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文坛二星：张爱玲与赵树理

1943文坛二星：张爱玲与赵树理作者：吴湘莉来源：《山东青年》2013年第03期摘要：1943年的张爱玲和赵树理于中国的一南一北同时成名。

但由于生活环境和受众群体的明显差异，致使张爱玲和赵树理同处40年代，却有着全然不同的创作风格与文化观念。

本文将从他们的具体作品《金锁记》和《小二黑结婚》中曹七巧与三仙姑的悲剧出发，看两人由于文化身份的差异所导致的不同，和在诸多的不同背后共同的通俗文艺追求，也许在创作上他们会有迥异的创作路径，但无论他们走得是哪种路径，都无疑是对通俗文学在四十年代是空白的一种弥补，他们的出现更是标志着通俗文艺的强势崛起，及其潜滋暗长的顽强生命力，丰富了文学史的内涵，也为后世读者能够重新审视通俗文学的艺术魅力，提供了不可磨灭的文字依据。

关键词：张爱玲；赵树理；《金锁记》；《小二黑结婚》；通俗文艺1943年的张爱玲和赵树理于中国的一南一北同时成名。

赵树理凭借《小二黑结婚》，由一个默默无闻的文化宣传者一跃成为了解放区家喻户晓的作家，作品在民众间口耳相传，甚至达到了张口背诵的地步；而此时居住在“孤岛”上海的张爱玲也名声鹊起，尤其当《金锁记》出现时，更是盛赞不绝，奠定了张爱玲在中国文史上的地位。

著名学者傅雷对张爱玲的态度一直是贬过于褒的，但当他看到《金锁记》的时候，也不自禁的称之为“我们文坛最美的收获之一”，夏志清更是称其为“中国从古以来最伟大的中篇小说”[1]。

下面我就从上述两篇小说入手，来具体比较一下二人在创作理念上的异同。

一、曹七巧与三仙姑的悲剧曹七巧和三仙姑分别是《金锁记》和《小二黑结婚》里的女性形象。

她们都是所处时代的小人物，都是日常生活里司空见惯的人。

曹七巧和三仙姑又是截然不同的两个人，这样的两个人能放在一起比较吗？当然能，因为她们都是婚姻的牺牲品，都是悲剧型的女性人物。

曹七巧本是麻油店的贫家女，却迫不得已的嫁入了姜公馆。

在那样一个门第观念极其森严的时代，麻油店与姜公馆地位的巨大差异，让我们不得不怀疑这桩婚姻的幸福额度。

十七岁的花季少女嫁给了个落地就患有骨痨的姜家二少爷，婚姻的不幸从七巧嫁进姜家那刻就开始了，并无可挽回的越走越深。

三仙姑同样是封建包办婚姻的牺牲品，她十五岁就嫁给了一个不多说一句话，只会在地里死受的老实后生于福。

她是前后庄第一个俊俏媳妇。

于福木讷、老实且不懂得哄新媳妇开心，外在和内在的巨大差异，使得这看似和谐的婚姻，并不幸福。

比较起来，两者的婚姻悲剧还是有所不同，三仙姑的婚姻纯粹是封建包办的恶果，纵然三仙姑跟于福没有感情，但至少于福是个健全的人。

而七巧就不同了，她是在兄嫂为了取得荣华富贵的情况下，被迫嫁到姜家，也就是说她的婚姻与其说是包办，还不如说是一种金钱与幸福的交易。

于是爱情从此与她无关了，金钱开始羁绊着她的一生，因而七巧比起三仙姑要悲惨的多。

面对不幸的婚姻，曹七巧和三仙姑都以自己的方式抵抗着。

刚进姜家时的七巧还不完全是金钱的奴隶，她虽然嫁给了废人姜二爷，却对爱情仍有所期盼，如小说中这样写道“人生就是这样的错综复杂，不讲理。

当初她为什么嫁到姜家来？为了钱么？不是的，为了遇见季泽，为了命中注定她要和季泽相爱。

” [5] 在那样一种悲惨而无奈的境遇下，她把眼光移到了姜季泽的身上，并且渴望在他那里得到自己向往的爱情，然而命运似乎又跟她开了个天大的玩笑，她那一厢情愿的爱恋并没有得到相应的回应。

那空有一副好皮囊，整天只知道花天酒地，水汪汪的黑眼睛里永远透着三分不耐烦的姜三爷对七巧的巧言讨好，似乎并不领情，他即使想要玩弄女人，即使七巧有胜过窑姐的姿色，他也绝不会染指家里人，在他看来“七巧的嘴那样的敞，脾气那样的躁，如何瞒得了人？何况她的人缘这样坏，上上下下谁肯代她包涵一点？她也许是豁出去了，闹穿了也蛮不在乎。

他可是年纪轻轻的，凭什么要冒这个险？”[6] 字字透出季泽对七巧的无情。

在这条爱情路行不通的情况下，她不再相信任何人，并且意识到只有金钱才是真实的、具体存在的，因而她对所有的人设防，她总是以为所有接近她或是要与她攀亲的人都是为了一个目的，那就是想着她的钱，即便那个人是她的亲侄子。

她对女儿长安道“表哥虽不是外人，天下男子都是一样混账，你自己要晓得当心，谁不想你的钱？”[7]，“男人……碰都碰不得！谁不想你的钱？你娘这几个钱不是容易得来的，也不容易守得住……”[8]三句话不离钱，似乎在她的生活中金钱才是必需品。

这条自救抵抗的路，不仅没有让曹七巧脱离悲剧的深渊，反而泯灭了她的人性，扭曲了人格，以致六亲不认，像个疯子般不择手段的实施着报复，她自己一生不幸，她也不想别人得到幸福，哪怕对方是自己的亲生儿女，她都想方设法的进行破坏，为了锁住她生命中唯一的男人长白，她相继逼死两任儿媳；女儿长安长到三十多岁了，好不容易遇到愿意娶她的童世舫，但她并不像所有的母亲一样为之高兴，反而从中作梗硬生生的给搅黄了……三十年来戴着黄金枷的七巧，犹如一只苍凉的蝴蝶标本，虽生犹死，冷漠、无情、变态注定着她悲剧的一生。

和曹七巧一样，三仙姑也有自己抵抗既定现实的方法。

嫁到于家倍感寂寞的三仙姑，开始信神，名义上是替人求财问病，实则是想凭借前后庄第一个俊俏媳妇的容貌，吸引庄上的青年小伙来朝看圣像，以此排遣内心的孤寂。

这跟曹七巧同样渴望得到健康异性的爱，有所不同，曹七巧不甘于做个有名无实的姜二奶奶，是因为她觉得她到姜家还为了与命中注定的季泽相爱，虽然结局以失败退场，但她爱恋的对象明确而又单一。

而三仙姑，她渴望征服的是整个青年群体，并希望优秀的青年才俊都能拜倒在她的圣像面前，于是她把衣服穿得更鲜艳，头发梳得更光滑，首饰擦得更明亮了。

然而这种几近变态的装扮，在她年老色衰之后，作用就大不如以前了，但是三仙姑并没有意识到这点，即使顶门上的头发脱光，官粉已经抹不平脸上的皱纹，她仍然乐意于做个老来俏：“小鞋上仍要绣花，裤腿上仍要镶边”[10]。

作者这种近乎讽刺的笔法，恰恰反映了三仙姑老来俏装束的不适宜，自然也不再对年轻的后辈有杀伤力，反倒是她的女儿小芹如今出落得新鲜灵动，吸引无数后生，其中包括三仙姑一直垂涎的小二黑。

当她得知小二黑跟小芹要自由结婚的时候，她第一想到的是以后不能跟小二黑说句玩笑话了，这是件多么可惜的事。

于是她公开和自己的亲女儿吃起醋，明知他们两情相悦，却横插一杆的给小芹另找起婆家来。

她无视女儿的意愿，更不考虑她是否会幸福，为了了却自己的一宗心事，就将其随便许配给了家里很富，却才死老婆的退职军官吴先生。

这种不负责任的做法，比起阴鸷的曹七巧，有过之而无不及。

曹七巧和三仙姑，都是封建包办婚姻的牺牲品，在不和谐婚姻的禁锢下，在相似的命运里，她们有着近乎一致的价值观，都倾向于认为钱比情坚固；自己不幸福同时嫉妒着别人的幸福；有着破坏一切美好的变态自私心理，哪怕对方是自己的亲生儿女。

然而她们的结局却有着很大的差异，背负着黄金枷的曹七巧，在劈死许多人后仍执迷不悟，剑走偏锋一意孤行，乃至最终锁死了自己，她的死不足惜。

更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悲剧并没有就此终结，它如同命运一般轮回着，小说结尾处这样写道“三十年前的月亮早已沉下去。

三十年前的人也死了，然而三十年前的故事还没有完——完不了。

”[11]这里我们可以很清醒地意识到七巧并没有死，她仍然活着，女儿长安从七巧手中接过了接力棒。

她的言谈举止越来越像她母亲了。

“一家有一家的苦处呀，表嫂——一家有一家的苦处！”[12]曹七巧的悲剧之所以传到了长安的身上，并还会不断的传下去，是因为七巧的悲剧是时代的悲剧，只要那个时代、那种社会体制一直存在，那种悲剧就不会完结。

而三仙姑则不同，她确实也存在虚伪、爱财、不讲理、人性扭曲、母性泯灭的一面，但在解放区新政策的引导下，受到教育后就很快就意识到自己的缺点与不足，并及时改正，这样她的悲剧表面上到此为止。

但也不禁让人产生怀疑：三仙姑以后的路怎么走？她能耐得住不被欣赏的寂寞吗？这些都不得而知。

赵树理让三仙姑成了永远的笑柄，却没有让读者真正走进那颗枯寂的心。

二、文化身份导致的异同张爱玲生于上海的一个名门世家，虽然在其出生的时候家道已中落，但百足之虫死而不僵，表面上还是能够维持望族往昔的生活格局，这样的环境使得张爱玲能从小接受中国古典文化的熏陶，这也是她后来尤为的钟情中国传统文化的原因。

在诗词歌赋中，她的童年生活总体上算是祥和温暖的。

然而这样的岁月并不长久，随着她渐渐长大，她越来越清楚的看到家庭的不和谐，封建遗少式的父亲和具有新式思想的母亲彼此看不惯，思维方式截然相反的两个人最终以离婚结束这段婚姻，这一变故在她幼小的心里留下很深的阴影，加之父亲再娶和后母的残忍狠毒，更是使其倍感人世苍凉，如此这般后，纵然她小小年纪却有着一颗看尽世间无常的苍老的心。

不甘于忍受虐待和孤独的张爱玲，时刻准备着逃离父亲和后母的淫威，渴望和母亲同住，因为那样她就自由了，可以无忧无虑地做自己想做的事，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当她真的和母亲同住后，才发现自由散漫的个性，与母亲所要求的西式淑女相差甚远，母亲没有了初时的欣喜，更多的是不耐烦。

这让张爱玲意识到原来她并没有真正的跳出牢笼，而仅仅是从一个坑跳进了一个更深的坑，要想真正的无虑，必须得靠自己……在这样一种冷漠、无爱的家庭氛围中，在孤独与寂寞的陪伴下，张爱玲拥有了一颗淡漠的心，她常表现出敏感内省与早熟，以审慎怀疑的态度关注周围的人与事，用受伤的灵魂来观察世人的真面目，毫不留情地揭示人性的扭曲和人性的阴冷，在她看来，悲凉才是人生的常态。

因此在她走向职业写作的时候，她寻找到了从群体生活的背面发现中国式的悲剧。

以知识分子的眼光对市民文化进行理性的透视。

了解这些后，再来读她得作品，我们看到的不仅仅是芸芸众生在物欲、情欲、金钱欲冲击下的挣扎和丑态，更重要的是，我们看到她是如何透过这条“欲望的街” 来展现人的生存境界和人性的丧失，从而表现对人性悲剧的深刻体验。

例如她的《倾城之恋》，它是部爱情传奇，体现的却是生活的厚重，看过这部小说的读者，多少都会感觉到，主人公范柳原和白流苏，并不像一般情感小说中描摹的那样，一见钟情而爱的死去活来，也许他们彼此欣赏，却都没有付出真诚的感情，若即若离的有所保留的联系着，各自计算着各取所需，然而，命运总是喜欢开玩笑，在他们相互打着太极的时候，一招四两拨千斤使他们不得不向命运低头，突如其来的战争……香港沦陷了，他们被拴在了一起……小说的结局是圆满的，但却是令人惆怅的，彼此付出的那一点点真心，又能维持多久呢？平凡已是难得，又如何要他地老天荒，在此张爱玲一方面，渴望能够有“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的绵长，另一方面，生活的凄楚与无奈，又给人重重一击，乃至陷入生存困境的忧思中。

《金锁记》也是这样一出欲望的悲剧，曹七巧充满欲望的生存，注定了她悲剧的一生。

张爱玲的写作选择了面向普通市民，还受生活环境和社会环境的制约，在动乱不安的上海，她准确地把握住了当时沦陷区普通市民的心理，抒写了战乱背景下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因为她的经历告诉她，在茫茫的都市中，只有日常生活才是永恒的，视生命如蝼蚁的战乱年代，人们已无精力忧国忧民，最实际的莫过于活在当下，执着于眼前的饮食、吃穿用度，只有这些才是最真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