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一幅佛像中的北元

一幅佛像中的北元刘兆和元顺帝妥欢帖睦尔在明朝北伐大军的兵锋之下，于1368年撤出大都，标志着元朝在中原的统治结束，北元开始。

史学界过去对北元的观点不一，近年有逐渐趋向统一之势。

代表性的观点认为从1368年元顺帝退出元大都到1635年蒙古汗廷被满洲政权征服为止，为北元时期。

因为在这267年期间，尽管蒙古内部经常发生内讧与争斗，汗权转移交替频繁，但它始终作为一个独立于明朝的政治实体而存在，控制着明长城以北广大的草原地区，与明朝保持着亦战亦和关系。

所以，把这一时期的蒙古作为中国大地上与朱明王朝并立的北元，是符合历史事实的。

现存北元历史文献不多，明代史料中的一些记载，多从明朝守边和征伐蒙古的军将幕僚记录、投降明朝的蒙古军民口述传说所得。

蒙古文字记载北元历史的材料为数更少。

笔者近年研究额济纳黑城历史资料，看到俄罗斯收藏的科兹洛夫盗挖文物中有一幅佛像，属于北元时期，透露出一些北元鲜为人知的历史。

有北元年号的一幅佛像1908年至1909年，俄罗斯探险家科兹洛夫两次到达额济纳黑城，盗挖了11500余个编号的西夏至元代的文物，成为我国上个世纪初震惊世界的重大考古发现。

在这批发现中，有一幅北元时期的绘画《持币戴冠佛》。

这幅彩色绘画是画在丝绸上的，画中的戴冠佛立于红色的莲花上，左手执斗篷于胸前，右臂下垂掌中有一枚外圆内方的中国传统铜钱。

铜钱上有“天元通宝”四字。

此画现在收藏于俄罗斯冬宫博物馆。

这幅佛像明确显示一个的信息：佛像画于北元时期。

纵观中国历史，只有北元时期有“天元”年号。

“天元通宝”铜币，在考古界和收藏界并未发现实物的存在，也未发现在明朝和北元的史料中有关于“天元通宝”铜币的的记载。

现在基本上可以断定“天元通宝”铜币在历史上并没有铸造过。

因为北元前期间汗廷颠簸流离，内外争斗不断，经济凋敝，牧民分散，不可能有铸造发行铜币的客观条件。

而是由宫廷画师或者佛家高僧等为表达恢复大元天下愿望，遵命或自行绘制了想象中的手持“天元通宝”铜币的佛像。

但是，北元历史错综复杂，曾经出现过两个“天元”年号。

第一个“天元”年号出现在北元初期。

元顺帝妥懽帖睦尔从元大都退出，1370年病死应昌路。

太子爱猷识理达腊即位，即为昭宗，改元“宣光”。

1378年爱猷识理达腊去世，其弟益王脱古斯帖木儿即位，蒙古尊号兀思哈勒汗，改元“天元”，1379年为天元元年。

脱古斯帖木儿汗廷1388年驻跸贝尔湖地区，被明将蓝玉所率大军袭击。

脱古斯帖木儿仅与太子天保奴等少数人逃脱，在土剌河畔被阿里不哥后王也速迭儿杀害。

至此，使用了10年的第一个“天元”年号结束。

第二个“天元”年号出现在北元中期。

脱古斯帖木儿被杀之后，蒙古分裂为东西两大集团，一个是原来汗廷本部所在的鞑靼集团，居于东部；一个是瓦剌集团，居于西部。

瓦剌部于1434年杀死鞑靼部权臣阿鲁台、1438年杀死阿鲁台拥立的阿台汗后，便控制了整个蒙古地区，力量大增，以至在1449年向明朝进攻，在河北省土木堡活捉御驾亲征的明英宗，制造了中国历史著名的“土木堡之变”。

1451年，野心极度膨胀的瓦剌部首领也先攻败自己拥立的岱总汗，大肆捕杀成吉思汗黄金家族后人，于1453年夏，宰白马九、黑牛五祭天自立为汗。

他给明朝的国书称自称为“大元田盛大可汗”，书年号为“添元元年”。

汗号中的“田盛”应为“天圣”，年号“添元”即“天元”。

这可能是也先手下作国书者随意用同音字的结果。

明朝人也认为“大元田盛大可汗”即“大元天圣大可汗”，“添元”就是“天元”，所以在记载此事的《万历野获编补遗·卷四·也先夸国》中，把也先登极立元的当年写作“天元元年”。

因为也先成为自成吉思汗始唯一非黄金家族子孙的蒙古可汗，违背了非黄金家族子孙不得为汗的传统。

所以，在他称汗的第二年即为部下杀死。

第二个“天元”年号仅使用了两年便寿终正寝了。

根据北元两个“天元”年号期间社会历史情况判断，这幅持币戴冠佛画像作于脱古斯帖木儿为汗期间的可能性较大。

因为瓦剌部拥立的也速迭尔汗，难为大多蒙古人拥护，仅三年（1389—1392）即被抛弃。

之后，瓦剌部和鞑靼部先后拥立恩可汗、额勒伯克汗、坤帖木儿汗，鬼力赤汗、完者秃汗、答里巴汗、阿台汗、岱总汗。

也速迭尔及瓦剌部以后拥立的蒙古汗，有着浓厚而执着游牧文化情节，不再沿用元朝的汉文年号和庙号。

东部鞑靼集团拥立的汗，也没有再恢复接续元朝的年号和庙号。

也先自立为汗虽然使用了汉文的庙号和年号。

但自脱古斯帖木儿的汗廷倾覆后，原来的绝大部人皇室人员和大多数大臣被俘，也有相当数量的北元官员包括汉族官员率部南下投降明朝，原来大元朝廷的中原文化氛围已不复存在，连也先称汗的国书也混用同音字。

所以，在也先为汗时代绘制“天元通宝”戴冠佛的可能性微乎其微，而画于1379年至1388年的天元年间可能性较大。

佛像缘何出土亦集乃“天元通宝”戴冠佛像为何出土在亦集乃路黑城遗址？无非是两种可能：一种是脱古斯帖木儿汗廷到过亦集乃路，曾在黑城驻跸；二是忠于脱古斯帖木儿汗廷官员曾到过亦集乃路。

无论是汗廷还是官员到过亦集乃路，都出于某种原因把此佛像留藏于亦集乃路。

根据发现的史料及对现存遗址考古研究表明，在1372年，明朝征西将军冯胜将亦集乃路军民全部迁移内地，将城内和关厢以及乡村房屋包括庙宇衙署公用建筑大部分损毁，黑城废弃。

冯胜于当年遂修筑嘉峪关而守，将嘉峪关以北视为朝廷管辖之外的蒙古之地，弃而不管。

据《明实录》及其他研究成果表明，从1368年至1402年北元的昭宗爱猷识理达腊、脱古斯帖木儿、也速迭尔和以后的恩克汗、额勒伯克汗、坤帖木儿汗等六位大汗，均没有到过亦集乃路的明确记载。

而1402—1407年称汗的鬼力赤、1408—1410年被拥立为汗的本雅失里、1413—1438年的阿台汗，均有在亦集乃路驻跸游牧的经历，但这时脱古斯帖木儿汗廷的人员应离散殆尽，加之相互矛盾错综复杂，不可能再有人在相隔十多年甚至三四十年又跟随这鬼力赤、本雅失里、阿台三位大汗奔波流离，并长期保存“天元”年间一幅佛像。

以后的历代汗廷因时间相距久远与这幅佛像发生关系的可能几乎不存在。

因此，可以排除“天元通宝”佛像为北元汗廷藏在亦集乃路的可能。

那么佛像只能是驻扎在亦集乃路的北元官员留下的。

从现在发现的史料看，在明军撤走后的1372年年末旋即有北元军队进驻，至于是北元那一部分，人数多少，屯驻多长时间，均难以确定。

当时蒙古汗廷先后退守漠北故都哈喇和林等地。

各路将领大多自行率部撤退出中原。

汗廷与原来分封在漠北的宗王及一些将领、部落之间积存怨甚深，使北元政治和军事都很难统一。

亦集乃路又远离北元皇帝所在的哈喇和林及其他驻跸地区，所以进入亦集乃城的很可能是率部自行其事的北元官员。

当时，失去中原的北元社会经济十分困难。

为生存所迫，不断有北元官员率领数量可观的军民投降明朝。

同时也有一些官员率部自发地对明朝进行本能的报复性的小规模军事行动，更多的可能是寻求掠夺粮食和布帛、铁器等维持生存的基本生活资料。

而明朝统治者对北元的存在如鲠在喉，北元初期曾经不断派大军征伐北元，其中也不时派军队进入亦集乃一带。

从1372年亦集乃路废弃至1453年也先称汗前，明朝对亦集乃打击北元较大的军事行动有四次。

一次是在北元天元二年、明洪武十三年（1380年），朱元璋派义子西平侯沐英率军“略亦集乃路，渡黄河，登贺兰山，涉流沙，七日至其境。

”然后分四路夜袭驻在哈拉和林的北元军队，擒北元国公脱火赤等胜利而归。

但是对略亦集乃路的结果没有详细记载，说明在亦集乃路没有找到北元军队或者只有不值得一提的散兵游勇，“经略”没有什么显著成果。

第二次是在北元天元三年、明洪武十四年（1381年），都指挥宋晟从凉州进军亦集乃。

第三次是在永乐七年（1409年），明朝都督佥事吴允诚率军到亦集乃路，俘获北元20余人，送至京城。

第四次是在正统三年（1438年），明朝尚书王骥和总兵任礼、蒋贵，在河西走廊以北率军打击阿台汗和朵儿只伯残部，其中总兵蒋贵率军2500骑兵追击到亦集乃路等地。

这次战役俘获北元左丞相、枢密同知以下官兵200余人，杀了数百北元将士，摧毁了阿台汗的基本力量，阿台汗随即降明。

从此明朝四次对亦集乃路用兵来看，持币戴冠佛应在1380年和1381年埋在黑城的可能性较大。

因为当时正处于脱古斯帖木儿为汗的天元年间。

“断事官府印”佐证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在1983年至1984年对黑城进行考古挖掘时，在东街一个店铺遗址内发掘出土了一枚长钮铜印，印文为八思巴文“永昌等处行枢密院断事官府印”，背面右侧为阴刻与八思巴文印文相同内容的汉文，背面左侧刻有“天元元年二月礼部造”。

这枚铜印证明史籍记载脱古斯帖木儿继承汗位后，仍然完整保留了大元王朝的机构设置相符。

脱古斯帖木儿继位十年后在贝尔湖地区遭明军袭击，被俘人员77000多人，其中仅脱古斯帖木儿汗次子地保奴、妻子以及昭宗妻子、公主等就有100多人，吴王、代王和平章八阑等宗王大臣及属下3000余人，充分说明当时汗廷的规模仍然相当庞大，大元王朝的的各类机构顽强地延续下来。

这枚印的铜质材料和文字书写、铸造工艺都很精细，说明朝廷的各类人员包括铸造官印技术人员仍然基本齐全。

“永昌等处行枢密院断事官府印”铸造于天元二年（1380年），说明脱古思帖木儿即位不久就开始设置官府，任命官员。

元朝曾经在河西走廊设甘州路、永昌路、肃州路、沙洲路。

而此时设置的“永昌等处断事官府”却没有一个明确的范围，也没有一个级别，既不是路，也不是州府，更不是县，似乎是一个模糊概念，即以永昌为中心的一片地方，“等处”还表明有与永昌并列的地方，可能还不止一个地方，具体指哪些地方却不甚明确。

事实上，当时明朝除在酒泉附近修筑了嘉峪关城外，河西走廊其他地方的长城还未大规模进行修筑，只是借用秦汉及以后历代长城防御北元。

这些长城自汉代以后并没有进行系统修筑，有的朝代虽然修筑过，也是修修补补，残破不全。

所以这个时期明朝在河西走廊以至其他地方的长城还不完善，北元军民有时到明朝边界以内应该并不奇怪，脱古斯帖木儿在河西走廊设立永昌等处断事官府，也就不难理解了。

但是，脱古斯帖木儿任命的断事官，平时不可能经常到“永昌等处”，而是大部分时间应在明军控制的河西走廊以北的亦集乃路一带活动。

这枚铜印不过是北元仍在河西走廊行使权力象征的象征罢了，表现了脱古斯帖木儿以图恢复大元王朝疆土的愿望。

至于这枚铜印是何时埋藏，在何种情况下埋藏，已经很难判断。

但是，从前述史料记载来看，1380年沐英和1381年宋晟出征亦集乃时的可能性较大。

埋藏很可能与持“天元通宝”铜币佛像为同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