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渣泛起的危险信号—也说纲常

沉渣泛起的危险信号——也说“纲常”“纲常”，是“三纲五常”的简称，是中国封建社会维护封建等级制度的伦理道德准则及行为规范。

几千年来，成为封建统治阶级统治和毒害中国人民的思想工具和精神鸦片。

早已随着封建社会制度的彻底灭亡，被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

然而，在中国社会进入全面深化改革，大力推进以法治国，建设法治型社会的关健时刻，有人打上弘扬“传统文化”旗号，采取化整为零手段，偷偷摸摸地乔装打份，进行“纲常”宣扬活动。

沉渣泛起，死灰复燃的危险信号，不能不引起高度关注与警觉。

一、何谓“纲常”所谓“纲常”，是“三纲五常”的简称。

所称“三纲”者，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之规。

纲，即绳，网上的大绳也。

转指事物的主体，居支配地位。

即是说国君、父亲，丈夫居主体与支配地位，是主宰者。

“三纲”为封建社会中三种主要的社会关系。

所谓“五常”，是指“仁、义、礼、智、信”五种道德规范。

西汉大儒董仲舒称：“五常之道，王者所以修饬（修饰之意）也”。

即是说，仁、谊（义）、礼、知（智）、信这五种规范，为王者必须掌握着，以掌控统治阶级内部及广大人民群众，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保证国家权力在世袭制家天下的轨道上运行。

下面将“仁、义、礼、智、信”五常之道，分别予以简介。

所谓“仁”，《说文解字》解释，本指“亲也”。

孔子称，仁指恭、宽、信、智、惠、勇、忠、恕、孝、悌等内容。

又称，“仁者、爱人”。

仁能好人，能恶人。

“克己复礼为仁”。

《中庸》称，“仁者、人也、亲亲为大”。

所谓“仁”，本指人与人之间的亲亲关系。

五代文字学家徐铉解释：仁者兼爱，故从二。

二人应当亲爱，能够兼爱。

又称二为天地之意。

（此种解释，未免牵强附会，二人为亲，为兼爱。

那么“仨、伍、什、佰、仟、亿、佻”者，又作何解释。

岂非更仁，更兼爱。

何不称，仨者，爱人也。

什者、佰者、仟者、亿者、佻者，更爱人也——编者）据此，孟子提出了“仁政”政治主张，认为统治者不仅要对人民进行道德教育，更要实施“仁政”，争取人心。

（《孟子·梁惠王上》此为大意）徐铉（916——991）五代宋初文字学家，字鼎臣，扬州广陵（今江苏扬州）人，官至散骑常侍，精通文字学。

所谓“义”，指“威仪也”，与善同意，自身的威严与气度。

我，表示自己，羊表示善（指繁体字“義”）即表示自己善美。

徐铉认为，义与善大致相同。

孔子提出“性相近，习相远”（《三字经》）儒家认为，义者事之宜，即指思想行为符合一定标准。

《礼记》称，义者，宜也。

舍生而取义者也。

因此，义又写作谊，指恩谊，情谊。

《易经系辞上》称“二人同心，其利断金，同心之言，其臭若兰”。

“义结金兰”出于此。

即指气味相投之意。

其实，义，有狭义与广义之分。

所谓狭义，即指个人行为，个人主义，小团体主义，即哥儿们义气，或匹夫之勇。

如侠客，仗剑者大属此类。

而广义之义，指人民大义，革命大义，国家大义，民族大义。

人民大义与革命大义，指奴隶起义和农民起义，进行反抗奴隶主阶级和封建地主阶级的革命斗争。

民族大义指抗击外来民族侵略，即反侵略之革命斗争。

如抗击倭寇，鸦片战争，义和团抗击八国联军和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皆属此类。

这样的大义，为“正义”之举。

由此可知，像刘备、关羽、张飞的“桃园三结义”，属难兄难弟，相依为命，义结金兰，为保活命的小团体而已。

荆轲刺秦王的“侠义”，是为燕太子丹报私仇的亡命之举及匹夫之勇。

这些显然与盗跖领导的奴隶起义以及陈胜吴广领导的农民大起义，有着本质的不同。

所谓“行侠仗义，仗义疏财”即为个人行为，自己为善之义。

笔者并未看到有“大侠”之类人物领导农民起义者。

那鲁智深拳打镇关西，其为大宋提辖官，“三侠五义”之五鼠闹东京者，保的是大宋江山。

那种以义为名，结为派别，如武当、衡山、华山等，或为争夺霸主地位，或为争夺地盘、划分势范围，或为争夺金银珠宝财物，甚至于争夺女人而争斗不休，成为地方势力，霸据一方的霸权者。

所谓“打遍天下无敌手”“天下第一、世间无双”盖世英雄，纯属狂言。

须知，天外有天，人上有人。

强中自有强中手，好汉死在好汉手。

因此，韩非称“仗剑者”以武犯禁，与以文乱法的儒者皆为“五蠹”，同属蛀虫，主张将其除掉。

所谓“礼”，即“履”也。

所以事神致富也。

引伸为表示敬意。

礼、礼仪，即行为准则，就像脚上穿的鞋行走，人们要按照礼制行事。

《礼记·曲礼上》称，“夫礼者，所以定亲疏、决嫌疑，别同异，明是非也”。

“道德仁义，非礼不成，教训正俗，非礼不备，分争辨讼，非礼不决；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礼不定。

班朝治军，莅官行法，非礼威严不行；祷祠祭祀，供给鬼神，非礼不诚不庄。

是以君子恭敬，撙（抑制）节，退让以明礼。

”《礼记·礼运》称：礼必本于天，殽于地，列于鬼神。

达于衷、祭、射、御、冠、昏、朝、聘。

是故礼者，君之大柄也。

由此可知，礼仪之起，源于敬神，敬神以礼，求神赐富。

又为“君之大柄”，治国治本。

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统治者以此制订贵族等级制的社会行为规范和道德准则。

《周礼》《仪礼》和《礼记》称作“三礼”，就是这种礼制的范本。

所称“礼治”，成为儒家政治思想的核心，用以维护统治阶级等级秩序，要求天子、诸侯、卿、大夫、士等各级官员安于各位，遵守礼制，不得僭越，以巩固统治阶级的内部秩序，从而有效地统治人民，巩固统治地位。

如此，所谓的“礼”，是为统治阶级所制订的行为规范与道德准则。

“礼不下庶人”即是说并不是为普通的老百姓制订礼仪。

显然与人民大众无关。

况且，礼制对于占人口一半的妇女，更是歧视与压迫，所谓“三从四德”就是出自《周礼》和《礼记》。

《周礼·天官》要求妇女服从男权，遵守所谓的“品德、德令、仪态和手艺”的闺范，即“妇德、妇言、妇容、妇功。

”《大戴礼记·本命》称，孔子曰：“女子者，顺男子之教而长其理者也，是故无专制之义，而有三从之道。

幼从父兄，即嫁从夫，夫死从子，言无再谯（改嫁）之端。

教令不出于闺门，事在供酒食而已。

”同时还规定女有“五不取”（指嫁娶）七出三不去等清规戒律。

几千年来，有多少妇女惨死在这封建礼教之“软刀子”之下，又有多少女子幽禁在这非人的“礼”字天牢之中。

在古代，神是世界万物生灭变化至尊。

敬神得神保佑，得神之助，可以获福。

由此引出敬神以保护社会的等级制度。

在奴隶社会，爵位分公、侯、伯、子、男五等。

官位分天子、诸侯、卿、大夫、士五等。

孔子又将人分为五等，有“庸人、有士、有君子、有贤人，有大圣”（《荀子·哀公》）《左传》称：天有十日，人有十等。

为维护这种等级制度，便制定出礼仪规范。

孔子称“不学礼，无以立。

”“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

由此形成一整套封建礼仪、礼节、礼规、礼治、礼教之准则。

这便是“克己复礼为仁”的宗旨之所在。

从而，把敬神与敬人联结在一起，形成人与人之间严格特定的等级关系，即孟子所称，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之人际关系。

然而，“礼不下庶人”，普通之民众“怀土”的“小人”“野人”，是不准也就不能“知礼”的。

这样，世上绝大多数人是不能不准知礼，而只有少数的圣贤君子“知礼、遵礼”。

这便是“礼”之常理了。

所谓“智”，本指聪明智慧。

在古代智与知同义。

知，即指知识，知道之意。

本来，对于知识，人人都可学而知之。

但被定为“五常”之知，便有“生而知之”“唯上智与下愚不移”（《论语》）孔子还说：“男子者，任大道而长万物者也知可为，知不可为；知可言，知不可言；知可行，知可不行者。

是故审其伦而明其别，谓之知，所以效匹夫之德也。

”（《孔子家语·本命解》，原为《大载礼记·本命》内容）男权意识与男尊女卑不平等关系因“礼”而成。

如此，把知识归于统治者所有，归君子所有。

人民大众被剥夺了学知识受教育学文化的权利与机会。

使“上智”与“下愚”，为天生不能改变而合法化。

不能让民知道，这样“下愚”便不可以知道，这是富者永富，贫者永贫，智者永智，愚者永愚，愚者永远处于“下愚”境地，这便是“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知与智之“常”理了。

“愚民政策”彰显于此。

所谓“信”者，诚也。

诚实无欺，言必守诺之意。

孔子弟子有若说“信近于义、恭近于礼”。

这样，信、义、礼结为一体。

按理，言必信，行必果，诚实守信，是做人的起码道德准则。

孔子却称：“民无信不立”。

将“信”作为国君的行为准则，失信于民什么都没有了，甚至失权而亡国。

所以言“信”，是在为国君治国理政献计献策而已。

然而，孟子却称“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孟子·离娄下》）已无信可言。

孟子曰：恻隐之心，仁也，羞耻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

仁义礼智，非由外铄（给）我也，我固有之也。

表明“仁义礼智”是孟子天生就有的。

上述便是“三纳五常”的基本含义，被儒家奉若神明，金科玉律，天生之本。

为统治者当作护身之术，传世之宝，在中国传承了两千年。

南宋理学家朱熹断言：“纲常万年、磨灭不得”，足见“纲常”“至宝之至”了。

二、“纲常”的形成“三纲五常”之道，从发生到形成，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

“纲常”起源于奴隶社会末期，即春秋末到战国时期。

此时，中国的奴隶社会已经历了一千多年，正值走向灭亡，封建社会制度从萌芽走向确立，社会制度正处于大变革的关健时期。

诸侯争霸称雄，战乱不断，动荡不安，周室架空，民不聊生。

孔子称“吾道不行矣”，“礼崩乐坏”，史学者称之“据乱世”。

为维护奴隶社会的等级制度，巩固周朝的统治地位，孔子在齐景公问政时，便提出了“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关系的主张。

这便是“纲常”的首次提出。

随着时代的变化，孔子提出了“仁者爱人”“克己复礼为仁”治国理念。

孟子提出“仁政”主张。

战国时，《周礼》《仪礼》应运而生，到西汉时期，博士载德、载圣叔侄二人作《大载礼记》和《小载礼记》即《礼记》，将《周礼》《仪礼》延续拓展，加进了秦汉礼仪制度，提出圣人作君臣以纲纪之理念。

到东汉，史学家班固《白虎通、三纲含义嘉》中正式提出三纲仪礼。

至于“五常”，孔子提出的内容比较多，但以“仁”与“礼”为核心。

孟子称自己固有“仁义礼智”之德。

到西汉汉武帝时，博士董仲舒在《举贤良对策》中，提出“五常”之说。

“夫仁、谊（义）、礼、知、信五常之道，王者所当修饬也。

”到此，“三纲”与“五常”齐备，儒家将“三纲”与“五常”合为一体，便成为“三纲五常”伦理道德规范与行为准则。

到了宋代，经过朱熹的解释与传授弟子门生，将“三纲五常”推向了顶峰。

有人将“三纲五常”编入启蒙读本《三字经》，成了教化弟子的基本教材。

从上述可知，“三纲五常”起源于奴隶社会末期，而形成于封建社会初期，即汉代，而兴盛于唐宋。

它是随着社会的发展，为巩固封建社会等级制度和维护统治阶级的根本利益，应运而生的思想文化产物，从起源到成“正果”经历了上千年。

只因儒家思想迎合了统治阶级的需要，受到统治者所青睐与独钟，成为封建社会正统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