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际交往视角下的新媒介技术应用

人际交往视角下的新媒介技术应用

作者：刘士超

来源：《新闻世界》2018年第07期

【摘要】与传統媒体时代相比，新媒介技术下的人际交往呈现出更为场景化的特点。本文探讨了新媒介技术对于人际交往的影响，认为新媒介技术在人际交往方面创造出了新的生态环境，并在维系强关系、发展弱关系以及进行社群聚合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带来了负面影响，例如私人信息公开化的风险，在场离席的尴尬和时空断层造成的等待和焦虑。对此，应从“媒介批判意识”和“新媒介交往能力”两方面来整合新媒介素养，以提升新媒介技术下对媒介的驾驭能力。

【关键词】人际交往；新媒介技术；场景；新媒介素养

互联网，尤其是移动互联网出现后，网络在线已经成为了多数人的生活常态，作为一种媒介技术，网络极大地延伸了我们对于空间和时间的感知能力，新媒介技术在创造新的信息环境的同时，也在重塑着人们的思维方式、交往行为和生活方式。借助新媒介技术，我们可以与他人之间实现即时交流，在第一时间获取讯息。感官的延伸还意味着个人生存空间边界的扩展，能够建立与遥远地方之间的联系，创造并维系“远距离的亲密感”。[1] 然而，在因新媒体技术而产生的迅疾的传播速度、庞杂的信息以及非对称的信息交流环境中，社会开始向英国社会学家齐格蒙·鲍曼（Zygmunt Bauman）所说的“液态社会”转变，人与人的关系状态，也开始变幻不定。

一、连接、维系与价值认同：人际交往新生态

新媒介技术在改变人际交往方式的同时，也在改变人际传播中的自我认知。数字化人际交往在一定程度上补充了面对面的互动形式，通过电子设备传递的多媒体样态并不比现实中的人际互动缺少人性，相反，身体的离场可以减少在场交流时所生成的畏惧、压力和自我意识冲突，从而放大人们内心中更真实、更底层的情感，而新媒体中非语言符号的广泛使用又能够弥补情感内容的缺位。

（一）强关系的时空突破

社会学家费孝通曾在《乡土中国》中指出，中国是一个“熟人社会”。因此在中国的人际交往历史中，强关系始终发挥着重要的纽带作用，人们通过强关系相互连接，编织成一张张以自我为中心的人际关系网络。新媒介技术对强关系的主要作用体现在跨时空亲密度的维系以及提供多样化表意的场景上。“当人际传播从现实情境转向身体不在场的非同步语境时，交际中的角色就会激发适应性传播行为，如进行有目的的前台呈现或和减少不确定因素等，由此产生理想化的人际认知”， [2]并营造更高强度的互动亲密感。

（二）弱关系发展新生态

陌生人关系是一种随时可能改变的状态，在传统的媒介环境下，除有特殊需要外，人们并没有主动与陌生人交际并且建立弱关系的强烈需求，但是在社交媒体时代，这一状况发生了极大改变。网络打破了陌生人之间社会交往的逻辑边界，匿名性与传播的泛文本化模糊了人们交往的心理边界。究其原因，首先在于数不胜数的传播渠道增加人们建立弱关系的机会，也提升了由弱关系转化为强关系的几率；其次，在纷繁复杂的虚拟空间中，窥伺、寻求认同、宣泄压力等需求也被广泛激发出来。

相比较于熟人关系，因新媒介技术而产生的交际场景创造出了陌生人社交的新生态。人们可以在各种场景：网络游戏、BBS论坛、新闻评论区、直播围观的过程中与大量陌生的“他人”进行接触，从而在互动中完成自我呈现与价值认同，建构和维持新一级的人际交往关系。

（三）人际交往的价值聚合——网络社群的崛起

新媒介技术提供给用户的一大价值是沟通渠道的互通，网络在完成对传统媒体“去中心化”的同时，也在构建着以每个用户为节点的“泛中心化”。用户变成了网络世界中的一个个传播节点，这些节点最终构成了一个扁平化的网络传播系统。用户在这个系统当中不仅仅生成内容，而且接受并消费内容，实现了“人人都是互联网传播中心”的技术性民主。

网络社群的建立是一种通过人际传播建构场景的过程，它“改变了以地缘为划分的社区概念，也突破了朋友圈、熟人圈和陌生人的界线”。 [3]由于互联网的技术特性，通过新媒介进行的网络传播会降低社会行为规范对于群体的约束力，这在网络社群中表现为高度趋同性的言语行为，他们有着对同一事件更高的关注度和期望值，其成员在一致言行和目标中获得了情感能量和价值认同，除此之外，在网络社群中还存在有强弱关系相互转化的可能。

二、冲突与挑战：新媒介技术下的人际交往困境

在新媒体时代，社会呈现出更多的“液态流动性”，原有的时空界限被打破，我们每时每刻都受到不同信息的影响。与此同时，新的媒介技术为网络虚拟空间的传播节点——每一位用户打开了更多的出入口，并开始渗透到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但是新的感知尺度也带来了更多不确定的结果。在人们追逐人际关系的过程中，也可能要面对很多挑战，例如信息围捕、离场的尴尬、等待的焦虑等等。

（一）围捕与潜入：私人信息公开化的潜在风险

由于社交媒介的可视性，特别是社交软件的跨语境信息流动，使得用户在使用社交媒介过程中存在被“监视”的可能。“围捕”（hunting）和“潜入”（creeping）发生的频率和强度都在增加。 [4]以网络为基础的新媒介技术能够实现跨时空的信息传播和资源共享，这也使得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的边界开始模糊。其边界变化的根本原因在于个人对自身隐私控制权的变化。

私人信息公开化的另一风险在于，虚实空间个人形象的非对称交叠。戈夫曼的拟剧理论认为，人们会预先设计或者展示自己的形象——并努力取得良好的展示效果。这一点在社交媒体上尤为突出，社交平台上人们的自我呈现和印象管理，需要精心设计和刻意展示来获得他人的认同和支持。然而，这种通过严格把关来向外界开放的虚拟形象与现实生活中的个人角色存在矛盾，而这种矛盾一旦被激化，便会对自我形象产生冲击，形成难以预知的后果。

（二）尴尬与落差：在场缺席的现实情境

传统媒体时代，屏幕的单一与连接的稀少意味着对现实生活的相对关注和目标共享。但在移动互联网的社会环境中，手机将每一个个体分割开来。它“开启了人们弹性组织其日常生活的可能，而这样的弹性更清楚的反映便是人们对于时间、空间认知的转变……传统序列、固定性的时空框架的液化，人们不再受限于某种会共享的时间，也不再被‘在场’所束缚”。 [5]移动互联网以及智能终端的普及，产生了大量“在场的缺席”。我们越来越习惯于借助网络媒介进行交际，反而会对现实中的交往产生不适。

如今的手机已经成为了一种符号化的象征，向现实交流场景中的他人传递出特定意义——“暂时离场和自我隔离”，互动的另外一方会将玩手机理解为“缺场”的互动者的进场，作为互动的一方不如缺场的进场者重要。这种社会比较会带来强烈的认知失调，不适应甚至情绪上的负面反应，比如尴尬、愤怒等情绪反应就会油然而生。在亲密关系中，这种由于比较产生的负面情绪更加明显。[6] “在场而缺席”的实质是虚拟空间对于现实空间的压迫和挤占。原本面对面交流本身所要求的对对方关注这一互动规则事实上遭到了挑战。

（三）等待与焦虑：时空断层下的碎片叠加

新媒介技术本身的传播特性和功能设计，使得人们对于时效的追求不断增加，但对等待的忍耐程度却越来越低。即时通讯软件的出现也促使用户对即刻回应怀有更高的期待，希望能够时时保持联络。“在理性规划时间的社会中，个体与个体、个体与组织、乃至组织之间的时间越来越零碎、也更难协调，等待是协调所必须付出的成本。”[7]

一方面，由于信息爆炸和即时通讯的存在，等待回应的不确定感变得更加强烈，使得人际交往时刻处于紧迫感中；另一方面，当各种信息和端口分割了人们的有限精力，各类社交软件、资讯APP打破了时空的统一性和整体性，传播开始变得碎片化，虽每一个信息界面的使用只占用很少的时间，但是由于界面开启的简易性，碎片变得极易叠加，时间的零碎化加剧了人们对时空断层的感知。时空断层并不是一个人所处的状态，而是交往双方共同构建的情境，由于其本身便具有身份的不对称性，交际双方对于彼此重要性的认知具有必然的差异。

三、驾驭媒介

信息社会的知识增长速度要远远高于传统媒介时代，面对浩如烟海的信息和知识，人们常常感到压力和无所适从。虽然人们获取信息的方式越来越多，但用户处理信息的能力却无法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