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晚明文学思潮的消歇

论晚明文学思潮的消歇

【作者】宋克夫

【内容提要】

本文从三个方面的原因探讨了晚明文学思潮消歇:其一，晚明文学思潮是以阳明心学及泰州学派为其哲学基础的，东林学派对阳明心学及泰州学派的批判，形成了对晚明文学思潮的釜底抽薪之势;其二，晚明文学思潮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对明代中叶以“前、后七子”为代表的文学复古思潮的批判，明代末年，随着一批以复古为职志的文社的出现，形成了明代文学复古思潮的复兴，从而导致晚明文学思潮消歇;其三，晚明文学思潮一方面以个体意识的张扬和合理人欲的正视表现出对传统价值体系的反叛，同时又不得不用传统的价值体系来匡正随之所引起的私欲放纵与人欲横流，晚明文学思潮所面临的这种矛盾与困惑，也是导致其消歇的重要原因。

所谓晚明文学思潮，指的是明代万历前后在阳明心学及泰州学派影响下所形成的一股弘扬主体、张扬个性、正视人欲为其主要精神的文学思潮。明代万历时期，以李卓吾、公安派、《金瓶梅》、《牡丹亭》、《三言》的出现为标志，把这股声势浩大的文学思潮推向高峰。而当历史步入了天启、崇祯年间，这股声势浩大的文学思潮已趋于消歇。据《明史·文苑传序》:“……汤显祖、袁宏道、钟惺之属，亦各争鸣一时，于是宗李、何、王、李者稍衰。至启、祯时，钱谦益、艾南英准北宋之矩，张溥、陈子龙撷东汉之芳华，又一变矣。”那么，晚明时期那股声势浩大的文学思潮为何骤尔消歇?这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

一

晚明文学思潮消歇的原因，首先导源于东林学派对阳明心学的反拨。嵇文甫先生在《晚明思想史论》中指出:“明代思想解放的潮流，从白沙发端，及阳明而大盛，到狂禅派而发展到极端。于是乎引起各方面的反对，有的专攻击狂禅或王学左派，有的竟直接牵涉到阳明，这里面最有力量能形成一个广大潮流的，要首推东林派。……其代表人物为顾泾阳与高景逸。”

晚明文学思潮的兴起，导源于阳明心学及在阳明心学影响下所形成的泰州学派。这主要是因为阳明心学及泰州学派为晚明文学思潮提供了哲学基础。而东林学派对阳明心学及泰州学派的批判，形成了对晚明文学思潮的釜底抽薪之势，从而导致了这股文学思潮的消歇。

阳明心学以“吾心之良知即所谓天理”①，用“良知”取代了“天理”的地位，在弘扬了主体意识的同时，又导致了对程朱理学的反拨，从而使阳明心学成为当时占主导地位的社会哲学思潮。这一点《明史》卷二百八十二之《儒林》说得很清楚:“宗守仁曰姚江之学，别立宗旨，显与朱子背驰，门徒遍天下，流传逾百年;……嘉、隆而后，笃信程、朱，不迁异说者，无复几人矣”。而东林学派对阳明心学的批判，则是以力避“良知”之说，复兴程朱理学为宗旨的。

据《明史·顾宪成传》云:“宪成姿性绝人，幼即有志圣学。暨削籍里居，益覃精研究，力辟王守仁无善无恶心之体之说。”黄宗羲《明儒学案·端文顾泾阳先生宪成》叙其论学主旨曰:“先生深虑近世学者，乐趋便易，冒认自然，故于不思不勉，当下即是，皆令究其源头，果是性命上透得来否?

而于阳明无善无恶一语，辩难不遗馀力，以为坏天下教法，自斯言始。”如顾宪成在《证性篇·罪言上》中说:

以为心之本体原来是无善无恶也，合下便成一个空。……空则—切解脱，无复挂碍。高明者入而悦之，且从而为之辞曰:理障之害甚于欲障。于是乎委有如所云:以仁义为桎梏，以礼法为土苴，以日用为尘缘，以操持为把捉，以随事省察为逐境，以讼悔迁改为轮回，以下学上达为落阶级，以砥节砺行、独立不惧为意气用事者矣。

而对于朱熹，顾宪成则予以极高的评价，在《小心斋札记》中，顾宪成高度肯定了朱熹在儒学史上的地位:“孔子表章六经，以推明羲、尧、诸大儒之道，而万世莫能易也。朱子表章《太极图》等书，以推明周、程诸大儒之道，而万世莫能易也。此之谓命世。”

又据《明史·高攀龙传》:高攀龙“有志程朱之学”，黄宗羲《明儒学案·忠宪高景逸先生攀龙》也说:“先生之学，一本程、朱，故以格物为要。”如《高子遗书》卷一之《语》曰:“朱子曰:‘致知格物，只是一事。格物以理言也，致知以心言也。’由此观之，可见物之格即知之至，而心与理一矣。今人说著物，便以为外物，不知不穷之其理，物是外物，物穷其理，理即是心。故魏庄渠曰:‘物格则无物矣。’”正是出自对程、朱的推崇，高攀龙辑有《朱子节要》一书，在《朱子节要序》中高度评价了朱熹在儒学史上的地位，认为“朱子功不在孟子之下”:

圣人之道，自朱子出而六籍之言乃始幽显毕彻，吾道如日月之经天，江河之流地。非独研穷之勤，昭析之密，盖其精神气力真足以柱石两间，掩映千古，所谓豪杰而圣贤也。②

并在《崇文会语序》中说:“崇文者何?崇文公朱子也。”正是出于对朱熹的推崇，高攀龙对阳明心学的流弊进行了批判:

姚江之弊，始也扫闻见以明心耳，究且任心而废学，于是乎诗书礼乐轻而士鲜实悟;始也扫善恶以空念耳，究且任空而废行，于是乎名节忠义轻而士鲜实修。③

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顾宪成、高攀龙、顾允成、钱一本等，重建东林书院，从事讲学活动。在讲学过程中，以复兴程朱理学，矫正王学流弊为己任，对阳明心学及后学，尤其是泰州学派的学术思想进行了批判。在顾宪成和高攀龙的文集中，对王畿、罗汝芳、颜山农、李贽、何心隐、周汝登、陶望龄、管志道等人的学术观点进行了不同方式，不同程度的反驳，直接导致了明代心学思潮的消歇。同时，东林学派又是一个关注现实政治的学派，东林书院的那幅著名的对联“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就是东林学派学术精神的典型写照。由于他们在讲学之余议论朝政，裁量人物，并与在朝正直官员赵南星、邹元标、李三才等互通声气，这样就使这一学派具有极浓的政治色彩，而被称之为“东林党”。在天启年间对阉党的斗争中，东林党人以名节相砥砺，追求高洁的人格。天启六年（1626年），阉党魏忠贤下令逮捕高攀龙、周顺昌、缪昌期、李应升、周宗建、黄尊素、周起元等七人。缇骑将至，高攀龙“夜半书遗疏，自沉止水”，疏云:“臣虽削夺，旧系大臣，大臣受辱，则辱国。故北向叩头，从屈平之遗则。”④“一堂师友，冷风热血，洗涤乾坤”，“忠义之盛，度越前代，犹是东林之流风余韵也。”⑤东林党人在与阉党斗争中所表现出来的忠肝义胆和高风亮节，对当时的社会风气也产生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