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说鲁迅全集的五种版本

略说《鲁迅全集》的五种版本

2005年11月30日在人民大会堂厅举行了新版《鲁迅全集》首发式。这是《鲁迅全集》第五种版本。这里简单介绍一下前后五种版本的情况。第一种是1938年复社出版的二十卷本。复社是振铎、胡愈之这些文化人自己集资办起的一家小，资金不多，要出版这样大的一部书很吃力。正好不久前出版了斯诺的《西行漫记》这本畅销书，赚了一笔钱。另一个办法，是由蔡元培、宋庆龄出面，向海外人士募集纪念本订户。普及本每部定价才八元，而纪念本却是五十元（甲种）、一百元（乙种），集资不少，这书才得以印成。这书署名为“鲁迅先生纪念委员会编”，实际是由许广平、振铎、王任叔定出方案，具体编校工作，是澹如、唐弢、柯灵等人做的。这部《全集》，收入了鲁迅自己编印的全部著译的单行本。他最后的杂文集《且介亭杂文》及其“二集”，编成之后还没有来得及印行，这次也编入《全集》第六卷。这一卷中还有《且介亭杂文末编》，是他1936年的文集，由许广平编定的。在编辑意图上，本版《全集》还是尽量求全。散见于报刊上而未经作者编入单行本的文字，收集起来编为《集外集拾遗》收入第七卷，译文编为《译丛补》收入第十六卷。鲁迅辑校的古籍，已出版的《唐宋传奇集》和《小说旧闻钞》，还有早年木刻印行的《会稽郡故书杂集》，

加上曾经想要付印而没有成功的《嵇康集》和《古小说钩沉》，都收入了本版全集中。他所辑校的古籍当然远不止这五种。1991年古籍影印出版的《鲁迅辑校古籍手稿》就有六大函四十九册六十二种。从这些手稿中可以看出，鲁迅所做的工作多少不一，有些不过是抄录，当时不都收入《全集》是适当的。后来人民文学已经将这些另行整理为四厚册出版了。

这部《全集》没有收入书信。这些散在收信人手中的书信，征集不易。直到1946年，许广平才将已征集到的855封书信编为《鲁迅书简》一书出版。这部《全集》也没有将完好保存在许广平手中的鲁迅日记编入。这就造成了一个无法挽回的损失。日寇占领期间，许广平一度被捕，抄家时这部日记也被抄走，发还的时候就少了1922年这一本。除了缺少书信、日记这两大块之外，其他容也并不完全，以致后来唐弢编了《鲁迅全集补遗》及其“续编”。编印这部《全集》时，人手少，时间紧，工作不够细致，编校工作中错误不少。后来用写了《鲁迅全集校勘记》和《鲁迅全集正误表》这两本专著。万事起头难。这是《鲁迅全集》的第一个版本，尽管错误缺点不少，但它在收集和传布鲁迅著作方面的巨大贡献是不能抹煞的。在近二十年的时间里，这是鲁迅作品最权威的版本。这个版本在先后印过四次，1948年在解放区光华书店还根据这个版本翻印了一次。1956年为了纪念鲁迅逝世二十周年，人民文学在雪峰的主持之下

开始出版《鲁迅全集》十卷本。这年10月，出版了第一、二两卷，其余各卷陆续出版发行，到1958年才出齐。由雪峰为首的“鲁迅著作编刊社”主持其事。后来编刊社由迁，成了新成立的人民文学的“鲁迅著作编辑室”，主要成员有用、林辰、霁云、王士菁等人。比起1938年版的二十卷本来，这个十卷本的不同之处是，一、只收著作，不收翻译和辑校的古籍；二、增加了注释，成了第一个有注释的《鲁迅全集》；

三、将书信编入了《全集》。至于日记，虽然没有编入《全集》，却也采用跟《全集》相同的装帧版式同时出版，配套发行。1957年发生的“反右派斗争”对正在运作的《鲁迅全集》十卷本造成了明显的影响。一是人民文学社长雪峰被划为“右派分子”，开除了党籍。读者只要拿“反右”之后出版的七、八、九、十各卷跟以前的几卷比一比，一眼就可以看出工作马虎草率多了。比如《集外集》附录《〈奔流〉编校后记》十二篇，十卷本只作了12条注，分别注明本篇见于某月某日出版的某期《奔流》，涉及容的实质性注释是一条也没有。而在后来1981年版的十六卷本和2005年版的十八卷本中，这一部分的注释都是174条，近一万七千字。“反右派斗争”还改变了十卷本的编辑方案。原来已在第一卷上的“出版说明”中宣布，要“收入现在已经搜集到的全部书信”的。雪峰被打倒之后，周扬就趁机将鲁迅那许多批评了他、批评了“国防文学”口号的书信全部抽下。在第九卷的“出版说明”

中，说是对鲁迅的信件“加以挑选，即择取较有意义的，一般来往信件都不编入”。就这样，在当时已经收集到的1165封信中只编入334封，还不到百分之三十。后来在“文化大革命”中清算周扬，这件事成了指控他的罪行之一。鲁迅的那篇《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也是批评周扬、批评“国防文学”口号的，却不能抽掉，于是就在注释上做文章，强调是雪峰“执笔拟稿”，说他“对于当时领导‘左联’工作的一些党员作家采取了宗派主义的态度，做了一些不符合事实的指责”。就用这种手法，既否定了鲁迅的这篇文章，又由已划为“右派分子”的雪峰来承担责任。注释方面所受到的影响，还可以举《我的种痘》一篇为例。文中提到丁玲，注释就说：“当作者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正盛传她在遇害，还没有知道她已变节。”其实，早在时期，1940年10月4日由云、富春签署的中共中央组织部的审查结论中就已肯定：“丁玲同志自首传说并无根据，这种传说即不能成立，因此应该认为丁玲同志仍然是一个对党对革命忠实的共产党员。”可是这时她已经被划为右派分子，在批判右派分子的作协党组扩大会上不顾这一审查结论，又说她已变节，十卷本的注释就这样写了。十卷本所受政治的影响还不只这些。例如《南腔北调集》中的那篇《〈竖琴〉前记》，其中说到当年在联一度颇为活跃的“同路人文学”，十卷本就删掉了“托洛茨基也是支持者之一”。这就把鲁迅的文章改得与事实不符了。因为“同

路人”这个提法，最初是托洛茨基提出来的，他的《文学与革命》第二章的题目就是“革命的文学同路人”。到了“文化大革命”中间，这部符合周扬意图的十卷本又受到批判了，不能重印。为了印制一种可以送给国宾的礼品，决定重印一批1938年版的二十卷本。不同的是：第一，改用简体字排印；第二，对于书中原来所收《王道诗话》等十二篇瞿秋白写的杂文，加了一条“新注”，说明这些篇是瞿秋白“与鲁迅交换意见后”，“包括鲁迅的某些观点”，“经过鲁迅的修改”，以表明让它们继续保留在《鲁迅全集》中的理由，免得被文元辈下令抽去。对于这一版，应该提到的是：它是由敬业而细心的用负责校对的，在各版《鲁迅全集》中，这是校对最精的一版。1981年为了纪念鲁迅诞辰一百周年，人民文学出版了十六卷本《鲁迅全集》。参加过十卷本编辑工作的老专家用和林辰又参加了十六卷本的工作，他们的意见深得同事们的尊重。做具体编注工作的，除了人民文学“鲁迅著作编辑室”的王仰晨、文兵、早春、伯海、何启治、王永昌等人，还从外地借调了许多人员，例如锡金、郭豫适、子善、包子衍、王自立、马蹄疾、应锦襄、琼芝和朱正等人。1980年最热闹的时候，社及社外共有三十多人同时工作。比起十卷本来，这一版的编校工作有了很大的进步。一是书信、日记全部收入。二是没有删改鲁迅原文的事了。三是注释增加了许多，好些过去注不出来的都注出来了。四是校勘更精。有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