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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欣赏的眼光看学生,用宽容的心态面对学生

用欣赏的眼光看学生，用宽容的心态面对学生作者：李雪琳来源：《大东方》2016年第09期摘要：提倡素质教育的今天，班主任要深入到学生的内心深处，用满腔的挚爱滋润学生稚嫩的心田，要理解他们，信任他们，尊重他们，多和他们沟通，能真正成为他们学习生活中的良师益友。

永远用欣赏的眼光看学生，永远用宽容的心态面对学生，这样才能在融洽的师生交流中，得到意外的惊喜和收获。

在新的时代下，班主任应该学会倾听，走进学生的心灵，用宽容的心态面的学生。

关键词：欣赏；宽容作为工作在一线的教师来说，我们都知道，班主任工作既是一项细致、严谨的复杂工作，又是一项充满挑战的艰苦工作。

无论你是工作多年教学经验丰富的老教师，还是刚刚毕业进入校园的青年教师，班主任工作的艺术性，永远是你学不完的一门功课。

对于老教师来说，班主任工作时间久了，容易形成一个思维定势，和学生谈话，不自觉的以教育者的身份，居高临下，或者批评，或者教育，或者指点人生迷津，或者指出缺点和失误。

这样的做法，老师们习以为常，感觉到自己尽到了老师的职责。

可是，事与愿违，往往学生并不领情，并且产生逆反心理，拒绝老师的说教，走到事物的反面。

所以作为教师，尤其是班主任，一定要注意反思自己的言行，调整好自己的心态，转变自己的观念，真正成为学生的朋友。

班主任工作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用心倾听学生的心声。

就像魏书生所说：“走入孩子的内心世界中去，就会发现那是一个广阔而又迷人的新天地，许多百思不得其解的教育难题都会在那里找到答案。

”在课堂教学中，不仅学生要听老师讲课，老师也经常要面对学生的诉说。

教师能否有效倾听，不仅对师生间的沟通，甚至对于学生潜能的开发、良好课堂气氛的创造，都有着重要意义。

俗话说，倾听是一种双向交流的过程，不仅讲者要陈述自己的观点，听者也要有适当的反馈。

教师可以通过姿态、眼神对学生的表达进行反馈，也可通过简单重复、适当升华等语言评价来反馈。

教师在倾听中应认真揣摸和分析其表达实质，推断出学生的未尽之意，这样才能真正理解学生的意图，同时，学生也会因为老师善意的、会心的理解而倍感高兴。

电子政务廉政意义探讨

电子政务廉政意义探讨摘要：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电子政务快速崛起和发展。

在国家廉政建设中，电子政务可以加快促进政府的职能转化，提升政府对人民群众的服务能力和对各项工作的管理能力。

本文对电子政务廉政意义进行探讨。

关键词：电子政务；信息化；廉政意义电子政务是一种将政治权力相关的公共事务运用到网络信息技术中去，运用互联网为政府管理构建新形势下的管理体系。

中国的电子政务管理体系包括我国的政党、立法机关、司法部门、其他的社会团体在内的不同的公共组织在内的公共事务的管理。

比如我们在网络查询到的村委事务，审计事务等都算是一种电子政务。

现在中国电子政务的发展，仅仅停留在网上信息交互阶段，包括一些政务的公示和信息的发布。

中国电子政务从萌芽期到发展期，对中国的廉政建设有着极其深刻的影响。

除此之外，对国家大力深化改革的反腐败工作也产生了深远意义。

中国共产党和政府对社会的治理和管辖方式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期望通过电子政务增加管理的透明度和决策的科学性、民主性，努力建设人民满意的政府。

一.电子政务通过借助计算机向社会各界传递权威真实信息计算机程序的启动运行具有严格的步骤和操作方法，具有科学性和客观性，与政务工作人员相比，会大大的降低人的主观情感因素影响。

以山东省某镇政府的信息发布为例子，电子政务和传统政务两种方式进行，传统政务信息发布需要由数名工作人员摘抄、传递、审核、发布。

若中间信息有不利于自己的，可以人为的删减，具有极大的弊病。

现代电子政务信息的发布，由政府将文件交由程序员按照严格程序流程挂到网络上，人们自主的去选择需要的信息，也只有少数公职人员能登录账户，完成职责范围内的修改和操作。

从理论和实践上总结，各个环节的分工合作，相互平衡制约，有效的防止了权钱交易、官官相护、暗箱操作等腐败现象的发生。

二.电子政务使政务更加公开、透明，加大了监督执行力度现代网络技术的发展，生活在信息时代的我们，足不出户就可以知天下事，网络世界丰富信息资源，更加方便了人们对信息的获取，实现了资源的大范围共享，使人们知情，知事，知政，在更充分理解和支持政府各种政策的同时，加大对各个机关单位和领导的监督力度。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基层公共服务平台建设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基层公共服务平台建设作者：王君丽来源：《大东方》2016年第09期摘要：分析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基层公共服务平台建设，有助于满足人民群众的各种需求，为发展不平衡的区域提供更多的资源，以此构建和谐发展的社会环境。

关键词：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基层；公共服务；平台建设在二十一世纪发展的过程中，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基层公共服务系统得到了有效的结合和发展，并且构建了一个完善的系统，但是实际建设基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公共服务平台工作中依旧存在很多问题。

从整体分析，设备、费用支出、责任和工作明确以及工作能力等都难以满足实际发展的需求。

因此，在实际发展的过程中，一定要提升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基层服务平台的建设，以此为社会发展奠定有效的基础。

一、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基层公共服务平台工作责任乡镇事务所工作内容和责任。

其主要分为以下几点，第一，实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法律、国家政策提出的宣传和查询工作；第二，引导实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的调查统计工作；第三，实施促进就业，以及服务就业等工作，促使农村劳动力发挥自身的作用；第四，协调实施本区域人才招聘、引导本区域实施人才培养、创业指导和职能确定等工作；第五，协助进行多项社会保险服务工作；第六，结合上级领导者和检查系统对此区域的用人单位进行检查、审查等工作；第七，达成上级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提供的其他工作。

村民或者社区协力工作者的工作内容和责任。

其主要分为以下几点：第一，实施有效的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法律和国家规定的宣传工作；第二，全面实施和了解本区域或者社区劳动力的日常情况，构建实时跟踪调查管理系统；第三，对实际获取的信息制定有效的资料库进行管理，深入了解本区域的参保状况；第四，对本区域的人民发布及时的信息；第五，结合上级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实施有效的就业和培训工作；第六，依据规定及时向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提供有效的信息和观点；第七，达成上级工作者和相关部门提交的工作。

打造家喻户晓的品牌

打造家喻户晓的品牌大东方是荣获2004年新加坡品牌奖的首6名得主之一。

这项崇高荣誉由新加坡国际企业发展局颁发，旨在表扬最具品牌价值的新加坡上市公司。

这一殊荣肯定了大东方能有效地以品牌优势作为关键性策略工具，并通过品牌策略，从竞争中脱颖而出，同时强化客户群以及提高盈利。

我们也在2003年及2002年荣获新加坡品牌奖。

我们的品牌价值已从2002年的4亿元增至2003年的4.29亿元和2004年的5.83亿元。

此外，大东方也获得Superbrands International和《读者文摘》超级品牌颁予超级品牌荣衔。

作为活跃的企业公民，我们的职员和财务策划师们都积极参与公益活动，先后为集团的关怀儿童计划和敬老爱心计划筹集了超过700万元的义款。

这两项社区慈善计划分别为公益金属下5个儿童慈善团体及5个老人慈善团体筹款。

Alpha Financial Advisers为巩固我们的首选财务服务提供者的地位，我们于2003年成立了一家附属公司－ Alpha Financial Advisers Pte Ltd。

这家公司获得新加坡金融管理局颁予财务顾问特许证。

在我们强大的专属代理团队与银行保险业之外，Alpha Financial Advisers 通过提供高水平的全面性财务咨询服务，提供第三个辅助渠道，通过独家的财务咨询程序和财务策划软件系统，在“多产品多制造商”的架构下提供财务解决方案。

此架构涵盖23个基金经理的逾250个基金、10个保险本金和3家银行。

大东方大东方是新加坡及马来西亚规模最大的保险集团，旗下资产约为380亿新元（截至2005年6月30日），保户总数约240万。

集团在新加坡及马来西亚的市场占有率分别是约22.9%及19.2%，堪称是两地市场的领导者。

大东方也是新加坡股票交易所唯一的上市寿险公司。

就资产和市场资本而言，大东方可说是东南亚最大的保险公司。

我们的愿景是成为本区域内外的首选财务服务提供者。

抽象危险犯的立法分析

抽象危险犯的立法分析作者：邢磊来源：《大东方》2018年第06期摘要：在欧陆刑法学理论中，抽象危险犯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危险犯形式。

我国《刑法修正案（九）》大量采用抽象危险犯的立法模式以应对我国当前日益猖獗暴力恐怖犯罪，这反映出在当下我国的刑法立法中抽象危险犯立法扩张的趋势，部分学者对此表示了担忧，认为抽象危险犯的设立和扩张会导致对人权的侵犯和对刑法谦抑性的违背，因此，本文从抽象危险犯的价值内涵、立法的具体背景等角度进行分析来论证抽象危险犯立法扩张的合理性，并从立法和司法的角度来对其进行合理的限缩。

关键词：抽象危险犯；风险社会；限缩；反证一、抽象危险犯概念及其价值内涵（1）抽象危险犯产生的时代背景抽象危险犯是德、日刑法理论的舶来品。

其与具体危险犯一起共同作为危险犯的两大类。

通说认为自从1986年德国著名学者贝克提出“风险社会”的概念并构建了“风险社会”理论以来，“风险社会”理论逐步成为了德、日等国家刑法的重要理论根据，大部分学者认为抽象危险犯增设的背景是风险社会的到来，风险社会是社会高度发展所引起的。

风险社会中存在的风险不仅包括来自自然界的风险，更多的是来自人类自身和科技高度发达所引起的风险。

贝克认为：“风险社会是当代社会发展的一个阶段，在这个发展阶段里，全球性的风险开始出现，使人类日益生活在文明的火山口上，面临着越来越多的威胁其生存的由社会所制造的风险。

”[1]大陆法系刑法针对风险社会理论提出了风险刑法理论以应对，抽象危险犯则是风险刑法的主要技术性立法之一。

在近些年，德、日等国的刑法学界频频以“风险社会与刑法”、“安全刑法”为重要议题，研究刑法应该如何回应现代社会逐步增加的各种风险。

与此同时，日益丰富和复杂的社会生活导致了更多的潜在的风险的增加，因此抽象危险犯的研究也更加显得具有时代意义。

（2）抽象危险犯的概念和价值内涵①概念德日刑法学者对抽象危险犯的研究要比我们更早更成熟。

日本学者大谷实认为：“将在社会一般观念上认为具有侵害法益危险的行为类型化之后所规定的犯罪，就是抽象危险犯”[2]日本学者大冢仁认为，抽象危险犯以存在抽象的危险即一般地侵害法益的危险为己足。

显性与隐性教育方式相结合

显性与隐性教育方式相结合作者：欧阳洪萍吴春红来源：《大东方》2017年第04期摘要：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断深入发展，90后大学生鲜明独特的个性给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做好高校思政教育工作关乎国家发展命脉，关乎民族复兴。

现阶段的思政教育工作，必须转变传统的“育人”现念，创新工作思路，利用新方法、新平台，积极拓宽教育途径。

本文顺应时代特征和90后大学生的心理特征，从显性、隐性两个方面提出育人新途径。

关键词：思想政治教育；途径；载体；显性与隐性“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可见大学生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接班人，他们的能力与品德，关系着国家的前途命脉、民族的兴旺发达，是提升国际竞争力、构建和谐社会的中坚力量。

他们更是具有社会超前性和先导性的价值群体，他们的价值观变化直接而明快地反映着社会生活和社会观念的变迁。

他们的心理人格、法律人格和道德人格等，无论哪一种人格的缺失都可能产生极其严重的后果。

如潮水般涌入的信息化、尤其是以西方世界特别是美国文化为主导的全球化，散布西方式的人权、民主、自由观念，侵蚀主流文化的地位，瓦解民族的政治向心力和凝聚力。

对政治信仰不明确、三观尚未稳定形成，对新事物尚缺理性判断的大学生来说，极易受到社会各种思潮的冲击和影响[1]，引发诸如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主义倾向；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产生了怀疑，在中西文化价值冲突面前迷茫和无所适从；对党的思想、政策等理解不透彻，动摇着党的领导地位；道德约束、社会责任感下降，重义轻利、个人主义、享乐主义普遍化；金钱万能、巧取豪夺、钱权交易的唯利是图观；知识文化贬值、学习无用的文化贫血；急功近利和贪图现世的短视；斗富炫奢、相互攀比、一掷千金、欲望膨胀的浅薄等等。

这些思想领域上出现的突出问题无不给当代大学生的思想价值观念造成负面影响，消极地改变着他们的学习观、择业观和人生观。

《东方杂志》新年特刊说梦

《东方杂志》新年特刊说梦上世纪30年代是日本疯狂侵略中国的开端。

从1931年挑起“九一八”事变始，东三省迅速沦陷在日军铁蹄之下。

面临亡国灭种的危机，中国军民的反日情绪高涨。

1932年1月28日在上海爆发了著名的中日淞沪会战，日本人在第二天就做出一个惊世之举轰炸中国当时最大的文化机构――商务印书馆!商务印书馆遭到了灭顶之灾，所属的东方图书馆近30年来所藏的几十万中外图书善本全部化为灰烬，使得整个上海飞舞起漫天的纸屑……日本人的暴行没有吓退商务人，1932年秋商务印书馆在废墟上重建复业，总经理王云五遨胡愈之主编之前被迫停刊的《东方杂志》。

《东方杂志》创刊于1904年，是旧中国寿命最长的一份杂志，也是商务印书馆最重要的杂志，被誉为“杂志中的杂志”，这份生命力顽强的杂志成了近现代文化史上一道奇异的风景线。

胡愈之接手《东方杂志》后，新生的杂志带来新生的梦。

1933年1月1日，《东方杂志》第30卷第1号上推出了一个“新年的梦想”特刊。

所谓“梦想”实指对未来的展望。

既然谈的是未来，就不能不立足于当下。

由于选题新颖独特，吸引了当时很多知识精英和文化名流。

在这国危世乱社稷飘零的日子里，国内各界人士同做一场“中国梦”。

他们随心所欲，畅所欲言，或表达新年感言、个人理想，或预见国家前途、社会走向，或干脆不敢做梦、拒绝做梦。

这是个已被遗忘的年代和梦想，参与其事的先辈都已早归道山。

他们的梦想哪些已成现实?哪些正在或即将成为现实?又有哪些已被历史所抛弃?还有哪些依旧是梦想?这样的梦想将中国的昨天、今天和明天连成一线。

又是一元复始万象更新之际，重温旧梦后唯有唏嘘不已。

梦想是神圣的权利胡愈之这位资深出版人采用承包方法接办老牌的《东方杂志》。

由商务印书馆拨给一定的编辑费用，他自己找房子、请编辑、定内容，从兵燹后的灰烬瓦砾中，竭力挣扎起来创出刊物的新生。

在复刊的卷首语中，胡愈之写道:“创造本刊的新生，创造民族的新生，这是本志复刊的一点小小的――也许是过分夸大的――愿望。

准确把握执纪监督“四种形态”

准确把握执纪监督“四种形态”作者：孟宇来源：《大东方》2018年第09期摘要：执纪监督“四种形态”既是对长期以来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实践经验的深刻总结，准确把握“四种形态”是基本内涵及运用实践，有利于提升各级党组织执纪监督水平。

关键词：“四种形态”；基本内涵；运用实践十九大报告指出，“坚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运用监督执纪‘四种形态’，抓早抓小，防微杜渐。

”这一重要论述，既是对长期以来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实践经验的深刻总结，又是对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执纪监督工作所面临形势和任务的科学判断。

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切实加大反腐败工作力度，我们要准确把握执纪监督“四种形态”。

一、准确把握“四种形态”基本内涵，提升监督执纪水平一要深刻理解时代背景，领会“四种形态”的理论基础。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以上率下抓作风、雷霆万钧反腐败，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路、新举措。

截至2017年10月31日，全国已累计查处违反八项规定精神问题193168起，处理262594人，给予党政纪处分145059人。

回顾党的历史，我们可以清晰得出结论，纪律就是我们党的生命。

“四种形态”的新提法是新形势下对全面从严治党认识的进一步深化。

表明党中央在“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下，更加自信地把监督资源投放到党的建设最前沿，更加自觉地把执纪力量下沉到管党治党第一线。

二要深刻理解“四种形态”内容，深入学习领会准贯彻。

要准确把握、学懂吃透“四种形态”具体内容，就要加强学习力度。

易佳电商党支部通过专题学习、开展讨论等多种方式开展“四种形态”的学习，同时利用宣传栏、党务政务公开栏、网络、“灯塔-党建在线”等多种形式将规定精神认真传达学习，提高党员干部的政治素质、理论水平和创新工作能力。

三要深刻理解“四种形态”辩证关系，全面从严治党。

“四种形态”是一个逻辑严密的体系，也是一个辩证的体系。

落实“四种形态”，用好第一种形态是关键。

第一种形态是后三种形态的基础，后三种形态是第一种形态的保障，不放松后三种形态尤其是第四种形态，有利于彰显党纪国法的严肃性，强化震慑、不敢的氛围。

《东方杂志》中史学成果简述

《东方杂志》中史学成果简述作者：方啸天来源：《文存阅刊》2018年第11期摘要：《东方杂志》是中国近代最具影响力的全景式老期刊，被称为“杂志的杂志”。

《东方杂志》本着“启导国民，联络东亚”的创刊宗旨，始终坚持以开放的姿态转载、刊登民国时期国内外学者的评论研究，其中便保存了大量有关历史学研究的文章，涉及史学史与史学理论、中国古代史、近代史以及世界史等多方面内容。

关键词：《东方杂志》；史学成果一、史学史及史学理论类20世纪20年代伴随着新史学的蓬勃发展，学者对于史学史及史学理论也愈发重视。

《东方杂志》对于这一类研究成果拥有一定收录。

其第21卷连续收录了梁启超《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及其相关续文，囊括梁启超对清代学者在各门专学方面整理的具体研究成果。

[1]《东方杂志》第31卷收录周品瑛《刘知幾年谱》一文，文章按时间顺序厘清唐代史学家刘知幾的大致生平。

[2]此有利于学者对于刘知幾的全面了解。

此外，《东方杂志》还收录了学者对于同时期人物史学成就研究的文章，如梁园东《古史辩的史学方法商榷》、朱芳圃《述先师王静安先生治学之方法及国学上之贡献》、贝琪《章太炎先生之史学》及吴景贤《章太炎之民族主义史学》等。

[3]这些文章涉及章太炎、王国维、顾颉刚等新旧史学中的代表人物，因时代接近，具有一定史料价值。

值得注意的是，随着西方史学理论书籍不断传入中国，也有学者开始利用西方史学研究模式审查中国历史发展及史学传统，《东方杂志》同样也关注此类文章。

其刊登李璜《历史学与社会科学的关系》与陈定闳《历史与社会学之因缘》，两篇文章都提出从社会学的角度研究历史的观点；贝琪《历史之功用及其研究方法》则提出将西方历史研究方法融合中国传统史学研究；罗梦册《论中国史之整理与重建》一文建议从体系与结构上重新定义中国史研究的内容，具有创新意义；孙甄陶《历史的真实性与时间性》与李契非《论历史的概念及其趋势》二文具有鲜明的西方史学研究特点。

这些作品或参考西方史学著作中的相关论点，或作者自身便有国学学习研究的经历《东方杂志》将其转载、刊登，一定程度上展现了中国近代史学发展中，中西方史学碰撞、融合的态势。

收买被拐卖妇女、儿童罪现状分析

收买被拐卖妇女、儿童罪现状分析作者：陈远康来源：《大东方》2016年第04期摘要：“买卖买卖”有卖必有买，有买就必有卖，这二者本就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相辅相成的。

打击人口贩卖也得双管齐下，这不是单单的降低收买被拐卖妇女，儿童罪的入刑门槛就能解决的。

想要有效的打击收买行为，就要从我国现实国情出发去分析。

关键词：现状；问题一、国内拐卖妇女儿童情形分类及分析“奴隶制”这个名字似乎是一个古代制度，离我们的发达的、全球化的社会十分遥远然而，现在人口拐卖却真实地存在。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的数据显示，全国公安机关共侦破拐卖妇女儿童案件13519起，其中拐卖妇女案件6109起，拐卖儿童案件 4262起，收买被拐卖妇女儿童案件 1260起；打掉拐卖妇女儿童犯罪团伙 2398个，刑事拘留15673人，行政处罚1581人。

人口拐卖带来的巨额利润，驱使犯罪分子不惜铤而走险。

并且人口拐卖犯罪日益呈现职业化、组织化的趋势。

收买被拐卖妇女，儿童为了谋取更大的利润，就会衍生更多的犯罪，例如：非法拘禁，性侵，暴力伤害，强迫劳动等等。

当然也有为了生活，繁衍，生存，情感等情况。

可以这么说，随着社会的日益发展，时代变迁，收买被拐卖妇女儿童的目的日趋多样化，随之案件情形也更加复杂。

本人大致分了三种情况，并对这三种情形做了分析。

（一）收买被拐卖妇女，儿童与之和善生活收买被拐卖妇女，儿童与之和善的共同生活，听起来好像天方夜谭，但事实上这样的案例比比皆是。

这样案件在刑法修正案九出台前往往不会进入诉讼程序，也不会被追究其刑事责任。

对于被拐卖的妇女，儿童来说在收买的人家中生活往往比以前的生活好很多，自然会产生不愿离开的情形。

其实在僻远的山区结婚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所以花钱买媳妇就变成了常事。

例如：一家三兄弟，老大，老二为了节省开支不结婚，照顾最小的一个，存钱给老三买媳妇，媳妇买回来之后，一家人会十分珍视这个媳妇（当然也会有使用暴力强迫，之后的第二种情形会有介绍），这个媳妇生活如意自然也就心甘情愿的生活在这里，甚至有的还会介绍自己姐妹过来生活。

老年肺炎患者超敏C反应蛋白与血常规的对比分析探述

老年肺炎患者超敏C反应蛋白与血常规的对比分析探述作者：叶科发来源：《大东方》2019年第10期摘要：在老年肺炎早期的诊断中，分析探述超敏C反应蛋白和血常规检测的临床意义和价值。

方法：将于2017年7月至2018年7月在我院收治的100名老肺炎患者作为研究的观察组，将同时期在我院进行健康查体的共100名患者作为对照组。

两组患者都进行血常规检测，同时也要检测全血超敏C反应蛋白水平。

然后对两组患者的中性粒细胞计数、白细胞计数和超敏C反应蛋白水平进行比较，同时将血常规单项检测、超敏C反应蛋白水平单项检测以及两者联合检测对观察组患者的感染阳性率进行比较。

结果：在中性粒细胞计数、白细胞计数和超敏C反应蛋白水平上，观察组都比对照组要高，同时两者联合检测的感染阳性率要比血常规单项检测和超敏C反应蛋白水平单项检测的感染阳性率要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关键词：超敏C反应蛋白;血常规;老年肺炎老年肺炎与青壮年以及儿童的肺炎有很大的不同，即使发病也没有咳嗽、发热、胸痛等典型症状，起病与病情发展过程都比较隐匿，老年肺炎的这些特性决定了该病在诊断过程中容易出现误诊、漏诊等情况，从而延误治疗。

临床中比较常用的检测方式就是血常规以及超敏C反应蛋白这两种，临床研究表明，超敏C反应蛋白与细菌感染的程度呈正相关[1]，在老年肺炎的诊断中具有较高的价值。

本文以100名老年肺炎患者与100名健康查体患者作为本次研究的主要对象，就血常规与超敏C反应蛋白两种检测方式对老年肺炎患者的临床诊断价值和意义进行分析探讨。

一、资料与方法1.一般资料。

将于2017年7月至2018年7月在我院收治的100名老肺炎患者作为研究的观察组，将同时期在我院进行健康查体的共100名患者作为对照组。

其中观察组中有55名男性45名女性，年龄在65～86岁之间，平均年龄（71.9±6.7）岁。

其中对照组中有60名男性40名女性，年龄在66～85岁之间，平均年龄（71.5±5.8）岁。

我悄悄地“蒙上”你的“眼睛”

我悄悄地“蒙上”你的“眼睛”作者：姜利峰来源：《大东方》2017年第02期一、猜读的心理学基础和思维价值所谓猜读，即猜猜读读，在猜中读，在读中猜，就是让学生在阅读前或阅读中或阅读后去猜测、估计文章的结构脉络、情节发展、人物性格变化等，尝试对文章作出自己的判断，学习从不同角度进行发现、联想、阐发、探究。

简而言之，就是在阅读的过程中，根据已知内容，推测未知内容，然后将自己猜测的结果与原文作比较，看看有什么相同或不同的地方，自己所猜的内容、写法哪些比原文好，或原文的哪些内容、写法自己意想不到，文本的设计独具匠心，值得深究。

阅读心理学家古德曼提出的自上而下阅读模式为猜读法提供了理论基础。

他认为，阅读过程并非是一个精确的知觉过程，而是一个选择的过程，即阅读者运用已有的语言知识和社会经历，以阅读中获得的少量语言信息来推测后文的内容，然后在继续阅读中加以证实、拒绝或进一步提炼，直到阅读者理解阅读材料，完成阅读的全过程。

运用猜读法，使学生边阅读边思考，能有效锻炼学生的思维能力、想象能力，挖掘创造潜能。

二、猜读文本的选择（一）课内文本的利用不要以为学生已经自行阅读过文本，就完全熟悉。

学习金字塔最能说明这一问题。

在塔尖，是第一种学习方式——“听讲”，也就是老师在上面说，学生在下面听，这种我们最熟悉最常用的方式，学习效果却是最低的，24小时以后学习的内容只能留下5%；第二种，通过“阅读”方式学到的内容，可以保留10%；第三种，用“声音、图片”的方式学习，可以达到20%；第四种是“示范”，采用这种学习方式，可以记住30%；第五种，“小组讨论”，可以记住50%的内容；第六种，用“做中学”或“实际演练”的方式学习，可以达到75%；最后一种在金字塔基座位置的学习方式，是“教别人”或者“马上应用”，可以记住90%的学习内容。

学习效果在30%以下的几种传统方式，都是个人学习或被动学习；而学习效果在50%以上的，都是团队学习、主动学习和参与式学习。

浅谈对观念艺术的认识

浅谈对观念艺术的认识作者：胡翼锦来源：《大东方》2018年第12期摘要：观念艺术发展到今天，作为一种艺术形式，它更加的关注社会、关注人的生存境遇，也尽可能的利用信息时代的传播技术，最大限度的把迫切需要解决的社会问题呈现给观众，并让观众身临其境的参与其中，从达达主义到超现实主义，再由现代主义到后现代主义，艺术来源于生活适用于任何时期的艺术创作。

观念艺术家们也无休止地沉浸于日常生活体验中的人，而非一个躲在书斋和工作室中的抽象玄思者。

关键词：观念艺术；艺术形式；艺术源于生活引言艺术的每一个“主义”，都有各自独立的道路，迥异的风格以及创造艺术的方法，这些都是艺术，政治，社会，科技等影响的结果。

杜尚在作品《泉》上的签名不是“由”（by）…制作，而是“来自”（from）马赛尔.杜尚，以此把自己在这一过程中的作用说得清清楚楚：这是一个“来自”艺术家的主意，而不是一件“由”艺术家制作的作品。

自此，艺术家确定并发展了一种理念之后，才去选择最能成功表现这一理念的媒介。

一、观念艺术的形成观念艺术并非始于马塞尔.杜尚，也不开始于1960年代的行为艺术家。

它始于1912年身处巴黎的布拉克和毕加索。

在1907—1914年间，人们为莱特兄弟全新的航空愿景感到兴奋，再加上西格蒙德.弗洛伊德饱受争议的潜意识心理分析，使文明所依赖众多所谓真理收到了质疑或被证明为谬误。

这种思想氛围引领着这两个有野心，有天赋，有好奇心的艺术家去追求一条更加观念化的艺术路径，因为他们的作品根植于的并非直接表现，而是先入之见。

现在，艺术可以从任何事物里诞生。

艺术家用形形色色的材料即兴创作，借用彼此的想法。

他们那些混合各种介质的发明创造，使卑微材料和高贵的艺术作品融合在一起，有着直接和深远的影响。

毕加索的“糟糕的艺术家复制作品，好的艺术家窃取灵感”也流传至今。

二、观念艺术在不同时期的艺术形式艺术是一种视觉语言，描述是它的天职。

一件没有隐喻的绘画或雕塑就像一本没有故事的书，或一部没有情节的戏剧。

学校社会工作对教师不适当心理及行为的介入

学校社会工作对教师不适当心理及行为的介入作者：黄铄翱来源：《大东方》2017年第04期摘要：随着个人接受教育时间的不断延长与教育在个人发展中的重要性日益突出，教师在个人成长中占据的地位日益凸显。

而教师的个体因素不仅影响着自己个人，更重要的是会对其学生的心理、行为和认知系统产生长远且深刻的影响。

教师不适当的心理和行为更是会对学生的发展产生负面的作用。

因此，为了给学生提供良好的学习环境，学校社会工作者更要提高教师队伍的质量。

学校社会工作者可从学校、学生和教师三个主体入手，一方面通过制度等建立实现对于相关问题的预防，另一方面学校社工应积极为问题教师提供相应的服务，从而为学生的健康发展建设一个良好的环境。

关键词：教师；心理行为问题；学校社会工作学校作为培养人的专门机构，是一种特殊的社会组织。

学校组织是一种根据培养人的目的而建构起来的教育环境，参与学校组织并在其中接受教育和培训是个体参与社会生活的必要途径。

而教师作为学校组织的主体之一，对参与学校组织的学生产生多方面的影响。

一、教师对学生的影响1.教师的心理健康影响学生行为20世纪初，外国学者对于教师的情绪失调现象予以了较大的关注，特别是教师的焦虑情绪。

Sutton& Wheatley的研究中指出，教师个人的认知、动机和行为系统受到其情绪的影响，并且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学生的认知、动机和行为系统。

研究发现，当教师表现出生气和愤怒的情绪时，学生也会相应的表现出情绪性的扰乱行为，并且教师的攻击性情绪表现与学生的行为不端现象之间呈现出明显的正相关。

而当教师多进行积极的情绪表达时，明显对学生的行为产生了正面的影响，具体表现为更高的学习动机和兴趣，而学生的不良行为也显著降低。

并且具有幽默感的教师，其学生对于目标获取更加的积极主动同时较少回避。

由此可见，教师的不同的情绪表现对于学生的行为有着显著的影响，在教师情绪影响下，学生对待教师以及学习的态度呈现出显著的不同。

民俗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与保护对策研究

民俗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与保护对策研究作者：王小强来源：《大东方》2018年第11期摘要：民俗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不可或缺的部分，对其进行传承更是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保护工作中不可或缺的内容。

中国传统民俗文化珍贵而美好，是人们必须要学习传承的宝藏。

民俗传承必须要牢牢把握物质层面是基础，精神层面是民俗类非物质文化传承的核心的基本原则。

如何在传承中对民俗进行发展、阐述和保护是当今要面临的艰巨的任务。

民俗传承是一个全方位的问题，需要政府和民间，全社会的共同努力才能将民俗传承落到实处。

关键词：民俗；传承；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1 引言民俗文化在面对现代化的时候，都是弱势文化，不保护它，不格外地提倡它，它就会消失，而且这个消失速度甚至比我们经济发展的速度都要快。

民俗又称民间文化，是指一个民族或一个社会群体在长期的生产实践和社会生活中逐渐形成并世代相传、较为稳定的文化事项，可以简单概括为民间流行的风尚、习俗。

随着我国精神文明建设进程的加快，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视程度也越来越高，逐渐形成了以国家级保护为主、以省级、实际、县级保护未付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体系。

作为一个国家级的历史文化名城，天水市拥有两辆的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当地政府积极响应国家的政策与号召，高度重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全面贯彻落实非遗法，并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方面取得了较大的进展。

2 民俗文化与非物质文化的关系民俗文化与非物质文化之间有着紧密的关系，有学者认为，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载体，民俗文物上含有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内容。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将非物质文化遗产分成十大类，包括口头文学、传统音乐、传统医药等，也包括民俗。

按照这个分类标准来看，非物质文化遗产包含着民俗文化，或者说民俗文化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其中一项。

民俗文化反过来包括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些项目，比如传统戏剧。

因此说，民俗文化与非物质文化的关系并不是绝对的，两者之间不仅仅是其中一个包含或者涵盖另一个的关系，而是相互融合、相互交织的关系。

探讨PCE三联教学法在泌尿外科实习教学中的实践

探讨PCE三联教学法在泌尿外科实习教学中的实践作者：张学刚黄晓云刘志明来源：《大东方》2019年第11期摘要：目的：使用PCE三联教学法在泌尿外科实习教学中的实践效果。

方法：将我院2018年2月-2019年2月来我院泌尿外科实习的医生100例作为本次研究对象，每组50例，对照组使用传统教学方法进行教学，研究组采用PCE三联教学法进行教学方法，比较两组实习医生在实习结束后的教学效果。

结果：研究组实习学生对在泌尿外科实习的反馈分值显著高于对照组，差异有意义，p关键词：PCE三联教学法；泌尿外科；实习教学；实践1 资料与方法1.1一般资料。

将我院2018年2月-2019年2月来我院泌尿外科实习的医生100例作为本次研究对象，分为对照组50例，研究组50例，其中对照组男20例，女30例，年龄21～26岁，平均年龄（21±3.2）岁，实习时长一个月。

研究组男40例，女10例，年龄20～28岁，平均年龄（22±3.6）岁，实习时长1个月，研究组和对照组患者一般资料无明显差异（P>0.05）。

1.2方法。

对照组采用LBL传统的教学模式进行教学，教师授课的基本模式是首先按照课本上的基础知识进行讲解，然后在结合临床中的实际病人病例，在老师的带领之下，让实习医生收集病人的病史，通过查阅辅助检查结果，列出诊断的要点，最后总结出治疗的办法[1]。

研究组采用PCE三联教学法。

带教老师选择肾癌教学为例子，给学生复习和人体肾有关的人体解剖、影像方面的知识，这个阶段教师可以通过PPT给实习医学生介绍关于肾癌方面的发病原因、病理变化方面的知识点，教师可以提出一些关于肾癌的问题，让学生们思考。

对于教师提出的问题，医学生对患者的病史、检查的结果等进行资料收集，在通过查阅知识，把教师的问题提出治疗方法。

教师在根据肾癌的诊断方法、临床症状表现、治疗的多种方案进行分析，帮助学生记住这些知识点[2]。

1.3观察指标。

兑之《述社》，《东方杂志》1931年

兑之《述社》，《东方杂志》1931年兑之《述社》，《东方杂志》1931年第28卷5期第53-71页。

先民资地之利以遂其生。

所至之处，必求其地之神而祀之。

奠居之初，宫室未立，或封土焉，或立石焉，或树木焉，以为神灵所寄托。

此盖社之所由始也。

土地有增益，虽有新获之土地，不敢灭其社焉。

故有建国之社，有亡国之社。

土之所生，五谷为大。

故祀谷神为稷以配之。

土地之权属于一姓，故建国左宗庙而右社稷。

及其后也，礼文繁备，他祀非士庶所获与，唯社为徧及人羣。

于是社为人民结合之所，为飮食宴乐之资。

则宗教性渐移入政治性，又渐移入社会性矣。

汉氏以来，社为人民活动最有力之表现。

始为社交团体，继为文艺结合，为乡里自卫组织，为自治机关。

而其宗教性之本身则演变而为土地神，为城隍神。

斯亦三千年中人民生活演化中一大案也。

荟集故书，条次如左，俟治史者论定焉。

社者土地之主。

说文社下云：地主也从示土。

礼记郊特牲疏引五经异义今孝经说曰：社者土地之主，土地广博不可徧敬，封五土以为社。

（注一）有国者以祭社报土地之功。

礼记郊特牲：社所以神地之道也。

地载万物天垂象。

取财于地，取法于天。

是以尊天而亲地也。

故教民美报焉。

家主中溜而国主社稷。

礼运：祀社于国，所以列地利也。

又，礼行于社而百货可极焉。

通典说曰：王者诸侯所以立社稷者为万人求福报功也。

人非土不立，非谷不生，不可徧敬，故立社稷而祭焉。

故社或卽谓之曰土。

诗绵：乃立冢土。

毛传：冢土大社也。

自来因社有后土之训，后土与皇天对词，于是祭社与祭地易致混淆。

今按先儒以为社与地之别在广狭之不同也。

五礼通考引刘炫曰：天子以下俱荷地德，皆当祭地。

但名位有高下，祭之有等级。

天子祭地，祭大地之神也。

诸侯不得祭地。

使之祭社也。

家又不得祭社，使之祭中溜也。

溜亦地神。

所祭小，故变其名。

秦氏蕙田云：祭地不同于祭社，经有明文。

曲礼：天子祭天地，诸侯祭社稷。

今考其礼之不同者十有三。

周礼大司乐夏日至于泽中之方丘奏之，又凡以神仕者以夏日至致地示。

Luo et al[1].2008-3P

Size variation of conodont elements of the Hindeodus –Isarcicella clade during the Permian –Triassic transition in South China and its implication for mass extinctionGenming Luo a ,Xulong Lai a ,⁎,G.R.Shi b ,Haishui Jiang a ,Hongfu Yin a ,Shucheng Xie c ,Jinnan Tong c ,Kexin Zhang a ,Weihong He c ,Paul B.Wignall daFaculty of Earth Science,China University of Geosciences,Wuhan 430074,PR ChinabSchool of Life and Environmental Sciences,Deakin University,221Burwood Hwy,Burwood VIC 3125,Australia cKey Laboratory of Geobiology and Environmental Geology,China University of Geosciences,Wuhan 430074,PR China dSchool of Earth and Environment,University of Leeds,Leeds.LS29JT,United KingdomA B S T R A C TA R T I C L E I N F O Article history:Received 17August 2007Received in revised form 1April 2008Accepted 3April 2008Keywords:Multi-episode mass extinction ConodontHindeodus -Isarcicella Size reductionPermian –Triassic transition South China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ousands of conodont specimens from the Permian –Triassic (P –T)transition at Meishan (the GSSP of P –T Boundary)and Shangsi sections in South China,this study investigates the size variation of Hindeodus and Isarcicella P1elements during the mass extinction interval.The results demonstrate that Hin-deodus –Isarcicella underwent 4episodes of distinct size reduction during the P –T transition at the Meishan Section and 2episodes of size reduction in the earliest Triassic at Shangsi.The size reductions at Meishan took place at the junctions of beds 24d/24e,25/26,27b/27c and 28/29,and at the junctions of beds 28/29c and 30d/31a at Shangsi.The two earliest Triassic size reduction episodes were correlative between the two sections.These changes coincide with some important geological events such as eustatic sea-level changes,anoxic events,carbon isotope oscillations,miniaturization of brachiopods and microbial changes.Through detailed investigation of the palaeoenvironment and the palaeoecology of Hindeodus –Isarcicella ,the authors propose that the main causes of the size reduction was a sharp decline of food availability because of the mass extinction and the anoxic event during the P/T transition.The pattern of size reduction supports suggestions that the end-Permian mass extinction was multi-episodal,consisting of 3extinction events rather than a single catastrophic event.©2008Elsevier B.V.All rights reserved.1.IntroductionThe end-Permian biotic crisis was the largest mass extinction in the fossil record.It eliminated over 90%of species in the oceans (Stanley and Yang,1994;Bambach et al.,2004)and about 70%of vertebrate families on land (Benton,1988;King,1991;Maxwell,1992).The cause or causes and duration as well as the nature of the extinction remain uncertain and actively debated (Wu and Liu,1991;Wignall and Hallam,1993;Isozaki,1997;Kozur,1998;Yin and Tong,1998;Jin et al.,2000;Yin et al.,2001;Wang and Cao,2004;Fang,2004a,b;Grice et al.,2005;Racki and Wignall,2005;Yin et al.,2007a ).The Global Stratotype Section and Point (GSSP)of the Permian –Triassic Boundary at Meishan in Zhejiang Province,China has served as a focal point in this global debate,as it has provided much critical stratigraphical and palaeontological data.As a result,the section has received intensive multidisciplinary studies by various research groups,including lithostratigraphy,biostratigraphy,sedimentology,sequence stratigraphy,isotope geochemistry,eventostratigraphy,and magnetostratigraphy (Yin et al.,2001and references therein).There are several opinions about the causes and patterns of the P –T mass extinction (Isozaki,1997;Kozur,1998;Wang and Cao,2004;Fang,2004a,b;Grice et al.,2005;Racki and Wignall,2005).Some authors have proposed a single-episode catastrophic mass extinction (Jin et al.,2000;Kaiho et al.,2006),while others have argued for a multi-episode mass extinction (Wu and Liu,1991;Wignall and Hallam,1993;Yin and Tong,1998;Fang,2004a,b;Xie et al.,2005;Shen et al.,2006;Yin et al.,2007a ).In this paper,we attempt to test these various scenarios by using the size variation data of a group of conodont species from a single clade from several continuous Permian –Triassic boundary sections in South China.The fundamental question addressed in the study is to see if the sizes of conodont species varied across the PTB and,if so,whether or not the timing of the signi ﬁcant size changes actually corresponded to any of the proposed PTB extinction intervals.A related question,also investi-gated as an integral part of this study,is to elucidate the possible cause (s)for the size change of the conodont species across the PTB.There is now a considerable literature relating size variation in lineages through time to biotic crises caused by environmental changes in earth history.Initially,Urbanek (1993)coined the term “Lilliput effect ”for an observed size reduction of Silurian graptolites during a biotic crisis.Subsequently,other researchers have reported similar size decreases during times of extinction;for example,the sizePalaeogeography,Palaeoclimatology,Palaeoecology 264(2008)176–187⁎Corresponding author.Faculty of Earth Sciences,China University of Geosciences,Wuhan,Hubei 430074,PR China.Tel.:+862767883139;fax:+862787515956.E-mail address:xllai@ (X.Lai).0031-0182/$–see front matter ©2008Elsevier B.V.All rights reserved.doi:10.1016/j.palaeo.2008.04.015Contents lists available at ScienceDirectPalaeogeography,Palaeoclimatology,Palaeoecologyj o u r n a l h o me p a g e :w w w.e l sev i e r.c o m /l oc a t e /pa l a e oof late Devonian conodonts (Girard and Renaud,1996),heart urchins across the Cretaceous/Tertiary boundary (Jeffery,2001),and various organisms around the Permian/Triassic boundary (Twitchett,2001;He et al.,2005;Twitchett,2005a,b;Luo et al.,2006;Twitchett,2006;He et al.,2007;Twitchett,2007).It is widely held that there was no obvious change in conodont fortunes during the end-Permian mass extinction,because many conodont lineages clearly survived through the PTB (e.g.Clark et al.,1986;Jiang et al.,2007).However,the survival of lineages tends to overlook the potential ecological information that can come from the study of large conodont samples.Furthermore,unlike most other organisms,most Late Permian conodont species or their lineages persisted through into the Lower Triassic.Therefore,these conodonts can serve as the best material for the study of the size variation during the P –T transitional period.Luo et al.(2006)reported a size reduction in P1elements of the conodont genus Neogondolella at the bed 24d/24e junction (Upper Permian)at Meishan.However,the limited Neogondolella specimens from the Lower Triassic did not allow us to perform a full-scale size variation study throughout the Permian –Triassic transition.To overcome this shortfall,in this paper wehaveFig.1.A:Location map of study area in South China;Meishan Section (B)and Shangsi Section (C).(after Wingnall et al.,1995and Jiang et al.,2007).Table 1The total number,mean size,standard deviation,percentage of specimens larger than 0.5mm and 95%con ﬁdence interval of the mean for the P1element of Hindeodus –Isarcicella from the P/T transition at the Meishan Section,Changxing,Zhejiang Province Bed24a 24b 24c 24d 24e 252627a 27b 27c 27d 2829Number 793957717289413314127017147Mean (mm)0.4580.4590.4430.5340.4360.5330.3920.4550.5030.4210.4670.5800.459Standard deviation 0.1320.1430.0790.0960.1000.0060.0430.0980.1080.1030.1580.1500.108Percentage (N 0.5mm)29.1133.3320.0076.6225.5310027.6647.3718.4434.4467.8438.3095%con ﬁdence interval of the mean0.49130.49890.70020.56100.49510.58380.40480.47250.51820.43720.48710.60080.49260.42440.40260.18310.51440.35950.48220.36190.42980.48110.40170.44720.55360.4264177G.Luo et al./Palaeogeography,Palaeoclimatology,Palaeoecology 264(2008)176–187chosen hindeodid conodonts because as a lineage they survived across the P–T boundary.The recovery and size measurement of abundant conodont specimens is time-consuming,and this kind of study has only previously been undertaken for the P–T transition(Luo et al., 2006).The present paper examines the size variations,in large samples,of conodonts from the Hindeodus–Isarcicella clade duringtheFig.2.Size distribution histogram of P1elements of Hindeodus–Isarcicella from each bed in ascending order(24a to29except for bed25)through the P/T transition at the Meishan Section A.Theﬁgures above each histogram are the total number of specimens in each size range.178G.Luo et al./Palaeogeography,Palaeoclimatology,Palaeoecology264(2008)176–187end Permian to earliest Triassic interval,with the aim of improving our understanding of the mass extinction patterns and of biotic recovery.2.Material and methodThirteen successive bulk samples ranging from bed24to bed29 (the PTB is sited at the bottom of bed27c)were collected from Section A at Meishan,Changxing,Zhejiang province(Fig.1).The sample from bed24was divided into5sub-beds(beds24a–e).Bed27was also evenly separated into4sub-beds(beds27a–d).Each of these13 samples weighed20kg.The clay samples collected from beds25and 28were processed directly by water.The other samples were crushed into1cm3size fragments and treated with dilute acetic acid(10%)to dissolve the samples.A 2.80–2.81g/ml gravity liquid made of bromoform(2.89g/ml)and acetone(0.79g/ml)was used in the conodont separation for all the samples.The conodonts were picked one by one under the binocular stereoscope.All the Meishan samples have been entirely processed over20months.The samples from the Shangsi Section have not been completely processed but in the earliest Triassic there are Hindeodus–Isarcicella elements for this work.Over20,000specimens were obtained from this processing.Among these,more than14,000were P1elements of Neogondolella,Hindeodus and Isarcicella,which are important elements during the P/T transition.A binocular stereoscope and micrometer were used to measure the length between the anterior and posterior ends of each well-preserved Hindeodus–Isarcicella P1element.First,the complete elements with both anterior and posterior parts were measured under the binocular stereoscope with the micrometer in the ocular.Secondly,each measured element was arrayed according to its size recorded in the notebook. Thirdly,the size of some randomly-chosen elements was measured and compared to the measurements obtained from theﬁrst step and found to be nearly the same.Finally,different personnel were employed to measure some of the randomly chosen elements(about30–40elements of each bed)and compared their measurements with those of theﬁrst person,and again both results were found to be nearly the same.The mean size,distribution histogram,standard deviation and95% conﬁdence interval of the mean size were used to analyse the size distribution and variation of the conodonts.The mean size(X),which reﬂects the condition of a community,is based on the following equation:X¼1=N4X Ni¼1liwhere X is the mean size,N is the number measured in each bed and li is the length of each element.The95%conﬁdence interval,reﬂecting whether the size reduction is credible on95%conﬁdence,is based on the following equation:Y¼t a=2SﬃﬃﬃﬃNpwhere Y is theﬂuctuating range,t a=2is the t-test value of1−αconﬁdence,S is the standard deviation and N is the number measured from each bed.So,the conﬁdence interval is(X−Y,X+Y),where X is the mean size,X−Y is the lower line,while X+Y is the upper line.3.Taxonomy and evolution of Hindeodus–IsarcicellaBoth hindeodid and isarcicellid P1elements are scaphate,with a robust cusp at the anterior and numbers of smaller denticles following the cusp.The hindeodid P1elements are symmetrical or slightly asymmetric,whilst the isarcicellid P1elements are extremely asymmetric.The cavity of hindeodid shows slight swelling but no thickening,whilst that of isarcicellids is both swollen and thickened. Some of the isarcicellid P1elements have a denticle or series of denticles on one side or both sides of the cavity surface.Interpreta-tions of the evolution of the hindeodid–isarcicellid lineage are controversial(Kozur,1996;Ding et al.,1997;Lai,1997;Wang and Wang,1997).Ding et al.(1997)thought that Hindeodus latidentatus–H. parvus–Isarcicella turgida–I.isarcica formed an anagenetic lineage. However,Wang and Wang(1997)replaced I.turgida with I.staeschei in the evolutionary sequence of(Ding et al.,1997).Nevertheless, almost all authors have accepted the idea of an evolutionary sequence from hindeodid to isarcicellid.Nicoll et al.(2002)proposed that the growth pattern of hindeodids occurred by the addition of denticles at the posterior.The length between the anterior and posterior is therefore an important size parameter for Hindeodus–Isarcicella.During the past two decades,the P–T conodonts at the Meishan section have received intensive studies(Lai et al.,1995;Zhang et al., 1995;Ding et al.,1997;Wang and Wang,1997;Mei et al.,1998).Based on large conodont samples,our group has established parallel gondolellid and hindeodid zones at this section(Jiang et al.,2007), and the hindeodid zones in ascending order are tidentatus zone, H.praeparvus zone,H.changxingensis zone,H.parvus zone,Isarcicella staeschei zone and I.isarcica zone from beds24a to29.According to the latest radiometric dates,the absolute age of bed28at the Meishan Section(GSSP)is250.7±0.3Ma,and that of bed25(white clay)is 251.4Ma(Bowring et al.,1998).Mundil et al.(2004)rectiﬁed their earlier data(Mundil et al.,2001),and suggested that the duration of the mass extinction was shorter.In any case,the duration from bed25 to28is about0.7million years.This0.7myr interval corresponds to4 hindeodid conodont zones and hence indicates that the evolutionary rates were high for the conodonts.4.Size variation in the Hindeodus–Isarcicella clade4.1.Data from the Meishan sectionThe number(all the complete elements from each bed),mean size and standard deviation of P1elements of Hindeodus–Isarcicella for each bed are shown in Table1,together with the95%conﬁdence interval of the mean and the percentage of Hindeodus–Isarcicella P1 elements larger than0.5mm.The size distribution within each bed is shown in Fig.2.The mean size of all the individuals within a community which can more precisely reﬂect the living environment of this community is shown in Fig.3,of which the shadow interval shows the95%conﬁdence interval of the mean.The dominant peak for bed24a is0.4–0.5mm,with element length showing a normal distribution(Fig.2).The dominant peak for bed24b is0.3–0.4mm,but with a marked right-skewed distribution (skeweness=0.3112).The dominant peak for bed24c is also0.4–0.5mm,with a normal distribution,although with fewerelements.Fig.3.Variation of the mean size of P1elements of Hindeodus–Isarcicella from the end Permian(bed24a)to early Triassic(bed29)at the Meishan Section.The black area is the 95%conﬁdence interval of the mean size,and the central white circle and line show variation of the mean size.179G.Luo et al./Palaeogeography,Palaeoclimatology,Palaeoecology264(2008)176–187The dominant peak for bed 24d is 0.5–0.6mm,and it also appears to have a normal distribution.The dominant peak for bed 24e is 0.4–0.5mm,with a marked left-skewed trend.Both the two elements of bed 25are larger than 0.5mm,while the elements of bed 26are 0.3–0.5mm,with no element larger than 0.5mm.The dominant peaks for bed 27a and 27b are within 0.4–0.5mm,and their distribution approaches a normal distribution.The dominant peaks for bed 27c and 27d are 0.3–0.4mm,with slight right skew.The dominant peak for bed 28is 0.5–0.7mm,while that for bed 29is 0.4–0.5mm.Fig.3shows the size variation of conodont Hindeodus-Isarcicella P1element from the end Permian (bed 24a)to earliest Triassic (bed 29).The black area stands for the 95%con ﬁdence interval of the mean,and the central white points and line of the area show the variation of mean size of specimens in each bed.As the graph (Fig.3)shows,during the transitions between beds 24e/24d,26/25,27c/27b and 29/28,the characters (mean size,dominant peak,percentage)of size variation exhibit distinct changes.The dominant peak and the mean size for bed 24d are 0.5–0.6mm and 0.534mm respectively,and the percentage with a size larger than 0.5mm is 76.62%,while these characters for bed 24e are 0.4–0.5mm,0.436mm and 25.53%,respectively.The 95%con ﬁdence interval of the mean size shows that the upper line of bed 24e (0.4951)is smaller than the lower line of bed 24d (0.5144),so the size reduction is credible at a 95%con ﬁdence level.The t -test for means shows that the size reduction was distinct (p =0.000).There are only two Hindeodus –Isarcicella P1elements in bed 25,both of which are larger than 0.5mm,with a mean size of 0.533mm,while in bed 26all the elements are less than 0.5mm,and the mean size is only 0.392mm.The t -test for means (p =0.002)indicates the size variation was signi ﬁcant.Also,the size reduction in bed 26is credible as shown by the 95%con ﬁdence interval of the mean shown in Table 1.In beds 27and 28,Hindeodus –Isarcicella replaced Neogondolella as the dominant genera.There are abundant Hindeo-dus –Isarcicella P1elements in these beds.Jiang et al.(2007)identi ﬁed three assemblages from the end Permian (bed 24a)to the earliest Triassic (bed 29)by comparing the ratio of Hindeodus –Isarcicella P1elements to the Neogondolella P1elements,and beds 27and 28belong to their second assemblage.In bed 27b,the dominant peak and themean size are 0.4–0.5mm and 0.503mm,and the percentage with a size larger than 0.5mm is 47.37%,while in bed 27c,the dominate peak and the mean size are 0.3–0.4mm and 0.421mm respectively,and the percentage of size larger than 0.5mm is 18.44%.The upper line (0.4372)of the 95%con ﬁdence interval of the mean at bed 27c is smaller than that of the lower line (0.4811)at bed 27b.The t -test for means (p =0.000)indicated that this reduction of size was undoubted.In bed 27d,the dominant peak is 0.3–0.4mm,the same as bed 27c,but the mean size is 0.467mm,and the percentage with a size larger than 0.5mm is 34.44%.The mean size in bed 28,where the largest specimens in these beds are found,is 0.580mm,the dominant peak is 0.5–0.6mm,and the percentage with a size larger than 0.5mm is 67.84%.However,in bed 29,the dominant peak and mean size are 0.4–0.5mm and 0.459mm,respectively,and the percentage with a size larger than 0.5mm is 38.30%.At the transition between these two beds,all the parameters vary distinctly,and the upper line (0.4926)of the 95%con ﬁdence interval for bed 29is much smaller than the lower line (0.5536)for bed 28.t -test for means shows no reason to believe that the size reduction was not signi ﬁcant (p =0.000).It is interesting to note that the size of P1elements of Hindeodus –Isarcicella in beds 25and 28is comparatively very large,especially in bed 28(see above).Both of these are clay beds,and previous workers have thought that the extinction took place at these levels (Fang,2004a,b;Xie et al.,2005).In order to determine whether or not the size variation of Hindeo-dus –Isarcicella populations was affected by the presence of different species,we investigated the size variation of a single species,Hindeodus typicalis ,from beds 24a to 24e.This reveals ﬂuctuations similar to those shown by the overall population of conodonts,with a peak size in Bed 24d and a marked reduction in Bed 24e (Fig.4).t -test for means shows that the size reduction during this transition was signi ﬁcant (p =0.007).4.2.Data from the Shangsi sectionTable 2,Figs.5and 6show the size variation of P1elements of Hindeodus –Isarcicella and Hindeodus from the Shangsi Section,Sichuan Province.The ﬁrst change was recognized in thetransitionFig.4.Variation of the mean size of P1elements of Hindeodus typicalis from the end Permian (bed 24a to bed 24e)at the Meishan Section.The black area is the 95%con ﬁdence interval of the mean size,and the central white circle and line show variation of the mean size.Table 2The total number,mean size,standard deviation and 95%con ﬁdence interval of the mean of specimens of the P1element of Hindeodus-Isarcicella of earliest Triassic age from the Shangsi Section,Guangyuan,Sichuan Province Bed28c 28d 29a 29b 29c 30(b +c)30d 31a 31b 3233Number 1111247732104411915Mean(mm)0.3550.4310.1940.3390.3130.3900.4020.3480.3640.3430.455Standard deviation0.05100.0660.0440.1050.0660.0780.1140.0620.13195%Con ﬁdence interval of the mean0.39490.36300.35380.46810.42560.36310.40040.37350.52770.32720.30430.27310.31230.37830.33290.32770.31340.3829Fig.5.Variation of the mean size of P1elements of Hindeodus –Isarcicella from the earliest Triassic of the Shangsi Section,Sichuan Province.180G.Luo et al./Palaeogeography,Palaeoclimatology,Palaeoecology 264(2008)176–187between beds 29c and 28(combined beds 28c and 28d)in the Hin-deodus parvus zone (Lai et al.,1996).The upper line (0.3538)of the 95%con ﬁdence interval of the mean size of bed 29c is larger than the lower line (0.3272)of bed 28,while the upper line of the 75%con ﬁdence interval of the mean size of bed 29c (0.3321)is smaller than that of the lower line of bed 28(0.3381),and the t -test for means (p =0.021)also shows there is no reason to doubt this size reduction..The second size change was during the transition between bed 30d and 31a,in the I.isarcica zone.The upper line (0.3631)of the 95%con ﬁdence interval of the mean size of specimens in bed 31a is smaller than the lower line (0.3783)for bed 30d.So,the size reduction of this episode is credible at a 95%con ﬁdence level,and the t -test for means (p =0.001)also supports this phenomenon.As in the Meishan section,these data show that conodont size underwent two-episodes of reduction at the Shangsi section during the earliest Triassic.A comparison of the mean sizes of elements in these two sections shows that the mean size of hindeodid conodonts from the Shangsi Section is smaller than that of the Meishan Section.There is no reason to doubt that the difference in mean size is creditable as shown by a t -test of the means (p =0.000).This difference in means size between the two sections will be discussed below.5.DiscussionThe genera Hindeodus and Isarcicella survived the P –T mass extinction and then ﬂourished in the earliest Triassic.Taxonomically,both genera present no obvious change after the major extinction events during the P –T transition.However,the Hindeodus –Isarcicella populations show several episodes of size reduction of P1elements in this interval.As shown in Fig.3–6,from the latest Permian to earliest Triassic the mean size of P1elements of Hindeodus –Isarcicella remained nearly the same except for the several times when they experienced obvious size reductions.If the size changes are evidence of biotic crisis (Girard and Renaud,1996;Schmidt et al.,2006;Twitchett,2007),it would indicate that there were several crises that affected the growth of the conodonts in the P/T transition period.Normally,it is dif ﬁcult to distinguish juvenile hindeodids from small adult elements (Dr.Robert Nicoll,personal communication 2006).However,the texture and the thickness of the cavity are different in the juvenile and adults.The cavity of the juvenile is thin and translucent,whilst that of the adult is thick and ing this criterion,we interpret the size reductions of Hindeodus –Isarcicella elements in our study to be indicative of populations with a higher proportion of juveniles.The evolutionary rate of the hindeodid –isarcicellid clade through the PTB interval is very high,re ﬂecting a rapidly changing environment.In this sense,these conodonts did respond to the P –T mass extinction.The temporal pattern of the conodont size variation is also coincident with someother important geological events such as an anoxic event,sea-level changes and carbon isotope oscillations (Fig.7).5.1.Palaeoecology of conodont Hindeodus –IsarcicellaThe palaeoecology of Hindeodus and Isarcicella is still controversial.There are two main views:one viewpoint considered Hindeodus –Isarcicella to be a near-shore,shallow water taxon (Clark,1974;Wardlaw and Collinson,1984;Tian,1993;Hirsch,1994;Baud,1996;Krystyn and Orchard,1996;Orchard,1996);the other supposed that Hindeodus –Isarcicella had a wide facies range and occurred both in shallow and deeper water environments (Behnkn,1975;Clark,1981;Zhang,1990;Kozur,1995,1996;Kozur,1998).Kozur (1995)also pointed out that Hindeodus shows no provincialism and straddles the P/T boundary and is therefore the most suitable genus for de ﬁning the P/T boundary within a phylomorphogenetic line.Lai et al.(2001)and Lai and Zhang (1999),based on the evolution of Hindeodus –Isarcicella and Clarkina (Neogondolella ),and on palaeoen-vironmental interpretations of the Meishan D Section,concluded that Hindeodus was pelagic,found in sediments deposited at different depths,but living in the top layer of the ocean water.They also suggested that the replacement of Clarkina by Hindeodus was caused by the development of anoxic bottom waters during the Permian –Triassic transition and into the Early Triassic.If the upper water became anoxic (Grice et al.,2005;Huang et al.,2007),even Hindeo-dus –-Isarcicella would be affected.Nicoll et al.(2002)also noted that Hindeodus was present in a wide range of marine depositional environments,but they thought the replacement of Neogondolella by Hindeodus –Isarcicella was due to an increase of turbidity levels.If the turbidity of the water was one of the main factors affecting the size reduction of Neogondolella as proposed by Luo et al.(2006),it cannot have been the reason for the size reduction of the conodont Hindeo-dus –Isarcicella .On the basis of previous literature regarding the ecology of Hin-deodus –Isarcicella and the characters of these conodonts at the Meishan A section,the authors consider that Hindeodus –Isarcicella were pelagic conodonts,maybe dwelling in the photic-zone or somewhat deeper,thereby appearing as fossils in both shallow and deep water facies.The anoxic event may have impacted on the evolution of Hindeodus –Isarcicella,which suggested that perhaps implying photic zone anoxia (such as bed 27at the Meishan Section,Grice et al.,2005).There are also different opinions regarding the feeding mechan-isms of conodonts.Nicoll (1985,1987)thought that the conodont apparatus is the ﬁltering array of a microphagous active suspension feeder,while others have interpreted it to be the grasping and food-processing structure of a macrophagous predator or scavenger (Briggs et al.,1983;Aldridge et al.,1987;Purnell,1993).In either case,the abrupt decline of food supplies could have driven the size reduction of the conodont populations,by creating high juvenile mortality.Based on the detailed study of the polygonal microsculpture of Neogondo-lella elements from bed 24e at Meishan (Jiang et al.,2008)indicates an high juvenile mortality at this bed.5.2.Palaeoenvironmental changes during the P/T transition5.2.1.Sea-level changesZhang et al.(1996)studied the sequence stratigraphy of the Meishan D section in detail and proposed that the top contact of bed 24d is a type II sequence boundary,that bed 24e was an upward shallowing parasequence,and that bed 27b to 29belongs to a transgressive systems i et al.(2001)and Lai and Zhang (1999)analyzed the sea-level change bed by bed from bed 24d to 29of the Meishan D section.They thought that the depth of deposition of bed 24d was about 20–60m,while that of bed 24e was about 30–40m.Bed 25,the “white clay bed ”,is composed of montmorillonite –illiteFig.6.Variation of the mean size of P1elements of Hindeodus from the earliest Triassic of the Shangsi Section,Sichuan Province.The black area is the 95%con ﬁdence interval of the mean size,and the central white circle and line show variation of the mean size.181G.Luo et al./Palaeogeography,Palaeoclimatology,Palaeoecology 264(2008)176–187。

萧乾的情感世界

萧乾的情感世界作者：任荣娟来源：《大东方》2018年第03期摘要：萧乾是二十世纪著名的作家、翻译家和记者，作为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中的一位，萧乾数年身在国外，又在动荡时期回到祖国。

文革时期，冰心曾在批斗会上指责萧乾离婚太多，这在今天看来是品格问题，萧乾的确四次结婚，恋爱无数，还发生婚外情。

本文梳理萧乾的情感故事，并从他自身情感世界出发来看，受家庭影响的萧乾做出这样的举动并没有错。

关键词：萧乾；爱情；结婚；离婚萧曙雯是萧乾初次感受到异性温暖的女子，启蒙了他的爱情观。

1928年，萧乾为躲避追捕来到南方的角石学校（今金山学校）任教，矛盾过后陷入与雯的热恋。

然而雯是被一位校董资助的特殊女孩，萧乾带着雯私奔时被雯放了鸽子，为此萧乾恨了雯大半辈子直到1988年10月25日雯写给文洁若的一封信中说出真相，是校董威胁到萧乾的生命安全，因此她才没有与他私奔。

那段没有结局的初恋在当今看来是萧乾过于将自己和雯的命运系在一起，因为和雯是同命的漂泊人，他迫切想带雯逃离，想有属于他们自己的生活，恰恰是这份不成熟的同情之爱，爱的炽烈且用力，将两人永久分割。

带着伤痛回到北平开始新的生活，也是经历了十八岁的失败初恋，他开始频频谈恋爱。

1930年转到燕京大学新闻系的他结识了高君纯，她是郑振铎夫人高君箴的堂妹，她的哥哥曾和徐悲鸿同在法国学习绘画，她的母亲很中意萧乾这一女婿。

两人同班，交往两年，终因性格不合而分手。

君如品行端正，完美到无法和萧乾生活同一世界，萧乾喜欢的粗鄙市井生活是君如无法接受的，最终两人分手，直到中晚年仍保持通信联系。

萧乾的再次失恋使得他对于家的渴望更加强烈，对寻找到一位善解人意并且和自己命运相似的伴侣更加渴望。

缺乏温暖的萧乾有了第一任妻子王树藏，他俩的结识源于画家赵望云的牵线。

二人接触并相爱，于1936年8月在南京结婚，这时萧乾在上海负责沪版的《大公报·文艺副刊》。

温柔且懂事的小树叶为萧乾此时的人生道路插上飞翔的翅膀，因为一向缺乏家庭安全感的萧乾此时有了一位真实存在的家庭成员，即使之后小树叶求学日本，而萧乾的心里也有了家的存在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