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养老的可持续性分析

家庭养老的可持续性分析

2011-06-14 09:29:14

戴卫东

【作者简介】戴卫东，安徽师范大学社会学院副教授。

【内容提要】面对人口老龄化、高龄化和家庭小型化的现实，关乎家庭养老的前景，有一种比较流行的观点就是家庭养老应该积极地向社会养老转变。该文通过对中华民族“孝”道伦理、法律、老年人的心理需求、“未富先老”国情的制约和国外家庭养老的分析，得出结论是：否认家庭养老是形而上学的绝对化的倾向；家庭养老是人类社会的本能所系，那种寄人类养老完全于社会化的倾向是人类社会认识过程中的一个误区。

【关键词】家庭养老/社会养老/可持续

人口老龄化、高龄化和家庭小型化的现实，使得中国老龄人口的养老问题成为全社会共同关注的焦点。“鳏、寡、孤、独、废弃者，皆有所养”，一直是人类社会的理想。所谓家庭养老，就是指家庭成员对老年人负有事实上的责任，老年人将最重要的支持置诸家庭成员身上①。其实，这包括家庭成员对老年人的经济支持、劳务支持以及精神支持。关乎家庭养老的前景，众说纷纭，有一种比较流行的观点就是家庭养老应该积极地向社会养老转变。笔者认为，家庭养老的可持续性问题应该认真加以研究。

一、深厚的民族伦理底蕴

1.“孝”文化传统

人类文明不管进化到何种程度，出生、长大、衰老是一个自然过程。在这个意义上而言，“孝”就是一个永恒的主题，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养老”、“尊老”伦理深深地融合在每一个华夏子孙的血液里，赡养老人已经成为国人人格的一个组成部分。中国传统伦理观念中“孝”的观念的产生，是随着传统家族制度的父家长专制的形成而逐步确立的。孔子及其继承人就将子女对父母的态度从“能养”上升到“尊亲”的最高层次。知孝必行孝。只有致敬、致

乐、致忧、致哀、致严的“五孝”做得周到，才称得上对父母尽到了子女的责任；“居上而骄”、“为下而乱”、“在丑(民众)而争”三项恶事不戒除，即便对父母天天用牛羊猪三牲的肉食尽心奉养，也还是不孝之人。千百年来这已是考察人们孝行的标准和指导人们行孝行为的依据。明代杨起元所作《孝经序》更是对“孝”的功能做了阐发：“天子之所以保天下，诸侯之所以保其国，卿大夫、士之所以守宗庙、保禄位，庶人之所以保四体、养父母，未有离孝者也。万善未易全也，惟孝则全；百福未易备也，惟孝则备；令名未易享也，惟孝则享。”②上至天子下至平民百姓，孝成为做人的一条最基本的定律。及至今天，“养儿防老”、“父母在，不远游”、“百行孝为先”等民间习称都是孝道伦理在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内化反映。父辈养育了子女，子女就必须赡养老年的父母，否则，将受到道德舆论的谴责。这就是费孝通先生所说的中国养老的“反馈模式”：乙代先取之甲代，然后及身还给甲代，取予之间是均衡的③。这是千百年来孝道伦理作用于中国人的自律行为，而不是他律行为。

2.规范“孝”的法律

从汉代开始，孝作为证明一个人品德的重要标准而被正式写入了正史。《汉书》、《后汉书》的人物传记中已每每述及他们的孝行。“五刑之属三千，而罪莫大于不孝”(《孝经》)，孝与不孝，在中国历史上又被纳入了法律条文，以孝治理天下。汉代法律里就有“不孝者，斩首枭之”的律条。此后，历朝历代也有类似的惩处不孝者的法律条文。在古代社会，因不孝被视为大逆不道而处以极刑的不一而足。北魏孝文帝《本纪》中有言“民八十以上者，一子不从役”。唐朝为了保证老有所养，规定家有年迈父母者可免除一名子女的劳役或徭役。明朝的养老政策更是各朝之集大成。洪武帝曾经颁诏“民年有七十以上者，许一子侍奉，免其杂泛差役”(万历《明会典》卷20，《赋役》)。永乐十一年(1413)明成祖亲祀皇陵，“赐耆民年八十以上者，酒六斗、肉五斤，九十以上加帛一匹”(王世贞：《弇山堂别集》卷66)。天顺二年(1458)，诏“军民有年八十以上者，不分男妇，赐绢一匹，绵一斤，米一石，肉十斤；年九十以上者，所赐倍之。”明朝的乡饮酒礼明确要“叙长幼，论贤良，别奸顽，异罪人”。并进而规定“其坐席间，高年有德者居于上，高年淳笃者并之，以次席齿而列”(《明会要》卷14，《乡饮酒礼》)。如果说明代的乡饮酒礼除尊老之意，还包括励俗等教化目的的话，那么明太祖提倡终身养老制则完全以敬老为主。洪武十九年(1386)和二十年(1387)，太祖连续两次颁发诏令，宣布实行孤贫老人终身养老制度。如洪武十九

年的诏令：“今特命有司，存问高年，优恤无告，鳏寡孤独、废疾残疾者，收入孤老，岁给所用，使乃天年。所有合行事理条例于后：凡民八十、九十而乡党称善者，有司以时存问。若贫无产业，年八十以上者，月给米五斗、肉五斤、酒三斗。九十以上者，岁加帛一匹，絮一斤。其有田产能自赡者，止岁给酒肉絮帛。其鳏寡孤独不能自给者，悉蠲其徭役”(《续文献通考》卷49，《学校三》)。在明代，除鳏寡孤独等老年人外，虽然老年人具体的生活照顾主要由其子孙来承担，然而统治者为老年人制定的特殊的优待照顾政策对于老年人外部生活环境的改善具有积极意义。清朝养老制度亦承前制，故不赘述。

自汉以后各朝，将孝著之于法律，以他律的形式出现，表示养老、尊老的严肃性。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秉承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文化，明确规定：“老年人养老主要依靠家庭，家庭成员应该关心和照料老年人”，家庭成员有“对老年人经济上供养、生活上照料和精神上慰藉的义务。”

这种以孝文化为传统、以法律为保护的赡养方式，两千多年来一直由整个家庭理所当然直接地承担，在这种社会道德得到整个社会和历史的承认之后，进而又形成了一个社会的道德与法律监督机制，来随时对养老、尊老的实施者加以约束。当今尽管家庭趋向小型化、社会价值观念有所转变，但千百年来的孝文化伦理、家庭养老模式不会突然就消失，因为文化是一种骨子里的东西，这种模式也已根深蒂固于现代人的思维之中，符合责任内化论的观点。

二、老年人的心理需求

“孝”的文化以及贯诸孝于实施者的法律是从社会层面来考察的，那么，老年人的心理需求则是从个体层面来考察的。

美国著名的社会学家和心理学家马斯洛提出的需求层次理论认为，人的需要按照发生的顺序，由低级到高级呈梯状分5个层次，即生理需要——安全需要——社交需要——尊重需要——自我实现需要。其中，社交需要包括友谊、情感、归属等。当然，老年人的心理需求是其人生需求的一个部分，且中国老年人的情感归属显得特别强烈，这是中国老年人“恋家”情结的表现。费孝通先生讲过：“家，强调了父母和子女之间的相互依存。它给那些丧失劳动能力的老年人以生活的保障。它也有利于保证社会的延续和家庭成员之间的合作。”但是，“在父母和孩子之间并不计较经济贡献上的平等问题”④。可见，老年人更多的是从子女身上获取那种情感慰藉，这不同于西方养老的“接力模式”以及基督教倡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