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保罗·利科的“译‘不可译'”看翻译的可能性

合集下载

利科叙事视角下理雅各《左传》译本中的“三重具象”

利科叙事视角下理雅各《左传》译本中的“三重具象”本文以保罗·利科（Paul Ricoeur）在《叙事与时间》（Time and Narrative，Temps et récit）中围绕“叙事”（narrative）所提出的洞见为依据，试图对理雅各（James Legge）《春秋左传》（The Ch’un Ts’ew with The Tso Chuen）英译本中以齐桓公小白（S aou-pih，the DukeHwan of Ts’e）与晋文公重耳（Ch’ung-urh，the Duke of Tsin）为代表的、“人”的形象的“重塑”进行“叙事化”探索。

在利科的理论框架中，叙事作为一种“自然而然的”人类经验交流方式，是回归“具象化”（configurative）“生活世界”（Lebenswelt，lifeworld）的通衢，也是实现自我（以及自我与他人相互）理解的必由之路。

而对西方翻译理论历史的审视可以清楚地展示，翻译研究领域一向以“抽象化”为务，理论家鲜少关注翻译“具象化”的研究路径，以“叙事”为视角对“具象化”的讨论则更不多见。

翻译，作为传递人类文明、实现民族间对话的实践性活动，产生于“具体而微”的日常生活，服务于身处“生活世界”之中的“你”“我”。

因此，从叙事的角度对翻译进行“具象化”的探讨，其现实意义与研究价值显而易见。

本文以7章篇幅展开论述：第一章“绪论”，首先对理雅各的生平及其主要译作进行介绍，突出其翻译思想与翻译策略中的“叙事性”倾向，并对选择利科的叙事思想为理论视角的原因以及探讨理雅各《春秋左传》译本的动机加以说明。

在此基础上，提出“翻译作为一种跨文化叙事”的基本设想，突出翻译作为一种“叙事”的“具象化”特质和“人”学旨归，并以此作为本研究的方法论框架和基本思路。

在回顾海内外相关文献，对前人的研究做出分析并尝试指出其中可能存在的缺陷之后，本章提出本文研究的焦点及其可能的创新之处。

翻译的不可译性和可译性

翻译的不可译性和可译性赵云龙刘慧玲翻译中遇到不可译性的问题是常有的事。

翻译是搞语言文字的转换工作，所谓可译性和不可译性也完全是针对语言文字而官的。

世界各民族语言文字的共同特征形成了翻译中的可译性，而各区城民族因地理条件和文明程度等方面的迥异形成了讲言文字方面的隔腆性、冷僻性和不可理解性，也造成了翻译中的不可译性。

本文从语言文化的角度谈谈翻译中的不可译性和可译性问题。

一、不可译性在翻译过程中，原文的某些语言现象在译文中无法表达，属不可译性。

不可译是语际转换中永远存在的一种现象.原因为任何语言都带有很大的实在性和局限性，它从来也没有考虑到如何翻译其他文化的问题。

应该说翻译中语言本身出现不可译现象是完全正常的和客观的。

不可译性大致可分为两种。

第一种是;译入语言缺乏对等的表达形式。

一种语言用某一形式表达了语义场内的某一意义，同时表达了该形式的某些特征，而另一种语言又恰好缺乏相应的形式既能表达出该意义又能表达出所要求的该形式的某些特征，不可译的问题就必然会出现.这是不可译性产生的语言学原因。

翻译中的绝对不可译现象一般都是与语言文字形式相关的一些现象。

如下面的两句:1) A: What makes a road broad?B: The letter B.2) A: Why is the letter D like a bad boy?B: Because it makes ma mad.句中“road，broad，ma，mad”不仅起一般词形的形式作用，而且是作为内容出现的.句中“road”，“broad”和“B”都无法译成汉语.如当英语语言形式本身充当内容时.不可译现象就可能出现.此外，还有与语言父字的形式特点有关的不可译现象。

这类现象大多是利用语言文字的形式特点达到某种修辞效果。

属于这类现象的有韵(尤其是头韵)、文字游戏(双关语)和某些实用意义等。

汉语中那些依赖语言音形义结构的修辞手法(如双关、拆词、仿词等)几乎都是不可译的。

对翻译可译性及不可译性的探讨

2011-06高教前沿对翻译可译性及不可译性的探讨文/杨渊艺王翡摘要：翻译的可译性简单来说是指一种语言转换为另一种语言的可能程度，它开创性地将语言学与哲学结合,对翻译中遇到的语言现象进行分析研究，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关键词：可译性；不可译性；翻译语言是思维的载体，是交流的工具。

随着跨文化交流的展开，语言之间的转换活动更加频繁。

翻译在世界各国文化交流活动中日益增长的地位促使人们投入到对翻译的研究与讨论当中，由此翻译逐渐发展成为一门理论化的专业学科。

各种翻译理论相继诞生，既顺应了时代的潮流，又对翻译实践发挥着导向作用。

可译性与不可译性便是翻译理论发展过程中颇有争议的观点之一，长久以来翻译家们对此争执不休，对它的研究从未停止。

本文将从可译性及不可译性的主要内容、理论依据及理解价值方面进行探讨。

一、可译性及不可译性语言的可译性及不可译性并不是绝对的泛指两种语言之间能否相互传译的问题，简单来说它是指一种语言转换为另一种语言的可能程度。

可译性及不可译性涉及的问题很多，如思维认识论、语义系统同构原理、思维形式问题以及可译性限度等。

18世纪末，德国著名语言学家威廉·洪堡特首次提出了可译性及不可译性的概念，拉开了这一理论的讨论大门。

他认为各种语音在精神实质上是独一无二的，在结构上也是独特的。

这些结构上的特殊性不能抹杀，因而翻译在原作上是不可能的。

但同时他也认为，翻译是一种做解释的过程，包括所谓的原始语言在内的一切语言都有一种可从多方面发展的表达能力。

随后越来越多的学者加入可译性和不可译性的讨论当中。

尤金·奈达在他的《对等的原则》一文中说：“即便是同一语言内，语言交际中的绝对等同形式也是不可能存在的。

”这指出了语言的不可译性。

而卡特·福特不但认同语音具有不可译性，而且根据不可译性的内容将不可译性分为“语言上的不可译性”和“文化上的不可译性”，从语言和文化的差异上进行探讨。

二、理论依据从语言学角度来说，语际之间存在着基本的、广泛的意义转换条件和手段，使语际转换变得可能，但这种条件并不时刻存在，又使可译性具有一定的限度。

从戴维森的彻底解释看翻译的可能性

从戴维森的彻底解释看翻译的可能性从以往围绕翻译的可能性展开的讨论来看,持可译性论者认为,不同语言之间的交流和翻译之所以可能,是因为人类经验的相似性和人类文化的相通性使人类在思维认识方面产生了许多共性,这些共性决定了翻译的可能性。

持不可译性论者则认为,由于不同的语言和文化渊源,不同的原语材料,不同的思维方式,都各自具有其一定的特殊性,因而不同语言在翻译时自然会存在一些不可译性。

这主要源于译入语缺乏对等的语言表达形式和因文化差异而导致的文化项的缺省。

据此,翻译的可能性就取决于源语与目的语之间是否存在对等的语言形式和对应的文化元素。

然而,实践表明,翻译绝不是通过语词的一一对应就能轻易获得成功的。

之所以会如此,是因为“对等”的真正性质不是翻译预设的,而是由翻译产生的。

一种语言中的一个语词或句段是否与另一种语言中的某个语词或句段对应,这是一个约定性的问题。

如果两者之间具有事先约定,那么“对应”就是运用问题;如果没有事先约定,那么就需要建构约定性。

建构两种语言之间的约定性,与运用已经建构好的约定性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因为所有先在的约定性一定是在过去被建构的,而这种建构过程毋庸置疑地从属于翻译。

由此可见,要真正回答“翻译何以可能”这个问题,从根本上就是要追问建构两种语言之间的这种约定性的基础是什么。

本文拟借用美国著名哲学家戴维森有关彻底解释的理论尝试对这个问题进行一种解答。

戴维森被公认为20世纪下半叶最有影响的哲学家之一,这主要归因于他对意义理论研究所做出的重要贡献。

戴维森的意义理论就是他的解释理论。

在其题为《彻底解释》这篇论文中,戴维森开宗明义地指出,“对他人言语的一切理解都牵涉到彻底解释”。

所谓彻底解释,就是根据不预设任何关于言说者态度和话语意义的知识的证据对其话语进行解释。

正如戴维森所限定的那样,“彻底解释应当依赖于这么一种证据,这种证据既不采取关于意义知识的形式也不采取关于信念的详细知识的形式”①。

在这种意义上,彻底解释实质上是一种基于极其有限的资源而进行的解释活动,因为解释者可以利用的解释资源受到了限制。

可译与不可译、影响翻译因素

影响翻译的因素：社会和文化因素，意识形态和政治因素，翻译动机与翻译观念、语言关系与翻译能力社会因素对翻译活动的影响：社会因素对翻译的选择、翻译的接受和传播起着直接的影响，这在多方面都有所体现：（1）社会的发展呼唤翻译。

人类社会始终处于不断发展的状态中，而人类社会越发展，越体现出一种开放与交流的精神。

在人类社会走出封闭、走向交流和相互理解共同发展的过程中，翻译始终起着重要的作用。

翻译使人类社会迈出相互沟通理解的第一步，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一部翻译史，就是一部生动的人类社会的交流与发展史。

（2）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需要不同的翻译。

社会的风尚对译者选择原文本及处理原文本也起着重要作用。

处于不同的社会状况下，即便翻译同一作品，译者对文本的处理方式也会有着相当大的差别。

（3）社会的开放程度影响翻译。

解放以来，中国的翻译事业与社会的发展几乎是同步的。

随着我国的改革开放的深入和全球化进程的加快，翻译作为跨文化交流的信息传播手段，正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4）社会的价值观影响翻译。

在不同的社会阶段有不同的价值观，而不同的价值观有可能给翻译带来消极或积极的影响。

以追名逐利为特征的倾斜的价值观是造成当今译坛之风不正的主要原因之一。

文化语境对翻译活动的影响：就本质而言，翻译文本本身就是原文本在新的文化语境中的生命的延续与拓展。

翻译作为一种跨文化的交流活动，无不在一定的文化语境中进行。

（1）一个国家所处的文化空间或一个时代的文化环境影响翻译。

历史研究表明，文化与翻译之间具有一种互动性的关系。

一方面，翻译影响着文化（尤其是译入语文化）；另一方面，文化制约着翻译。

（2）文化立场影响翻译。

一个译者，面对不同的文化、不同的作品，具有不同的态度和不同的文化立场。

而态度与立场不同，所采取的翻译方法必然有别。

（3）文化心理影响翻译。

每一个民族都有其独特的民族心理特征，这些特征都是在特定的文化环境中形成的，而文化心理对翻译的理解与表达有着直接的影响。

从利科翻译即诠释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从利科翻译即诠释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张兆民*保罗·利科是“二战”后法国人文和社会科学领域最伟大的思想家、哲学家之一，在其理论活动中特别关注翻译这一独特的阐释活动。

生前出版了专门探讨翻译问题的《论翻译》一书，提出“语言好客性“与“译‘不可译’”的观点，并看作是翻译工作中的核心问题。

认为，通过在不同语言与文化持有者之间进行思想的对话，在自身的文化中发现他者文化的特点，并反过来能更好地认识自身文化之特征，同时也将文化包含的普遍性和潜力发挥出来。

正是在翻译的实践工作中，开始着对于普遍有效性的考验。

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阐释，始终是中国学术界关注的焦点，翻译是至关重要的一环。

这里，借助利科翻译即诠释的理论，分析如何把握具有德语背景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思想的本真含义。

一、翻译的文本诠释本质在海德格尔之前，方法论是诠释学的学科定位。

就古典诠释学来讲，理解和诠释是否完美的标准是作者及原初的意义。

这种理论认为，理解和诠释的重心不是读者，即诠释者，而是作者。

海德格尔和伽达默尔则发展了“读者中心论”诠释学。

利科则提出了“文本中心论”的诠释学，指出诠释学应该是本体论、方法论和认识论的统一，应该将三者结合在一起，从而为现代西方诠释学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新方向。

* 张兆民，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专业博士。

利科认为诠释学是关于与文本相关联的诠释过程的理论，文本是通过书写固定下来的言谈。

利科借助胡塞尔现象学的意向性方法, 让文本展示在读者面前，由此，读者与文本就突破过去那种主客体关系框架，达到两者的沟通。

利科翻译哲学的思维结构中，翻译是基于文本的，是译者与文本对话基础上的诠释。

这种新的思想实现了翻译过程的“哥白尼”式的转向，让译者而非作者成为翻译诠释活动的主体，同时译者的主体性的发挥还必须与文本相融合，二者是平等的。

翻译是一种诠释，是在另一种文本中重新创作同一文本。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正是这样一种诠释，这种翻译使马克思文本得以在全世界拥有不同语言和文化背景的人之间流通，将原作的意义进行着传播，经由翻译所创作的新的文本，为马克思主义传播做出了贡献。

从难译、不可译走向可译、妙译

从难译、不可译走向可译、妙译摘要：古典文学作品英译数修辞及文化信息传达最难，但译者仍可以通过补偿达到异曲同工之妙。

本文选取《红楼梦》的两个英译本以实例分析补偿法在翻译中的妙用。

关键词：翻译;《红楼梦》;补偿法《红楼梦》作为中国古典文学艺术的顶峰之作，所涉及的内容包罗万象，而要将其译为英语并达到相近乃至对等的语言效果则是绝非易事。

著名翻译家杨宪益、戴乃迭与霍克斯分别翻译的《红楼梦》的两个英译本则比较完美地完成了这个艰难的任务。

通过仔细研读比较两个译本，本文认为补偿法的恰当运用对翻译的成功至关重要。

本文拟从语音和语形层面探讨《红楼梦》英译本中补偿法的巧妙运用。

汉语语音修辞现象包括拟声、谐音、飞白、双关等，而如何将这些信息翻译成英文就考验译者的功底了，语音补偿此时就可大展身手。

《红楼梦》十九回中有一例：小耗现形笑道：“我说你们没见世面，只认得这果子是香芋，却不知盐课林老爷的小姐才是真正的香玉呢。

”杨： “You ignorant lot!”retorted the little mouse， resuming her original form. “You only know what sweet taros are， but don’t know that the daughter of Salt Commissioner Lin is sweeter than any taro.”2(注释2：This is an untranslatable pun. The yu in Daiyu’s name has the same sound as yu meaning “taro”)霍：“It is you who are mistaken. You have seen too little of the world to understand. The vegetable tuber is not the only kind of sweet potato. The daughter of our respected Salt Commis?sioner Lin is also a sweet potato. She is the sweetest sweet potato of them all.”“香芋”和“香玉”谐音，一为果子，一为盐课林老爷的千金。

翻译不确定性、可译性与不可译性

翻译不确定性、可译性与不可译性作者：陈卉来源：《现代交际》2016年第09期摘要：通过蒯因的翻译不确定性论题，讨论翻译不确定性、可译性与不可译性三者之间的关系。

翻译总体来说是不确定的，但翻译的不确定性并不意味着不可译性，而是基于翻译标准的可译程度。

可译性与不可译性之间的关系是辩证的、整体与局部的、恒定与暂时的。

关键词：翻译不确定性可译性不可译性中图分类号：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5349（2016）09-0088-03一、翻译不确定性论题概述蒯因于1960年提出翻译不确定性论题。

大意如下：两个操英语的语言学家来到原始丛林中，各自编撰了一本土著语与英语两种语言之间的翻译手册，两本手册都是基于相同的语言事实，但彼此之间却是不相容的。

用蒯因自己的话来说就是，两本手册中描述同一处丛林语言的、相互竞争的英语句子之间不能彼此替换（Quine， 1992： 48）。

这种翻译的不确定性导致了指称和真理的不确定性以及本体论承诺的相对性，“导致了对确定意义的普遍怀疑，削弱了大多数传统的哲学抱负，因而它一直是重要争论的焦点”（尼古拉斯·布宁等，2001：488）。

由于翻译不确定性这一语言哲学论题探讨的实质是意义问题，这就与翻译理论及实践密切相关。

翻译不确定性论题提示了意义不确定性，但这是否意味着不可译性，学界专家各持己见。

二、翻译不确定性、可译性以及不可译性之间的三组关系本节将通过讨论翻译不确定性与可译性、翻译不确定性与不可译性以及可译性与不可译性这三组关系，来回答第一部分提出的问题。

（一）翻译不确定性与不可译性有人认为，翻译不确定性预示着不可译性。

因为每一种语言都有自己的本体论承诺，包含了一种独特的世界观，而不同的世界观之间是没有办法相互转换的（Gumperz & Levinson：1996），因此，一种语言无法翻译成另一种语言。

但是有一点无可否认：人类共享真理概念，因此，不同语言之间可以互相诠释。

【推荐下载】保罗·利科的本文解释学

保罗·利科的本文解释学利科尔认为,狄尔泰使解释学和历史结合起来。

将他的解释学建立在心理学的基础上,使解释学的问题从属于理解他人的心理学问题。

下面是编辑老师为大家准备的保罗利科的本文解释学。

理解就是通过本文来理解作者或历史的天才人物的生命精神。

理解活动仍然主要还是心理学的,因为它没有把本文所说的东西而是把本文所说的人看作是解释的最终目的[1](P51)。

利科尔把这种解释学称之为回忆的解释学。

弗詹明信称之为肯定的解释,其目的在于恢复某种原始的、被遗忘的意义(P746)。

因此,本文在这里是作为理解他人的生命精神的符号中介来实现的。

本文是生命精神的客观化表现。

然而本文在这里只能是一种临时性和表现性的现象,本文背后所包含的生命精神才是理解的最终目的。

利科尔认为: 必须抛开解释学与那种向其他精神生命移入的纯心理学概念之间的联系,本文不再向它的作者方向展开,而向其内在的意义和它所揭示与发现的那个世界的方向展开。

[1](P52)这正是利科尔本文解释学的本义。

利科尔认为,解释学内部存在两次转向:一是从局部解释学到一般解释学;二是从方法论到本体论。

前者以狄尔泰为代表,后者以海德格尔为代表。

本体论的解释学认为,解释学不是对人文科学的思考,而是对人文科学据此建立的本体论基础的说明。

而在狄尔泰看来,解释学的如何理解他人的问题一直是占据人文科学的中心问题。

他的解释学的基础是心理学,而海德格尔的理解本体论则是对在世存在的思考。

这样就使理解非心理化了。

在世存在揭示了此在的生存论情境,这一情境决定了理解的本体论结构。

海德格尔称之为解释学循环。

理解就是以正确的方式进入这个循环。

由此海德格尔完成了解释学的本体论转向。

但利科尔认为,海德格尔仅仅是转移了而并未解决解释学难题。

通过使理解从属于能在的基本结构海德格尔成功地回避了人文科学的方法论问题。

然而理解和说明的问题仍旧处于二元对立的状态。

tips:感谢大家的阅读，本文由我司收集整编。

意义与世界的可能性相遇——保罗·利科的语义想象理论

摘
要：想象在艺术与科学中都起着重要作用，但在当代理论界，它面临着认识论和本体论的双重质疑。法国当代
哲学家保罗・利科赋予想象以语言的角度，想象被看成是在语言中或通过语言的意义创新—— 即语义创新中不可或缺的机能。通过对话语—— 象征、隐喻、叙事—— 的语义学分析方法和反思的认识，利科的语义想象理论进入了本体论阶
Ｊａｎ．，２０１３
（第１期，总第１８９期）
【语言与文化】
（Ｎｏ．１．ＧｅｎｅｒａｌＮｏ．１８９）
意义与世界的可能性相遇
— —
保罗・利科的语义想象理论
赵娜
（鲁东大学，山东烟台２６４０２５）
段。想象使意义的创新得以实现，为我们展现另一个可能的世界，扩大了我们的认识与经验世界。但作为一种诠释学的想象，它也避免不了各种解释之间的内部冲突。关键词：保罗・利科；想象；意义；世界中圈分类号：Ｈ０３０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号：１００２～３２４０（２０１３）Ｏｌ一０１５１－０４
一
“ 从笛卡尔到康德、弗雷格和胡塞尔，对心理主义的战争，从本质上说，就是对意象的认识论意图的战争 ” Ⅲ ；另一方面，作为一种显示不在场客体的机制，想象又与它所引入的存在的在场联系在一起，因此，想象的再现被指责是现实的复制，而现实已经先于它而存在，所以想象在表达真上是失败的。回应着想象理论的这种困境，法国当代哲学家保罗・利科试图为想象找出一条新路。利科一生写下了几十本著作与众多的论文，内容涉及社会知识的各个领域，但自２０世纪６０年代的《恶的象征》开始，中间历经《活的隐喻》、《时间与叙事》、《从文本到行动》、《乌托邦与意识形态》、《思索圣经》等，一直到晚年的《记忆、历史与遗忘》，都贯穿着利科对想象问题的思索。“ 实际上，利科的思想，从恶的象征的解释开始，一直到对记忆的分析，都是作为一种对想象的创造性的思索出现的。” ［作为现象学家，利科的想象理论首先立足于现象学的根基，想象构成了现象学的必要因素。利科确认了想象的乌托邦功能：想象是允许主体逃避习惯感知的现实的机制，它可以悬置我们的信仰（即先前的描

保罗·利科翻译哲学思想初探

保罗·利科翻译哲学思想初探作者：杨帆柏茜茜来源：《山东工业技术》2014年第02期【摘要】保罗·利科作为“二战”后法国人文和社会科学领域最伟大的思想家、哲学家之一，对翻译有着切身的实践经验，翻译也是利科哲学的一个中心特点。

可以说在当代西方哲学家中，利科对翻译最有发言权，本文试图通过分析利科翻译哲学的重要思想，对翻译中的文化差异、复译等现象进行一定的探讨。

【关键词】保罗·利科；翻译哲学；探讨中法建交50 年来，两国政府和人民十分重视学习对方的语言和文化。

近年来，随着中法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不断发展，中法两国语言文化交流正处于历史上最辉煌的时期，法国哲学和文学思想在中国广泛流传，影响深刻。

保罗·利科作为“二战”后法国人文和社会科学领域最伟大的思想家、哲学家之一，也是我国学术界最为熟知的西方哲学家之一，对翻译有着切身的实践经验，而翻译也是利科哲学的一个中心特点。

他在各种访谈和序言中都反复强调翻译的重要作用。

如果这些都只是只言片语的话，那么利科2004年出版的《论翻译》则是他唯一一本集中探讨翻译问题的专著。

这是利科生前出版的最后一部著作，是其在学术生涯晚期对自身翻译思想的总结，涉及到如“可译”与“不可译”、“翻译伦理”等一系列翻译理论研究的元命题，给翻译研究带来了诠释学转向。

因此通过分析利科翻译哲学的重要思想，无疑探讨翻译中的文化差异、复译等现象提供了全新的理论视角和启示。

1 翻译的“双向交流”在《论翻译》中，利科认为就本质而言，翻译正是译者的“翻译构想、翻译欲望甚至翻译冲动”（Berman 1984：21）“接受考验” （Ricoeur 2004：8）的过程。

译者在异语与母语间充当中介，既要保证对原作及作者的忠实，又要顾及与自己同处一个母语环境的读者对译作的理解与接受，身陷“一仆二主”的尴尬处境。

“作者与译文读者在语言、文化层面上表现出的差别越明显，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经受的考验也就越严峻。

可译性与不可译性问题发展史略

可译性与不可译性问题发展史略关于可译性不可译性问题的讨论在翻译理论发展史上占据过重要的位置，但是关于此问题的讨论一直存在着名实不符的问题，也就是说有些翻译理论家虽然沿用了“可译性不可译性”的名称，实际上他们各自的理论焦点取不尽相同。

本文通过对可译性不可译性问题发展史的考察，试图理清其发展脉络，界定其各发展时期的不同定义。

标签：可译性;不可译性;发展史1.介绍关于可译性不可译性问题的讨论时翻译理论史上的一个重要问题，但是仔细研究一下此问题的发展始末，我们可以发现，对于此问题的讨论首先存在着概念不清问题，也就是说，对于可译性和不可译性的概念界定存在着分歧。

下面，我们将通过考察可译性不可译性的问题的发展史略来具体分析其不同的含义。

2.可译性不可译性问题发展史略2.1 不可译性问题的提出此问题的提出最早可以追溯到中世纪末期的民族语翻译。

中世纪末期，在罗马帝国的废墟上，欧洲各国纷纷建立，随着各国民族意识的增强，与民族语代替拉丁语翻译的呼声也日渐高涨。

在意大利，诗人但丁最早提出了文学翻译的不可译性问题。

在其关于翻译和民族语的论述《飨宴》中，但丁对《圣经·诗篇》的拉丁语译文进行了认真地研究，发现原文中有许多诗的特征在译文中走失了，从而得出文学作品不可议论。

他说：“要让大家都懂得，任何富于音乐和谐感的作品都不可能译成另一种语言而不破环其全部优美的和谐感。

正因为如此，荷马的史诗遂未译成拉丁语;同理，《圣经·诗篇》的韵文之所以没有优美的音乐和谐感，就是因为这些韵文先从希伯来语译成希腊语，再从希腊语译成拉丁语，而在最初的翻译中其优美感便完全消失了。

” （Dante，1304-1307：Chapter 7，Book 1 ）可见，但丁提出不可译问题是针对文学作品而言，具体说来，翻译过程中，文学作品是与内容的对立是但丁文学作品不可译论的立论基础。

2.2 歌德及文学作品的可译论歌德认识到翻译往往是不完全的，但是他同时又提出，无论如何，翻译是世界事务中最重要最有价值的活动之一。

《论保罗·利科虚构叙事塑形理论》

《论保罗·利科虚构叙事塑形理论》一、引言保罗·利科（Paul Ricoeur）是当代法国著名的哲学家、思想家和文学理论家，他的虚构叙事塑形理论在文学理论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该理论旨在探讨虚构叙事作品如何通过叙述手法塑造和呈现人物、情节和主题，以及如何反映社会文化背景和人类精神世界。

本文将从利科的理论出发，探讨其虚构叙事塑形理论的内涵、特点及其在文学创作中的价值。

二、利科虚构叙事塑形理论的内涵利科的虚构叙事塑形理论主要关注的是叙事作品如何通过叙述手法塑造人物、情节和主题。

他认为，虚构叙事作品中的叙述是一种复杂的心理活动，涉及到叙述者的情感、认识、意愿等多重因素。

虚构叙事作品的目的是通过对人物的刻画和情节的描述来传达某种意义或价值观念。

在利科的理论中，虚构叙事作品中的叙述手法包括叙述时间、叙述视角、叙述声音等多个方面。

这些手法共同构成了作品的叙述结构，进而塑造了人物、情节和主题。

同时，利科还强调了虚构叙事作品与社会文化背景之间的联系，认为作品中的主题和情节往往反映了当时的社会文化环境和人类精神世界。

三、利科虚构叙事塑形理论的特点利科的虚构叙事塑形理论具有以下几个特点：1. 综合性：利科的理论涉及了文学、哲学、心理学等多个学科领域，具有跨学科性。

2. 深入性：利科对虚构叙事作品的叙述手法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研究，揭示了其内在的逻辑和规律。

3. 阐释性：利科的理论强调对作品意义的阐释和理解，认为虚构叙事作品不仅是为了传达信息，更是为了传达某种意义或价值观念。

4. 社会性：利科的理论关注虚构叙事作品与社会文化背景之间的关系，认为作品中的主题和情节反映了当时的社会文化环境和人类精神世界。

四、利科虚构叙事塑形理论在文学创作中的价值利科的虚构叙事塑形理论在文学创作中具有重要的价值。

首先，它为作家提供了一种全新的创作思路和方法，使作家能够更加深入地探究人物内心世界和情节发展规律。

其次，该理论有助于作家更好地传达自己的思想、情感和价值观，使作品具有更深层次的意义和价值。

翻译的可译性和不可译性精品PPT课件

经天纬地一点通黑白纵横三千里
诗歌可译与不可译事实上，诗歌翻译大体上有五种情形：（1）全可译因素（2）大半可译因素；（3）半可译因素；（4）小半可译因素；（5）不可译因素；
青衣
■全可译因素。如诗歌的行数，一些等值词汇、短语等，某些人名，地名（音译法），基本情节（叙事诗），一些句法结构及诗的基本思想等。
5、代换法
代换法是指保留原文交际意义的基础上，用译文中某个概念意义不同但文化意义相近的词代换原文词的方法。在实际的翻译实践中，译者可以根据中英文化差异和译者读者的审美心理，采取转换形象法，例如： the black sheep 害群之马 spring up like mushrooms 雨后春笋 to laugh one's head off 笑掉大牙 to spend money like water 挥金如土
■半可译因素。上述的情形若不能全译，或虽可译而不能工者，多属于半可译、大半可译或小半可译因素，如很大一部分词汇、短语、句法形式、修辞手法、文体风格等。
■不可译因素。韵律、节奏、音节发音、特殊的修辞手法等。也就是凡属语言本身的固有属性的东西（区别于他语言）往往都不可译。
青衣
Night Max Webber
●小半可译因素：“now night" 中的"now"用得十分机智，它可以指“现在”，也可以表示一种突然发现的心情，一种结论性的东西，或是一种感叹式的东西。上面一行拖得很长，一个过程在缓慢单调中进行，而”now"一出，似乎一切戛然而止，上下衔接，天衣无缝。所以要把其含义全译出或大半青译出是不可能的，只能译出一小部
“Thanks to the economic reform across the country, farmers in China have smashed the "common big rice pot" system that exists for decades.( i.e.the absolute equalitarianism whereby everyone gets the usual pay and benefits irrespective of his performance.)

保罗·利科语义想象理论研究

保罗·利科语义想象理论研究想象,在人类社会的发展中起着重要作用,爱因斯坦甚至认为想象比知识更重要。

从古希腊的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开始,到斯宾诺萨、帕斯卡尔、康德、黑格尔、胡塞尔、萨特等,各个时代的哲学家试图对想象提出新的见解,又往往引起新的纷争。

在近代,想象理论陷入危机,面临着种种指责：想象只是一种心理现象,它所反映的是虚幻的,它没有“说出”某种东西,缺乏本体论意义,“想象”一词含糊多义等等。

法国著名哲学家、当代现象学与诠释学大师保罗·利科(Paul Ricoeur,1913—2005),回应着想象理论的这种处境,赋予想象以更高的地位。

利科学术生涯漫长而曲折,写下了几十本著作与众多的论文,内容涉及社会各个领域。

但自《恶的象征》开始,中间历经《活的隐喻》、三卷本的《时间与叙事》、《从文本到行动》、《乌托邦与意识形态》、《思索圣经》等,一直到《记忆、历史与遗忘》,都贯穿着利科对一个问题的探索：想象。

利科给想象以语言的角度,把想象更多的与语言而不是与心理学联系在一起,探索着语言中——这些语言通常是在象征、神话、隐喻、叙述等的伪装下——想象的创造作用。

想象被看成是在语言中或通过语言的意义创新——即语义创新中不可或缺的机能,这就是利科的语义想象理论,它与从《从文本到行动》开始的社会想象一起,构成了利科想象理论的要义。

利科为何特别重视想象?语义想象理论是如何发展而来的?它与语言有什么关系?如何能够承担起语义创新的重担?它对想象这个概念有什么影响?对我们又有什么启示?对这些问题的探询,是本论文的写作脉络,也是文章的价值所在：我国对保罗·利科的研究还处于起始阶段,对他的理论的认识有待进一步发掘,想象理论还无人涉足；与之相对,利科研究在欧美国家极其繁荣,许多理论家也看到了想象在利科体系中的重要地位,却缺乏从意义创新角度出发的、全面系统的研究。

利科的想象理论是可借鉴的资源,对人类的思想文化与社会现实都有所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