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儒家经典
由敦煌本《二十四孝》看儒释伦理的融通
［1］王重民等编.敦煌变文集［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2］周绍良等.《敦煌变文集》续编［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3］颜廷亮主编.敦煌文学概论［M ］.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93.［参考文献］一中古时期，特别是魏晋隋唐时期，中国传统哲学思想（主要以儒家思想为主）受到外来佛教哲学思想的影响，从而经历了不同思想文化之间的碰撞、冲突、融合、变通的历史过程。
在这一划时代的历史进程中，敦煌首当其冲。
敦煌人通过手手相传的文书范本，通过直观可见的石窟艺术，借助神圣庄严的宗教仪轨，表达他们对于宇宙人生问题的思考与关照。
“传统中国文化在某种意义上，可称为孝的文化；传统中国社会，更是奠基于孝道之上的社会，因而孝道乃是使中华文明区别于古希腊罗马文明和印度文明的重大文化现象之一。
在传统的中国社会与文化中，孝道实具有根源性、原发性、综合性，是中国文化的一个核也观念与首要文化精神，是中国文化的显著特色之一。
”1〇对传统孝道文化的继承和丰富是儒释伦理融变与合璧过程中最为显著的方面。
敦煌文书S.3728《故圆鉴大师二十四孝押座文》即为儒释融通的典型范本。
以下引录全文，以便说明。
〔左街僧录圆鉴大师赐紫云辩述〕世间福惠，莫越如来。
相好端严，神通自在。
佛身尊贵因何得？根本曾行孝顺来。
买小英（甘肃省社会科学院文化所，甘肃兰州730070）［摘要］中国传统的儒家哲学思想与外来佛教哲学思想的相互融通构成了敦煌人生哲学的主要思想内涵，并在敦煌文献与石窟艺术中得到了充分体现。
本文以敦煌文书S.3728《故圆鉴大师二十四孝押座文》作为儒释融通的典型文本示例，分析古代敦煌地区流传的《二十四孝》《孝子传》《孝经》等版本在内容、形式和作用等方面同中原地区流传版本之间同根同源的关系，体现出儒家伦理和佛教伦理在发展过程中的融汇与贯通。
［关键词］敦煌；人生哲学；《二十四孝》；儒释伦理［中图分类号］K870.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3115(2017)24-0054-05由敦煌本《二十四孝》看理的融通敏锐的思辨和智慧，以至道安被难，杜口无词。
敦煌文献介绍
百科全书式的敦煌文献作者：杨秀清据统计,国内外收藏的敦煌文献约5万余件。
这些文献几乎包括了中国中古时期历史文化的各个方面，且由于它全部出自当时人之手，是当时社会文化的原始记录，没有经过后人加工改造，是最能客观反映当时社会实际的第一手资料，因而被称为“中国中古时代的百科全书"，“古代学术的海洋"。
敦煌文献中，大约百分之九十是佛教文献。
现存敦煌佛经中最早的写卷是日本中村不折所藏《譬喻经》,经末题记云：“甘露元年三月十七日于酒泉城内斋丛中写讫"。
“甘露元年”即前秦甘露元年，公元359年，这也是藏经洞敦煌文献的最早记年。
佛教经典中,经、律、论三类经典应有尽有,数量最多的是《大般若波罗密多经》、《金刚般若波罗密多经》、《妙法莲花经》、《金光明最胜王经》、《维摩诘所说经》等,而最有价值的则是禅宗经典和三阶教经典。
禅宗自北魏传入中国后，经过中国僧侣的改造，成为最具中国特色的佛教宗派.禅宗自唐代起分为南北两宗,由于南宗慧能成为正统,早期禅宗历史及禅宗北宗历史渐被淹没，敦煌文献中却发现了许多与此有关的资料，如《菩提达摩南宗定是非论》、《顿悟无生般若颂》、《南天竺国菩提达摩禅师观门》、《观心论》、《楞伽师资记》等，其中《楞伽师资记》明确记载了神秀——玄赜——慧安——普寂等禅宗北宗的世系，《观心论》则被认为是北宗创始人神秀的著作。
敦煌文献中还发现了迄今为止最早的《六祖坛经》，对了慧能禅宗思想的形成十分重要,与宋代以后的《坛经》多有不同。
《顿悟大乘正理诀》是公元792—794年间由敦煌赴拉萨的大禅师摩诃衍等三人与印度僧人辩论的记录，对研究西藏的佛教史、尤其是禅宗传入西藏的历史有着非常重要的价值。
三界教是北周末年僧人信行（541—594)创立的佛教教派，武则天执政时一度兴盛，开元十三年(725)政府下令取缔三阶教，到北宋初年，此教已烟消云散，其经典也荡然无存。
敦煌文献中也保存了不少三阶教经典，如《三阶佛法》、《三阶佛法密记》、《佛说示所犯者法镜经》、《三界佛法发愿法》等，它的发现,为佛教研究增添了新的内容。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敦煌吐鲁番文献收藏研究综述
《塔里木盆地考古记》，北京：
科学出版社，1958 年。
⑤ 杨文和主编：
《中国历史博物馆藏法书大观》，东京：柳原书店、上海教育出版社，
1999 年。
⑥ 赵玉亮：
《吐鲁番文书（一）》，
王春法主编《中华宝典——中国国家博物馆藏法帖书系》第五辑，
安徽：安徽美术出版社，
2020 年。
⑦ 孟潇碧：
《吐鲁番文书（二）》，
献 6 件，婆罗谜文、吐火罗文、龟兹语等胡语文献 8 件。其余 99 件则全部来自吐鲁番。113 件文物
中，
一级品 13 件，占该批文书总量的 9%，占比极高，这在各类文物定级比例中是罕见的。
（二）传世书画和文献类
即名家旧藏的传世文献中书法优美者，其内容主要为写经，间杂裱入同一手卷或册页的文
书。写经数量较多，馆藏首尾完整的写经及写经残片有近 170 件，其中大多装裱为卷轴，另有一本
一步整理。
此外，还有来自于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吴荣曾、中国语言学家高名凯、著名收藏鉴定家钱容之
等名家捐赠的唐人写经各一件。
2. 征集购买
国博所藏传世敦煌吐鲁番文献，有 47 件购于庆云堂，约占总量的三分之一。其中有罗振玉旧
藏数件，均为馆藏一级文物，收入《贞松堂藏西陲秘籍丛残》。其一为《敦煌古籍零拾册》，1964 年
两件手卷，一为罗振玉旧藏《唐北庭都护府户籍文牒丛残》1 册 11 开，收入文牒 10 件，封面有罗振玉
题签“敦煌石室唐北庭都护府户籍文牒丛残，贞松堂藏”，钤“罗振玉印”，最后一开为唐兰题记。两
件手卷，题签“唐人真迹”，罗惇㬊（复堪）旧藏，裱入写经和文书残纸，在《法书大观》中刊布过部分
内容。唐兰收藏以上文献后，在《唐北庭都护府户籍文牒丛残》的题记中作了如下记载：
灿烂的敦煌历史文化
灿烂的敦煌历史文化这曾经是一块被历史特别眷顾的地方，也曾经是一块被历史深深遗忘的地方。
这个地方拥有者众多充满色彩和韵律的象征符号，当破译出的这些符号回响着中古时代文明的声音的时候，人们传扬这样一个名字——敦煌。
在现在的中国版图上，敦煌不过是西北边远地区的一个县级城市但在历史上，它却以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和独特的文化现象，为我们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敦煌位于中国西部绵延一千多公里的河西走廊的最西端，是古代中原进入西域的门户。
两千多年前，雄才大略的汉武帝为了征伐匈奴，派大将霍去病率军进入河西走廊，重创匈奴，使河西归入汉朝版图，随着军事上的胜利，汉王朝在河西先后设立了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四郡。
据《汉书·武帝纪》记载，敦煌郡设置于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敦煌从此成为中原王朝经营西域的基地。
为了从经济上保证这一基地的巩固，汉代一方面从内地往敦煌大量移民，一方面又征发军队来此戍守，移民和戍卒在敦煌开荒屯垦，兴修水利，同时也把中原先进的生产技术带到敦煌，使敦煌地区的经济迅速发展，为敦煌逐步发展成为西部的军政中心和商业城市奠定了基础。
此后几个世纪，敦煌之所以一直作为中原王朝经营西域的基地，除了战略上的重要性之外，与其经济的繁荣是分不开的。
敦煌不仅是中原王朝经营西域的战略要地，而且也是丝绸之路上的重镇，在海上丝绸之路兴盛之前，从长安出发，经河西走廊通往西域中亚的商业贸易通道，一直是陆上丝绸之路的主要通道，位于丝绸之路上的敦煌则扼其咽喉。
从这里，人们把西方的文明带到中国，又把中国的文明传播到西方，随着西汉时期对敦煌地区的开发，汉文化开始进入河西。
魏晋时，敦煌涌现出一批思想家、文学家和艺术家，从而奠定了浓厚的汉文化基础；同时，敦煌又敞开胸襟，接纳了来自西方的文化，使敦煌成为中国、印度、希腊、伊斯兰四个世界文化体系的汇流之地，成为世界文化交流史上的独特现象。
不仅如此，历史上的敦煌，还是多民族杂居之区，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先后有大月氏、乌孙、匈奴等族繁衍生息，又有鲜卑、吐谷浑、吐蕃、回鹊、党项、蒙古等族统治经营，这使得敦煌历史文化由于少数民族的加入而五彩缤纷，辉煌灿烂。
百科全书式的敦煌文献
敦煌文书的发现，与甲骨文、敦煌西域汉晋简牍、明清内府档案的发现一起被称作中国近代学术史上的四大发现。
敦煌文献发现以后，引起世界上许多国家学者的瞩目，利用这批宏富的珍贵资料，中外学者从历史、考古、经济、政治、军事、地理、民族、民俗、语言、文字、文学、宗教、建筑、音乐、美术、舞蹈、体育等各个方面进行研究，逐渐形成了一门专门以敦煌遗书和敦煌艺术等为研究对象的学术领域——敦煌学。
敦煌学显然并非一门单一的学科，它实际上是一门包括许多学科的群体性学问，如果从学科本身所研究的客体上来看，敦煌学应是指以敦煌遗书、敦煌艺术、敦煌史地、敦煌简牍为主要研究对象的一门学科群敦煌学研究的领域十分广泛，举凡古代的政治、军事、经济、历史、地理、社会、宗教、文化、民族、民俗、文学、语言文字、哲学、教育、科技、建筑、美术、音乐、舞蹈、书法、体育、保健等等，都可以利用敦煌资料，或填补空白，或创立新说，或纠正前人研究的疏漏。
因而敦煌资料被誉为我国古代社会的“百科全书”，敦煌学被称之为“学术的海洋”。
百科全书式的敦煌文献作者：杨秀清据统计，国内外收藏的敦煌文献约5万余件。
这些文献几乎包括了中国中古时期历史文化的各个方面，且由于它全部出自当时人之手，是当时社会文化的原始记录，没有经过后人加工改造，是最能客观反映当时社会实际的第一手资料，因而被称为“中国中古时代的百科全书”，“古代学术的海洋”。
敦煌文献中，大约百分之九十是佛教文献。
现存敦煌佛经中最早的写卷是日本中村不折所藏《譬喻经》，经末题记云：“甘露元年三月十七日于酒泉城内斋丛中写讫”。
“甘露元年”即前秦甘露元年，公元359年，这也是藏经洞敦煌文献的最早记年。
佛教经典中，经、律、论三类经典应有尽有，数量最多的是《大般若波罗密多经》、《金刚般若波罗密多经》、《妙法莲花经》、《金光明最胜王经》、《维摩诘所说经》等，而最有价值的则是禅宗经典和三阶教经典。
禅宗自北魏传入中国后，经过中国僧侣的改造，成为最具中国特色的佛教宗派。
古代书信传递的典故
古代书信传递的典故古代书信传递的典故可谓千奇百怪，每一段故事都有着自己独特的魅力。
在这篇文章中，我将为大家讲述三个生动、全面且有指导意义的古代书信传递的典故。
首先，我们来讲述一个寓教于乐的故事——《焚书坑儒》。
故事中，秦始皇想统一文字，但却遇到了来自儒家学派的强烈抵抗。
为了平息这场风波，秦始皇下令焚烧儒家经典，甚至将反对派置于坑中活埋。
然而，伴随着焚书坑儒的举措，秦始皇却引起了更多人的关注。
这一事件反而激发了更多人对儒家学说的兴趣，也促进了书信传递的发展。
儒家学者为了传承经典，纷纷将经书隐藏于民间，通过书信与同道之士进行秘密传递。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即便面临困境，我们也要坚守信念，借助书信传递的力量与他人交流，传播正能量。
接下来，我们来讲述一个勇于拓展视野的故事——《诗经三百篇》。
早在西周时期，孔子将《诗经》分为三百篇，并通过书信传递给学生和弟子。
这样的做法给了他的学生更多了解古代文学、了解历史的机会。
他们通过与孔子的书信往来，不断讨论、交流，从中汲取知识和智慧。
正是这些书信传递，为后来的儒家思想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通过书信传递，可以打破时空的局限，让我们的视野得到拓展，让我们的知识得以不断积累。
最后，我们来讲述一个跨越国界的故事——《敦煌文献》。
在古代，丝绸之路是东西方交流的重要通道。
在敦煌莫高窟中，发现了丰富的敦煌文献，通过这些古代书信的传递，我们得以了解古代中国与西域等地的交流情况，了解当时的政治、经济以及文化状况。
这些书信上记录着各式各样的信息，无形中成为了中西方文化交融的见证。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书信传递不仅仅是交流思想，更是促进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与融合。
通过这些生动、全面且有指导意义的故事，我们可以发现，古代书信传递的典故无疑是人类智慧的珍贵遗产。
在今天，虽然科技发展迅猛，书信传递的方式已经转变，但我们依然可以从中汲取到宝贵的经验与智慧。
无论是在面对困境时的信念坚守，还是在追求知识与智慧时的勇气拓展，抑或是在推动文化交流与融合时的宽容与包容，书信传递都是我们可以借鉴的重要工具。
敦煌：兼收并蓄中彰显文化自信
敦煌：兼收并蓄中彰显文化自信作者：郑炳林朱建军来源：《决策探索》2019年第17期8月19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敦煌莫高窟，考察了解莫高窟历史沿革和文物保护研究情况，并走进洞窟察看历史悠久的彩塑、壁画;接着又来到敦煌研究院，同有关专家、学者和文化单位代表座谈并发表重要讲话。
习近平总书记对敦煌文化保护研究工作表示肯定，强调敦煌文化是中华文明同各种文明长期交流融汇的结果，指出我们要铸就中华文化新辉煌，就要以更加博大的胸怀，更加广泛地开展同各国的文化交流，更加积极主动地学习借鉴世界一切优秀文明成果。
他勉励大家要加强敦煌学研究，广泛开展国际交流合作，充分展示我国敦煌文物保护和敦煌学研究的成果。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对于我们做好新时代的文化遗产保护、研究、弘扬工作，加强文明交流互鉴具有极为重要的指导意义。
在此前的2016年9月2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致首届丝绸之路（敦煌）国际文化博览会的贺信中曾经指出：敦煌是历史上东西方文化交汇的重要枢纽，不同的文化在这里汇聚和交融，塑造了独具魅力的敦煌文化。
历史表明，世界各民族文化互鉴共进是人类文明的基本特征，也是人类文明发展的重要动力。
敦煌，于公元前111年汉武帝设立河西四郡时正式得名。
东汉应劭注释为：“敦，大也，煌，盛也。
”唐《元和郡县图志》说：“敦，大也，以其开广西域，故以盛名。
”裴矩也在《西域记》中说过，去西域道路有三，“发自敦煌”“总凑敦煌，是其咽喉之地”。
史料可见，历史上的敦煌，就是中原王朝经略西域的战略基地，是丝绸之路上的国际商贸中心。
敦煌的“桥头堡”地位，让这里成为中西文化的荟萃之地，以石窟壁画、敦煌遗书为代表的敦煌文化也因此成为中华文明开放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石窟壁画：千年间中西文化互鉴的延续凿画从4世纪至14世纪，即上起十六国，下至元代，包括莫高窟、西千佛洞和瓜州榆林窟在内的敦煌石窟群在连绵千余年间陆续营建完成，现存数百洞窟保存著历代塑像2000余身，壁画5万余平方米。
敦煌文献中儒家的价值
敦煌文献中儒家的价值（原创版）目录1.敦煌文献简介2.儒家思想在敦煌文献中的体现3.儒家价值在现代社会的意义正文1.敦煌文献简介敦煌文献是指在敦煌地区出土的一系列古代文献，这些文献涵盖了多个领域，如历史、哲学、宗教、文学等。
其中，儒家思想的文献在敦煌文献中占有重要地位。
儒家，起源于中国春秋战国时期，是一种以“仁”为核心，强调道德、伦理、礼教的思想体系。
儒家学说在中国古代社会中具有极高的地位，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2.儒家思想在敦煌文献中的体现在敦煌文献中，儒家思想的体现有多方面。
首先，在伦理道德方面，儒家倡导的孝道、忠诚、礼仪等观念在敦煌文献中得到充分体现。
如《孝经》是一部关于孝道的专著，强调孝敬父母、尊敬长辈的重要性，这些观念在敦煌文献中被广泛传承。
其次，在教育方面，儒家主张学术研究和个人修养，敦煌文献中也有大量关于儒家经典的注解和研究，如《论语》、《大学》、《中庸》等。
这些文献反映了当时儒家学说的传播和研究状况，为后世了解古代儒家学说提供了珍贵的资料。
此外，在政治思想方面，儒家主张“仁政”，强调君臣之间的信任和责任。
敦煌文献中的《尚书》等文献对仁政理念进行了阐述，反映了儒家在古代政治领域的影响力。
3.儒家价值在现代社会的意义尽管儒家思想起源于古代，但其价值观念在现代社会依然具有现实意义。
首先，儒家的道德观念，如孝道、忠诚、礼仪等，对于构建和谐社会、加强人际关系具有积极作用。
其次，儒家倡导的学术研究和个人修养精神，对于培养现代人的学术素养和人格品质具有借鉴意义。
在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的今天，人们应该秉承儒家的求知精神，不断学习和进步。
最后，在政治领域，儒家的仁政理念依然具有启示作用。
政府应该以民为本，关注民生，实现民主、法治、公平、正义，推动社会和谐发展。
总之，敦煌文献中的儒家价值不仅揭示了古代儒家学说的传承和发展，也为现代社会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敦煌文献中儒家的价值
敦煌文献中儒家的价值敦煌文献是中国古代文化的瑰宝之一，它们以其丰富的内容和独特的形式被称为“东方的书库”。
敦煌文献是在敦煌莫高窟中发现的一系列文物，包括经书、文学作品、历史记录等。
这些文献不仅是研究中国古代文化和历史的重要资源，也对于理解儒家思想的发展和传承具有重要意义。
儒家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它以孔子为代表，强调仁义道德、孝悌礼让、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儒家思想在中国的历史上一直占据着重要地位，并对中国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敦煌文献作为中国古代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自然包含了丰富的儒家思想内容。
首先，敦煌文献中的儒家思想体现了中国古代社会的价值观和道德规范。
儒家强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种价值观在敦煌文献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例如，在敦煌文献中可以找到很多关于孝敬父母、尊敬师长、亲和友善等价值观念的记载。
这些价值观念的传递对于维护社会和谐、促进人与人之间的正向互动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其次，敦煌文献中的儒家思想对于研究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演变和思想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儒家思想强调仁爱、礼制和君臣之道，这些思想在中国历史上对于政治制度和治理方式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通过研究敦煌文献中的儒家思想，我们可以更加深入地了解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特点，以及儒家思想在其中的作用。
此外，敦煌文献中儒家思想对于我们当代社会的启示也是不可忽视的。
儒家思想强调“仁者爱人”，倡导和谐相处，这种思想在当代社会中仍然具有现实意义。
我们可以从敦煌文献中汲取哲理和智慧，运用到我们的日常生活中。
例如，在家庭和社会中，我们可以通过尊重他人、关心弱势群体等行为来实践儒家思想的核心价值。
总之，敦煌文献中儒家的思想价值不可忽视。
它们不仅帮助我们更加深入地了解中国古代文化和历史，也对于我们塑造美好人生、维护社会和谐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在当代社会，我们可以从敦煌文献中的儒家思想中寻求启示，并将其融入到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为实现个人与社会的和谐发展作出贡献。
唐代敦煌及西州儒学教育
•唐代敦煌及西州儒学教育概述•唐代敦煌及西州儒学教育的实施•唐代敦煌及西州儒学教育的成就与影响•唐代敦煌及西州儒学教育的衰落与遗留问题目录•唐代敦煌及西州儒学教育的历史意义与启示•研究唐代敦煌及西州儒学教育的现实意义与价值目录唐代敦煌及西州的地理、历史背景西州是唐朝时期对今*吐鲁番地区的称呼，也是丝绸之路上的重要节点。
唐代时期，敦煌和西州的政治、经济、文化得到了很大的发展，为儒学教育的兴起提供了有利的社会环境。
敦煌位于河西走廊西端，是丝绸之路上的交通要道，也是多民族、多宗教、多文化的交汇之地。
唐代敦煌及西州儒学教育的起源与演变唐代敦煌及西州的儒学教育起源于汉代，随着中原文化的传播和儒家思想的影响，逐渐在当地发展起来。
在唐代，敦煌及西州的儒学教育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和完善，出现了许多著名的儒学家和教育家。
随着唐朝国力的衰落，敦煌及西州的儒学教育也逐渐衰落，但仍然在当地具有一定的影响力。
唐代敦煌及西州儒学教育的特点包括注重儒家经典的学习和研究，强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教育理念，注重学生的实践能力和道德修养。
唐代敦煌及西州儒学教育的价值在于促进了当地文化的繁荣和发展，推动了儒家思想在当地的传播和影响，提高了当地人民的文化素质和道德水平，为中国的文化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唐代敦煌及西州儒学教育的特点与价值官方教育机构中的儒学教育国子监在地方上，郡县学是主要的官方教育机构，负责教授当地学生儒家经典。
郡县学进士科举私学中的儒学教育030201佛寺教育道观教育寺观教育中的儒学教育对当地文化、社会的影响引领周边地区教育发展促进了文化交流对周边地区的辐射与影响对后世教育的深远影响奠定了后世教育的基础提供了教育改革的经验唐代后期敦煌及西州儒学教育的衰落原因政治动荡文化冲击经济衰落教育体制问题唐代敦煌及西州儒学教育的遗留问题与思考教育资源的整合与利用教育与社会的互动关系教育内容的传承与创新对当今教育的启示与借鉴意义重视基础教育01注重学生全面发展02强调教师的地位和作用03推进教育公平对未来教育的展望与设想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创新教育模式对学术研究的价值与意义完善唐代儒学教育的研究丰富教育史的内容推动敦煌学的研究对地方文化建设的价值与意义提升地方文化软实力研究敦煌及西州的儒学教育，可以挖掘和传承地方优秀传统文化，提升地方文化软实力。
敦煌遗书中的经典
敦煌遗书中的经典1900年出⼟的敦煌藏经洞遗书中，经、史、⼦、集全有，所以它被称为中古图书馆，引起了学界的⾼度关注。
为读书和藏书⽅便，古⼈把书籍分为经、史、⼦、集四部分。
经部包括被奉为儒家经典的“⼗三经”，即《易经》《诗经》《尚书》《周礼》《仪礼》《礼记》《春秋左传》《春秋公⽺传》《春秋⾕梁传》《论语》《孝经》《尔雅》《孟⼦》。
史部包括各种体裁的历史著作，其中尤以《史记》到《清史稿》《新元史》为⽌的⼆⼗六史为代表。
此外野史、清典、地志、职官、政书、时令等凡记事书籍，均被列⼊史部。
⼦部包括哲学、名学、法学、医学、算学、兵学、天学、农学等。
此外，宗教、宋明理学、清代的考据学等内容均归于⼦部。
集部包括历代作家的散⽂、骈⽂、诗、词、曲等集⼦和⽂学评论著作。
顺此内容谈敦煌遗书，现在⼀般读者可能有陌⽣感或零乱感。
因此，下⾯想从佛教经典、道教经典和儒家经典⼊⼿，简单介绍⼀下敦煌遗书中的经典。
遗书中的其他部分，后⾯各篇略有介绍。
⼀、佛教经典我国⼤量的印刷书籍，是在五代以后。
宋太祖开宝四年（971年）印刷的《⼤藏经》是第⼀部佛藏。
现有的佛经，⼤多是南宋以后的刻本。
敦煌藏经洞出⼟的写本和印刷品，被封存了900多年，许多佛教经典古写本，为⼤藏经所不收，所以它的⽂物价值和⽂献价值极⾼，都是稀世之宝。
因为是佛教寺院的图书馆，保存的东西90%以上都是佛教典籍，也还有⼀些道教、摩尼教、景教经典。
敦煌的佛教⽂献，既有本地特⾊，⼜有中原影响，中国佛学的圆润、伦理、⾃然、实践等精神，都可在其中找到。
佛教各宗各派的主要经典都有。
《般若波罗蜜多⼼经》是佛教的基本典籍之⼀，但历代⼤藏经所有唐以前注疏仅有8种，⽽敦煌遗书中存有唐以前《般若⼼经疏》10种，其中9种为传世⼤藏经所未见。
《维摩诘经》是⼤乘佛教主要经典之⼀，此经曾先后七译，在我国影响很⼤。
敦煌遗书中保存了20余种该经注疏，⼤多为历代⼤藏经所未见，是研究佛教中国化的重要资料。
禅宗是后来的佛教宗派，是中国佛教的主流。
《敦煌》纪录片解说词
《敦煌》纪录片解说词公元1006年，这座戈壁上的城市再次被恐怖所笼罩，位于新疆与中亚的黑汗王朝，占领了于阗王国之后，可能继续向东推进。
消息传来，饱受战争劫难的三界寺里的僧人们意识到又一次大难将至，他们出门逃难。
就在逃难之前，他们把所有不便带走的经卷、文书、绣画、法器等全都藏进了这个小小的洞窟中，然后用泥壁封好，绘上壁画，一切显得了无痕迹。
三十年过去了，信奉佛教的西夏王朝，最终占领了这座城市。
然而，不知是什么原因，这次出门逃难的僧人们再也没有回去，这个藏有经卷文书的神秘洞窟至此变成了尘封千年的秘密。
九百多年过去了，1900年初夏的一天，一个来自湖北的普通老道士无意中发现了这个神秘的洞窟。
当洞窟中的这些文物宝藏重见天日，丝绸之路上这座几乎被遗忘的历史文化名城，终于告别了千年的沉寂，重新获得了世界的瞩目，它曾经的辉煌，也渐渐变得清晰而鲜活起来。
“始月氏居敦煌、祁连间”，《史记·大宛传》中这段文字是敦煌地名的最早记载，后人解释敦煌的意思，敦，大也，煌，盛也。
战国时代，强大的月氏吞并了羌人，秦朝末年，他们又驱走当地的乌孙人，从此，月氏人成为敦煌与河西地区的主人，然而，没有永远的强者，公元前209年，崛起的匈奴击败月氏成为这里的新主人，并不断侵犯汉朝边境。
公元前138年，汉武帝刘彻派张骞出使西域，欲联络大月氏合击匈奴，但此时的月氏人乐不思蜀，张骞只好空手而返，张骞却有意外的收获，他将这次长达十三年的出的使见闻，向汉武帝写了一份报告，这份报告成为汉武帝随后用兵西域，打通丝绸之路的重要参考。
当时汉武帝打匈奴，就是匈奴与羌人结合以后呢，把河西走廊占领以后呢，汉朝政府在与世界接触的这个窗口路线整个堵掉，他没办法，他要跟世界接触，必须把这个匈奴和羌人对他的围堵形成的包围要打破。
公元前121年，雄大才大略的汉武帝，派骠骑将军霍去病率领一支远征军西出河西，结果，霍去病击败匈奴，从此，河西纳入汉朝的版图。
为确保敦煌与河西地区的长治久安，公元前111年，西汉王朝在河西设武威、酒泉、张掖、敦煌四郡进行行政管辖，并大规模移民屯田，敦煌逐渐繁荣起来，从此，有文字记载的敦煌历史正式开始，中西交通的陆路国际通道丝绸之路也得以开通。
敦煌文献中儒家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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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论敦煌儒家文献的分类
浅论敦煌儒家文献的分类ﻭﻭﻭﻭ关键词敦煌本文献分类ﻭ摘要敦煌儒家文献以写本为主，不仅有较高的学术和价值，还具有浓郁的敦煌地域特色。
但是，敦煌儒家文献作为一个整体类别一直被学界忽视.为了进行综合研究，首先就要对其进行系统的梳理和分类.敦煌儒家文献可分为经典、历史、蒙训和杂著四大类. ﻭﻭ190０年，在敦煌莫高窟发现了从十六国到北宋时期多达5万件以上的经卷和文书,其形态有卷子、册叶本以及单片纸叶等，多数为手写本，也有极少量雕版印刷品和拓本;其文字多为汉文,亦有古藏文、梵文等文献。
内容极为丰富,涉及历史、、、、、、天文、历法、、儒典以及、等等。
敦煌文献的发现,是我国也是世界20世纪最重大的发现之一，引起了世界的。
中者自19００年得睹敦煌文献为起始，对其进行整理和研究，逐步了一门新的学科———敦煌学,并成为世界范围内的一门显学。
在敦煌文献中,儒家类文献虽然占极少的部分,但也已是“入则充栋宇,出则汉牛马”了,不仅卷帙多，种类繁杂,而且还具有自身的特点：ﻭ其一，敦煌儒家文献主要是写本,有六朝本、北朝本、隋唐本、五代宋初本，时间跨度长达五六百年,比我们现在所用的宋元善本为早，为儒学和传统的研究提供了大量珍贵的文献资料,具有较高的学术和历史价值。
其二，敦煌儒家文献具有浓郁的敦煌地域特色,其中不仅保存有学校的教材、学郎的作业, 还有一些明显体现着敦煌地区特点和编撰特色的史学文献。
这些文献，对敦煌地区的历史、、语言文字及风俗等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原始资料.目前,敦煌儒家文献作为一个类别的研究，还不够深入,缺乏整体的把握。
近年来,敦煌儒家文献的专题研究如儒家经典、蒙书、书仪等有较为深入的,出现了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
但是,专题研究代替不了总体研究。
总体研究首先要做的工作是对敦煌儒家文献进行分类,这是一项基础性工作，是分析、把握敦煌儒家文献的前提，而这项工作目前却做得不如人意,属于薄弱环节。
ﻭ包括儒家文献在内的敦煌遗书,通常分为经、史、子、集四部分①.这是按照传统的四部分类法进行的分类。
敦煌蒙书中的“孝道”
敦煌蒙书中的“孝道”发布时间：2021-09-14T02:04:08.336Z 来源：《教育学文摘》2021年第14期作者：黑晓佛[导读] 唐宋时期的敦煌社会对于孝道启蒙教育十分重视,这在敦煌蒙书中有着集中的体现。
黑晓佛中共甘肃省委党校[甘肃行政学院] 兰州 730070摘要：唐宋时期的敦煌社会对于孝道启蒙教育十分重视,这在敦煌蒙书中有着集中的体现。
这些启蒙读物的传播与流行，既是唐宋时期敦煌民众道德规范与价值理念充分表现的过程，也是这种价值理念得以认同不断并强化的过程。
关键词：敦煌蒙书；孝道；价值理念孝道，一直是中国社会的崇高美德，儒家视其为立身之本、齐家之要、治国之道，《孝经》强调能尽孝必能尽忠，由此引出“移孝作忠”的忠君观念。
历代帝王对儒家孝道观念非常推崇，由此便形成了“忠孝合一”的政教特色。
“孝道”者，“亲亲”之意也。
中国人一直把孝道视为立身之本、齐家之宝、治国之道，最为崇高的美德。
《后汉书》谓:“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门”，“孝”是“忠”的基础，古时帝王欲要臣民忠于自己，必先教民以孝道。
由此可见古时社会对于孝道的重视。
在这里，日常生活的习俗、规范和伦理知识已经变成了对日常生活的客观的反映和描述。
“孝，从其产生之初，本身就具有教化意义。
”[1]也正是由于孝道在治理国家中所扮演的这种特殊的作用，后世统治者无不极力提倡孝德，希望藉由孝德的推展，引导百姓移孝于忠，将孝德与忠德统一起来。
敦煌蒙书《百行章》第一篇即为《孝行章第一》，而《新集文词九经钞》中关于孝的篇章，高达31则，以及其他启蒙教材在“孝道”方面也不惜笔墨，由此可知敦煌思想类启蒙类读物对孝道的重视。
由于家庭的特殊意义，古人非常重视家庭伦理规范的教育。
唐宋时期敦煌社会流行的蒙书中，关于处理家庭关系的经验和规则方面的内容亦不胜枚举。
敬爱为先孝子之事亲，以敬爱为先。
《百行章》云：“当竭情用力，以养双亲。
”《新集文词九经钞》引《真言要决》云：“事君事父者，唯以忠孝为主，事君为父者，须以慈爱为宗。
敦煌壁画简述
敦煌壁画简述敦煌，一个神圣的名字。
敦煌是多种文化融汇与撞击的交叉点，中国、印度、希腊、伊斯兰文化在这里相遇。
敦煌是艺术的殿堂。
那些公元4至11世纪的壁画与雕塑，带给人们极具震撼力的艺术感受。
敦煌又是文献的宝库。
在这数以万计的赤轴黄卷中，蕴藏着丰富的文献资源，汉文、古藏文、回鹘文、于阗文、龟兹文、粟特文、梵文，文种繁多；内容涉及政治、经济、军事、哲学、宗教、文学、民族、民俗、语言、历史、科技等广泛领域。
1900年农历5月26日，一个值得记住的日子，在敦煌莫高窟发现了这个藏经洞，那些古代文献赫然堆满整个窟室。
由此，产生了一门世界性的学科--"敦煌学"。
1910年，敦煌藏经洞劫余文献运藏京师图书馆（今国家图书馆前身）。
而今，藏经洞发现已经整整一百年了，中国国家图书馆作为世界上收藏敦煌遗书最多的单位，以其丰富的馆藏，为敦煌学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敦煌是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距今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它是丝绸之路河西道、羌中道(青海道）、西域南、北道交汇处的大边关要塞。
从敦煌东北行过安西，为通向中原的河西大道；西出阳关，沿丝路西域南道与新疆的若羌县相连；西北行出玉门关，沿西域北道可通往哈密和罗布泊；敦煌南行经阿克塞哈萨克族自治县，逾阿尔金山，则直达青海省的格尔木。
敦煌历经了汉风唐雨的洗礼，文化灿烂，古迹遍布，有莫高窟、榆林窟、西千佛洞等主要景观。
莫高窟又名敦煌石窟，素有"东方艺术明珠"之称，是中国现存规模最大的石窟，保留了十个朝代、历经千年的洞窟492个，壁画45000多平方米，彩塑2000多座。
题材多取自佛教故事，也有反映当时的民俗、耕织、狩猎、婚丧、节日欢乐等的壁画。
这些壁画彩塑技艺精湛无双，被公认为是"人类文明的曙光"、世界佛教艺术的宝库。
敦煌的自然风光同样毫不逊色：沙漠奇观鸣沙山和月牙泉，澄黄的沙山和清澈的泉水相互依存，延续千年不变，景色奇异迷人；阳关及玉门关虽只余下断壁残垣，置身其间，却仍能隐隐感受到边关的铁马金戈之气，使人不得不慨叹历史的沉重和苍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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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都不太好）
非敦煌写本
• 原以为是藏经洞写本，而经证实非属敦煌者，分类于此 • 残卷内容包括《礼记》《论语》和不见于敦煌遗书的《孟 子》残篇
• 书卷来源，或自高车，或由吐鲁番，或自黑城
• D224号《孟子》残篇用白麻纸，长宽15.2x13.8，凡6残行， 行10字，以楷书行，有朱笔点读和朱笔校字。
• 过去有人根据敦煌各家目录未出《孟子》者，怀疑这是后 人所作的伪本，而黑城出土的元代文书多有《孟子》，行 款都在10—13字左右。
非经部写本
• 曾被学者误认为经部写本的残篇包含许多内容 • 如：《俄藏》πx.03452将医方误认为《仪礼》，早期目 录作者误P.4042卫瓘《丧服仪》为《礼记·月令》，有将
行冲，亦非皇侃侪辈，当是天宝以前的《孝经》学者。
佚名《孝经疏》
• P.2757V是部残卷，其《孝经疏》也只此一号，纸张正面 是残缺道经，背面为《孝经疏》和佛经。黄永武《敦煌遗 书最新目录》将其正面命名为“太上业报因缘经卷第七”， 背面则定为“斋文”，诸家目录多从之。 • 其正面道帙书法清秀，行款明疏，有细线格；背面则满眼 皆字，使人初见未知何书，页端上突出一小签，题曰“孝
子部书或类书引《论语》加辱者误为《论语》，还有将褚 遂良、虞世南等的记名名单定为《五经正义抄录记》者， 等等
疑伪
• 许建平先生举出了疑伪书两件 • 一件是李木斋本《论语某氏注》，陈邦怀得之于天津云山 阁古玩店照片录文，覈之于清人《郑注》而知非康成书也。
• 另一件事国图本《孝经》，起《广要道》首句至于《丧亲 章》末，卷末有题记“太康四年，岁在癸卯，五月十六日 张儁写”，左下角则钤有李盛铎藏印。 • 先生们疑伪的根据则有，书法不古，同今本文字无别，含 有后代注疏文字（虚词，简省）等等。
佚名《论语音》
• 此书共3号，缀合成为2件文书，一件以《集解》为本，一 件依《郑注》 • L0739 + 北殷42 得到《论语郑注音义》，两篇本是一卷
之裂
• P.3474p2V《论语集解音》是依附于P.3474上的碎片，或 为他书原卷的裱褙，残片前两行公有3个直音，注字当为
《集解·先进》篇中的经注；就残片性质而言，《法藏》 “论语卷第六杂写”的定名似乎更加贴切。
其它存目
• 其它存目包括以下五个部分： • 1.土地庙遗书 • 2.杂写
• 3.非敦煌写本
• 4.非经部写本 • 5.疑伪
土地庙遗书
• 1944年8月，敦煌艺术研究所（今敦院）的同志们在中寺 后园的土地庙残损塑像内发现了北魏写本《毛诗》《孝 经》、帐历、北朝幢将名簿等70多件遗书，编成68号。 • 故宫本《毛诗注》，《小雅·巧言》到《何人斯》 • 敦研《孝经》，《感应》到《孝亲》章 • 土地庙遗书的篇幅都不甚长，施萍婷以为它是王道士藏匿
在残塑中的藏经洞遗物，而多数学者则以为其非出17窟， 许建平先生将其置于存目。
杂写
• 敦煌遗书中有许多杂写篇目，虽然仅存只言片语，但不乏 群经内容。 • 比如P.2129号，正面内容是《大乘密严经》长卷，背面有
“金光明最胜王经序品第一”“刊谬补缺切韵序”等等， 其中就包括《毛诗卷第十一》《鸿雁之什诂训传第十八》。
来自康成今文。从《隋书经籍志》和《唐志》中不难看出， 当时几乎已无单独行世的白文《孝经》存在了
• 以P.3698《丧亲》并序为例，其书行距细密，尾题干支年
月，背面有“灵鄙（无包耳）寺学郎X”“庚子年正月二 日书纪张富通”等杂写，当时童蒙学书。
郑玄《孝经注》
• 共9号，缀合成7件 • 郑玄《孝经注》五代已亡，清人虽有辑佚，然多残简断编， 不成系统，法藏P.3428+2674号残篇是迄今发现的，郑注
佚名《孝经郑注义疏》
• 其书仅存一号，篇幅却是极长，从《开宗明义章》到《丧 亲章》共404行，卷末有“天宝元年十一月八日于郡学写 了”题记。 • 残篇命名是从林秀一先生处来的，他怀疑此书为皇侃或其 同门生徒所作，陈金木先生则对比其书经文、注文同郑注、 皇侃义疏间的差别，认为这是疏解郑学之书，作者非是元
• 从《隋书·经籍志》看，南朝时郑注、集解同时立于学官， 而郑氏甚微；周、齐时郑学独立，而至隋《郑注》始盛于 人间。 • 我们可以藉由敦煌《论语》的传世情况猜测，何晏《集解》 作为童蒙之书在后代逐渐取代了《郑注》地位，而吐蕃文 书则由于使驿不通，保留了唐初的用注习惯。
何晏《论语集解》
• 今存74号，缀合成60件文书 • 大多数的《集解》写卷都是童子学书，可知当时敦煌的训 蒙之书已不用郑注《论语》
• 其书今存卷一卷二，卷端用贞明九年藉卷托裱，卷中钤 “宣谕使图书记”多方，卷背有“判官汜塘彦抄写所为，所据本亦何晏《集解》 • 残卷一纸，长宽32.5x30.5，行24字，页17行，纸灰质厚， 网格粗大，字作行书，大小不均，卷无题字，正文中记明
了摘录章次
郑玄《论语注》
• 残卷共7号，缀合成5件 • 《郑注》以《张侯论》（鲁论）为本，参照《齐论》《古 论》，而何晏《集解》则由《郑注》而来又结合了时人诸
家之善。
• 参照《集解》来看，《论语注》的敦煌写卷显得十分稀少， 这和同时期吐蕃文书的情况正相反；吐蕃《郑注》的抄写
时间多在开天以前，而藏经洞《集解》写本则集中出现在 初盛唐以后。
5.佚名《论语摘抄》
6.佚名《论语音》
白文《论语》
• 残卷共6号，缀合成4件文书 • 藏经洞白文《论语》虽然有经无注，其实皆由何晏《集解》 抄录而来
• P.3783号残篇尾题“论语卷第五”，而同时期吐蕃地区流 行的郑玄《论语注》则为四卷本，《集解》两篇一卷，卷 五对应《子罕》《乡党》篇，而今写卷《述而》《泰伯》 后无“论语卷四”字样者，或以两篇前后写者不同（20行 前后字体似有异）。
《孝经》
• 今藏经洞得《孝经》残卷41号，包括法藏19号，英藏15号 俄敦7号，亦可分作6类 • 1.白文《孝经》
• 2.郑玄《孝经注》
• 3.唐明皇《孝经注》 • 4.佚名《孝经注》 • 5.佚名《孝经郑注义疏》 • 6.佚名《孝经疏》
白文《孝经》
• 残篇今存26号，缀合成21件文书 • 覈其经文，《郑注》十一卷同白文《孝经》十二卷间极少 差异，虽然或有郑序或无序，敦煌白文《孝经》怕十九都
经疏”，盖即后世牙签之嚆矢乎？
《尔雅》
• 白文《尔雅》：P.3719 存《释诂》至《释训》，计84行， 写本行距细密，书法拙劣，亦学童书。 • 郭璞《尔雅注》：P.2661 + 3735起《释天》“秋为收成”
到《释水》末“尒雅卷中”，161行，经文大字，小注双 行，虽曰残损，行笔却佳，蒐集之说颇为详备，背为占星 书。 • 后两号遗书中尾有大历九年题记，而王重民先生以为写卷 不避唐讳，当属六朝写本，题记或是读者所为，不足为据。
敦煌儒家经典
《论语》《孝经》《尔雅》 杂录
论语
• 今存敦煌《论语》写卷92号（piece），包括法藏47号， 英藏22号，俄国东方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16号，北敦（国 图）2号，印度事务部图书馆1号，日藏及散本4号。 • 这92号写卷依内容又可分为6类： 1.白文《论语》 2.郑玄《论语注》 3.何晏《论语集解》 4.皇侃《论语疏》
《孝经》的最长版本，几乎占去完书四分之三篇幅。
• 经过林秀一先生《敦煌遗书孝经郑注复原に関する研究》 和陈铁凡《孝经郑注校正》的辑证，康成《孝经》蒙尘千
年，而终得复旦。
唐玄宗《孝经注》
• 开元十年（712）唐玄宗在郑注《孝经》的基础上，御注 《孝经》，乃有此本；开元初注，天宝再注，颁行天下， 并令刻石。 • 敦煌遗书今仅存其《圣治》1号1篇，实乃异事。 • 陈铁凡说其书与今本注疏颇不相合，或为玄宗初注之遗邪， 则未可知。
佚名《孝经注》
• 其书今存3号，缀合成为两件 • S.6177 + P.3378、P.3382三号实为同书，传抄者不同而 已 • 从内容上看，这三号书“蔓引故事，流于猥俗”，很有小 说家言的特征，有人将其同韦昭《孝经解赞》相联系起来， 然而义疏之体起于六朝，本于佛经，如何能够系于韦昭身 上。 • 潘重规（重视）先生以为其杂引故事，发挥经义，很大程 度受到了唐变文影响，所以这是一篇儒家讲经文。
• 以敦煌残卷P.2681为例，它记有《论语》卷一《学而》篇 并序，文章前端粘附在佛寺文书上，其下题曰：“惟大唐 乾符三年三月廿四日，沙州敦煌县归义军学士（郎）张喜 进记之”，题下复有题记，则当属连缀的其他文书。
皇侃《论语疏》
• 皇侃是萧梁时人，集魏晋数十家说而成《论语义疏》，藏 经洞《义疏》残卷仅存1号，且非本地写就，当由宣谕使 由中原带去敦煌。 • 其书经文单行大字，双行小字录何晏《集解》首句（余下云 云统括），然后以“此明”二字开头，阐释经文大义并作经 注义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