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李锐小说历史阐释的独异性

论李锐小说历史阐释的独异性翟永明摘 要:李锐的小说体现了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当代中国历史小说观念的转变,并显现出独异的个性,这种独异性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由 个体 言说与言说 个体 表现出的历史叙述方式的变化、通过对个体生存状态的描述完成对历史进化规律的解构、由对非理性历史的叙述实现对历史事件的改写。

关键词:李锐小说; 个体 言说;叙述方式;非理性叙述现代西方史学观念的深刻变革对20世纪80年代以来当代中国的历史小说创作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同时随着社会政治经济的变化,作家对现实、历史的焦虑和双重反思推动了新的历史小说创作,尤其是在80年代末,启蒙话语严重受阻,出于种种考虑,历史成为广大作家的重要写作资源,这也是当代作家面对现实 失语 之后的权宜之计。

同时,在简单阶级论、庸俗社会论的观念逐步瓦解和文学思维不断拓展的大情势下,当代小说创作中的历史观念趋向客观和理性的方向发展,历史探寻的热情、寻求历史本真的理性判断与目的都使传统的历史理解与把握发生了根本性的位移:由原来着眼于主流历史的 宏伟叙事 转向 家族 甚至个人的历史叙事;由侧重于表现外部的历史行为到侧重揭示历史的主体人的心理、人性与命运;由原来努力使历史呈现为整体统一的景观到刻意使之呈现为细小的碎片状态;由原来表现出极强的认识目的性揭示某种 历史规律 ,到凸现非功利目的的隐喻和 模糊化 的历史认知、体验与叙述,等等。

这种历史表达的变化其实反映了一种历史观念的变革,这种变革在李锐的小说中表现得非常明显,有相当部分的批评家将李锐的 旧址 及 银城故事 纳入新历史小说的范畴进行研究,虽很难说李锐的这些小说就是典型的新历史小说,但这种归纳本身即暗示着李锐小说中的历史表达存在着某种异质性。

李锐的小说,无论是直接取材于历史题材的创作,还是将历史推成背景的小说,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代小说创作历史观念的转变,同时他又以自己独特的创作个性丰富着这种转变,显现出既受某种理论启发又不囿于这种理论的可贵创新。

从李锐的整个小说创作来看,作品中历史表达的独异性可归结为三个方面:由 个体 言说与言说 个体 表现出的历史叙述方式的变化、通过对个体生存状态的描述完成对历史进化规律的解构、由对非理性历史的叙述实现对历史事件的改写。

一 个体 言说与言说 个体 :历史叙述方式的变化历史只有通过文本化才能在时光深处的湮没中死而复生,才能为人所知,而历史文本不可能将历史一网打尽,这就涉及到历史的叙述单位的问题。

结合创作实践看,传统的历史写作强调的是单数的大写的历史,所谓单数是指每一特定的历史只对应一种历史文本,即历史只有一个,就是被书写的这段历史,历史的真实可以不折不扣、原原本本地在文本中显现,因此其文体化是客观的、透明的,文本和历史融为一体,不分你我。

所谓大写指的就是它代表了主流意识形态,书写历史的单位是国家、民族、阶级,体现出的历史观、价值观是以集团为本位的,它常常是群体的历史, 类 的历史,对历史的书写也仅仅停留在政治、革命、运动和事件等外在的层面。

但从李锐的整个小说创作来看,他完全颠覆了这种历史书写方式,与之相反,他在历史的表达中强调的是一种复数的小写的历史。

之所以是复数的,指的是特定的历史可以由多个个体来讲述,即 个体 言说;而小写则意味着李锐小说表现的是鲜活的个体的历史,即言说 个体 ,这两点构成了李锐小说独特的历史叙述方式,并直接决定了其小说中历史的表现形态。

历史存在于一定的时间、空间之中,转瞬即逝,不可能完全再现,主要以文本的形式流传后世,但传统历史书写认为的历史与文本一体化是虚妄的,是个虚设的乌托邦。

实际上,历史叙述人会根据自己所处时代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多种因素的特点,对历史进行有意识地选择或在其中加进自己的理解和阐释,这就赋予了历史一定的虚构性和想象性,并解构了历史单一文本的神圣性。

在 银城故事 中,李锐开篇就尖锐地指明:在对那些漏洞百出、自相矛盾的历史文献丧失了信心之后,我决定,让大清宣统二年、西元1910年秋天的银溪涨满性感的河水,无动于衷地穿过城市,把心慌意乱的银城留在四面围攻的困境之中。

我决定 三个字意味着小说中的历史是 我 眼中的历史,并暗示作者在随后的叙述中,将放弃传统的历史书写模式,而完全以自己对历史的理解讲述那段历史。

很明显,这里强调的是 讲述话语的年代 ,而非 话语讲述的年代 ,这就使得作者可以摆脱历史的 镣铐 ,轻装驰骋于历史的原野,对历史做出自己的理解与阐释,并赋予历史各种不同的形态。

银城故事 叙述了辛亥革命前革命者举行的一次暴动,其中革命分子、地方官吏、盐商家族、起义农民等各种势力复杂地纠缠在一起,按传统历史小说的写法,可以让他们各就各位,集中表达除旧革新的主题。

但李锐却反其道而行之,革命者浮躁冲动优柔寡断,而晚清地方官吏却足智多谋行事果断,老谋深算的盐商机关算尽却满盘皆输,轰轰烈烈起义的农民也只不过是不堪一击的乌合之众。

所有这些显然与以往的历史描述不同,带有鲜明的个人讲述历史的特点。

同样,在 旧址 中,李锐通过叙述一个家族的历史勾勒了从大革命时期到 文革 结束的全部历史过程。

作者在小说的后记中强调,这是一部 和祖先与亲人对话 的小说, 表明小说中讲述的历史完全是个人化的历史,是与所谓的大历史疏离的历史。

而小说结尾出现的李京生更有着作者的身影,于是在小说中我们看到了与传统历史小说相异的情节与人物,有人和历史的悖反与错位,有强势与弱势的奇妙翻转,也有对几乎贯穿一个世纪的革命的反讽,小说对那些曾经居于统治地位的历史编码方式进行了破坏和修正,从家族史的角度重写历史,从而在解构的过程中获得更为厚重的文本内涵。

在文本与意识形态的关系上,传统的 正史 往往是所属时代的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表达,这种表达出于不同目的的需要和不同势力的干预,强调的是国家、民族、阶级的利益,是关注于某个 群 的书写,这就使原本广泛出入于历史中的一个个无限丰富的无名个体被无情遮蔽、风干和改写。

从李锐的小说创作来看,明显表现出对这种 大写 历史方式的反拨与颠覆,而是着眼于 小写 的历史,即言说 个人 的历史。

在李锐的小说中,其书写单位已开始转移到村落、家族,所隐含的价值观也已悄悄转移,不再强调个人奉献一切,而是将 个人 作为书写历史的最小单位。

同其他作家一样,李锐对以往受到意识形态框定的历史小说所反复描写过的近现代历史表现出浓厚的兴趣,这是对 中国民间社会原初记忆的修复。

意在改变对封建传统简单化的价值判断。

对中国文化的内在性进行认真清理,而且这实际上是在传统经典和意识形态的边缘对历史的重写。

以此为出发点,李锐的小说首先否定了某种主流化存在的历史假设,以一种 不可知论 的警觉描画历史中曾被忽略的细部以及原本丰富多彩的景象,并试图恢复历史那种无数细微的时空所连缀起来的破碎和偶然的本然状态。

旧址 讲述了将近一个世纪的历史,但小说主要关注的不仅仅是历史轰然前行的大潮,而是潮流之下无数丰富的个体存在,一个个鲜活的个体生命存在状态构成了真实的历史现实。

银城故事 则更是设置了多元发展的线索,来展现1910年秋天银城的社会生活。

小说除了革命党暴动一条线外,还有牛屎客旺财、蔡六娘母女、汤锅铺郑老爹父子等民间老百姓的日常生活,想当再世及时雨宋公明的岳天义父子的聚众揭竿起义,还有秀山次朗与秀山芳子这一对兄妹的故事,甚至以很大的篇幅写了极具地方色彩的山水、竹子、牛和一些饮食习惯等。

小说的意图很明显,就是展现大的历史事件之外的微观历史故事,表现 历史文献 中所 忽略的牛粪饼的烟火气 ,正如王德威所说: 小说夹处各种历史大叙述的缝隙,铭刻历史不该遗忘的与原该记得的,琐屑的与尘俗的。

英雄美人原来还是得从穿衣吃饭做起,市井恩怨其实何曾小于感时忧国? 因此小说建构了一个立体的银城,在对历史的零散插曲、轶闻逸事的叙述中,让在 正史 中只能当配角的边缘人物登上历史的中心舞台,让历史的风云际会与下层人的家长里短在同样的事件中相互置换,让传统的历史消弭于民间传闻之中。

二 从进步的虚妄到凝滞的真相:对历史进化规律的颠覆传统的唯物史观一再强调,历史是从低级到高级发展的,任何事物都有其必然的发展方向,偶然发生的事件不会改变这种方向。

很明显,这种认识中隐含着一条 进步论 的主线,在这条牢不可破的因果链的影响下,传统的历史小说会经常告诉我们,历史是 当然的 、 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 、 未来必将属于我们 、 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 实际上,历史的发展却远没有如此简单。

法国年鉴历史学家费尔南 布罗代尔曾把历史分为三个时段,一个叫长时段,长时段的现象包括地理环境、气候环境、社会组织、文化思想传统等长期起作用的现象,他把这种历史称做几乎不动的历史;一个是中时段,指人口的变动,长期物价的演变、生产和利息等变化较慢的现象,他将之称为缓慢而有节奏的历史;另一个是短时段,指战争、革命等变化最快的现象,他称此为事件的历史。

传统史观简单地把短时段的历史变化当做了整个历史的发展变化,乐观地以为历史中的一切因素皆会随着 事件的历史 的变化而做出相应的调整,这实际上是一种虚妄的乌托邦理想。

李锐的小说就是要质疑这种历史自在演进的神话,通过对 几乎不动的历史 的表现,尖锐地指明了历史发展凝滞的真相,从而在更大程度上接近了文学的实质。

李锐早期的作品如 月上东山 、 静静的南柳村 、 霉霉的儿子 、 古墙 ,已开始表现历史前行中存在的强大牵制力量。

古墙 中通过描写吸引外资开发煤田并计划把当地建成一座新兴的煤炭城市的事件来暗示所谓的历史进步,但小说的着眼点似乎并不在这种现代化进步上,而是将更多的笔墨集中于当地的农耕文化上。

古墙 这一题名本身有着一定的寓义,它象征着古老的传统文化,这种文化有着强大的亲和力与溶解力,使得几千年中国农村的生产方式,人们的生活习惯、价值观念,都没有大的改变。

郭福山的梦想就是像当年的地主一样,有自己的独门独院,农活都雇别人来干,老福海则一门心思地要把自己安葬到祖坟,并以此为最大的人生目标。

因此在离先进的机器设备不远处,我们看到的却是几千年来未有变更的三人一条线的农耕方式,历史的进步与凝滞被置于同一时空,巨大的历史落差使二者呈一种相互消解状态,并直接使人对历史的进步产生怀疑。

在以后的小说创作中,李锐更大规模地表现这种历史的凝滞,那种在超稳定的封闭型社会结构中的生存现状更加令人触目惊心。

厚土 是这其中最具典型意义的一个文本。

正如吴方敏锐指出的, 尽管 厚土 所感受的对象是平常的、压抑的、未曾燃烧的,但它复杂到超出了历史理解的范围,同时又成为历史理解的起点。

厚土 的本质意义就在于穿透了历史进步虚幻的假象,呈现出历史之外凝滞的人生。

在 锄禾 中,当学生娃给众人念 知识青年到农村去 的报纸时,黑胡子老汉用 算了吧,你也歇歇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