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资在农业产业化中的应用研究

外资在农业产业化中的应用研究一引言早在1992年初，我国山东潍坊市就正式提出实现“农业产业化”的概念与设想。

1995年《人民日报》社论《论农业产业化》首次阐述了我国“农业产业化”的内涵，即“以国内外市场为导向，以提升经济效益为中心，对当地农业的支柱产业和主导产品，实行区域化布局、专业化生产、一体化经营、社会化服务、企业化管理，把产供销、贸工农、经科教紧密结合起来，形成‘一条龙’的经营体制”。

1997年，“积极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形成生产、加工、销售有机结合和相互促进的机制，推进农业向商品化、专业化、现代化转变”写入了党的十五大报告。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确立了以家庭经营为基础的农业经营体制，使亿万农户成为生产经营的组织单位和市场的主体，促进了农业的发展。

但随着市场取向改革的持续深化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农业和农村经济中久已存有的深层矛盾日益暴露出来，与其他产业相比，农业比较利益下降，后续投入不足;家庭经营规模小、分散化，难以对抗大市场下的风险;农民缺乏组织，农业组织化水准低;务农收入增长相对缓慢，影响着农村社会的稳定。

如何有效地整合农村分散的生产经营，完善和创新农业经营体制，化解分散的农户与大市场风险多的矛盾，成为亟待解决的大问题。

实现农业产业化是农民在面对这些困难和问题时的又一创举。

改革开放以来，外商直接投资为我国带来的经济增长、就业促进、技术外溢作用已经得到充分验证，而在农业领域，因为政策、农业领域外商投资环境以及我国现有的农业生产特点等原因，外资在促进农业产业化方面的作用尚未得到充分发挥。

在相关外商直接投资促进我国农业产业化的作用方面，忻蔚认为外资涉农产业可以增加农业资金来源、提升中国农业生产加工水平、企业产业化经营水平和管理水平以及增强农产品出口国际竞争力［1］;李泳从需求和供给两个方面对农业利用外资促进农业产业结构的演化进行了分析［2］;张效辉从外资可以带来农业产业链延伸、引进先进农业科学技术和引起农产品贸易结构优化阐述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农业产业结构演变的作用［3］。

但我国农业利用外商直接投资规模偏小，原因何在?很多学者从不同角度做了解释。

程培罡、沈桂龙等根据邓宁的国际生产折中理论，认为我国农业产业的组织形式和特点决定了西方发达国家农业企业在我国经营不具有垄断优势;家庭的经营模式导致西方发达国家农业企业在我国经营缺乏内部化优势;我国的自然资源禀赋特征，不健全的农业产业体系和薄弱的政府对农业支持等因素则决定了我国农业在利用FDI上缺乏区位优势［4］［5］;张敏、杨巍则从农业产业安全和我国在该领域对外资限制的角度，做出解释［6］［7］;蔡昉则认为外商直接投资主要集中在东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和制造业，与我国刚性的工资制度、劳动力市场发育状况、产业的开放水准密不可分［8］。

随着农村土地流转制度的完善，农业的家庭经营模式逐步发生变化，农业产业的组织模式也必然发生变革，西方农业企业的优势将得到体现。

如果能够因势利导，扩大农业领域外商直接投资，将加速我国农业产业化进程。

二外商投资推动农业产业化的机理从根本上看，农业产业化解决的是农业与非农产业结合进入国际大市场的问题。

不过，制约农业产业化的主要因素在于：缺乏龙头企业，从而难以把农民组织起来，有效进入非农产业;农业资源作为单一生产要素，不能与技术、管理知识等生产要素有机结合，联结农户与市场的中介组织的资金匮乏，制约农业产业化发展;农业中介组织的经营管理效率偏低，影响农业产业化的收益;此外，农产品缺少进入国内国际市场的有效途径，在国际农产品市场竞争中处于被动局面，严重制约农业产业化进程。

外商直接投资之所以能够发挥推动农业产业化的功能，是因为其有助于化解上述制约因素。

(一)形成龙头企业党的《十二五规划纲要》中建议，将“现有农村土地承包关系保持稳定并长久不变，在依法自愿有偿和增强服务基础上完善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市场，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支持农民专业合作社和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发展，加快健全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提升农业经营组织化水准”。

企业是市场竞争的主体，农业产业化的关键是发展龙头企业。

龙头企业的培养，一方面需要政府积极引导并为其提供政策支持;另一方面，提升农业企业自身品牌的影响力、产品创新力、竞争力和改进管理模式具有更重要的实际意义。

强大的竞争对手和激烈的国际市场环境恰好为优秀农业企业的崛起提供了坚实的土壤;国外对我国农产品市场影响的日益加深已经成为我国不得不利用外资的推动力量。

引进外商投资，可以促进我国农业企业的生存和发展模式的转变，形成一批能把握市场脉搏的农业龙头企业，成为引领我国农业产业化的中坚力量，提升我国农产品市场竞争的主体。

(二)缓解资金、技术、人才瓶颈在当今世界农业经济发展中，优秀的农业技术人才和企业管理人才是农业生产的主力军;农业产前、产中、产后持续、可靠的资金支持是农业企业存有和发展的基础;先进的农作物生产技术、加工技术可以极大地提升农产品产量和农业生产效率。

资金、技术、人才是农业产业化中最重要的生产要素，离开任何一个，农业产业化都无从谈起。

突破资金、人才和技术瓶颈，实现三者的有效结合才能从根本上破除企业经营风险，为农业发展扫清障碍。

对外开放30多年来，我国发展外向型经济，在制造业领域广泛利用外资的经验表明，利用外资带来的技术外溢效应、人才培养示范效应，通过跨国公司广泛参与国际分工正是凝聚三种优秀生产要素的有效方式，并且已经锻造出一大批制造业领域优秀的龙头企业，成为中国参与全球竞争的中坚力量，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

与制造业相比，我国农业生产规模化水准低，比较利益低下，基础较为脆弱;在先进技术和优秀管理人才的储备方面已远远落后于国际领先的农业生产企业。

我国的农业企业，能参与国际竞争的寥寥无几，如果不能积极引进外资，加入农业生产的全球链条，将进一步拉大我国农业与世界发达农业国的差距，防碍知识积累和技术进步，为今后的技术吸收带来困难。

(三)突破管理落后瓶颈农业产业化要求实现“产供销、贸工农、经科教”一条龙的经营机制，将农产品产业链由生产领域扩展到农产品加工、销售、研发和对农民的培训等领域。

我国传统的土地细碎化和分散型生产耕作模式已经不能适应社会化大生产要求，实现农业产业化势必引进国际先进的农业管理方式，学习大型跨国企业在研发、财务、生产、营销和服务等方面的经验，制定企业长期发展战略，整合区域现有资源，扩大生产规模，提升边际收益、节省交易成本、培育优势产业。

我国农业生产环境恶劣，灾害频发，随着我国人均耕地面积减少、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和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农业人员减少，提升农产品产量和质量的形势越发严峻，从而对农业经营管理水平提出更高要求。

只有利用外商投资，利用国外先进的管理模式和手段，才能从根本上提升我国农业的抗风险能力，提升农作物生产能力。

(四)提升生产效率提升农业生产效率需要优秀的播种技术和农作物生产技术，以提升农作物产量，需要进行农业规模化生产，增加农业机械化生产的比重，需要对农民进行技术培训，提升农业生产水平。

而有效利用外资正是提升农业生产效率的不二法门。

首先，外资参股农业生产企业后，利用自己的专业人员向农民传授先进的生产技能，产生“干中学”效应，可以极大地提升农作物的科技含量，随着先进技术的扩散，产生示范效应和竞争效应，提升全行业的劳动生产率。

其次，外资通过改善农业企业的经营管理，对农产品进行深加工后可以大大提升农产品附加值，使农产品获得更可观的市场价值，提升农产品利润率，从而提升农民生产积极性。

此外，农业跨国企业往往具有完整的产业链，利用信息和流通渠道优势，确保农产品有效进入市场，节省交易成本，保证农民收入及时实现。

(五)打破技术性贸易壁垒农业产业化最终以农产品具有参与国际竞争和占领国际大市场的能力为落脚点，而我国农产品近年来持续逆差，尤其是在植物产品和动、植物油脂、工业或药用植物、稻草、秸秆及饲料等大多数狭义农产品贸易中也处于严重逆差状况。

此外，因为不符合进口国卫生要求和限量超标等原因，我国农产品遭遇的技术性贸易壁垒也逐年攀升。

我国出口发达国家的农产品被大量退回，2008年，我国出口美国、日本、欧盟、韩国的食品受阻总计1648批次，其中出口美国的食品受阻批次达到707次。

我国农产品在国际市场屡屡受挫的局面折射出我国农业在开放的市场环境下脆弱的国际竞争力。

不仅如此，国内乳制品行业也是质量问题频发，我国农产品在国内外市场的地位受到严重挑战。

要想打破这一僵局，必须引入国际先进的农产品生产流程和标准，加入国际化生产链条。

利用外商投资，是一条有效的路径。

三我国农业利用外资现状和问题截至2009年，外商在我国农、林、牧、渔业实际利用外资额仅为14．29亿美元，为全部使用外资金额的1．52%，合同项目896个，相当于全行业合同数的3．82%。

2009年，外资在华新设项目数为896个，同比下降2．29%，实际利用外资金额14．2873亿美元，同比下降13．15%。

其中，狭义农业和渔业实际使用外资金额为7．51亿美元和1．56亿美元，较2008年增长35．49%和35．92%。

谷物种植和林业外资项目数有所增加，分别为515个和21个，较2008年增长9．57%和250%。

(一)外资数量少，推动农业产业化的功能没有充分释放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业领域实际利用外资金额上涨趋势明显。

1998年以来，我国农业领域吸收的外商直接投资额开始大幅度增加，从1998年的6亿美元增长到2008年的11．8亿美元，这十年间，中国农业领域外资合同项目数为10622个，占全部合同数的3%，累计FDI流入量达到100亿美元，占全部FDI流入的1．5%。

2006年以后，农业领域实际利用外资进入稳定的快速上升通道。

即便如此，2009年，农、林、牧、渔业实际利用外资金额仅占全行业的3．8%和1．52%，农业领域利用外资金额尚不足2%，与发展中国家20%的平均水平相比存有较大差距。

农业领域利用外资规模过小严重限制了其在推动农业产业化中功能的发挥，这也暴露出农业领域存有防碍外资进入的深层次矛盾：第一，我国农业产业化发展迟缓，农业生产的分散性和土地的细碎化使生产规模化水准低，不利于农业生产集中，对外资企业的新建和并购都带来困难。

第二，某些地区出于保护当地农业企业的动机，利用地方控制权，对外来农产品的交易和资金、技术、人才等要素的流动制造障碍，地方保护主义不易于农业企业开拓市场，对企业发展造成严重防碍。

［9］第三，我国农业龙头企业整体竞争力和对市场的控制能力较弱，且大都分散经营，缺乏规模优势。

这些状况使外资企业进入后面临高额的交易成本，限制其优势的发挥，因此，外资对我国农业领域的投资持观望态度。

(二)外资来源地相对集中，发达国家外商投资流入偏少我国农业领域利用的外资，来自亚洲国家的居多，而来自欧美农业发达国家和世界主要农业大国的外资规模相对较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