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诸子文献的类型与文体变迁

先秦诸子文献的类型与文体变迁

摘要：文学史家通常将先秦诸子文献划分为语录体、对问体、专论体三种类型，认为它们沿着“语录体—对问体—专论体”方向之演进。这种归纳整体上指出先秦诸子文体的发展历程，然而新材料为先秦诸子文体的具体演进带来新的认识。《论语》载录的主要是孔子的言论及其行为，但孔子的言论、行为还散见于《论语》之外的其它文献，这些文献可视为《论语》类文献。《论语》文本的真正特征在于言、行两录，其中记行文本的分量少，记言则占据主要地位，其记言文本又包括格言体、对话体与事语体三种形态，但除事语体外很少长篇大论。《论语》类文献一方面继承《论语》格言体、对话体与事语体这些形态，但又有所发展，具体表现为：一是语录体向长篇大论演进；二是语录体向专论体演进。《论语》类文献表明先秦诸子文体的类型是复杂的，其演进路径也是多元的，所谓三阶段说的直线式演进思路显然遮蔽了诸子文体多元演进路径的真实图景。

关键词：《论语》类文献；对话体；专论体；诸子文体

中图分类号：i207.6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4074（2012）05006209

诸子文献是先秦散文史发展的重要环节，它们在文体形态方面所呈现的特征以及变迁对于先秦散文研究来说具有重要意义。文学史

家通常将先秦诸子文献形态划分为语录体、对问体及专论体三种类型，并且认为这些类型是沿着“语录体—对问体—专论体”之方向演进的，这一观点长期主导人们对先秦诸子文献形态及其演进的认知。然而，随着出土文献等新材料的不断发现，一些学者开始质疑这一认识框架，比如陈桐生在《新的先秦说理散文发展观》、《中国说理散文之源：历史记言文》、《从出土文献看七十子后学在先秦散文史上的地位》等文章中就明确提出先秦说理散文发轫于《尚书》、《国语》等历史记言文，而纯粹的说理散文在七十子后学手中已经成型。这些看法无疑丰富了对先秦诸子文体生成的认识，但是，语录体、对问体、专论体这三种文体是不是包罗诸子文献形态的全部，诸子文献是不是按照“语录体—对问体—专论体”之单线方向演进的，这些问题还有待做进一步的思考。正是基于这种考虑，本文试图从《论语》类文献这一维度出发，通过在形态学意义上分析《论语》及其相关文献的类型及其生成，重新思考先秦诸子文献的形态，并借此清理、描叙先秦诸子文体变迁的实际进程。

一、问题回顾

我们通常将先秦散文划分为史传与诸子两个层次，关于先秦诸子文体的类型及其演变，其间之认识显然经历一个过程，对此聂永华在《20世纪先秦诸子散文研究之回顾与思考》一文中有详细的论述，这里只略举两种比较典型的认识。傅斯年认为记言是战国文体的初步，《论语》、《孟子》、《庄子》、《管子》、《晏子》中若干部分，及

《墨子》的演说体都属于这一系列；进一步发展是舍去记言之体而据题抒论，如《商君书》、《荀子》、《韩非子》等，著论虽改变记言的形式，形成独立的论，但仍然只有篇的观念，到了战国晚年，书的观念才出现，如《吕氏春秋》。[1]（p136

138）游国恩主编的《中国文学史》提出先秦诸子散文的发展约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论语》和《墨子》，前者为纯语录体散文，后者则语录体中杂有质朴的议论文；第二阶段是《孟子》和《庄子》，前者基本上还是语录体，但已有显著发展，形成了对话式的论辩文，后者已由对话体向论点集中的专题论文过渡，除少数几篇外，几乎完全突破了语录的形式而发展成专题议论文；第三阶段是《荀子》和《韩非子》，在先秦散文中都已发展到议论文的最高阶段。[2]（p60）这两种观点由于视角的不同而存在一些差异。傅斯年主要着眼于战国文籍体式的演变，并在此基础上提出“记言著论

成书”这样的三阶段说。这种三阶段说不纯关乎诸子文体的演进，但其中“记言

著论”却毫无疑问涉及文体的问题。倘若从文体方面来看，傅斯年在先秦诸子文体演变方面似乎持二阶段说，即由记言到著论（专论）的发展。游著《中国文学史》则纯粹从文体的角度去考察先秦诸子文体的演变，不同之处在于它对“记言”作进一步的分析，将其划分为语录体与对话体两个阶段，同时又分析议论文的萌芽、发

展及成熟的过程。这些分析由于主要是从文体方面着手的，因此这种分析较傅氏为具体，似乎更切合先秦诸子文体演变之实际。

无论是傅斯年还是游著，有关诸子文体演变观点均有其合理性，但存在的问题也是不容掩饰的，具体来说主要有两点，一是《论语》这种语录体何以会成为先秦诸子散文之源；二是三阶段说是否客观地描绘了先秦诸子文体演变的真实进程。在第一个问题上，我们通常是将先秦散文史分成史传文体与诸子文体两部分，出于描叙的方便，这种划分没有什么不妥。然而，在实际的研究过程中却暴露这种划分所带来的弊端，即人为地割裂了史传文体与诸子文体之间的血缘联系，这主要表现在我们往往是分开去谈论史传文体或诸子文体各自演变的，比如，诸子文体为何要以《论语》这样的记言形式开始呢？傅斯年分析说：“《论语》成书时代，文书之物质尚难得，一段话只能写下个纲目，以备忘记，而详细处则凭口说，到了战国中年，文书的工具大便宜了，于是乎记长篇大论如《孟子》、《庄子》书那样子的可能了，遂由简约的记言进而为铺排的记言，更可成就设寓的记言。”[1]（p137）刘大杰在分析《论语》时也说：“书中的文句，都是三言两语，各自独立，不相连贯。这正与《春秋》的文字，有些相像。因为当时物质条件比较贫弱，无论在历史上或是哲学上的表现，都只能做到大纲的形式。详细情形，一切都待于口语的解说。因此，我们读《论语》的时候，时常有一种突然而来忽然而止的感觉。这固然是因为散文尚在发展的途中，但主要还是由

于当日的物质环境。关于这一点，由《春秋》的历史文，《老子》、《论语》的哲理文，都是简约的文句和节段的形式，还没有达到篇的式样看来，这是很可证明的。”[3]（p85）孤立起来看，这些分析是很有说服力的，然而，他们用物质条件的贫弱来解释“记言”的演化，这显然是缺乏说服力的。首先，在《论语》之前早已存在长篇的记言文字，且不论《国语》中收录的西周时期的记言文字，就是拿《尚书》来说，如郭预衡先生在分析《无逸》时所指出的，“这样的记言文字，虽然仍是每段冠以‘周公曰’，似是一条一条的语录，但各条之间是有联系、有顺序的。去掉‘周公曰’，仍可相属成文。这样的记言文字，已非单纯的语录。”[4]（p65）在《尚书》、《国语》中既然已经出现长篇的记言文字，那么按照事物发展的一般规律，在此之后的《论语》似乎不应该再出现这种短小的语录。其次，《论语》存在《先进篇·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章》这样的长篇对话，尽管这样的文本并不多，但既然有这样的例证，就说明当时的物质条件是能够保证《论语》长篇文献形成的。傅斯年、刘大杰上述认识存在的根本原因在于他们只在诸子文体范围内去讨论其起源与演变，基本上忽视诸子文体与史传文体之间的沿承关系。笔者曾指出先秦语类文献经历了由“国语”到“家语”的演变过程，“家语”阶段又呈现大夫“家语”和诸子“家语”两个类型，只有将《论语》置于这一传统之中才能更好地把握其文本特征的生成。[5]至于第二个问题，首先应该指出游著的观点是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