洞穴奇案原文及随文评论

洞穴奇案

1、书评

一说到人吃人，人们很容易联想到旧社会人对人的剥削和压迫。但这里要讨论的是，并不是文学修辞，而是同类相食的现实案件。无论旧社会还是新社会，都可能遭遇涉及人吃人的法律案件，那么当法律遇到人吃人案，该怎么办？

1883年，澳大利亚游船木樨草号从英国埃塞克斯前往悉尼，途中沉没，四个幸存者——船长杜德利、助手斯蒂芬、船员布鲁克斯和见习船员帕克——被困在一艘十三英尺长的救生艇上，全部食物只有两个罐头。在第19天，杜德利建议，以抽签的方式选出一个人被杀掉，让其他三人吃掉，以求生存。对此，布鲁克斯反对，斯蒂芬表示犹豫。而杜德利表示：无需犹豫了，帕克身体最弱又没有家人，他肯定先死。杜德利随后杀了帕克，他们三人以帕克的尸体为食撑着。四天后，他们被路过的法国帆船蒙堤祖麻号救起，蒙堤祖麻号进英国法尔茅各斯港短暂停留，杜德利、斯蒂芬和布鲁克斯以涉嫌故意杀人罪被逮捕收监。陪审团同情被告，但为了避免无罪宣告的结果，法官要求陪审团进行特殊裁决，只认定事实。根据陪审团认定的事实，法官宣告被告犯有故意杀人罪，驳回他们的紧急避难抗辩。被告被判处绞刑，随后被维多利亚女王赦免了。

这就是英国历史上著名的“女王诉杜德利与斯蒂芬案”（Her Majesty The Queen v. Tom Dudley and Edwin Stephens）。它牵涉的问题众多，其中每一个问题都争议甚大：杜德利和斯蒂芬该被起诉吗？他们的行为构成紧急避险或正当防卫了吗？他们有罪还是无罪？如果有罪，他们的行为到底构成何种犯罪，是故意杀人罪还是侮辱尸体罪，抑或两者兼有？对他们行政赦免合适吗？这种赦免会构成对法治的伤害吗？当法律规则与道德原则冲突时该如何化解？这个案件牵涉千头万绪，让人左右为难，所以它不断地被人以各种方式解读。

在这个案件和其他类似案件的基础之上，1949年，哈佛大学法学院教授L．L．富勒在《哈佛法学评论》上提出了一个虚拟的人吃人案件，这个名为“洞穴探险”的案例后来被称为“史上最伟大的虚拟案例”：4299年５月上旬，在纽卡斯国，五名洞穴探险人不幸遇到塌方，受困山洞，等待外部的救援。十多日后，他们通过携带的无线电与外界取得联络，得知尚需数日才能获救水尽粮绝；为了生存，大家约定通过投骰子吃掉一人，牺牲一个以救活其余四人。威特摩尔是这一方案的提议人，不过投骰子之前前又收回

了意见，其它四人却执意坚持，结果恰好是威特摩尔被选中，在受困的第23天维特摩尔被同伴杀掉吃了。在受困的第32天，剩下四人被救，随后他们以故意杀人罪被起诉，而根据《刑法典》规定：

“任何故意剥夺他人生命的人都必须被判处死刑。”

“女王诉杜德利与斯蒂芬案”所引发的诸多争议，在“洞穴探险”案中一一再现，后者所蕴含的争议更为庞杂。在纽卡斯国的初审法院，被告被判处死刑。被告上诉到最高法院，富勒虚拟了五位大法官就此案出具的五份不同的判决意见书：首席大法官特鲁派尼从法律实证主义的观点出发，认为法律是法律，道德是道德，同情心不会让法律人违反自己的职业判断，去创造例外，所以他支持有罪判决；福斯特大法官则主张应该根据立法目的，对法律规则进行解释，联邦的法律不适用此案，被告无罪；唐丁大法官认为则这是一个两难的案件，选择回避退出此案；基恩大法官主张法官应当忠于自己的职责，不能滥用目的解释，去规避法律规则的适用，坚持被告有罪；汉迪大法官则主张，抛开法律，用常识判案，通过常识来平衡道德与法律的冲突，坚持被告无罪。在意见上出现了一种奇怪的平衡，最后纽卡斯最高法院决定维持原判。

在阅读这五位大法官的判决意见的过程中，我感觉似乎每个人的论述都有道理，但都又不能完全说服我，似乎这个案件无论如何判决都不能让人信服。无论支持或者反对，我们都可以列举出更多的理由。1998年，美国叶尔汉姆学院哲学系教授彼得•萨伯，假设此案在五十年后翻案，他再次虚拟了九位大法官的判决意见，具体参见萨伯所著《洞穴奇案：九份新意见》（大陆的译名为《洞穴奇案》，香港商务印书馆的译名为《洞穴奇案的十四种判决》）。

当我在炎热的夏天，通读这十四份判决意见书时，我感到很困惑，它们到底是判决意见书还是辩护律师的意见书？它们彼此之间的观点交锋非常激烈，但都缺少那种一锤定音的力量。这不由让人思考另一个问题：在这个价值多元、诸神纷争的的时代，主张非黑即白的刑事法律审判何以可能？法律又如何化解审判公信力的危机？

对此，《洞穴奇案：九份新意见》中的大波纳姆大法官认为，“在多元社会中维护和平安宁甚至正义的唯一手段，就是守护法律，我们永远不能为了仅仅由一个派系、教派或者集团所持有的道德或政治观点而置法律于不顾”，因为人民作为整体制定法律来表达意志，在法律之外寻找正义是不正义的。但海伦大法官对此不敢苟同，她指出伯纳姆的观点需要一个前提，“只有当我们想尽办法让所有的观点都能在立法程序中得到倾听”，但建立在这个前提之上的理想的社会是不存在的。立法时并非所有公民的意见都被聆听，因为金钱和特权会干扰选举和立法，多元化声音很难在立

法中达成一致，因此人们才需要在法律之外寻求实现正义，比如公民的不服从。

写到这里，我们不妨回望去年中国媒体上发生的“司法职业化vs司民主化”的争论。司法职业化的观点类似波纳姆大法官的观点，而司法民主化的观点则类似海伦大法官的观点。今天看来，这场争论注定难分胜负，它们是对审判公信力危机做出的不同回应（找到了本质），没有高下之别。

笔者以为，重建审判公信力离不开社会共识，而社会共识的重建就需要充分的智识辩驳，洞穴探险案无疑是一个非常好的题目。《洞穴奇案：九份新意见》在香港被市政府作为通识读本推广，可见这本老少咸宜的小册子的特殊魅力。大陆的通识教育已经谈论多年，但少有合适的通识读本，希望这本小册子能够风行起来。

2、洞穴奇案的十四种判决

案件事实

案件发生在两千多年以后，４２９９年春末夏初的纽卡斯国。那年５月上旬，该国洞穴探险者协会的维特莫尔等五位成员进入位于联邦中央高原的石灰岩洞探险。但当他们深入洞内时发生了山崩，岩石挡住了石灰岩洞的唯一出口。五位探险者发现受困后就在洞口附近等待救援。由于探险者未按时回家，他们的家属通知探险者协会，一个营救队伍火速赶往出事地点。

由于洞穴地点地处偏远，山崩仍在继续，营救工作的困难大大超出了事前的预计，而在营救过程中的一次山崩更是夺去了十名营救人员的生命。与此同时，洞穴内五位探险者的情况也不容乐观。他们随身所带的食物有限，洞内也没有可以维持生命的动物或植物，探险者很可能会在出口打通前饿死。就在被困的第二十天，营救人员获知探险者随身携带了一个可以收发信息的无线设备。洞外人员迅速通过通讯设施给受困的探险者取得了联络。

当探险者问到还要多久才能获救时，工程师们的回答是至少需要十天。受困者于是向营救人员中的医生描述了各自的身体状况，然后询问医生，在没有食物的情况下，他们是否有可能再活十天。当医生给出否定的回答后，洞内的通讯设备沉寂了。八小时后，通讯恢复，探险者要求再次与医生通话。维特莫尔代表本人以及四位同伴询问，如果吃掉其中一个成员的血肉，能否再活十天。纵然很不情愿，医生还是给予了肯定的答复。维特莫尔又问，通过抓阄决定吃掉他们中的哪一个是否可行。这当然是个医生无法回答的问题。当政府官员和牧师都不愿意回答这一问题时，洞内就没有再传来任何消息。在探险者被困洞穴的第三十二天，营救终获成功。但当营救人员进入洞穴后，人们才得知，就在受困的第二十三天，维特莫尔已经被他的同伴杀掉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