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稿]中国航天之父——钱学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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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航天之父——钱学森00
又一位科学巨匠离我们而去了。

20世纪50年代，钱学森放弃在美国的教职，回到生活和科研条件都无法相比的祖国，除了需要理想主义情怀，还要放弃对功利主义的种种念想。

他回来了，成为了中国导弹之父。

今天，当我们为中国的航天科技欢呼时，我们不能忘记这个名字——钱学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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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学森生于杭州，家境优越。

父亲钱均夫博学多才，谦恭自守，母亲章兰娟则心地善良，开朗贤惠。

钱学森常说，“我的第一位老师是我父亲”，而“我的母亲是个感情丰富、纯朴而善良的女性，而且是个通过自己的模范行为引导孩子行善事的母亲。

母亲每逢带我走在北京大街上，总是向着乞讨的行人解囊相助，对家中的仆人也总是仁厚相待。

”“而父亲则为家庭营造了宁静的文化氛围与求实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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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年6月的一天，钱学森夫妇摆脱特务监视，将一封写给陈书通的信夹在给比利时亲戚的家书中，投进邮箱，请求祖国帮助他早日回国。

这封信最终辗转交到周恩来总理手中。

随后经过中美大使级会谈，美国政府不得不允许钱学森离美回国。

8月5日，钱学森接到美国政府通知，终于被允许回国。

钱永刚回忆，当时飞机很少，最早的一班到香港的飞机也是两周后。

父亲决定立即买船票回家。

美国洛杉矶移民局不忘刁难这位科学家。

买船票时，售票员一听是钱学森，便说一等舱已卖完，只有三等舱船票。

事实上，一等舱船票很富余，但船务公司得到移民局的交待。

钱学森买了四张三等舱船票。

就这样，在一个只有几平方米的小舱内，钱学森带着夫人和一对儿女一家四口睡着上下铺，踏上了回国的路。

在轮船驶离美国本土很久后，一位美国女权运动领袖桑鸽获悉钱学森一家在船上的境况，为这样一位世界著名爱国科学家遭遇如此对待感到不平，这位有正义感的美国人与船长交涉后，钱学森一家才换到一等舱中。

经过海上一个多月的颠簸，钱学森一家10月初到达香港，当日过境后回到了祖国。

“钱学森1955年携家眷归国途中我一直相信，我一定能够回到祖国的，今天，我终于回来了！”这是中国著名科学家和火箭专家钱学森于1955年9月17日在周恩来总理的关怀下踏上回国航程，于1955年10月1日到达香港，1955年10月8日到达广州时，对接待他的中国科学院科学家代表朱兆祥同志所说的一句万分感慨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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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年底，当国防部长彭德怀元帅得知钱学森回国要访问东北后，迫不及待地交待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院长陈赓大将好好接待钱学森，并探探他的“底”。

刚刚指挥完抗美援朝战争的彭德怀元帅，对现代化武器在现代战争中的关键作用有着切肤之感。

钱学森参观完“哈军工”，陈赓就问：“你看中国人搞导弹行不行？”钱学森回答说：“外国人能干的，我们为什么不能干！”陈赓一听，大笑：“好，要的就是你这一句话。

”作为权威专家，钱学森给多位国家和军队领导人做了关于导弹武器的科普讲解，陈毅、叶剑英等都专门请钱学森去讲过。

1956年2月17日，钱学森向中央提交了一份《建立我国国防航空工业的意见》，提出了发展中国火箭和导弹技术的规划设想，为了保密，“导弹”用“航空”来代替。

有了这样的权威专家，当年4月，中央下决心成立由聂荣臻任主任、钱学森等任委员的航空工业委员会，统一领导我国的导弹事业。

1956年10月8日，在北京西郊空军466医院食堂里，由钱学森任院长的中国第一个导弹研究机构——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正式成立。

这一天，被认为是新中国导弹、航天事业奠基的日子；这一天也恰好是钱学森回到祖国整整一周年的日子。

1958年5月，聂荣臻元帅同黄克诚、钱学森一起部署了我国第一枚近程导弹的制造工作。

1960年11月，在聂荣臻元帅亲自指导下，以张爱萍将军为主任，孙继先、钱学森、王诤为副主任的试验委员会，在我国酒泉发射场成功组织了我国制造的第一枚近程导弹的飞行试验。

钱学森发挥的作用至关重要。

据“钱学森与中国航天”课题组披露，20世纪60年代，在研制东风某型导弹时，发动机试验出现多次失败。

科研人员一时找不到关键所在，只好请教钱学森。

在五院的一个会议
室里，钱学森围着会议桌一边听一边走，问到谁谁起来，问了40多分钟。

最后，钱学森指出，必须考虑发动机燃烧时产生的高频振动问题。

经过后来的试验，钱学森的判断十分准确。

1964年6月，我国第一个自行设计的中近程导弹飞行试验成功。

1966年10月，钱学森协助聂荣臻元帅，在酒泉发射场直接领导了用中近程导弹运载原子弹的“两弹结合”飞行试验，导弹飞行正常，原子弹在预定距离和高度实现核爆炸。

这次史无前例的试验标志着中国开始有了用于自卫的导弹核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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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中国科学院成立以钱学森为组长的领导小组，负责筹建人造卫星、运载火箭以及卫星探测仪器和空间物理的设计、研究机构。

钱学森负责卫星的大总体工作，为解决人造卫星研制中的许多关键技术问题贡献了智慧。

“钱学森与中国航天”课题组披露，“东方红一号”卫星在出厂鉴定时遇到了一些问题。

有人提出，卫星仅在地面模拟试验了5天，怎么能保证卫星打上去在太空中能运行二十几天？地面模拟试验需要低温环境，当时，全国生产的低温液体氦加起来只够做5天试验。

由于谁也给不出解释，卫星的出厂鉴定一直无法通过。

卫星技术总负责人孙家栋只好请教钱学森，钱学森收下厚厚的卫星技术和测试文件仔细看了起来。

几天后，他在鉴定文件的封面上写了一行字：“我看，此星可以出厂。

”钱学森以他特殊的专家身份和真知灼见，统一了大家的意见。

一语定乾坤，卫星顺利出厂。

1970年4月24日，“东方红一号”卫星成功发射，《东方红》乐曲传遍全球。

1970年7月，钱学森调任国防科委副主任。

他以自己广博的知识，开阔的眼界，提出过许多富于创新的、超前的见解，在空气动力学、航空工程、喷气推进、工程控制论、物理力学等技术科学领域作出了开创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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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授予钱学森“两弹一星功勋奖章”；1991年获国务院、中央军委授予的“国家杰出贡献科学家”荣誉称号和中央军委授予的一级英雄模范奖章；2007年荣获“感动中国年度人物”。

2009年9月14日，他被评为100位新中国成立以来感动中国人物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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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前之际，钱老曾坦言自己一生中有过3次激动——00
第一次是在1955年，钱学森被允许可以回国了。

当他拿着一本自己刚出版的《工程控制论》交到老师冯·卡门手里时，老师翻了翻，感慨地说钱学森现在在学术上已经超过了自己。

听到这句赞美后，钱学森激动万分，他表示自己在学术上超过了这么一位世界闻名的大权威，为中国人争了气，他非常激动。

为什么要激动？是因为把学习当作自己最重要的追求。

作为中国救亡图存、再造文明之两翼，钱学森一生注定要担起的是科学的重任。

从1934年赴美到1955年冒险犯难终于回到新中国，在被美国海军次长金布尔称为“可抵5个师兵力”的钱学森身上，凝聚的是一个民族浴血重生的希望与热忱。

就在几年后，钱学森以中国“导弹之父”和“航天之父”的身份，让世界震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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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先生的激动，是在于对事业的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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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是新中国成立10周年时，钱学森被接纳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当晚，钱学森激动得没睡好觉。

他回忆道：新中国成立10周年的时候，被接纳为中国共产党的一员。

这个时候心情非常激动，终于是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了！简直激动得睡不着觉。

钱老的信仰是他一生中仰望的星星，这种追求相伴他一生，当一个强烈的愿望实现之后，人怎能不激动？00
钱先生的激动，是在于对信仰的虔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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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次是在1991年，这一年10月16日，国务院、中央军委在人民大会堂召开授予钱学森
“国家杰出贡献科学家”荣誉称号和“一级英雄模范奖章”大会。

中央组织部把雷锋、焦裕禄、王进喜、史来贺和钱学森这5个人作为解放40年来在群众中享有崇高威望的共产党员的优秀代表，他的心情激动极了。

为国家做事需要一点精神，需要一个坐标，当钱先生得偿所愿的时候，人生之激动为自身追求画上了一个美丽的标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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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先生的激动，是在于对追求的跨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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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心里，国为重，家为轻，科学最重，名利最轻。

5年归国路，10年两弹成。

他是知识的宝藏，是科学的旗帜，是中华民族知识分子的典范。

他不仅以自己严谨和勤奋的科学态度在航天领域为人类的进步做出卓越的贡献，更以淡泊名利和率真的人生态度诠释了一个科学家的人格本质。

钱老去矣。

人们以各自不同的方式，悼念这位曾改变中国科技命运的大家。

愿我们在怀念他的离去时，接棒他的精神境界，同感于他的激动，同化于他的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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