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谈窦娥的反叛精神中的浪漫性

精神栖息的寄仰——试谈《窦娥冤》中窦娥反抗精神里的浪漫性【内容摘要】窦娥是关汉卿杂剧《窦娥冤》中的主人公，是封建社会压迫下的悲剧妇女的典型。

她的性格善良而刚强，有强烈的反抗精神。

在临刑时，窦娥发下三桩誓愿表明冤屈，三桩誓愿的实现，强烈地表现了窦娥对自己行动的肯定，对黑暗现实的否定，表现了窦娥复仇的愿望和不可征服的精神力量及反抗中的浪漫性。

本文主要通过善良而多难的窦娥；具有悲剧性格的女子；刚烈不屈的反抗精神中的浪漫性等方面阐述。

【关键词】窦娥悲剧反抗精神浪漫性中国古代妇女在封建社会的等级结构中处于最下层，毫无自己的独立地位和人格可言。

沦落烟花火海的风尘女子的命运固已不堪，一般良家妇女的境遇亦十分悲惨，她们除了要遵从封建人伦社会的三从四德的束缚外，还常常是不幸婚姻的牺牲品［1］。

下面，我将从四个方面来分析一下悲剧女子窦娥的反抗精神中的浪漫性。

一、家庭环境的影响造就的窦娥的浪漫情怀窦娥出生在书香之家，父亲是“幼习儒业，饱有文章”的书生。

窦娥家境贫寒，三岁丧母，幼小的年纪过早地遭受失恃之痛和穷困之苦，从小养成了孝顺的品格。

她随功名未遂的父亲窦天章流落到楚州。

因父亲借了蔡婆婆二十两银子的高利贷无法归还，七岁时就成了债主蔡婆婆的童养媳，这加重了她幼小心灵的创伤。

她在蔡家平淡地度过了一段相当长的时期。

岂料十七岁时与丈夫完婚，当年夫君因病去世，年纪轻轻就守了寡。

世事的多变、接踵而来的苦难，不仅使窦娥磨炼出应付灾变的心理承受能力，同时，也使她对“恒定不变”的天理产生怀疑。

好人应该有好报的。

可是她却满怀忧怨地唱道：“满腹闲愁，数年禁受，天知否？天若是知我情由，怕不待和天瘦”（第一折[仙吕·点绛唇]）。

虽然为自己的不幸遭遇鸣不平但仍把希望寄托给上天，虔诚地忍受着苦难，把一切不幸归属于自己的命运。

然而，饱受折磨的窦娥万万没有想到，她一生中最大的苦难还在后头。

窦娥善良、温顺、守礼节、懂孝道、明事理、善克制，是这样一个人人皆怜爱赞扬，对世道毫无触犯的女性，却被大千世界所不容，遭受了人世间的诸多不幸，直到最终被残暴的恶势所吞唑。

究其原因，当然有社会的原因，封建统治者的草菅人命，地痞无赖的凌逼迫害，甚至高利贷的高利盘剥都是社会的原因，还有自己对苦难的浪漫主义看法，造成了窦娥的悲剧而浪漫的结局。

二、多灾多难的经历造就的浪漫主义情怀窦娥的性格是孝顺与抗争的对立统一。

她的悲剧，是张驴儿的横蛮行径与官府的颠倒黑白所造成的；她的悲剧性格，则是在与张驴儿等恶势力的斗争中呈现出来的。

经历过许多灾难的窦娥，本来很珍惜与蔡婆婆相依为命、相对平稳的家庭生活。

她对早年守寡、晚年丧子的婆婆孝顺有加，也深信一女不嫁二夫的教条。

如果生活没有波澜，她会恪守孝道与妇道，做一个贤惠的媳妇的。

她立志“我将这婆侍养，我将这孝服守，我言词须应口”，（第一折[天下乐]）这时的窦娥还是一个屈从命运的弱女子。

没有反抗意识，承受着命运的不幸；但蔡氏被张驴儿父子救出后，竟半推半就地应承了张氏父子横蛮无理的“入赘”要求。

于是，摆在窦娥面前的是一种痛苦的选择：要么惟婆婆的意志是从，改嫁张驴儿；要么不依从婆婆，更不屈服于张驴儿的淫威。

窦娥选择了后者。

这一来，她首先和自己的婆婆发生冲突。

她谴责婆婆“怕没的贞心儿自守”，“你岂不知羞”（第一折[赚煞]），当面顶撞，据理力争。

而面对张驴儿的强暴行为，窦娥没有惊慌失措，她镇静、坚定，绝不示弱，以蔑视鄙弃的态度与张驴儿针锋相对。

在这里，她的抗争，不仅仅是恪守妇道，更是一种维护自身人格尊严的行动。

尤其是当张驴儿以“官休”“私休”相要挟时，她为了捍卫自己的贞洁与尊严，毅然“情愿与你见官去”，（第二折）这是窦娥与恶霸斗争的第一步，这时她寄希望于官府的秉公断案，她以为官吏会主持公道，会维护她的清白与名声。

也是对世道报有理想主义看法，然而，在“衙门自古向南开，就中无个不冤哉”的元代社会中，窦娥没有想到，她所处的生存空间已经恶化到无以复加的程度。

她所寄与希望的官府，竟是一团漆黑。

楚州太守滥用酷刑，使窦娥在堂上承受着千般打拷，万种凌逼，窦娥被打得昏死三次后仍不屈服，当她听说要拷打婆婆的时候，才不得不屈招投毒一事系自己所为，与婆婆无关。

她宁愿让自己蒙受不白之冤，也不愿眼看婆婆遭受皮肉之苦。

窦娥的言行，符合了她一开始就表示：“我将这婆侍养（尽孝），我将这服孝守（守节）。

”窦娥忍受着剧痛、屈辱和不公，不得不含冤招认，无辜受罪。

这就是窦娥的悲剧性格。

她的遭遇，典型地显示出善良的百姓被推向深渊的过程。

通过窦娥在公堂和法场上的血泪控诉，引起人们对封建社会的现实秩序与传统观念的怀疑，把窦娥悲剧的意义升华到一个新的高度。

是一种超世俗的孝道。

三、刚烈不屈的性格造就了窦娥的浪漫主义窦娥本来不想和现实生活作对，可是黑暗的现实却逼得她爆发出反抗的火花。

首先在《端正好》这只曲子中，窦娥唱了两句：“没来由犯王法，不提防遭刑宪”，（第三折[正宫·端正好]）这两句唱出了窦娥的满腔怨愤，真想不到自己受到如此不白之冤，如今却押上刑场，她开始对“人心”和“天地”的不公正产生了怀疑，走向刑场之时，也是她从朦胧中觉醒过来之时。

她被刽子手捆绑得不能动弹，满腔的怒火和怨气，喷薄而出，她骂天骂地：“地也，你不分好歹何为地？天也，你错勘贤愚枉做天！”（第三折[滚绣球]）字里行间，无不渗透着窦娥对最高统治者的大胆指责与否定，也是对当时黑暗现实最强烈、最尖锐的抨击。

并且发出三桩奇异的誓愿：血飞白练、六月降雪、亢旱三年；她声明：“不是我窦娥罚下这等无头愿，委实的冤情不浅；若没些儿灵圣与世人传，也不见得湛湛青天。

”(第三折〔耍孩儿〕)她要苍天证实她的清白无辜，她要借异常的事象向人间发出强有力的警示。

当窦娥发誓后，浮云蔽日，阴风怒号，白雪纷飞，这一片浓重的悲剧气氛，老天爷来证实了窦娥的冤屈，把窦娥含冤负屈悲愤莫名的情绪推到极限。

连上天都来为她助阵，梦幻神奇的场面足以让人瞠目结舌。

在《滚绣球》中，充分反映出窦娥不为命运屈服，也不为刽子手的屠刀而却步。

她面对这没有公道、没有正义的黑暗社会，发出了强烈的抗议和深深的诅咒，不仅对“无心正法，使百姓有口难言”的腐败官府进行了血泪的控诉，连封建社会视为至高无上、神圣不可侵犯的天地也被痛斥为是非不分、欺软怕硬的东西！窦娥的反抗性格被表现得淋漓尽致、绘声绘色，如同火山爆发，闪耀出最强烈的斗争火花。

通过这惊天动地的描写，关汉卿希望唤醒世人的良知，激发世人对不平世道的愤慨，催促世人为争取公平合理的社会而抗争。

因此，《窦娥冤》所表现的反抗性，是时代的最强音。

可天若有情天亦老，天地并不能解决人间的社会里好人受气、坏人得意的问题，在窦娥被屈斩于长街之后，泼皮张驴儿却依然逍遥法外，贪赃枉法的官吏竟得以加官晋级。

面对这种残酷的现实，只能以非人间的力量来解决人间的问题。

于是，窦娥的反抗精神化作不屈的鬼魂来复仇。

鬼魂伸冤，不仅体现了窦娥的冤屈之深，更表现了窦娥的至死不屈的反抗精神中的浪漫主义情怀。

当窦娥的鬼魂遇到分别十六年的父亲窦天章时，窦天章已是科举及第后官运亨通的两淮提刑肃政廉访使了，负有随处审查各地判案文卷、体察滥官污吏的责任。

窦娥的冤魂显灵，一连三次把自己文卷翻在上面，请父亲过目；不料窦天章看到问卷上写的是药死公公的十恶不赦之罪时，竟不问缘由地指责女儿窦娥三从四德全无，既“辱没祖宗世德，又连累我的清名”。

但此时的窦娥以非从前那种逆来顺受的人，而是不屈的鬼魂，她在申明了自己的冤枉后，痛快淋漓的唱出了满腔的悲愤：“你倒是咱不该，这招供写得明白。

本一点孝顺的心怀，倒做了惹祸的胚胎。

（第四折[梅花酒]）”由于鬼魂的力争，才使窦娥的冤案得到昭雪，这不正说明了现实的荒谬吗？因此，窦娥的冤屈得以昭雪，是有着比较复杂而深刻的涵义的。

四、以死反抗的精神成就了窦娥的浪漫性在课文中，指斥天地的场面高亢激越，冤气冲天，紧张急促；诀别婆婆的场面如泣如诉，哀婉凄惨，徐缓低回；三桩誓愿的场面感情如火，激荡如潮，慷慨激昂。

这三个场面的描写，以质朴无华而富于韵味的语言，深刻地展示了人物的内心世界，逐层深入地刻画了人物性格。

课文中的曲词，都不事雕琢，感情真切，精练优美，浅显而见深邃。

例如【快活三】【鲍老儿】二曲，连用四个“念窦娥”，一写无辜获罪，二写身首异处，三写身世孤苦，四写婆媳情深，寥寥数语，百感交集，哀伤不尽，令人凄怆，刻画出窦娥与婆婆死别的悲痛心情；【滚绣球】全曲以及【一煞】中的“这都是官吏每无心正法，使百姓有口难言”，突出地显示了人物的个性，语言平实，具有很强的概括性；不少古白话词语，如“只合”（只应该）“怎生”（怎么）都表述得十分生动。

课文中的说白，如窦娥向刽子手请求走后街不走前街的对白，以及窦娥与婆婆诀别时的对白，都是相当动人的，凝练而又明白如话，声气口吻酷似其人。

课文中的曲白也配合得很好，如三桩誓愿的场面，三次用“白”提出誓愿，依次讲出“若是我窦娥委实冤枉”“若窦娥委实冤枉”“我窦娥死的委实冤枉”；三次用“曲”强化感情，依次对以相应的四个典故来抒发胸臆。

曲白相生，语言朴素而富于感情，把窦娥为其冤屈而抗争的精神表达得深切感人。

窦娥发出三愿前，依次讲出三句话：“若是我窦娥委实冤枉”，“若是我窦娥委实冤枉，“若窦娥委实冤枉，”“我窦娥死的委实冤枉”。

剧作家通过这多次的重复，重在说明：由于政治的黑暗，吏治的腐败，才使得孤苦无告的窦娥惨遭杀戮，蒙此奇冤。

所以她受刑前发的三愿──血溅白练、六月飞雪、大旱三年，这些现实生活中不可能发生的事情，才能一桩桩都应验，真个是，连“皇天也肯从人愿”。

可见，“冤”“怨”二字是贯穿始终的。

剧作家这种浪漫主义手法的运用，由于是根植于现实生活的土壤之中，因而观众不仅不感到荒谬怪诞，相反，倒因此更加深切同情窦娥的悲惨遭际，深切痛恨封建法制的腐朽乖谬和奸民恶吏的滔天罪行。

激起观众对剧中人物事件强烈的爱和憎，正是悲剧所要达到的戏剧效果能把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很好地结合起来，这样，人物形象的塑造，既有坚实的现实生活基础，又有通过想像和夸张，反映出女主角主观上所表现出的而非客观上能实现的愿望，实现了人物性格，深化了作品主题，使人物和剧情具有强烈的感染力量，使整个作品达到了“寓褒贬，别善恶，分是非，明爱憎”的目的，发挥其特有的社会功能［3］。

总之，《窦娥冤》成功地塑造了窦娥这一典型的艺术形象。

在她身上，既有善良温驯、孝顺忠贞的一面，她对亲人充满细致入微的关怀体贴；又有不甘屈辱、不畏强暴的刚强倔强的一面，窦娥从恪守妇道转变为敢于叱天责地、痛斥官府，她的性格是随着现实矛盾的发展而逐渐变化的。

窦娥思想的发展变化体现着作品主题的不断深化，它以一个平凡、善良女子的觉醒揭示封建社会“官吏每无心正法，使百姓有口难言”的严酷现实，指出了产生窦娥这一悲剧的根本原因在于封建统治的腐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