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理想主义者的双重悲剧

一位理想主义者的双重悲剧

作者：侯杨方

来源：《视野》2010年第04期

一个人出于热诚和信仰,献身于一项自以为的伟大事业,越勤奋努力其危害越大,由于自身的愚昧和局限,他却对此一无所知

敦煌莫高窟前面有一条党河,河的对岸有一片稀疏的塔林,那是僧人或道士的墓塔,其中一座比它身后的众多墓塔更高大,位置也最显著。塔背后刻有墓志铭,近前一看,原来是敦煌文书的发现者王道士——王圆箓的墓塔。现在王道士也有了不大不小的名气,因为他发现了敦煌文书,这一重大的发现轰动了世界。但他的名气更多来自他将这些珍贵文书中的大部分而且是精品,卖给了外国探险家,当然这是个恶名。

根据这篇墓志铭,王道士因为饥荒离开家乡湖北麻城流浪,一路上历经磨难,出家当了道士;随后他又流浪到了敦煌,在参观莫高窟后,感叹这里就是西方的极乐世界,于是修建了太清观在此定居。此时的莫高窟已经荒废了700年,许多洞窟被流沙掩埋,建筑更是残破不堪。

虽然是一名道士,但王道士对佛教同样热诚,他决定化缘募捐修复。在生命余下的三十多年中,他将各个洞窟中的流沙清理,补葺,修复残破的塑像和壁画,改建了三层楼、古汉桥、五层佛楼等建筑。可以说,我们今天见到的莫高窟基本上就是王道士修复的面貌。修复莫高窟是王道士的毕生事业,为此总共花费了他二十多万两白银。作为曾经一贫如洗的流浪汉,这些白银几乎都是依靠他的勤勉、热忱一点一滴募捐来的。我在这里之所以用“几乎”一词,是因为修复莫高窟的资金有一部分是来自交易。

1900年6月22日,夏至。王道士用河水冲刷后洞窟的壁裂开了一个孔,里面隐隐有光线。原来墙壁后面隐藏着另一个洞窟,里面堆满了秘藏的大量经卷、绘画、文书,这些都是唐代和敦煌曹氏政权时期的文物。据后人判断,应该是因战乱而有意秘藏的。作为一名虔诚的泛宗教徒,王道士对佛经自然十分敬重,因此他多次上书官府,但官府以经费不足推委;绝望之余,他甚至直接上书国家的最高统治者西太后,但同样石沉大海。

就这样7年过去了。忽然一天莫高窟来了一队人马,为首的是一位西洋人,名叫斯坦因,一位探险家,他立即明白了这些文书独一无二的珍贵价值。但王道士是这些文书的虔诚保卫者,单纯用金钱无法达到目的。斯坦因聪明地称自己是唐朝玄奘的信徒,历经艰险来中国取经。王道士被感动了,任斯坦因挑选了24箱文书、绘画和5大箱其他的文物带回了大英博物馆。王道士仅收下了斯坦因的200两白银,他显然认为这并不是一场交易,而只是这位西方“玄奘”的捐献。他需要这些白银来从事他的修复莫高窟的伟大事业。同样的故事在随后的几年内一直上演,法国、日本、俄国、美国的“玄奘”们来了,相继从王道士手中拿走了大批文书,留下为数甚微的“捐献”。

当敦煌文书在世界上引起了轰动时,一向注重世界影响的政府终于觉醒了,下令将剩下的文书运往首都。但这时文书已经被意识到其珍贵价值的各级官员或明或暗地盗窃、毁坏殆尽(将完整的经卷剪切成数段以便盗窃)。

敦煌文书的发现是人类文化史上的重大事件,但它同时又是一个悲剧。敦煌文书从此散失于世界各地,有些已经被人为毁坏,再也无法恢复原状,这是无法弥补的损失。

更大的悲剧并不是敦煌文书的散失,而是莫高窟本身。官府同样也没有意识到莫高窟本身的价值,王道士仅以个人之力募集巨款,花费三十余年的时间修复莫高窟,可谓鞠躬尽瘁。他清理了各个洞窟的流沙,发现那些唐代、五代、宋代的绘画和塑像有些残缺、损毁,于是他又招募工匠刷白、重塑。现在我们可以在莫高窟发现的大量晚清时期的雕塑,大都是王道士的业绩。但是,王道士是一个文盲,是一个有着低劣艺术品位的文盲,而且同时期的敦煌的工匠们早已失去了他们前辈的艺术品位和技艺,他们重塑的佛教、道教以及传说中的各路神仙鬼怪,在唐代壁画的背景下显得更加拙劣刺目;他们甚至把唐代塑像涂抹上了大红大绿的色块,我们只能在没有被祸及的部分才发现原来的色彩是多么幽雅宜人。

一个人出于热诚和信仰,献身于一项自以为伟大的事业,越勤奋努力其危害越大,由于自身的愚昧和局限,他却对此一无所知。这样的角色,王道士不是第一个,更不是最后一个。这就是王道士及其理想主义同道们的悲剧,更是人类的悲剧。

(薛春艳摘自《经济观察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