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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大总校在敌后的办学特点及评价
作者：谷瑞雪
来源：《教育与职业·理论版》2007年第16期
［摘要］1940年，抗大移驻邢台浆水，与延安相比，办学环境和条件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抗大联系实际，在继承延安抗大光荣传统的基础上，结合敌后实际，提出了新的培养目标，实行灵活的教学方法和新的办学方式，创出新战法，取得了巨大成功，使抗大“越抗越大”。

文章主要研究了抗大总校在敌后的办学情况。

［关键词］抗大总校办学方式教学方法
［作者简介］谷瑞雪（1963- ），女，河北威县人，邢台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抗日军政大学史研究。

（河北邢台 054001）
［课题项目］本文系河北省教育科学“十一五”规划课题“抗大创新型教育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项目编号：06140002）
［中图分类号］G52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3985（2007）24-0184-02
为了打破国民党顽固派军队对陕甘宁边区的封锁，吸收和培养更多的抗日干部去发动、组织和武装群众，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创造与巩固抗日根据地，中共中央政治局于1939年6月20日做出《关于抗大陕公本校等迁到晋东南的决定》，抗大总校遵照中央决定于1939年7月10日从延安出发，前往八路军总部所在地的晋东南。

总校师生历经七个多月，两次跨过黄河和敌人的铁路封锁线，突破日军设置的重重封锁，1940年11月初到达邢台浆水，胜利完成了挺进敌后的任务。

抗大移驻浆水，与延安时期相比，无论是办学条件，还是办学环境都发生了重大变化，但抗大总校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亲切关怀下，在其极富创造性的办学实践中，及时调整办学思路和方式，形成了浆水抗大总校的办学特色。

一、继承延安抗大传统，在艰苦的环境中越办越好
在《抗大动态》一书中，曾这样记述抗大的生活：“抗大全体人员，无论教职员、学员或事务人员，总合起来，平均计算，每人每月包括穿衣、吃饭、零用、津贴、书籍、办公费用，等等，只合8元左右。

以此数目与全国任何大学比较起来，那是微乎其微的。

”从实际情况看，即使每月8元左右的学习和生活费用，亦经常难以保证。

尤其是抗大驻浆水的这段时间里，正赶上华北一带连年遭受水、旱、虫灾，加上日伪军的“扫荡”和国民党杂牌军的不断骚扰，使邢台山区的生活条件异常艰苦，给抗大办学带来极大的困难。

抗大师生员工在校领导的带动下，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克服了重重困难，终于顽强地坚持下来，而且使学校越办越好。

抗大到浆水遇到的首要难题是住房。

为了解决住房，抗大校领导和全体师生员工一起，发扬在延安挖窑洞的精神，整修破房、残院、旧庙和牛、羊、马圈，搬石垒墙，清除粪便，整修圈棚，干得十分出色。

没多久，这些原本破旧不堪，常年无人住的地方，便一改旧颜，成了抗大师生员工的“理想”住处。

衣食方面也是困难重重。

糠、菜、粗粮是他们的主食，衣被鞋袜常常供应不上。

行军打仗打赤脚，滕代远副校长也不例外。

他却幽默地说：“打赤脚好哇，如来佛就打赤脚嘛！赤脚能当大仙，还能练出铁脚板，打仗行军都方便。

”被褥短缺，达不到每人一套，夏秋季节很多学员就和衣而卧，学员们依然乐观风趣。

面对困难，抗大师生自己动手，开荒种粮、种菜、背粮打柴。

在浆水两年多的时间里，他们不仅在十几里外的虎头垴开荒地一百多亩，而且连续三个春天到100里之外的山西省南天池一代开荒种红薯。

抗大总校为了不给当地群众增加负担，校务部组织征粮队、运输队到游击区，甚至到敌占区去采办粮食，路途中曾几次与敌人遭遇，有的同志为此牺牲。

学习与生活用品也非常匮乏。

抗大师生发扬延安精神，自己动手发明学习与生活用品的替代品，学员用树枝做笔，在地面上练习写字、做习题，用锅底灰涂在光滑的墙壁上当黑板。

行军野营时，在地上设沙盘，以木棒代替粉笔。

上课没有桌凳，就用背包做小凳，膝盖当课桌。

没有教室，树荫下、庙堂里、戏台上甚至群众弃之不用的牛、羊圈都成了他们的课堂。

浆水抗大办学成功的事实证明，它不仅继承了延安抗大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而且结合敌后实际将这一精神变为行动，使抗大在敌后越办越好，越抗越大，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二、实行战教合一的组织序列，培养自己的知识干部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物资极度匮乏，敌后知识青年来校就学受阻，面对形势的变化，抗大总校及时调整了培养目标和办学方式。

1.鉴于知识青年生源的枯竭，进行了“培养自己的知识干部”的尝试。

抗大的六、七、八期学员，大都来自八路军、新四军、各抗日游击队、地方抗日民主政权及群众团体的基层干部，工农分子的比例大大提高，知识分子学员大幅度减少。

1942年，为培养特种兵干部和技术人才，抗大总校和第一、第二、第七分校以及太岳军区，先后创办陆军中学，吸收二千四百余名具有小学文化程度的班、排干部和优秀战士入学。

经过较长时期的培养，这批青少年后来大部分成为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骨干。

2.为适应敌后环境，实行战教合一的组织序列。

抗大总校驻浆水时期，在编制上进行了调整，将原来的教学单位——大队、支队、学员队、区队依次改成团、营、连、排的战斗序列。

团、营设军政主任教员，连队设驻队教员，实行队干部兼军政教员或军政教员兼任队干部的体制，从组织上保证了营、连能在流动、分散中进行独立教学。

3.根据斗争需要安排教学内容。

随着抗战形势的发展，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在战斗中不断成长壮大。

与土地革命时期相比，虽然游击战争的基本原则没有变，但地雷战、地道战、麻雀战、破袭战、平原游击战争等许多作战形式普遍开展，毛泽东军事思想在抗日烽火中不断得到丰富和发展。

抗大为适应实战的需要，虽仍将游击战作为军事教育的主要内容，但进一步强调指挥战争的灵活性。

在教学上增加伏击战、捕捉战、联防战、急袭战、麻雀战、破袭战、围困战、地雷战、地道战等课程，并把反“扫荡”反“清乡”的战斗形式编入教材。

从教学内容上为把学员培养成抗日骨干提供了可靠保证。

三、教学方法灵活，适应不同层次学员的需要
抗大总校驻浆水的教学工作，是在战斗间隙中争取时间进行的，因此，在教学中要时常警惕战争，在战争中又要千方百计争取教学时间。

在教学和战争中，为了生活，还要从事生产劳动。

为此，抗大的教学从实际出发，适应环境，一面学习、一面作战、一面生产，灵活多样地进行，尤其体现在第六、七、八期教学中。

第六期学员主要来自八路军、新四军、山西抗日敢死队和地方民主政权等民众团体，他们大多数经过武装斗争的考验和革命工作的实际锻炼，习惯敌后紧张的战斗生活，但文化程度较低，文盲、半文盲占43%，高小文化程度的占24%，中学文化程度只占31%，大学文化程度只有2%。

鉴于此，学校将教学方针及任务转变为以训练提高部队工农干部的素质为主，并将教学内容与教学方法进行适当改变，增加文化课比例，狠抓学员文化水平的提高。

第七期学员全部来自八路军、新四军，大多数是团、营、连、排级干部，而且经受过革命和战争的锻炼，素质较好。

为此，抗大大力推进正规化建设，对教员和学员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经常组织讨论会、辩论会、问答晚会和大型研讨会，以开拓学生思路，把学习引向深入。

第八期学员入学后，正处于日、伪军大规模“扫荡”“蚕食”我根据地的环境中，教学条件异常艰苦。

上课有时在屋里，有时在村外，敌人来了立即投入战斗，敌人走了接着上课。

处在战斗和转移中的第八期，为保证教学计划的完成，结业推迟至1945年。

四、与根据地军民斗争紧密结合，创出新战法
深入敌后办学更容易使学员的学习与他们所担负的任务联系起来。

为使抗大总校办学适应敌后形势，总校领导特别强调教育与实际相结合，罗瑞卿副校长明确强调抗大的教育应与整个前方部队取得密切的联系。

他指出：“过去这种联系是万分不够的。

这种联系应表现在学校与部队的双方，学校有帮助前方整理经验之责，而部队应有供给学校的材料之责，如此，与部队与学校的发展均有好处。

”
为了促使教育与抗日战争实际结合，总校首长利用敌后和战区的有利条件，一方面，组织军事教员轮流下部队代职，亲身体会部队的生活，亲自参加战斗。

通过参加实战，总结经验，然后带回学校讲课。

另一方面，组织参观团、考察组下部队参观、学习和考察，通过接触部队
的实际，既可以帮助部队总结战斗经验，提高战斗力，又可以把部队的典型战例和作战经验带回学校，充实教材，提高教学质量。

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的：“你们抗大不仅学到诸葛亮读兵书研究战例的办法，而且比他高明，跑到前线去考察，这个办法好。

这就是学校从战争学习战争的办法，以后有条件，要尽量多到前线去跑一跑，既当先生，又当学生。

”
在对前线大量战例研究中，抗大总校曾提出如何跳出敌人合击圈的“利害变换线”战法，即在距敌人合击目标一日行程处一线，当敌人进至该线时，我方就要及时起跳，迅速从两路敌军中间穿插过去。

如果跳早了，敌人会掉头尾追，跳晚了就会遭到合击。

利用这一战法，抗大总校成功挫败了1942年5月华北日军对抗大驻地的4路合击。

对于抗大学员来说，则是一次灵活运用战略战术的生动教育。

抗大通过实战训练，为部队输送了大批敢打仗、能打仗、会打仗的战斗骨干，也为抗大各分校和部队的教导队输送了一批既能教课也能打仗的教学骨干。

五、总校与分校环境相近，对分校的指示更具指导性
抗大总校到达浆水后，敌后的生活工作教学环境与各分校相近，为总校加强对分校的领导提供了便利条件。

总校在理论联系实际的教学原则指导下，根据敌后斗争实际，摸索办学思路，大胆改革教学方式，认真试验，并将自己的办学经验和要求及时传达给各分校，这些方法和要求与分校实际斗争联系紧密，有很强的指导性。

1941年1月28日，总校第七期开学第一天，总校首长基于本期学校的任务及总校六期工作总结的经验，对各分校提出要求，指出1941年度的形势将更加艰难，教育实践要在战斗与行动中去争取，要防止因客观困难而使教学松懈。

同时强调教育内容应与各战区党政军建设相适应；要做好政治工作，巩固学员思想，保证教育任务的完成。

总校的指示，贯彻了中共中央北方局关于总校要加强对分校领导的要求，并使各分校能密切联系各根据地的实际，有针对性的招生培训。

抗大总校还十分重视对抗大分校的教学业务指导。

1942年8月4日，抗大总校将第八期的实验教学的经验电告各分校，要求教员根据学员学习上的各种表现系统总结出一般学生的心理特点，然后根据这些特点结合教育计划、课本与上级指导，详细编写教案。

指出文化教育不仅仅是给予学员一些具体的文化知识，而且必须使学员逐步掌握科学的立场与观点。

另外，对“少而精”原则、教学方法等都做了详细的总结，电告各分校参考，尽量使他们不走或少走弯路。

抗大在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关键时期，来到抗战前线，在非常艰苦的环境中，自力更生，一面抗战，一面办学。

这不仅使前方部队和敌后根据地人民对抗大有了进一步了解，而且人民群众从抗大身上看到了中国的前途和希望。

抗大总校在敌后的办学实践中，不仅是河北邢台抗战和教育史上极其重要的篇章，而且为中国革命和教育史增添了光辉的一页。

［参考文献］
［1］邢台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邢台文史资料选辑（第二辑）［Z］.1986.
［2］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八路军·文献［Z］.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4.
［3］中国人民国防大学.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史［M］.北京：国防大学出版社，2000.
［4］白鸿森.抗大在华北敌后史稿［M］.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