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_中庸_

国学研究说“中庸”许　总摘　要　《中庸》集中体现了儒学中庸之道思想。

现代人释中庸为折中调和，是根本性的误读。

“中”的本义是内在的且能贯通上下者，“庸”的本义是实用，中庸其实具有体、用两重性。

因此，中庸之道既包含着形上学意义上的本体的存在，也表现为形下学意义上的作用的实行，既是精微幽深的天下之正道定理，又是平常普适的人类的日常生活。

《中庸》在详细解说中庸之道学理依据的基础上，指出在天人关系的大框架中，人的修养进路和方式，并为人们展现出儒者的最高的人生价值和最理想的人生境界。

中庸的“时中”观念具有发展的性质，所以中庸之道不是僵化的，中庸的“中和”观念，更具有调适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功能，在社会学、生态学领域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　《中庸》　字义　主旨　价值 《中庸》既是儒学的经典之一，又是先秦诸子说理散文中的重要一篇。

它以辑录孔子言论加专题论述的形式，集中而深刻地阐发儒家有关“中庸”的思想。

因此，《中庸》既是儒家中庸思想的最集中体现，又是先秦说理散文由语录体向专题论文体转折演变的标志之一，具有重要的文学史与思想史意义。

但是，究竟什么是中庸之道，现代人却根本性地误读了。

《辞海》“中庸”条：“儒家伦理思想。

指处理事情不偏不倚、无过无不及的态度……后来泛指平庸、妥协、保守、不求上进。

”对中庸的误读，大致形成这样一些流行观念：认为“中”即不彻底，即模棱两可，即中间状态；认为“庸”即庸碌无为，即庸俗。

因此，中庸的真义在于倡导一种中间路线，主张一种折中主义，缺乏敢作敢为的精神，不敢坚持正确的主张，见风使舵，是一种圆滑的处世策略和人生观念。

甚至有人把中国人所谓的劣根性，如缺乏西方人那样的冒险进取精神，作为少数派时不敢坚持己见，以致造成中国长期落后乃至出现像“文革”那样的政治悲剧，都归结为中庸之道的流毒和危害。

我想，这样理解中庸之道自有其合理的时代背景，一是新文化运动以来打倒孔家店的需要，要彻底否定孔孟儒学，必须弄臭作为其核心精神之一的中庸之道；二是近代以来精英知识分子出于对中国长期落后挨打的痛苦反思，认为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儒学中庸之道使国人成为了一个懦弱的精神群体。

但是，儒学作为影响中国文化数千年的思想体系，对其解读首先应当在学理的层面上进行。

只有当我们自觉地远离躁动的时代氛围和功利的心理状态，才有０１１　天津社会科学　２０１３年第４期可能回到学理上来静心思考；只有认真细致地研读《中庸》文本，才有可能还中庸以本来面目。

一、中庸的字义与思想内涵“中庸”二字，最早见于《论语·雍也》：“子曰：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

”孔子叹息“中庸之道”之不行已经很久了。

后来，孔子之孙子思“忧道学之失其传”①而专门写了一篇《中庸》，这就是收入《礼记》中的《中庸》篇。

谈到中庸这两个字的含义，学术界向来以宋代理学家程颐的说法为最早依据：“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

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②。

这样的解释，当然是不错的，但却已经是千年以后的引申义，不是中庸这两个字的最初含义。

而我以为，如果不从中庸这两个字的最初含义入手，是很难真正理解中庸之真义及其深刻内涵的。

“中”，《说文解字》释为：“中，内也，从口丨，上下通。

”可见，“中”的本义是内在的且能贯通上下者。

“庸”，《说文解字》释为：“用也，从用从庚，庚，更事也。

”再看“庸”所从之“庚”，《说文解字》释为：“位西方，象秋时，万物庚，庚有实也。

”可见，“庸”的本义是实用。

在这一基本内涵的基础上，中庸的意义向两个方面延展。

（１）中庸的概念与“时中”相联系。

《中庸》第二章中说：“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

”“时中”见于《易传·蒙》：“蒙亨，以亨行，时中也。

”王弼注曰：“时之所愿，惟愿亨也，以亨行之，得时中也”③。

以“时中”释中庸，显然在于表明君子立身行事，应当合乎时宜，无过与不及。

（２）中庸之义又与“中和”联系紧密。

《中庸》第一章中说：“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

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

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

”郑玄注“中庸”，他说：“名曰中庸者，以其记中和之为用也，庸，用也。

”④朱熹《中庸章句》曰：“喜怒哀乐，情也。

其未发，则性也，无所偏倚，故谓之中。

发皆中节，情之正也，无所乖戾，故谓之和。

”⑤可见，内在的未发之“中”，是“庸”亦即“时中”的内在根据，外在的已发之“和”就是“庸”，也即“时中”，是无过与不及的作用于事，是内在之“中”的表现与结果。

从心理学角度而言，情感未发生时，心中的活动就无所谓太过或不及，是恰到好处，就是中；而情感发出后无所乖戾，就是和。

所以，中庸其实具有体、用两重性，中庸要求的是体用合一。

正如朱熹所说：“未发之中是体，时中之中是用。

”⑥未发之中，是性，是本体，这个本体即天地之道，道即性，在天为道，在人为性。

发为喜怒哀乐，是情，是用，就人而言，是个性，就物而言，表现为万事万物；而发皆中节，则是对调和不同而达到和谐的要求，即和而不同。

也就是说，每个人的情感、欲望的表达，都应当有一个恰当的限度，亦即适中之点，每个人都达到这个点，整个社会就会和谐有序，否则就混乱无序。

推而广之，人类社会和自然界的一切要素，都应处于自身的适当位置，发挥适当的作用，相互形成适当的关系，保持适当的生态，整个社会、自然就处于和谐状态，此即所谓“太和”。

如果说，“时中”论展示了中庸之道的原则性和灵活性相统一的原理，那么，“中和”论则主要体现了中庸之道关于个性与共性相统一的原理。

“时中”论阐述的是“中”的随“时”性，“中和”论阐述的则是“中”的随“和”性。

“时中”论着眼于历时性，阐明真理与时俱进的时间的属性，可以认为是一种历史哲学；“中和”论着眼于共时性，阐明真理与社会调适的空间的属性，可以认为是一种关系哲学。

正因为中庸之道包含着体与用的统一，个性与共性的统一，共时性与历时性的统一，所以宋代理学家即以真理（正道、定理）释中庸。

程颐认为：“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

”又说：“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

”程颐将中庸解作不偏不易的正道定理，把中庸与“理”联系起来，显然具有站在理学家立场加以发挥的意味，但却并非随意而为，而是可以在《中庸》中找到根据的。

朱熹认为，不偏之“中”读去声，与“时中”之“中”相对应，是非名词性的，是符合、适时、适当、适中义；而天下正道之“中”读平声，与喜怒哀乐未发之“中”相对应，是名词性的，是性之德、道之体，是形上性即理的本身，同时又构成“时１１１　国学研究①②③④⑤⑥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１９８３年版，第１４页。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第１７页。

孔颖达：《周易正义》，《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１９８０年版，第２０页。

孔颖达：《礼记正义》，《十三经注疏》，第１６２５页。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第１８页。

黎德靖：《朱子语类》，中华书局１９８６年版，第１４８０页。

中”的根据，“所以能时中者，盖有那未发之中在”①。

对于“中庸”之“庸”，程颐解作“不易”，朱熹则进而解为“平常”。

在朱熹看来，“庸固是定理，若以为定理，则却不见那平常的意思”②，朱熹之所以强化“平常”之义，我以为仍然在于贴近“庸”的“实用”的本义，实用的就是平常的，平常的实用的也就是不易的，所以朱熹认为，说到“平常”，“不易”之意即自然包含其中。

此外，朱熹以平常释中庸，也具有以儒抗释的用意，他指出，“高明，释氏有之，只缘其无道中庸一截”③，所谓高明，实指佛教义理的奇怪、不平常，因此，须用儒学的平常性对抗佛教“非常可怪之论”对儒学的干扰。

朱熹认为，儒学的义理无论多么高妙，都是于日常中体现的，所谓“极高明而道中庸”，这实际上已揭示了儒学入世的根本特性。

所以，所谓“中庸之道”，其实是融会合理性、平常性、实用性于一体的，是极为实用的、极具操作性的、极易推广的人生之学、社会之学。

二、“中庸”的主旨与书写策略以上主要从字义角度解说“中庸”，而说到主旨，则当以《中庸》文本为据。

《中庸》首章“天命”开宗明义：“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

”由天人关系规范“性—道—教”的修养进路，表明人的品格修养及人类社会秩序与天地根本之道的关系。

天命之性是“万物皆只同这一个原头，圣人所以尽己之性，则能尽人之性，尽物之性，由其同一原故也”④；率性之性则是由人所禀受天命之性而成之性，显现在人的喜怒哀乐之中，使人人可用；修道之教则是对喜怒哀乐之发皆中节的要求，实即符合天命之性。

可见，在天人关系中的人生修养进路，根本的性质仍然是体、用关系。

用朱熹的话说就是：“其书始言一理，中散为万事，末复合为一理。

‘放之则弥六合，卷之则退藏于密’，其味无穷，皆实学也。

善读者玩索而有得焉，则终身用之，有不能尽者矣。

”⑤在此，中庸的主旨成为“理一分殊”哲学思想的完整诠释。

因此，中庸的主旨，既述理想、溯本原，又近人生、重实用。

中是本原，庸是实用。

对于《中庸》首章“天命”所述，朱熹称之为《中庸》之“大纲”。

而对《中庸》第十二章的“君子之道费而隐”，朱熹则称之为《中庸》之“间架”。

在这一章中，中庸之道的性质、特点进一步得到描述，一方面，以“夫妇之愚，可以与知焉”、“夫妇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另一方面，“及其至也，虽圣人亦有所不知焉”、“圣人亦有所不能焉”。

也就是说，中庸之道既包含着形上学意义上的本体的存在，也表现为形下学意义上的作用的实行，既是精微幽深的天下之正道定理，又是平常普适的人类的日常生活。

就其精微处而言，圣人亦不可穷尽其理；而就其平常性而言，普通老百姓人人可以实行。

这也就是宋代理学家所概括的“其大无外，其小无内”、“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

这一个“大纲”、一个“间架”，其实就是《中庸》的主旨。

通观《中庸》全篇，其书写策略完全是围绕这一个“大纲”、一个“间架”而展开。

《中庸》全篇大约数千字，在汉唐儒生手中，只是作章句训诂之学，到宋代，经二程到朱熹，其主旨才渐次明确。

朱熹毕生对《中庸》的研究致力最多，早年在师事李侗时就开始撰写《〈中庸〉集说》，主要是辑诸家之学，尚未超越“章句训诂之学”，到中年时，因反复研读《中庸》首章即“天命章”而有所感悟，促使他由“中和旧说”向“中和新说”转变。

朱熹通过解《中庸》和《大学》，建构了儒家道统的传承体系，而《中庸》文本在其中起了极大作用。

所以，朱熹解《中庸》，既反对汉唐儒生“唯知章句训诂之为事，而不知复求圣人之意”，又反对当时的一些理学家“脱略章句，陵籍训诂，坐谈空妙”。

他曾在给吕祖谦的一封信中，表明自己解《中庸》的原则是“敬知双修”，既着重发掘圣人之意，同时也不忽视文本本身。

正是在这样的态度下，朱熹写出《中庸章句》，在这本书中，朱熹细致整理了《中庸》文本，根据内容和叙述层次将全篇分为三十三章，也即三十三节，由此建立《中庸》中所体现的思想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