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职业的星空更加灿烂

让职业的星空更加灿烂
当代中国，各种新职业大量涌现，既是社会发展变迁的生动写照，也是人的自由发展的时代趋势。

今天在城市楼宇间穿梭的电商物流员，就是电子商务兴起所伴生的新型职业，而类似的新职业已如雨后春笋般生长出来了，不管你熟不熟悉，不管你认不认可，这些新职业已是繁星点点。

各种新职业的出现，必定让自主择业、自由发展的职业星空更加灿烂。

社会变化的需求以及所提供的条件决定着职业的兴衰，人类发展进程中很多职业被历史的长河淹没，而更多的职业却留了下来，成为人类自我创造、自我发展、自我服务、自我传承的重要推动力。

当然，职业从来就不是成长在真空中的，它与经济发展、政治制度、文化观念、社会阶层紧密相关。

因此，职业具有显著的社会属性、经济属性、文化属性，甚至政治属性。

长期以来，人类认识职业时，常伴有贵贱、高低、新旧等主观判断，在今天这些判断仍然深刻地影响着职业变迁和职业兴衰。

从我们国家来看，改革开放以后，尤其是进入新世纪以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蓬勃发展，深度改变着社会结构、人口结构和财富结构，与此同时，各种新职业也应运而生，这里既有社会需求，也有人的自身创造。

一些过去闻所未闻的新职业出现在社会现实生活中，比如造价工程师、婚礼策划师、营养搭配师、陪护师等等。

更为重要的是，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技术快速发展，大大冲击着传统职业形态，直接催生了各种新职业，比如游戏开发师、网络工程师、数字视频合成师等等。

这些新职业领域积聚了大量的人才，喷涌出强大的创造力，深刻改变着职业体系，同时也撞击着社会神经。

然而不可否认的是，相对于已经喷涌而出的新职业，社会对此的共识以及制度供给，还远远没有跟上。

主要表现在：从思想上排斥新职业，把各种新职业视为另类，甚至歧视新职业，把一些领域的新职业与卑微、低下、非主流画等号;在职业分类中忽视新职业的出现，在各种职业统计报表中不登记、不反映;社会职业制度体系不向新职业开放，把新职业排斥在职业技能等级评价、职业保障体系、职业教育培训、职业监管等制度之外;忽视对新职业的调查研究，新职业界定、规范、评价缺少理论和智力支撑。

这些认识的偏见和制度的缺失，如果不引起高度重视，将会大大影响新职业的发展与成熟，最终会阻碍经济社会健康发展。

当务之急是要充分认识到新职业对于社会以及我们每一个人的重要意义。

新职业的不断增多，必然打破既有的职业形态，一方面会丰富已有的职业体系，对一些传统职业
进行嫁接和延伸，另一方面会诞生全新的职业岗位，但不管是嫁接、延伸，还是新生，新职业成长的背后是社会活力竞相涌流的生动写照。

从这个意义上讲，新职业是社会活力的载体和源泉。

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对于社会中的每一个人，新职业带来了更多的机会、更大的空间以及前所未有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和环境。

我们可以更自由地追逐自己的梦想，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从这个意义上讲，新职业的不断涌现把我们带入了一个全新的时代。

在这个认识的基础上，破除对新职业的偏见和歧视就显得更加紧迫。

新职业能否真正得到社会认可，完成从星星之火到燎原之势的惊人一跃，关键是全社会对其要有公正的态度，并给予热情的呵护。

诚然，一个新职业要想获得社会的广泛认可，需要一个过程，但如果这个过程过长，博弈的力量过于悬殊，职业偏见过于顽固，那些幼小的职业形态是很难生长起来的。

值得警惕的是，社会对这样的行为还浑然不知，传统的傲慢和现实的偏见从来没有停止过。

去除偏见和歧视，既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必然要求，更是承接深化改革释放出的职业红利的必然选择，我们当用改革的思维、创新的意识和开放的心态去接纳和呵护各种新型职业的出现。

再者，我国是个劳动力大国，就业问题是最大的民生问题，保障人民的就业权，是社会公平正义的核心价值所在。

当前，保障就业除了在现有职业岗位资源上充分挖潜、释放好现有的职业潜力外，还要精心培育和保障新型职业，大大拓展就业体系、职业体系和保障体系。

首先各相关部门要通过制度创新把新型职业纳入到职业统计体系中，防止出现职业“黑户”，其次要根据新型职业出现的领域和规模，制定新型职业扶持保障计划，通过职业技能评定、职业体系规划、职业能力鉴定等措施，力促新型职业健康发展。

更为重要的是，对在新型职业领域工作的各类人才要平等看待、公平保障，把新型职业人才纳入社会人才建设体系中，甚至出台政策优先培训、扶持掌握新型职业技能的就业或创业人才，让新型职业人才竞相成长起来。

为了明天，为了美好的生活，为了每一个人的更自由的发展，必须让职业的星空更加灿烂起来!
我们要做一根坚韧的芦苇
我们为社会新近接连发生的一些自杀事件而震惊。

自杀的因由是抑郁。

有专家介绍，全国每年因抑郁自杀的就有20万人。

我们也为媒体披露的一些骇人听闻的暴力行凶而愤怒。

行凶的显现是暴戾。

有评论预警，一股暴戾之气正悄然入侵中国社会。

抑郁、暴戾的深层，都可见到一种脆弱。

这种脆弱已经沉淀、郁结为社会心理中一块危险的病灶。

几千年文明传承，中华民族禀赋着优良的品性和气质。

勤劳勇敢，坚忍不拔，自强不息，百折不挠，脚踏实地，埋头苦干，历经岁月沧桑，一路艰难前行，发扬光大。

生命的健康，首要的是心理的健康;社会的自信，首要的是文化的自信;民族的坚强，首要的是精神和意志的坚强。

可如今，我们何以就成了一根根脆弱的芦苇，脆弱得经不起生活中的一点琐碎，生存中的一声碰撞，生命中的一缕怨怼?
无疑，从温饱奔向小康，我们的生活水平在节节上升。

然而，我们似乎并没有享受到相应的快乐，总能听到埋怨：纠结比过去多了，压力比过去大了，心也比过去更累了。

或许是往昔的贫穷留下的阴影特别浓重，或许是小康激起的希冀太过强烈，或许是社会生活中的比学赶超优胜劣汰逼人太盛，我们有限而宝贵的人生，都成了竞技场上一场永无穷尽的打拼。

人人都渴望成功，而衡量成功的标尺似乎只有一把，那就是财富。

于是，我们脚下的路越走越窄。

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的迟滞和缺失，又平添了风险社会的许多后顾之忧，下岗失业，天灾人祸，甚至只是家人的一场大病，就会将本已温饱有余的日子一个早上打回原形。

无疑，我们已经获有了空前的发展自由，自由流动，自由选择，自主创业。

同时，我们也体验到了社会层化中新的歧视，还有社会流动中新的壁垒。

遏制收入分配中的贫富分化，整治特殊利益集团官商勾结中的腐败乱象，依然是改革进程中的突出难题;幼升小，小升初，政府要动真格取消择校费，家长又头疼价格暴涨学区房，很多平民家庭依然“望学兴叹”;社会就业中的种种身份歧视，职场提升中的诸多权力荫庇，构成了一道道底层人群向上流动难以逾越的门槛。

在争相以身份为标榜、以权力作资本、以财富相炫耀的不良风气中，底层劳动者所体味的，不仅有物质的贫乏和困窘，而且有精神的压抑和轻蔑。

我们已从狂热的乌托邦的鼓噪中沉静下来，从扭曲的意识形态的桎梏中挣脱出来。

只是，我们很快又在世俗化的激流勇进中感受到了另一种困惑，就是信仰的虚无和道德的溃败。

个人主义、功利主义和消费主义的勃兴与蔓延，直接催生了精神世界的低俗化、空洞化和荒漠化现象，导致了我们心灵的迷失和心理的焦躁。

社会关系的原子化、陌生化和丛林化，也在不断地消解着温情脉脉的文化乡愁，我们多已无暇、无力也无心去着意关照、呵护身旁的弱者。

头顶的星河日见寥落，坚硬的现实裸露无余，生活犹如一把尖锐的铁椎，可以轻易刺穿我们意识中那些轻薄和华丽的幻象。

从抑郁和暴戾的迷茫中醒悟过来，从脆弱和滞重的心态中挣脱出来，唯有勇敢地去选择自己，努力地去变革社会。

我们要在还原生活中找回自信。

世上的花有千万朵，世上的路有万千条，生活在别处，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创意里。

热爱生活，感恩生活，我们就会感受到一种斑斓，一种丰满，就会感受到，田野上吹来的每一缕风，都带着生活的芳香;天空中飘落的每一滴雨，都带着幸福的滋润。

同时，生活需要一种定力。

他人未必就是自己的镜像，此时永远只是生命的开端。

苦难和痛楚，本来就是生活不可分割的内容，也只有经历了苦难和痛楚的熔炼和洗礼，我们才真正获有和珍惜生活美好的意蕴和真谛。

我们要在重建社会中生长力量。

这社会，就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公共生活领域。

自私自利、一盘散沙的个体注定是脆弱的，也是容易沉沦的。

只有在公共事务与社会生活的广泛参与和互助合作中，我们才能更好地培养公民应具的公共精神、道德义务和社会责任，积累公民人际信任、共同规范和组织网络的社会资本，才能更真切地把握自身的根本利益，更有效地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更有力地捍卫自身的体面和尊严。

我们还要在解放梦想中提升境界。

这梦想是一种超越。

有品质、有光泽的梦想，应是自我向社会的融汇，当下向未来的呼应，物质向心灵的贯通。

当我们把生活与一种希望相链接、把生命与一种意义相融入，我们的心灵就有了最有力的支撑，就有了最温暖的阳光。

如此，再贫瘠的土地上也会有生根，开花，结果，再沉重的生活中也会有改变，创造，崛起。

遥望童年记忆中故乡那迎风摇曳的芦苇，春天里一片绿生生，秋风中满眼黄灿灿。

苇叶折叠小船，放游纯真快乐的梦想;苇秆制作芦笛，吹奏悠扬清脆的乐音;一根根饱满的
芦苇，编织成一扇扇朴实的苇墙，在风风雨雨的抗击中展示强大的生命力。

我们当努力成为这样快乐
乡村治理须加快转型
当今中国正处在一种从未有过的深刻历史变动之中，这就是工业化、城镇化的飞速发展。

在这一过程中，以传统农业为支撑的农村很容易沦于边缘地位。

为因应这一变化，中央提出了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的战略，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举措。

要适应这一战略举措，乡村治理必须进行重大转型，其中最重要的是实现以下两大转变。

一是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变。

政府是乡村治理的主导力量。

中国是文明古国，也是世界上农业税历史最长的大国。

封建社会，政府的主要功能就是收税，通过税收满足专制统治和公共工程建设的需要。

孙中山先生说：“人民对于皇帝只有一个关系，就是纳粮，除了纳粮之外，便和政府没有别的关系。

因为这个缘故，中国人民的政治思想就很薄弱，人民不管谁来做皇帝，只要纳粮，便算尽了人民的责任。

政府只要人民纳粮，便不去理会他们别的事。

”
在传统乡村，民众大量“别的事”是由家族等基层社会组织来处理的。

因此，孙中山说：“中国人最崇拜的是家族主义和宗族主义。

”对民众而言，纳税只是一种外在于他们生活和命运的义务，他们与主要承担收税任务的政府只是水与油的关系，政府只是漂浮于上层的“官府”，其治理方式也是一种悬浮式治理。

1912年结束帝制，建立民国，重要的成果之一就是“政权下乡”，即国家政权由县向乡镇延伸，但这种延伸主要还是为了管制的方便和税收的获取。

新中国成立后，出于工业化和城市化的需要，农村政策很大程度上表现为“取多于予”。

进入新世纪以后，这种取向逐渐改变。

国家实行城乡统筹发展战略，一个重大举措就是一举废除农业税。

这是一个历史性转变。

但这一转变也使得原有的政府与农民间的联系削弱了，新的联系又未能建立起来，由此在某种程度上出现了治理“真空”。

那么这种新的联系是什么？笔者认为应该是服务。

在建设新农村过程中，农民对公共服务的要求愈来愈高，政府职能急需向服务转变，建设服务型政府。

而我国近些年农村综合改革的方向主要是精简乡镇机构，对如何加强服务则重视不够，在新形势下，应该将乡镇政府的职能主要定位于社会服务和社会管理，向下给力，着眼于服务，着力于基层。

这方面，广东省云浮市的做法很有借鉴意义。

首先，是在乡镇“大部制”改革中，
设立为农民服务的机构，如农情研判中心、民居办等，直接服务于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其次，是在村一级设立服务性合作社，乡镇办事人员在村办理公务，做到“办事不出村”，由此实现服务性管理的“纵向到底”，并在这一过程中重建政府权威。

这类权威与民众需要是相吻合的，因此更具有民意基础。

当然，在向服务型政府转型过程中，基层政府还需要提升自己的服务能力，上级政府也需要更多地向下给力，增强基层政府的服务能力和财政基础。

二是社会向“组织化社会”转变。

组织是乡村治理的社会基石。

近些年，我国经济有了很大发展，国家有了雄厚的财力，这是能够一举废除农业税的条件，也为改善乡村治理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环境。

但是，国家治理除了经济基础，还需要社会基础。

现在一些地方期望以简单的经济方式处理社会问题，这是非常不现实的。

乡村治理的社会基础中，最重要的是社会组织基础。

改革开放以来，实行家庭经营体制，农村横向联系的组织化程度降低，呈现“分散型社会”特征。

人员分散且处于流动之中，资源分散且处于外流之中，乡村治理缺乏组织依托。

孤立的个人是软弱的，孤立的个人可能也是危险的，他们很容易以极端的方式应对问题，由此导致治理成本高昂。

当前仅仅依靠政府管理“纵向到底”是有限度的，政府无法包办也包办不了大量的社会事务。

而村、组两级干部职数有限，也很难将所有社会事务都管起来并管理好。

农村大量社会事务“无人管”，存在许多“空白点”“薄弱点”，这就需要建立各种新型的经济和社会组织，加强横向联系，吸纳更多社会成员参与基层社会管理，并在这一过程中提高乡村社会的组织化程度。

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大报告中指出：“发挥社会组织在扩大群众参与、反映群众诉求方面的积极作用，增强社会自治功能。

”这一精神同样适用于乡村治理。

近年来，一些乡村探索建立了村民理事会、社区理事会、乡民理事会等社会组织，在党和政府主导下，以理事会为制度平台，将农村中有威望的各类人员积聚起来，提高了组织化程度，实行共谋、共建、共管、共享，兴办了大量公益事业，实现了社会管理和社会服务的“横向到边”，成为“纵向到底”服务性管理的重要补充，为乡村治理转型拓展了新的方向。

路在基层
贫富分化，劳资冲突，腐败蔓延，权利侵蚀，生活重压……我们正进入一个矛盾凸显、问题丛生的风险社会。

难关在前，挑战在即。

在新的执政理念的引领下，在新的政策精神的宣示中，一批批改革志士挺身而出，敢闯敢试，纷纷推出颇具地方特色的改革新政：神木县的全民免费医疗，石排镇的民生福利样本，温岭市的参与式预算试验，巴中市的阳光化政务公开……基层社会的自主创造，给焦虑、躁动中的人们带来了豁然的清新和久违的感奋。

回望30多年来中国改革的重大突破，几乎都可以看到普通民众大胆前行的足迹，看到基层中坚一路闯关的身影。

第一波，是中国农民为主体，争取经济自由的创造。

实行家庭承包，创办乡镇企业，进城务工经商，发展合作经济，中国农民以全新的姿态登上市场经济的广阔舞台。

第二波，是地方精英为主导，推进基层政改的试验。

“成安乡改”，“步云直选”，“长治现象”，“宿迁新政”，鲜明的英雄色彩，映照着基层政府的自我革命。

当下的改革第三波，是基层社会为平台，改善社会民生的新政。

一些地方政府不等不靠，在社会学者的智力支持和基层民众的热烈响应中，各辟蹊径，风生水起——从“府谷经验”看收入分配。

政府积极引导鼓励，老板热情回馈家乡，通过对富的三次分配，投入了“百工矿企业带百村”工程，提升了全县教育、卫生等项公益事业。

从“神木现象”看公共服务。

12年免费教育，残疾人、孤寡老人免费供养，城乡统筹全民免费医疗，神木县朝着中国普惠型社会福利体系第一县目标迈开了坚实步伐。

从“温岭模式”看社会治理。

对话型沟通具体问题，决策型协商公共事务，参与式财政预算监督，基层民众拥有了有序参与民主的绿色通道。

从“白庙典型”看政务公开。

大至公款招待，小至购买纸杯，历历在目，毫无遮掩，最大程度尊重了公众的知情权、监督权和参与权……
基层创造，蕴涵着社会前进的标本意义，也见证其敢为人先的分外艰难。

难在哪里？一是创新路径的求索，二是配套改革的跟进，三是干部制度的导向，四是利益格局的重构，五是官场文化的转换。

单以看似简单的政府“财务公开”而论．“上面来人，你买包烟买瓶酒都写那么细，领导看到能高兴？”“一应开支全晒在网上．以后怎么向上面争取项目？”不少敢于“吃螃蟹”的地方都曾遭遇这样的改革困境。

基层改革者那种不怕丢“乌纱帽”的胆识智慧，抢抓机遇的风险意识，“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百姓情怀，不甘平庸的事业追求，为了人民的根本利益敢于献身的政治品质，自是改革不可或缺的精神。

立足于基层社会自主创造基础上的制度化、整体化、民主化推进，应是改革不可动摇的取向。

如何使基层改革葆有正确的方向和鲜活的价值？
首先．改革当贴近民众需求。

要从百姓的情绪、意愿、需求中把握改革的重点，凝聚改革的共识，集聚改革的力量。

其次，改革当坚持民众参与。

这些年来，政府和资本的创造不少，但是，更有生命力的还是百姓自主的创造和百姓参与的创造。

再次．改革当保障民众分享。

改革不是形象工程，改革不能一厢情愿，改革不可寻租自肥。

借机向社会“甩财政包袱”、推脱政府公共服务责任的改革，最终必然得不到群众拥护。

神木改革，就是将不断增长的财政用来搬摔压在老百姓头上的“上学难”“看病难”“养老难”三座大山，通过二次分配，缩小贫富差距，让老百姓真正从经济快速发展中受益，让公共财政的阳光真正照耀城乡社会的每一片土地。

如何为基层改革创造更为适宜的气候和更为宽松的环境？
我们不能停步于理念的解放和政策的宣示，一味地等待观望，那是改革的不作为。

经济发展的转型，利益关系的和谐，社会公正的建设，都容不得我们一再迟滞和拖延。

我们不应求全责备改革的缺陷和运作的疏漏，因为没有人是按照现成的图纸和成功的经验去探路的。

基层工作错综复杂，基层干部劳累艰辛，“不是一种真诚情感所在，不是一种献身精神支撑，谁愿意去背负那份额外的沉重、去承受那些未知的风险呢？”
我们不必质疑普通百姓主体的素质和参与的能力。

温岭当初推行参与式预算时，一些专家反对说老百姓看不懂，没兴趣，是白搞。

实际上，主导改革者言：“这个预算开支清单比百姓家里开支列出的账目还要细”，代表和公众不经专门培训就能看懂。

“老百姓很有兴趣，还能提出很好的意见。

这最复杂的财政预算他们都能参与，其他的事情怎么不可以参与？”
改革，最可贵的是行动，是实践，是创造。

改革者，最需要的是鼓呼，是推动，是呵护，是与他们一道前行。

高考改革要向更加公平迈进
在全面深化改革的进程中，高考改革是公众最为关注的改革之一，之所以这项改革牵动着社会神经，是因为高考改革涉及千家万户，涉及我国最大规模人才选拔，更重要的是涉及社会公平的制度设计和价值追求。

因此，无论是高考本身，还是高考改革过程，向着更加公平迈进，都是不二的选择。

自1977年恢复高考以来，高考制度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成为选拔人才的一项重要制度。

这项制度的一个价值底色，就是用公平的方式实现对人
才的选拔。

无论你来自什么样的家庭，来自哪个地区，来自城市或是农村，高考都给你一个公平的机会起点，也给你一个让梦想照亮现实的机会。

多少励志故事在这项制度里闪光。

我国的高考制度在总体稳定的前提下，每个不同时期也在发生新的变化，每一次变化都是顺应社会对高考改革的期待，都是在尝试用更多公平的方式来推动高考制度向前发展。

当然，高考领域内的一些改革，也正是因为出现了不公平的现象而及时跟进的，比如特长生加分政策，由于出现了造假现象，于是一些省份对这项工作进行了限定和完善等等。

不可否认的是，经历了30多年的改革实践，我国现行高考制度仍停留于一般的小修小补，已经不能完全适应社会对高考改革的需求。

总体上说，四个方面正在拷问着现有高考制度的公平性：
一是在我国城乡二元结构尚未根本性打破的背景下，现有的高考制度局部加剧了城乡教育的不公平。

统计显示，近10多年来，农村孩子上名校的比例和机会越来越少，这个问题的出现是多种因素造成的，农村基础教育薄弱，与城市优质教育资源差距拉大是个源头性因素，同时，这个问题的出现与高考选拔方式本身也有很大关联，虽然这个现象已经引起国家重视，并通过定向增发名额的办法来予以统筹，但制造不公平的制度性问题仍然存在。

二是“分数定终身”“一考定终身”的制度设计越来越不适应国家现代化进程中对人才选拔的需求，成为新一轮高考制度改革亟待突破的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

三是现有的高考制度在竞争性选拔人才的同时，也客观上导致人才培养路径的新不公平或者说“负面”效应。

比如学历教育与职业教育，前者出现“千军万马挤独木桥”和学历教育的投入不断提升的情况，后者则出现生源少、投入不足等问题，而这种循环目前仍然没有改变。

四是学科之间因考试分值不同而出现的不正常的冷热、贵贱、大小之分，导致有的学科长期被打入“冷宫”，而有的学科出现了不正常的热度。

上述问题的出现，已经不是某一个领域的改革可以解决的，因此高考改革已经进入“全面深化期”，同样需要注重协同性、整体性和系统性，而顶层设计是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