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为私”是自古至今中国的死结

“天下为私”是自古至今中国的死结作者系杂文家原载《同舟共进》2010年第12期历史告诉我们，在前现代社会，明知血缘关系不可凭信，而天下为私的权贵富豪们又别无纽带可以依仗，总要搞“血统论”。

这一点在卫国建立之初就有表现。

君不见，这些年不少地方政府煞有介事地发布了公务员午餐禁酒令，公安部多次发布警察工作时间禁酒令，近年又在许多大城市发起了“反醉驾”，管住了吗？管住了能自律的！询诸海内外，公务人员工作期间禁酒真的没办法管住吗？说难就很难，两三千年都没管住；说不难就不难，在“三公”消费向社会公开的国家，早就管住了。

资料载，1991年2月，江泽民视察濮阳市和中原油田时，指名看了戚城遗址。

他听了关于这座古城的历史介绍后，称这里是春秋时期的“联合国”。

随后又自我更正，“把戚城说成联合国不正确，我们是一个国家中的诸侯之中的会盟。

”大汉族主义教育长期以来无孔不入，我们的语文与历史课到了完全无视历史真相的地步。

偏安江南的南宋的陆游、辛弃疾主战就是“爱国主义”诗人；金国的元好问吟咏的是李杜笔下的河山，难道不是更正宗的华夏文化？主战就一定光荣，主和就一定是可耻的投降派？诸葛亮六出祁山折腾蜀中军民至死而后已，固然是刘氏忠臣；而谯周不在乎个人历史毁誉，建议阿斗开城降魏而免百姓无谓牺牲，谁更伟大？>>右边的大方碑正面书“三教之祖”四个斗大楷字，碑阴镌刻大名府州县乡绅捐银碑记，记载了明天启年间的一起官员“诈捐”事件。

以大名府知府向胤贤为首的本府县官员承诺为修仓颉庙捐献银两，可这些地方要员却没有如数交纳。

南乐县令叶廷秀既不愿为他的顶头上司和左邻右舍的同级官员代缴，也不肯善罢甘休，于是在碑上命工匠铭刻：大名知府向胤贤捐银十两，加注“未给”；其他十几个县令捐银五两，后加注“只给一两”。

【古代之“帝丘”】中原行的第二站是濮阳。

对于濮阳，我行前的了解仅限于三点：一是古人所说的“桑间濮上之音，亡国之音也”，那些“靡靡之音”就发生在这么一方土地上。

正如30多年前，官方说邓丽君的歌听不得，都是靡靡之音，是台湾国民党反动派打“心战”用来瓦解我们革命斗志的；如今我们当然不会那样评价“桑间濮上”的民俗和民歌了，而说那是“原生态”的反礼教的人性化的浪漫的情爱。

二，我知宋辽澶渊之盟发生在这里，想看看这古战场。

第三，我知道濮阳是中原油田的总部所在地。

其实，常念及濮阳是因为那里有位文友黎明，这次是应邀参加该市的网友活动。

惭愧的是，过去读古典作品对历史地理不求甚解，往往对故事发生地大致对应的现实位置没有究问，至于濮阳乃蚩尤战黄帝的战场及蚩尤冢所在，五帝之颛顼、帝喾二位的建都处，这类传说性的知识更没有纳入我的“濮阳记忆”。

按照《汉书•地理志》的说法，濮阳就是古代的“帝丘”，因为它相传是黄帝之子颛顼帝的遗墟，“春秋时为卫都”。

为了厘清一些背景知识，我重读了《尚书》和《诗经》等与卫国相关的文史典籍，最深的感触有三点。

【专制独裁时代，不择手段是常态】世道纷乱，人心凶险，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没有道德底线，为了争夺一国的最高统治权和对他国的霸权，或力夺或诈取，无所不用其极，这种令孔夫子很伤心的所谓“礼崩乐坏”的局面，似乎在卫国历史上表现得最鲜明。

卫康叔乃周文王第九个儿子，即周成王的九叔，卫国初封为伯爵之国。

卫顷侯以厚礼贿赂周夷王，升为“侯”。

卫国最辉煌的时期是卫武公时，因他将兵助周室平定犬戎之乱有大功，周平王将卫国升格为“公”，且“武公即位，修康叔之政，百姓和集”，史称“武公修德”。

而这个武公是怎么上台的呢？公子姬和以重金收买武士，在举行老国君的葬礼时袭攻新即位的哥哥于墓上，新君被逼逃入墓道而自杀，这个不忠不孝不悌不仁不义的姬和便是卫武公……以下乌七八糟的秽史不必多述了。

卫国历史上也有温人心脾的好人好事。

太史公著卫国简史之后感叹道：“余读（卫康叔）世家言，至于宣公之太子以妇见诛，弟寿争死以相让（公子寿盗旗扮太子先使齐而被杀，本想替太子死），此与晋太子申生不敢（言）明（父王宠妾）骊姬（诬他对父王下毒）之过（而宁死不自辩）同，俱恶（不愿）伤父之志（心绪）。

然卒死亡，何其悲也！”晋太子申生、卫公子寿这样的好人，代不乏人，稍后暴君秦始皇之子扶苏、无赖汉高祖之子汉惠帝，都是这样的好人。

可是，好人的命运都很悲惨，不仅老天爷不主持公道，世人也视这样的正直良善之人为懦弱为迂腐，而崇拜强权，成王败寇的哲学于今尤烈。

太史公接下来满怀疑惑地问道：“或父子相杀，兄弟相灭，亦独何哉？”我搞不准这“亦独何哉”的意思。

我只知道，这种为争夺最高统治权、最大支配权的骨肉相残的故事，并非卫国独有，并非春秋战国才有，也并非中国才有。

中国“脏唐臭汉”之类的事就不提了，外国也一样，莎士比亚历史剧中的《亨利八世》、悲剧《麦克白》、《李尔王》等对此都有形象的表现，而《哈姆雷特》里叔父毒兄占嫂后，想害死哈姆雷特王子而派他出国的情节，与卫宣公对付太子伋的手段何其相似！人与人之间包括父母子女、兄弟至亲之间的关系，为何会这么凶险无情呢，又如何避免这种伤天害理的悲剧发生呢，这应该是志在“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太史公最感困惑的吧？显然，为了争夺最高统治权和最大的支配权，“人欲”往往会战胜“天理”和“天伦”，古今中外之人其实没有多大的变化。

只要实行“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专制独裁制度，君临天下者（哪怕这个“天下”是比一个单位一个乡村更小的“触蛮氏”之部落）可以为所欲为，作威作福支配辖下人的命运，就会有人不择手段攫取权力，阴险歹毒到不顾友情亲情。

在司马迁那个时代“君臣大义无所逃于天地之间”，他想象不出没有君主专制的社会模式。

而今世道已变，人间出现了民主国家，实践证明，没有至高无上的专制独裁者，社会更高效更安定，人也就不必那么卑劣残忍地争夺权势。

这个古今之变太史公没法通晓，我们有幸活在21世纪，应该可以明了了吧？这是我读卫国简史的第一点感想。

【总要搞“血统论”】历史告诉我们，在前现代社会，明知血缘关系不可凭信，而天下为私的权贵富豪们又别无纽带可以依仗，总要搞“血统论”。

这一点在卫国建立之初就有表现。

周武王既战胜殷纣王，便将殷商余民封给纣之子武庚禄父，让他做诸侯，奉其先祀勿绝，以安抚殷人特别是失落的前朝亲贵大臣们。

又恐武庚有贼心图复辟，武王乃封其诸弟管叔、蔡叔、霍叔在殷余民的周边做诸侯，名为辅助武庚，实为监视，此即“三监”。

周武王既崩，成王年少，成王的叔叔周公旦当国行政。

管叔、蔡叔宣称周公有篡位之心，乃与武庚勾结作乱。

周公旦以成王命兴师伐殷，杀了武庚和管叔，流放蔡叔，贬霍叔为庶人。

正是这次东征杀武庚、迁移殷商遗民于商丘之后，周公乃封九弟康叔为卫君，居朝歌。

这次暴乱分明是周成王的三个叔叔向周公这位摄政的哥哥争权捣乱酿成的，但是平叛之后，周公大封王室亲属做诸侯，以拱卫成周。

这当中是什么逻辑？明知为争王位“父子相杀，兄弟相灭”的事多得很，但历代王室都有按血脉分封的冲动。

直到当代，手握最高权力的领导人，最终信赖的还是他的血亲。

众所周知，毛泽东晚年病重期间最倚重的是侄子毛远新，让他做政治局“联络员”，27岁时他就是封疆大吏沈阳军区政委了。

至于前现代的企业，不仅产权是家族血缘继承（这与比尔•盖茨将绝大部财产捐给社会显然不同），通常也是家族管理，好像只有自家人才信得过，虽然实际上信不过。

这是“天下为私”没办法解开的死结。

【道德说教的无力】我的第三点感触是，道德训谕无力，但不想改变制度安排又离不开这一套道德说教。

周公封老九康叔做卫君后，担心他年纪小，不能自律，身边又无人敢管他，乃以成王名义颁布三篇训谕，是希望大家能据此监督他劝导他吧。

这三篇文告就是收录进《尚书》里《周书》部分的《康诰》、《酒诰》和《梓材》篇。

按太史公的简释，就是要康叔“必求殷之贤人、君子、长者，问其先殷所以兴，所以亡，而务爱民”；“告以纣所以亡者以淫于酒，酒之失，妇人是用，故纣之乱自此始”；“为《梓材》，示君子可法则”。

且不说亲君子、远小人、不宠惑于妇人、务爱民这类话，成了代代相传的谏诤套话（即正确的废话）；就是为政者不可沉湎于酒醪的训示，至今也起不了作用。

君不见，这些年不少地方政府煞有介事地发布了公务员午餐禁酒令，公安部多次发布警察工作时间禁酒令，近年又在许多大城市发起了“反醉驾”，管住了吗？管住了能自律的！询诸海内外，公务人员工作期间禁酒真的没办法管住吗？说难就很难，两三千年都没管住；说不难就不难，在“三公”消费向社会公开的国家，早就管住了。

道德说教的无效，在卫国历史上表现得十分充分。

乱七八糟的君臣臭事不提，单说吴国的贤公子季札访问中原诸国过卫时，盛赞的卫国君子、道德顶梁柱蘧伯玉、史，他俩也是孔夫子高声赞美的，但他们顶多也就是不同流合污，虽然这也确实不易。

孔子赞伯玉“君子哉伯玉！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可卷而怀之（不合作而避祸）”——伯玉的历史贡献是创造了成语“螳臂当车”。

当卫灵公太子蒯聩的老师阂向他请教如何教育太子时，伯玉说，太子这人天性凶残，教育他必须小心，不要找死，以为自己有才华和美德就冒犯他，你看那车辙中的螳螂，举起双臂能阻挡车轮吗？这人真是明哲保身的贤明人啊。

孔子赞美史正直，“邦有道，如矢；邦无道，如矢”，但他的政绩不过是所谓“尸谏”，即死前嘱咐儿子不按常规停尸，等国君来吊唁若问起何故如此时，将他临终的谏诤讲给国君听。

这人也真是关心国家大事，死到临头还在为朝廷着想。

可是活着居高位而近于尸位素餐，死后搞这一手也不过是求个自己尽心了的安慰而已。

哎呀，查一下历史背景就引发了这么多感慨，快写成读史札记了。

赶紧打住，说我的游历。

【春秋时期的“联合国”】卫都“帝丘”既已无丘墟可寻，卫国的属邑戚城却城垒犹在。

据《荀子》“儒效”篇记载：“武王之诛纣也……朝食于戚”，这就是说最晚在商末周初时，戚城已非寻常之地，算来起码有3000多年历史了。

如今，东西北三面墙体犹在，据称是豫北地区保留年代最久、延续时间最长的古代聚落城池。

戚城遗址为1996年国务院公布的第四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今之戚城公园内有一座“会盟台”。

据《左传》记载，从公元前626年到公元前531年的95年间，各国诸侯在卫地会盟14次，其中有7次就在这里。

我们看到的就是一个黄土堆，上面稀疏地长着些只配做篱笆墙的小树，可能是榆树吧。

遥想当年，各国君王聚此开“高峰会议”，必是旌旗猎猎，剑戟森森，钟鸣鼎食。

而今威仪安在？连小孩子玩“躲猫猫”都嫌这地方太寒碜了。

诸侯们为什么要选择这个地方开峰会呢？卫国迁都帝丘后，戚城是卫星城，便于接待，且位于古黄河的东南岸，东有齐、鲁，西有秦、晋，北有燕、蓟，南有曹、宋、郑、陈、吴、楚等，不仅是战略要地，也是中原之中，交汇“天下”，水陆交通便利。

资料载，1991年2月，江泽民视察濮阳市和中原油田时，指名看了戚城遗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