湾地区学者廖敏淑则将清代对外关系划分为 属国关系 与国关系 互市国关系 [7])ꎮ自此ꎬ朝鲜使团 朝贡络绎ꎬ锡赉便蕃ꎬ殆不胜书 [2]8307ꎬ频频往返于北京与汉城之间ꎮ目前关于明朝初期中朝两国宗藩关系的研究ꎬ不乏专门性著作[8]ꎬ研究论文[9]与学位论文[10]也不在少数ꎮ通过对以往研究的梳理ꎬ笔者发现ꎬ分析朝鲜前期对明奉行 事大外交 的过程中ꎬ朝鲜如何解决对明朝的 金银岁贡 问题ꎬ对于认识中朝两国传统封贡关系的发展演变具有重要意义ꎬ而隐含于问题背后的则是两国对彼此认识的转变ꎮ因此ꎬ笔者不揣浅陋ꎬ拟对丽末鲜初的金银岁贡问题予以探讨ꎬ不周之处ꎬ敬祈方家指教ꎮ㊀㊀一㊁代贡与禁断:丽末与朝鲜太祖时期的 金银岁贡 问题㊀㊀朝鲜岁贡方物ꎬ据万历«大明会典»载ꎬ有 金641银器皿㊁螺钿梳函㊁白绵绸㊁各色苧布㊁龙纹帘席㊁各色细花席㊁豹皮㊁獭皮㊁黄毛笔㊁白绵纸㊁人参㊁种马每三年五十匹 [11]ꎬ可见名列其首者ꎬ即是金银器皿ꎮ考诸史实ꎬ朝鲜进贡的各类金银器皿主要有 金银龙盏㊁金龙舡台㊁金龙头镫㊁银龙头镫㊁金龙头双台盏㊁金盂㊁镀金银莲花台盏㊁银盂㊁镂金银樽㊁镀金盆㊁银壸㊁镂金银丝龙头镫㊁金银钟㊁银罐 等等(以上主要源自«明实录»的相关记载ꎬ而明成祖以后多以 金银器 统称之而不再具体罗列ꎮ而«朝鲜王朝实录»中多以 金银 代指金银器皿ꎮ另外ꎬ在高丽末朝鲜初ꎬ半岛政权曾按明朝要求ꎬ缴贡大量黄金白银ꎬ系短期进贡ꎬ且多以明朝索纳与处罚的缘由进贡ꎮ本文中则概以 金银 统称之)ꎮ高丽末期ꎬ出于对朝鲜半岛政局混乱的疑虑ꎬ明太祖曾明令高丽 岁贡马千匹ꎬ明年贡金百斤㊁银万两㊁良马百㊁细布万ꎬ仍悉送还所拘辽东民 [2]8281ꎬ以此验证高丽政局是否如前ꎬ国王是否被乱臣羁囚ꎮ此后ꎬ高丽国王辛禑派遣司仆正崔涓赴明ꎬ通过辽东守将延安侯唐胜宗等的帮助ꎬ向朱元璋奏请 高丽进贡金银不敷ꎬ愿将马匹准数ꎬ合无准他 ꎮ对此ꎬ朱元璋同意以 每银三百两准马一匹ꎬ金五十两准马一匹 的方式替代金银岁贡ꎮ不久ꎬ朱元璋再次向高丽发难ꎬ要求高丽将此前五年的岁贡 马五千匹㊁金五百斤㊁银五万两㊁布五万匹 一次性补交ꎮ为此ꎬ高丽权力中枢都评议使司申诉礼部ꎬ严格按照此前朱元璋所拟定的比例折算ꎬ请求将未筹到的 金四百三斤二两ꎬ折准马一百二十九匹 银三万一千两ꎬ折准马一百四匹 (以上四条引文见«高丽史»卷一三五«辛禑传»)[12]4074㊁4076-4077ꎮ此一时期ꎬ高丽因 金非地所产 ꎬ金银贡品筹集困难ꎬ遂采用 以马代金 的折中办法ꎬ一方面投明之所好ꎬ满足明朝开发辽东㊁抵御北元时战马不足的需求ꎬ另一方面则顾及高丽的现实处境ꎬ谨慎维持同明确立未久的宗藩关系ꎮ洪武二十一年(高丽禑王十四年㊁1388年)ꎬ围绕明朝设立铁岭卫问题ꎬ高丽王辛禑先发制人ꎬ派出以曹敏修㊁李成桂为左右军都统使的四万攻辽部队ꎬ进行北伐ꎮ然而ꎬ当军队行至威化岛ꎬ李成桂以 四不可论 ( 以小逆大一不可ꎬ夏月发兵二不可ꎬ举国远征ꎬ倭乘其虚三不可ꎬ时方暑雨ꎬ弓弩胶解ꎬ大军疾疫四不可 )为由ꎬ断然回军ꎬ不久ꎬ其与曹敏修相继被任命为左右侍中ꎬ高丽的实权由此落入李成桂手中ꎮ随后ꎬ掌权的李成桂一党追问攻辽责任ꎬ辛禑被流放ꎬ改立其子昌为王ꎮ李成桂等人又以 金伫事件 为由ꎬ 迁禑王于江陵ꎬ放昌于江华ꎬ废为庶人 (以上两条引文见«高丽史»卷一三七«辛禑传»)[12]4125㊁4150ꎮ废除辛氏两王ꎬ高丽政局的混乱程度进一步加剧ꎬ为稳定国内局势ꎬ李成桂拥立王氏远支定昌府院君瑶为王ꎬ是为恭让王(史载 恭让王讳瑶ꎬ定原府院君钧之子ꎬ神宗七世孙ꎬ母曰国大妃王氏ꎬ忠穆王元年二月五日生ꎬ性慈仁柔懦ꎬ优游不断 )ꎮ四年之后ꎬ李成桂以 今王昏暗ꎬ君道已失ꎬ人心已去ꎬ不可以为社稷生灵主 (以上两条引文见«高丽史»卷四五«恭让王世家»)[12]1351㊁1409为由ꎬ假高丽王大妃之手ꎬ废除了恭让王ꎮ随之在 大小臣僚㊁贤良耆老 多次劝进之下ꎬ李成桂 不获已 («朝鲜太祖实录»卷一ꎬ太祖元年七月丙申)[1]19而幸寿昌宫ꎬ登上王位ꎮ李成桂即位伊始ꎬ虽一改自高丽辛禑王以来首鼠两端的摇摆外交局面ꎬ但其对明朝的事大策略并未见效ꎮ明太祖出于此前对高丽混乱政局的认知以及对李成桂的个人成见(关于朱元璋对李成桂个人的成见ꎬ在其亲撰的«皇明祖训»对于李成桂宗系的叙述中可见一斑ꎬ由此还引发了朝鲜持续近两百年的 宗系辩诬 事件ꎮ对此ꎬ黄修志认为: 朱元璋很可能并不混淆李仁任和李成桂的关系ꎬ只不过恰好乘机作为道德礼制上的把柄ꎬ通过外交战术ꎬ对李成桂的合法性进行规训和牵制ꎬ使其不得不依靠明朝的册封ꎬ以彰显明朝在东亚的权威ꎬ也借此考验新兴朝鲜对明朝的态度 [13])ꎬ以 高丽僻处东隅ꎬ非中国所治 这样一种态度ꎬ命礼部移谕其说: 果能顺天道ꎬ合人心ꎬ不启边衅ꎬ使命往来ꎬ实尔国之福ꎬ我又何诛? [2]8283故虽对李成桂承袭高丽王位予以默许ꎬ但却迟迟未予以册封ꎬ致使李成桂终生仅以 权知朝鲜国事 的身份统治朝鲜(据«明史»记载ꎬ太祖默许李成桂立国后不久ꎬ李成桂即请 更国号 ꎬ明太祖仍命称古国号朝鲜ꎮ明太祖 封国而不封君 之举ꎬ既是对李成桂立国的默许又是对其自身正统性的否认)ꎮ741朝鲜王朝建立后ꎬ改变往昔高丽 以马代贡 的折中办法ꎬ采取 节流 的方式来解决金银岁贡问题ꎮ李成桂即位不久ꎬ大司宪南在等在奏疏中倡议道: 愿令有司掌诸仓库钱谷ꎬ量其一年出纳之数ꎬ以节其用ꎬ金银又非本国所出ꎬ毋使妄费ꎮ(«朝鲜太祖实录»卷二ꎬ太祖元年九月己亥)[1]30朝鲜都评议使司则以 金银又每岁进贡上国ꎬ尤为难继ꎬ而乃上下通用ꎬ人无定志ꎬ况见利之徒ꎬ因谋贸易ꎬ潜行越境ꎬ以生衅端ꎬ其害不浅 为由ꎬ倡议 愿自今纱罗㊁绫绮及金银装饰之物ꎬ进上服用及各官品带外ꎬ两府以下至于庶人ꎬ一皆禁止ꎬ公私家舍及寺院ꎬ勿用真彩ꎬ承旨以上外ꎬ不许用金玉缨子 («朝鲜太祖实录»卷六ꎬ太祖三年六月己巳)[1]63ꎬ此议为李成桂所采纳ꎮ不久ꎬ都评议使司具礼曹详定后再上状启曰: 进上仪物外ꎬ臣下毋得用金ꎻ两府外ꎬ毋得服纱罗㊁绫绮㊁玉缨子㊁环子ꎻ嘉善以下六品以上ꎬ酒器外ꎬ毋得用银ꎻ七品以下ꎬ酒器亦不许用银ꎮ品带及台省员顶子ꎬ不在此限ꎮ庶人及工商贱隶ꎬ虽有职者ꎬ毋得用银绢斜皮ꎻ婚姻者亦依职品ꎬ毋得僭用ꎮ («朝鲜太祖实录»卷六ꎬ太祖三年六月甲午)[1]65此后ꎬ朝鲜又曾多次严申 彩缎金银之禁 ꎬ希望通过此举ꎬ限制民间对金银的使用㊁杜绝金银在民间的流转ꎬ从而减少在此过程中金银不必要的损耗ꎬ进而减少国家筹集朝贡金银的阻力ꎮ由此可以看出ꎬ丽末鲜初ꎬ对同一问题采取了不同的解决途径ꎮ导致这一现象的原因ꎬ看似是由于两个政权决策者决策方针的不同ꎬ实则都是由于这一时期中国与朝鲜半岛政权宗藩关系趋于紧张所致ꎮ高丽末期ꎬ由于政局混乱㊁王位更迭频繁及其对明与北元立场的摇摆不定ꎬ致使明朝对高丽产生严重的信任危机ꎮ为化解危机ꎬ消弭疑虑ꎬ高丽不得不 以马代金 ꎬ此举正中朱元璋之下怀ꎮ李成桂代王氏而立ꎬ这在宣扬天命正统㊁意欲重塑华夷秩序的明太祖看来ꎬ是得国不正ꎬ故而不予册封ꎮ为获取明朝认可ꎬ以标榜自身正统地位ꎬ李成桂则不惜以委曲求全的方式解决金银岁贡问题ꎮ㊀㊀二㊁多轨并行:朝鲜太宗时期 金银岁贡 的筹办㊀㊀李成桂去世之后ꎬ围绕朝鲜王位继承权爆发了两次 王子之乱 (分别发生于1399年与1400年)[4]90-96ꎬ最终以太祖第五子李芳远一派获胜ꎮ建文二年(朝鲜定宗二年㊁1400年)ꎬ靖安大君李芳远政变成功ꎬ旋即逼迫其兄定宗让位ꎬ是为朝鲜太宗ꎮ李芳远登上王位之时ꎬ正值明朝发生靖难之役ꎬ为争取朝鲜的支持ꎬ建文帝与燕王均对朝鲜采取拉拢与怀柔的策略ꎬ而朝鲜也趁此时机ꎬ采取弹性外交政策ꎬ使臣穿梭于南京与北京两方ꎬ并从中获取了前所未有的利益(关于靖难之役中朝鲜同明的关系问题ꎬ郑红英有专门论述ꎬ并指出 靖难之役中朝鲜与建文朝在 事大外交 的基础上进行的保国外交 云云)[4]99-106ꎮ建文二年ꎬ明朝正式册封李芳远为朝鲜国王ꎬ并破格予以亲王礼遇ꎬ以明朝亲王爵的九章服赐之(关于明代朝鲜冕服问题ꎬ可参考张佳的研究)[14]ꎮ建文三年(朝鲜太宗元年)ꎬ建文帝派出通政寺丞章谨㊁文渊阁待诏端木礼赴朝正式册封李芳远为朝鲜国王ꎬ其册封诏书有言:㊀㊀古先哲王之为治ꎬ德穷施普ꎬ覆育万方ꎮ凡厥有邦ꎬ无间内外ꎬ罔不臣服ꎬ爰树君长ꎬ俾乂其民人ꎬ以藩屏于夷夏ꎮ朕承大统ꎬ师古成宪ꎮ咨尔朝鲜权知国事李讳!袭父兄之传ꎬ镇绥兹土ꎬ来效职贡ꎬ率礼克诚ꎬ以未受封ꎬ祈请勤至ꎮ兹庸命尔为朝鲜国王ꎬ锡以金印ꎬ长兹东土ꎮ呜呼!天无常心ꎬ惟民是从ꎻ民无常戴ꎬ惟德是怀ꎮ尔其懋德ꎬ以承眷佑ꎬ孝友于家ꎬ忠顺于上ꎬ仁惠于下ꎬ俾黎民受福ꎬ后昆昭式ꎬ永辅于中国ꎮ启土建家ꎬ匪德莫宜ꎬ可不敬哉!(«朝鲜太宗实录»卷一ꎬ太宗元年六月己巳)[15]第1册ꎬ205此后不久ꎬ燕王朱棣登上皇位ꎮ朝鲜闻讯ꎬ随即派遣以河仑为贺登极使㊁赵璞为贺正使的庞大使团入明(明清时期ꎬ朝鲜派往中国的使臣因出使目的的不同而被赋予不同名称ꎮ朝鲜«通文馆志»载: 国初ꎬ岁遣朝京之使ꎬ有冬至㊁正朝㊁圣节㊁千秋四行ꎮ谢恩㊁奏请㊁进贺㊁陈慰㊁进香等使则随事差送ꎮ [16]关于这一问题可参考刘喜涛的研究[17])ꎮ在 新皇甫立ꎬ四夷未至 的情况下ꎬ朝鲜的主动入贺ꎬ大获永乐帝好感ꎬ并因此对朝鲜施以种种礼遇与优待ꎮ由于当时两国君主的地位841同为兵变篡权而来ꎬ故以 宗系辩诬 为契机ꎬ明朝皇权与朝鲜王权进行了 合法性的互动 [13]ꎬ两国关系从而步入亲密期ꎮ李芳远因明朝的册封而获得正统性与合法性ꎬ从而稳固了其在国内的统治地位ꎮ不过ꎬ筹备向明朝进献的金银岁贡ꎬ事涉两国关系的走向ꎬ仍是他必须谨慎解决的问题ꎮ为此ꎬ李芳远除延续其父 金银禁断 政策之外ꎬ又实施了不少新举措ꎬ概括而言ꎬ主要有以下六种ꎮ第一ꎬ命人采金开矿ꎮ例如ꎬ永乐四年(朝鲜太宗六年㊁1406年)ꎬ李芳远派遣典书尹琠采金银于庆尚㊁全罗道(«朝鲜太宗实录»卷一二ꎬ太宗六年十月戊子)[15]第1册ꎬ377ꎻ太宗十一年ꎬ遣前郎将金允河于东北面端州㊁安边试行采金ꎬ然而收效甚微ꎬ军人七十余名服役二十多天才仅得一两白银(«朝鲜太宗实录»卷二二ꎬ太宗十一年十月乙巳[15]第1册ꎬ606ꎮ另据太宗七年西北面都巡问使李廷铁奏启: 州军三十名ꎬ自八月二十一日至九月晦日ꎬ吹炼得十分银四两五钱ꎮ及朔宁军三十一名ꎬ七日掘地ꎬ得生金二分 )ꎮ可见朝鲜金银开采难度之大ꎬ也印证了其 金银非本国所产 之言ꎮ第二ꎬ重申金银之禁ꎮ前文已言ꎬ太祖时期即令 两府以下至于庶人ꎬ一皆禁止 ꎮ太宗七年ꎬ议政府奏启: 金银器皿ꎬ除内用国用外ꎬ下令中外ꎬ一切禁止ꎬ国中皆用沙漆器ꎮ («朝鲜太宗实录»卷一三ꎬ太宗七年一月甲戌)[15]第1册ꎬ383同年ꎬ朝鲜政府对在朝官员㊁在野士大夫使用金银器皿的规格做出要求:㊀㊀自今各品品带及两府以上银胡瓶钐杯匙箸ꎬ四品以上银钐杯匙箸ꎮ士大夫家命妇首饰㊁外方各官银钐杯外ꎬ毋得私用金银器皿ꎬ则人皆知其不切于用ꎬ贸易之际ꎬ皆纳于公ꎬ而且令俗尚淳俭矣ꎮ宫女首饰ꎬ不在此限(«朝鲜太宗实录»卷一四ꎬ太宗七年十月甲辰)[15]第1册ꎬ420ꎮ可见此举旨在通过对不同品级官员以及士大夫家庭所用金银器皿的限制ꎬ以减少金银流通和使用范围ꎬ并以期改变上层社会的奢华之风ꎮ至于民间所用金银器皿ꎬ因受禁断政策的影响ꎬ成为无用之物ꎬ遂通过贸易渠道逐渐流向官府ꎮ第三ꎬ通用楮币[楮币又名楮货ꎬ即朝鲜通行纸币ꎬ因以楮作为原材料故名ꎮ太宗时ꎬ 以今大钞准一千文ꎬ按一百递减ꎬ从九百至一百ꎬ分为九等楮币ꎮ («朝鲜太宗实录»卷二九ꎬ太宗十五年正月乙丑)[15]第2册ꎬ69]ꎬ禁断金银外流ꎮ朝鲜前期ꎬ楮币与布匹为交易通货ꎮ朝鲜世祖时所修«经国大典»即载: 国币通用布㊁楮货 [18]卷二ꎬ«户典»ꎻ朝鲜后期所编«万机要览»也载: 我朝初ꎬ仍丽制ꎬ用楮币ꎮ [19]太宗三年ꎬ朝鲜三司之一的司宪府上疏 请行楮币 ꎬ并指出国家可 收民金银铜铁布帛ꎬ纳之于官府ꎬ出楮币以偿之 («朝鲜太宗实录»卷六ꎬ太宗三年九月庚辰)[15]第1册ꎬ276ꎮ此外ꎬ管控国内商人ꎬ禁止金银外流也成为这一时期不容忽视的一项举措ꎮ朝鲜政府曾多次申明禁止与外人贸易金银ꎬ并严厉惩处了违反禁令的不法商人ꎮ例如ꎬ太宗六年ꎬ严令禁止入明朝贡的使团成员私自携带金银ꎬ违者 令宪司痛行纠理ꎬ将犯人籍没家产ꎬ身充水军 («朝鲜太宗实录»卷一一ꎬ太宗六年一月己未)[15]第1册ꎬ347ꎻ太宗十四年ꎬ 杖尹仁富等一百ꎬ籍没家产ꎬ以犯禁私卖金银禁物于倭人也 («朝鲜太宗实录»卷二七ꎬ太宗十四年五月辛卯)[15]第2册ꎬ18ꎻ太宗十七年ꎬ 禁卖金银于日本客人 («朝鲜太宗实录»卷三三ꎬ太宗十七年五月己丑)[15]第2册ꎬ160ꎮ朝鲜在国内倡行楮币流通的同时ꎬ禁断百姓使用金银与外人交换贸易ꎬ从而使金银这类贵重金属逐步退出朝鲜的流通市场ꎬ丧失在贸易过程中充当货币的职能ꎮ第四ꎬ官督征差ꎬ按品交纳ꎮ太宗时期ꎬ因进贡金银将尽ꎬ而工曹募人交纳ꎬ竟又无人交纳ꎬ于是议政府商定ꎬ根据官员品级划定负责数量:一品纳白银五两ꎬ二品四两ꎬ三品三两ꎬ留守官至大都护府五十两ꎬ牧官㊁单府官三十两ꎮ以此为差ꎬ督令进纳ꎬ以造进献器皿(«朝鲜太宗实录»卷一二ꎬ太宗六年闰七月乙亥)[15]第1册ꎬ367ꎮ第五ꎬ与济州土人贸易金银ꎮ济州地区ꎬ元时曾为元朝皇家牧马场ꎬ元顺帝北遁之前ꎬ曾大兴土木于此ꎬ拟作退避之舍ꎮ而 济州人家ꎬ多蓄金银器 («朝鲜太宗实录»卷三五ꎬ太宗十八年五月丁丑)[15]第2册ꎬ228ꎮ太宗十八年五月ꎬ朝鲜政府即以米布与济州地区土民贸易金银ꎬ一个月之后ꎬ朝鲜941政府再遣司酝署令高得宗到达济州ꎬ以 糙米六百石㊁木棉一百五十匹㊁女衣八件 交换济州民间所蓄存的金银(«朝鲜太宗实录»卷三五ꎬ太宗十八年六月乙巳)[15]第2册ꎬ236ꎬ并以此来充当进献明朝的贡品ꎮ第六ꎬ 掌山泽㊁工匠㊁营缮㊁陶冶之政 [18]卷一ꎬ«吏典»的工曹曾多次就金银不足问题提出解决方案ꎮ例如ꎬ太宗十七年八月ꎬ工曹上 收金银之策 :㊀㊀每岁贡献黄金一百五十两㊁白银七百两ꎬ采取则劳民费财ꎬ而所获甚少ꎬ以有限之物ꎬ供无穷之费ꎬ难矣ꎮ收敛之法㊁采取之方ꎬ略陈于后ꎮ安东㊁金海㊁泰川㊁遂安㊁安边㊁旌善ꎬ减其他贡ꎬ岁定其额ꎻ外方各官酒食之器ꎬ令监司收送于曹ꎻ富商大贾ꎬ令攸司定数收纳ꎬ乃给其价ꎻ大小臣僚ꎬ勿论时散ꎬ定数纳曹ꎬ酬之以直ꎻ更令各道监司ꎬ严搜神祠所设之器ꎻ令京中僧录司㊁外方监司ꎬ收金银铸佛造塔ꎬ藏于寺院者ꎻ以金银写经㊁涂佛者痛禁ꎬ违者赎以金银ꎻ济州之民多畜金银ꎬ以全罗道米谷布货ꎬ给价以收(«朝鲜太宗实录»卷三四ꎬ太宗十七年八月戊申)[15]第2册ꎬ184ꎮ一个月之后ꎬ工曹再上 备金银之术 :㊀㊀国家岁贡白银七百两㊁黄金一百五十两ꎬ而本曹所储ꎬ不支五六年ꎮ曩下令各道ꎬ访其所产而未得ꎬ以我朝舆地之广㊁山川之秀ꎬ岂无所产之地哉?然择取之时ꎬ劳费甚重ꎬ恐为州郡所怨ꎬ故莫有明言其所者ꎮ自今知国家大计者ꎬ若指示其所ꎬ则闲良人授之以职㊁乡驿吏免其本役㊁公私贱口赏之以财ꎬ以示奖劝(«朝鲜太宗实录»卷三四ꎬ太宗十七年十月甲辰)[15]第2册ꎬ190ꎮ朝贡进献所用的金银器皿因属工曹职掌范围ꎬ故工曹上金银筹集与储存之法ꎬ希冀解决朝鲜金银岁贡不足的问题ꎮ以上举措表明ꎬ太宗时期ꎬ一改高丽末至太祖时期仅采用比较单一的解决方案的局面ꎬ通过多方案同行㊁多渠道并举ꎬ最大程度上化解了因金银不足而可能引发的种种危机ꎮ因获明朝册封ꎬ太宗取得了朝鲜王位的合法性和正统性ꎬ故在同明朝开展宗藩交往活动的过程中ꎬ朝鲜一方面强化自身的 小中华 意识ꎬ凸显自身较他邦的优越性ꎻ另一方面则竭诚事大ꎬ满足明朝的各项需求ꎬ维持其在明朝心目中的模范属国地位ꎮ尤其在永乐迁都北京之后ꎬ 朝鲜益近ꎬ而事大之礼益恭ꎬ朝廷亦待以加礼ꎬ他国不敢望也ꎮ [2]8285朝鲜太宗谨守贡约ꎬ并多次强调 金银之贡ꎬ系于事大ꎬ不可不备 («朝鲜太宗实录»卷二四ꎬ太宗十二年十一月己酉)[15]第1册ꎬ655ꎮ其对金银岁贡的重视及多重解决方案的实施ꎬ成为此一时期两国宗藩关系强化的一个表征ꎮ太宗于永乐二十年薨逝后ꎬ明朝派出内官刘景㊁礼部郎中杨善等前往致祭ꎬ祭文赞其 笃厚至诚ꎬ聪明贤达ꎬ作藩东土ꎬ敬事朝廷ꎬ忠顺之心ꎬ终始不替 ꎬ并赐谥号为 恭定 («朝鲜世宗实录»卷二十ꎬ世宗五年四月癸亥)[20]第2册ꎬ536ꎮ㊀㊀三㊁奏请免贡:朝鲜世宗时期 金银岁贡 的获免㊀㊀永乐十六年ꎬ朝鲜太宗以 世子褆不肖ꎬ第三子祹孝弟力学ꎬ国人所属 [2]8285为辞ꎬ奏请改立三子忠宁大君祹为世子ꎬ获永乐帝允许ꎮ随后朝鲜太宗上表称谢ꎬ并 陈己年老ꎬ请以祹理国事 ꎮ永乐帝随即派出光禄少卿韩确(朝鲜前期政治家㊁外交家㊁文人ꎬ开国功臣韩尚质之孙ꎮ因其两个妹妹先后入明宫为妃ꎬ故被明朝授予光禄少卿的官职)㊁鸿胪丞刘泉赴朝册封李祹为国王ꎬ此即世宗[2]8285ꎮ世宗时期ꎬ对内励精图治ꎬ巩固王权ꎻ对外竭诚事大ꎬ尊明慕华ꎬ朝鲜无论是在文风教化还是国家治理方面均取得了长足的发展ꎬ故世宗被国人誉为 圣君 明君 ꎮ据学者统计ꎬ世宗在位32年ꎬ其向明廷派遣定期使团达77次㊁非定期使团则达130次[4]120-121ꎬ均超过其前任的定宗㊁太宗时期ꎮ随着朝鲜频繁朝贡活动的开展ꎬ朝鲜与明朝的政治关系也走出了朝鲜太祖时期的隔阂期和太宗时期的磨合期ꎬ形成了政治互信㊁经济交流频繁㊁文化渗透的典型的朝贡册封关系[4]117ꎮ世宗即位次年ꎬ为彻底解决长期困扰朝鲜的金银岁贡问题ꎬ曾派遣礼曹参判河演与光禄少卿韩确赴明 乞免金银 («朝鲜世宗实录»卷七ꎬ世宗二年一月甲子)[20]第2册ꎬ367ꎬ但因 进纸奏不填051日字 ꎬ引发表笺(朝鲜进呈明朝皇帝的文书称之为表ꎬ进呈东宫太子的则称为笺ꎮ因两者常常同时进呈ꎬ故以表笺并称之)问题ꎬ河演等人遂不敢将事先准备好的奏本进呈ꎬ致使此事不了了之(«朝鲜世宗实录»卷八ꎬ世宗二年五月己巳)[20]第2册ꎬ382ꎮ对此ꎬ已禅位为上王的李芳远强调: 请免金银ꎬ此其时矣ꎮ若此时请不得ꎬ后来必以此为据ꎬ宜备细布ꎬ因事进献ꎬ须更请之ꎮ («朝鲜世宗实录»卷八ꎬ世宗二年五月己巳)[20]第2册ꎬ382但出于对表笺问题的恐惧ꎬ朝鲜迟迟不敢再次上奏乞免金银ꎮ宣德二年(朝鲜世宗九年㊁1427年)ꎬ为避免再次出现类似的表笺问题ꎬ同时也为了获得免贡ꎬ世宗于该年三月莅临仁政殿ꎬ亲自策试参加殿试的文科考生ꎬ策试题目便是拟就 请免金银方物表 («朝鲜世宗实录»卷三五ꎬ世宗九年三月壬寅)[20]第3册ꎬ65ꎮ次年六月ꎬ世宗召集承文院群臣ꎬ商议 贺册封皇后㊁进献皇太后方物㊁请世子梁冠与请免金银 诸事ꎬ经过一番讨论ꎬ最终确定 请免金银 一事ꎬ 俟请梁冠ꎬ而后请之 («朝鲜世宗实录»卷四十ꎬ世宗十年六月癸卯)[20]第3册ꎬ135ꎮ世宗十一年七月ꎬ世宗再次召集群臣商讨请免金银事宜ꎬ并商定 表文ꎬ令文臣制述ꎬ拣择润色 ꎬ 以六曹判书为使ꎬ佥总制金时雨为副 («朝鲜世宗实录»卷四五ꎬ世宗十一年七月壬戌)[20]第3册ꎬ190ꎮ十天之后ꎬ世宗认为拟定派出的使节身份有所不妥ꎬ于是传召左右议政商讨ꎬ黄喜㊁孟思诚认为 此事甚重ꎬ乞以宗亲为使ꎬ以都总制元闵生为副 («朝鲜世宗实录»卷四五ꎬ世宗十一年七月癸酉)[20]第3册ꎬ192ꎬ遂以恭宁君裀充任正使ꎬ元闵生充当副使ꎮ准备工作就绪之后ꎬ当年八月十八日ꎬ李裀一行计禀使团(朝鲜时代ꎬ使行因派往上国目的的不同而有不同的称谓ꎬ如谢恩行㊁奏请行㊁卞诬行㊁进贺行㊁陈慰行㊁进香行㊁告讣行等等ꎮ计禀使ꎬ同奏请行ꎬ即为向上国吁请某种要求而派出的使行)[16]携带着由判府事卞季良(朝鲜初期著名文人ꎬ曾先后担任司宪侍史㊁艺文馆应教㊁礼曹右参议㊁艺文馆提学等官职ꎮ朝鲜初期对明表笺多出自其手ꎬ朝鲜后期编纂的朝贡表笺专题誊录«槐院誊录»[21][22]即收有其10篇ꎬ其个人文集«春亭先生文集»收录的表笺则有31篇[23])撰写的«请免金银表»前往北京ꎮ其进呈明廷表文有云:㊀㊀窃念小邦ꎬ土地褊薄ꎬ不产金银ꎬ天下之所共知也ꎮ故太祖高皇帝洪武五年十月ꎬ中书省钦奉圣旨ꎬ节该 古来藩邦远国ꎬ其所贡献ꎬ不过纳质表诚而已ꎮ今后将来的方物ꎬ只土产布子ꎬ不过三五对表意便了ꎬ其余的都休将来ꎮ 至七年正朝ꎬ只受布匹ꎬ其余金银器皿ꎬ并皆发回ꎮ兹盖高皇帝明见万里ꎬ灼知小邦之不产金银也ꎮ 第缘其时ꎬ元朝客商兴贩到些少金银ꎬ犹有存者ꎬ小邦进献仍旧ꎮ遂至于今数十年间ꎬ用度罄尽ꎬ公藏已竭ꎬ以至家抽户敛ꎬ举国陪臣之家ꎬ无有畜金银器者ꎮ事窘势迫ꎬ此臣所以不敢含默ꎬ敷陈心腹ꎬ仰触天威者也ꎮ 近述高皇帝之大训ꎬ体天地爱人之仁ꎬ推父母保子之心ꎬ特降谕音ꎬ许免金银之贡ꎬ代以土地所产ꎮ则岂惟臣与一国臣民父老欢欣鼓舞于圣化之中也哉?(«朝鲜世宗实录»卷四六ꎬ世宗十一年八月壬辰)[20]第3册ꎬ194[21][23]488-491表文援引先例ꎬ陈奏实情ꎬ将朝鲜筹办金银岁贡的艰辛与竭诚事大的诚意表达得十分清楚ꎬ可谓合情合理ꎮ李裀一行于当年十月十一日抵达北京ꎮ随即呈奏«请免金银表»ꎬ请求免除朝鲜金银贡品ꎮ为此ꎬ明宣宗令六部商讨ꎬ吏部尚书蹇义以 此乃高祖成法ꎬ不可改也 («朝鲜世宗实录»卷四六ꎬ世宗十一年十一月辛未)[20]第3册ꎬ207为由ꎬ建议回绝ꎮ但明宣宗一违常制ꎬ对侍臣说道: 朝鲜僻远ꎬ朝贡之使数至ꎮ其贡物率用金银ꎬ此岂小国所能常有?其以敕谕国王ꎬ今后贡献ꎬ以土物效诚足矣ꎮ [24]朝鲜的金银贡品自此获免ꎮ此一消息经朝鲜随行通事金乙玄先行传回国内ꎬ朝鲜政府得知后不胜欣喜ꎬ称赞此举为 朝鲜亿万年喜事也 («朝鲜世宗实录»卷四六ꎬ世宗十一年十二月辛巳)[20]第3册ꎬ208ꎮ二十天后ꎬ计禀使李裀一行携带敕书回到汉城ꎬ世宗亲率世子及百官迎敕于慕华馆ꎮ敕书曰: 览表具悉ꎮ金银既非本国所产ꎬ自今贡献ꎬ但以土物效诚ꎮ 为避免敕使勒索干扰ꎬ宽慰朝鲜国王ꎬ消除其疑虑与隐忧ꎬ明宣宗又特地在敕书中写道: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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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前期明朝向朝鲜索征的“别贡”刁书仁2012-01-31 10:20:48 来源:《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3期摘要:史学界通常认为,在中朝两国关系发展史上,明朝与李氏朝鲜的宗藩关系最为典型,是两国关系最好的时期。
两国之间保持着频繁的往来,朝鲜定期遣使朝贡,明朝对其贡献的方物,本着“厚往薄来”的原则,给予丰厚的回赐。
而对明朝不时向朝鲜索征贡物的史实,往往给以忽视,或避而不谈。
而明前期,明朝向朝鲜索征“处女”、“火者”、“海青鹰子”等就属于“别贡”性质。
这种“别贡”给朝鲜带来沉重的负担,给两国关系带来很大的影响。
关键词:明朝/索征/朝鲜“别贡”作者简介:刁书仁(1954—),男,吉林怀德人,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历史学博士,博士生导师。
洪武初年,明与朝鲜建立宗藩关系后,两国之间保持着频繁往来。
朝鲜谨守事大之礼,每逢明朝节庆日,皆遣使奉表朝贺,贡献方物。
朝鲜向明朝所贡的方物,分为“常贡”与“别贡”。
“常贡”,通常每年正旦、万寿节、千秋节、冬至四次。
而“别贡”,为临时性的,进贡时间与所贡物品不固定,完全取决于明室需要或皇帝本人嗜好等。
明前期,明廷向朝鲜索征“处女”、“火者”、“海青鹰子”等就属于“别贡”性质。
这种带有强制性的“别贡”,给朝鲜带来沉重的负担,对中朝两国关系带来很大的影响,很有必要加以研究。
一、明朝向朝鲜索征“处女”明廷向朝鲜索征处女是沿袭元朝的旧习。
元朝时曾向高丽不时索征处女。
《高丽史》中有许多元向高丽索征处女的记载。
如至元二十七年(1290),高丽遣“上将军车信押处女十七人献于元”[1]卷30,《忠烈王世家》。
大德四年(1300)五月,高丽遣上将军高世如元献处女。
七月,高丽国王“诣阙献童女二”[1]卷31,《忠烈王世家》,等等。
元朝索要高丽处女者,有皇帝、太后、诸王、高官等。
至大元年(1308),元遣宦官以太后命选童女[1]卷31,《忠烈王世家》。
大德五年,安西王阿难答“求童女”[1]卷32,《忠烈王世家》。
至大三年(1310),元丞相脱脱求童女[1]卷33,《忠宣王世家》。
元朝每次向高丽索要的处女,少则几人,多则几十人。
高丽王室为保证数量,在元索征处女时,往往下令禁止民间婚嫁,违者要惩处,甚至规定民间婚嫁须向官府申报。
高丽被征索到元朝的处女,或做人妻妾,或为侍婢,最后老死他乡。
因此,元朝索征处女给高丽带来沉重的负担。
明朝沿袭了元朝的这种旧习。
洪武年间,朱元璋曾有意与朝鲜联姻,由于朝鲜态度暧昧,后来发生“表笺事件”,两国关系紧张,此事不了了之。
朱棣即位后,也曾表达过与朝鲜王室通婚的意愿。
但李朝太宗李芳远不表态,暗地里却匆忙将公主嫁人。
对此,李朝大臣不解其意。
永乐五年(1407)六月,永乐帝派遣宦官黄俨出使朝鲜时,李朝大臣想通过黄俨请求永乐帝,“以帝女为世子妃”[2]卷13,太宗七年六月庚寅。
太宗国王却不同意世子与明通婚,并派人转告黄俨,说世子已结婚。
大臣们疑惑不解,私下议论,太宗国王盛怒,“命下狱鞫之”[2]卷13,太宗七年六月庚寅。
并向大臣道出其难言之隐:“结婚中国,予所愿也,而虑夫妇相得,人情所难。
又必中国使臣往来络绎,反扰吾民矣。
昔奇氏入为皇后而一门杀戮无遗,安足保乎”[2]卷13,太宗七年六月庚寅。
接着,又私下对近臣说:“世子未婚而予汲汲与使臣言已婚者,正恐其联姻上国也。
倘若许婚或非帝女,虽或亲女,语音不通,非我族类,而恃势骄恣,压视舅姑,或因妒忌,片言只辞,私通上国,不无构衅”[2]卷13,太宗七年六月庚寅。
可见,太宗国王不愿与明朝联姻是汲取高丽王朝与元朝联姻的教训,以避免重蹈历史覆辙。
李朝太宗国王不愿与明联姻,但明廷令朝鲜“别贡”处女却无法拒绝。
永乐六年四月,陪从李朝世子访明归国的宦官黄俨等一到朝鲜,就向太宗国王传达永乐帝的圣旨:“有生得好的女子,选拣几名将来”,太宗国王听后叩头说:“敢不尽心承命”[2]卷15,太宗八年四月甲午。
于是,朝鲜专置进献色官,“采童女,禁中外婚嫁”[2]卷13,太宗七年六月庚寅。
同年七月,宦官黄俨与李朝议政府官员赴景福宫同选从各地选来的处女。
黄俨一看,所选之女“无美色”勃然大怒,“挫辱任事者”[2]卷16,太宗八年七月戊申。
太宗国王无奈,又分遣各道巡察司进行重选。
他严令各道巡察司说:前者不肯用心推刷,多有漏报者,更于大小守令品官、乡吏日守两班,乡校、生徒、百姓各户,如有姿色,一皆采择。
如有隐匿,或有针灸、断发、帖药多方规避者,论如律。
[2]卷16,太宗八年七月己酉经过朝鲜各道巡察司挑选,最后由黄俨精心选定5名女子。
她们分别是工曹典书权执中、仁宁府左司尹任添年、恭安府判官李文命、护军吕贵真、中军副司正崔得霏之女[2]卷16,太宗八年十一月丙辰。
是年十一月,这5名女子,由父兄伴送,加上从者12人,火者(阉人)12人,以艺文馆大提举李文和为进献使,随明使黄俨前往京师。
而李朝太宗国王为掩人耳目,“不欲名言奏进处女,故使文和若赍进纸札然”。
当这些女子启程时,“其父母亲戚,哭声载路”[2]卷16,太宗八年十一月丙辰。
明廷从朝鲜所征的这批处女入明宫后,权氏最受永乐帝宠爱,封为显仁妃。
其兄权永均被任命光禄寺卿,秩三品。
“赐綵缎六十匹,綵绢三百匹,锦十匹,黄金二锭,白银十锭,马五匹,鞍二面,衣二袭,钞三千张。
”[2]卷17,太宗九年三月甲申其余处女之父也“皆封爵有差”[2]卷17,太宗九年三片甲申。
任氏父任添年为鸿胪卿,李氏、吕氏父李文命、吕贵真分别为光禄少卿,秩皆四品。
崔氏父崔得霏为鸿胪少卿,秩五品。
“各赐彩段、金银、鞍马、衣钞。
”[2]卷17,太宗九年三月甲申权氏兄在京师期间,受到皇帝厚待。
永乐七年四月,权氏兄归国之际,永乐帝将其召入内殿,对其说:“除汝崇班,欲令近侍。
然尔妹在此,尔亦不还,老母当有不虞之情矣。
命尔还国,往谨乃心,恭事国王,尔不闻古事欤?毋以怠荒,累及朕躬。
”[2]太宗九年闰四月乙丑权氏兄叩头辞谢。
永乐七年五月,永乐帝又派太监黄俨、监丞海寿、奉御尹凤等携带其敕谕来朝鲜征处女。
黄俨向太宗国王口宣圣旨说:去年你这里进将去的女子每(们),胖的胖,麻的麻,矮的矮,都不甚好。
只看你国王敬心重的上头,封妃的封妃,封美人的封美人,封昭容的封昭容,都封了也。
王如今有寻下的女子,多便两个,小只一个,更将来。
[3]第一册,237-238李朝太宗国王只好照办。
又“置进献色,禁中外处女婚嫁”[3]第一册,238。
最后选中了前知宜州事郑允厚之女等二人。
八月,李朝遣户曹参议吴真赴京奏报。
《李朝实录》载:“奏选就女子二名,待候进献,并为上王求药物。
以黄俨曾言,若得绝色,即必托他事以奏故也。
”[2]卷18,太宗九年八月丁未翌年十月,永乐帝派太监田嘉禾、少监海寿携带赐给朝鲜太宗国王的綵绢、银两等,前来迎接所选郑氏之女[2]卷20,太宗十年十月丁未。
永乐帝对所选郑氏之女颇为宠爱。
其父郑允厚被任命为光禄少卿。
包括上次所选之女的父兄都“赏赐有加”。
《李朝实录》太宗十一年(永乐九年)四月壬辰条载:(刑曹判书)林整赍来礼部咨文曰:“奉圣旨:光禄寺卿权允均、少卿郑允厚、吕贵真、李文命、鸿胪卿任添年、少卿崔得霏合得的俸,因路远关不将去,着王就本国关与他。
钦此。
”今开:光禄寺卿月俸二十六石,少卿一十六石,鸿胪寺卿二十四石,少卿一十四石[3]第一册,250。
永乐十五年,明廷又向朝鲜索征处女。
是年四月,李朝贺正使通事元闵生从京师带回永乐帝索求处女的密旨。
李朝又置“进献色提调,遣人于各道选处女”[2]卷33,太宗十七年四月甲子。
经各道、府、州、县文武两班的精心拣选,选中奉善大夫宗簿副令黄河信17岁之女和中副司正韩确之妹。
八月,二女由侍女各6人,火者各2人及两兄陪随,同黄俨等前往京师。
时“路旁观者,莫不垂涕”[3]第一册,275。
由于路途遥远,旅途劳累,黄氏出了问题。
其实,就在黄俨选女时,就发现黄氏姐夫金德章一直心神不定地守在窗外,被黄俨责骂驱走。
及前往京师途中,黄氏得了腹痛之病。
“医用诸药皆无效”,每天夜里从婢必须以手摩动其腹,“一夜小便时,阴出一物,大如茄子许,皮裹肉块也”[4]卷26,世宗六年十月戊午。
至此,方知黄氏不是处女。
经审问,黄氏交待,曾与姐夫金德章邻人皂隶私通。
当永乐帝得知黄氏非处女后勃然大怒,认为朝鲜犯欺君之罪,要严惩太宗国王。
其宠妃韩氏哭求道:“黄氏在家私人,岂我王之所知也。
”[4]卷26,世宗六年十月戊午永乐帝觉得韩氏所说不无道理,遂放弃惩治太宗国王的想法,将黄氏交给韩氏,令其发落。
永乐帝向朝鲜索征处女,属皇帝个人隐私,故皆派心腹宦官秘密进行。
永乐七年八月,宦官黄俨曾对李朝太宗国王说:“若得绝色,即必托他事以奏故也。
”[2]卷18,太宗九年八月甲寅当永乐帝得郑允厚之女后甚是欢心,派黄俨以赐给太宗国王药物为名前来感谢郑氏。
黄俨传达永乐帝圣旨时说:“帝更求有姿容处女,其得郑允厚女不令朝官知,若托以答王求药物也。
今赐药物,实报郑氏之赴京也。
”[2]卷22,太宗十一年八月甲辰永乐帝为满足个人私欲,多次向李朝索征处女,给朝鲜带来沉重的负担。
宣德帝即位后,仍向朝鲜征索处女。
宣德元年(1426)三月,太监尹凤前往朝鲜,口传宣德帝圣旨:“你去朝鲜国对王说,年少的女儿选下者,等明春著人去取。
”[4]卷31,世宗八年三月丙午李朝世宗国王只好从命,令“京外禁婚,置进献色”[3]第一册,330。
翌年五月,朝鲜共选出都总制成达生等之女7人;还有“执馔婢子十人”[4]卷36,世宗九年四月癸未。
这次太监尹凤等所选处女中,有韩永叮之季女,其“长女选入太宗皇帝宫,及帝崩,殉焉”[4]卷36,世宗八年五月戊子。
因其季女貌美,这次又被选中。
时此女正在病中,兄韩确给其送药,她拒不服药。
说:“卖一妹富贵已极,何用药为?”边说边用剪刀划开装有服饰的包裹,“尽散藏获家财于亲戚”,以示抗争[4]卷36,世宗八年五月戊子。
宣德三年十月,所选处女随明使尹凤、昌盛等赴明。
李朝派进献使总制赵从生、韩氏亲兄光禄寺少卿韩确偕行。
都人士女望见韩氏之行,皆叹息曰:其姊“韩氏为永乐宫人,竟殉葬,已可惜也。
今又往焉”。
甚至有垂泣者,大有“时人以为生送葬”之感[4]卷42,世宗十年十月壬午。
翌年四月,韩确奉命出使明朝,这些在明宫的女子皆将“书(信)及剪发藏之重囊”,让其带给家乡父母。
“书中之辞,皆叙其艰辛过活之意。
亲及兄弟见之,涕泣曰:‘平生相见者,惟此发耳’。
”[4]卷44,世宗十一年四月丁亥可见,明帝为索求朝鲜处女寻欢作乐,完全置朝鲜民众痛苦于不顾。
明廷向朝鲜征索“处女”,宣德以后明显减少,至正德皇帝崩而终止。
二、明朝向朝鲜索征“火者”“火者”,即阉人。
《高丽史》载:“高丽阉人其本系非氓则贱隶也。
高丽不用腐刑,在襁褓为狗所啖者皆是,但备宫闱永巷之任而已,不得拜参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