刺客列传 分析

刺客所行之事:
主人利用与刺客建立的相知关系,雇佣或供养刺客去暗杀某人,总是为了达到一定的目的。历史上行刺的目的有多种,不过,《刺客列传》中的目的比较单一,所有的行刺都是为了政治上的目的。曹沫执匕首劫持齐桓公,是为了齐桓公结盟归还鲁国的土地专诸是为王位继承而刺杀吴王僚,帮阖间夺取王位豫让表面上是替智伯复仇,而智伯之死也是政治斗争的结果,晋国大夫智伯与赵襄子争斗,韩、赵、魏三家合谋攻灭了智伯,瓜分了其领地,因此让之刺杀赵襄子,事先就陷于政治斗争的范围之内严仲子与韩相侠累有矛盾,害怕被谋杀而逃走,找聂政去暗杀侠累,自然也是争权夺利的政治行为。至于燕太子为了燕国的生存而精心谋划让荆坷去暗杀秦王,则完全是国与国之间的一场政治上的生死搏斗。
<刺客列传>侠义精神侠客行
“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纵死侠骨香，不惭世上英。”李白一首《侠客行》可谓将传统文化中侠的形象刻画得惟妙惟肖。这种潜藏在国人血脉中，重义轻利、济危解难、视死如归的文化想象和历史留存，其发端到成熟都不能忽略《史记·刺客列传》对侠之形象的塑造和丰满。《史记·刺客列传》中记载了几位刺客悲壮的事迹。这些刺客的所作所为体现了先秦时期的侠义精神，那就是不畏强权，重视名誉，己诺必诚，重情重孝，知遇之恩以命相酬,他们身上所体现出的勇敢、忠诚和情义对当时的社会产生了一定的历史作用，也对后世文学和文人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从目的性和社会角色的角度看,刺客的行为似乎没有太大的价值。他们只不过充当了王公族政治斗争的工具或牺牲品。用暗杀的方式从肉体上消灭政治对手,这本是人类作为政治性动物的某种天性。按照现代民主政治的观念,暗杀行为受到法律的制裁和道义上的谴责。即使在古代,作为政治斗争工具的刺客,企图用行刺的方式来达到政治上的目的,也常会受到人们的嘲笑和批评。(勇敢的精神感人的行动—《史记·刺客列传》评说张三夕)
所以我认为只从自己的价值观,立场看待并不为自己所知的刺客世界,这是极不公平的!哲学家们总是以自己的所谓专业性,学术性思想对一件事情评论,定论,形成固定观念,价值观,渐渐地社会整体便这件事形成统一观念,理解.这绝对是可耻的行为.就像一个初生的婴儿,你凭什么剥夺他对这个世界的看法?(闲谈,扯远了…)
刺客的起源:
三、己诺必诚。李白《侠客行》有“三杯许然诺，五岳倒为轻”，虽然是夸张的写法，但却将刺客的信义精神刻画的入木三分。
四、不爱其躯。不爱其躯是刺客普遍表现出来的现象，包括生死关头不爱惜自己的生命，或有时为了行刺，或保全别人而对身体自残。刺客行刺之前，对自己行刺的代价有很清醒的认识，但他们并没有因此而畏惧
五、知遇之恩，以死相酬。“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这句大家都很熟悉的话就是出自豫让之口。这也是刺客最典型的一个外在特征。刺客作为代人行刺者，往往受人的豢养，豢养者若视刺客为知己，刺客就会倾尽全力来报答知遇之恩，不惧生死。不止是刺客，春秋战国时期公子王孙所养的门客多具有这种特征，只是他们对主人的回报方式不同而已.
刺客精神
一、不畏强权。当社会不公时，社会就需要正义的产生，人们就渴望英雄的出现。虽然采取的是暴力手段，但若从他们的动机看，却又有反抗强权、对抗社会不公正的意义。他们有着不同寻常的胆识和果敢，他们的行为更多的体现出，在当时列国纷争的情况下，一个弱小国家的反抗精神
二、重视名誉。对名誉的追求是刺客的精神信仰。为了名誉，他们可以舍弃生命。这绝非贬义的沽名钓誉，而是建立在重“义”的基础上
此处整理几篇论文对刺客,刺客精神的论述,以及自己的一些理解…
“刺客,是以突袭手段毁灭特定对象的杀手。由于采取的手段多是暗杀,不算光明磊落,而且其行为常跟政治联系在一起,对社会往往产生不好的结果,所以刺客历来就饱受人们的批评。《史记·刺客列传》中的刺客,也不例外。如班固就说“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奸雄”,不仅仅是对游侠的评价,其实也是对刺客的批评,而班固的立脚点是儒家的正统思想.”--(从《史记·刺客列传》看战国时刺客的精神特征徐裕敏(衢州职业技术学院人文系,浙江衢州324000))
“源起于春秋的侠，同失去主君的日本浪人相类似，是在鼎革激烈的春秋战国时期，与土地、家族切割开来的游士。尤其在商鞅变法之后，井田制崩溃，宗法关系也随之瓦解，这些原各自家族、主君的士或具有武力、智慧而欠缺发挥平台的平民开始纷纷活跃在当时的舞台。最早脱颖而出的就是春秋之际大名鼎鼎的纵横家，他们属于士阶层中的最下等，接受过士的一般教育，但又没有或失去了所归依的主君或者由于同侪的嫉贤妒能而被迫远走(如张仪)。纵横家或策士凭借着其敏感的政治嗅觉和自身的实学，优游于王公巨贾之间，纵横于七雄之列，或凭一己之力抗衡暴秦对东方六国的如火侵攻;或凭三寸不烂之舌玩弄他国国君(楚怀王就是其中特别悲剧的代表)于股掌之间，他们也因此被称为纵横之侠;其后，刺客开始登上历史舞台，特别是在战国末年，群雄兼日益剧烈的历史背景之下。他们出身贫寒，与纵横侠相比属于平民甚至是最底层的贫民，最早往往注重勇武而短于谋略。但正如孟子用以衡量大丈夫的标准一样，只有威武不屈，富贵不能淫的刺客才称得上侠客或布衣之侠。太史公《史记·刺客列传》所传五人，身份各不相同，其行刺的目的亦不相同，但其之所以并列为侠，而没有归于“私剑”(即隶属于王公贵族的私人武力)之列，就在于其重义轻利的“国士”特质，才使其超拔于同类之上而入太史公的法眼，可以说《史记·刺客列传》之所以能留存千古，更重要在于其入木三分地描绘出了“士为知己者死”“虽千万人吾往矣”的侠之精神与形象。”(《史记·刺客列传》侠之形象塑造◎王光华(重庆科技学院人文艺术学院，重庆401331))
对后世影响
汉魏之际，诗人曹植创造大量少年侠客的诗歌，唐代王维《少年行》、李白《侠客行》等诗歌中都贯穿了侠客们渴望建功立业的情怀，唐传奇中的聂隐娘、红线的形象也是它济弱扶困的反映，元代杂剧中有《赵氏孤儿》、《豫让吞炭》等剧目，宋代以后《三侠五义》《水浒传》等小说中也都有侠义精神的反映，形成了至今不衰的中国侠义精神。
六、重情重孝。当然，刺客们并不是一味的舍身赴死，不顾家庭，相反他们大多都有很强的家庭观念，有浓重的家庭情感和责任。
(《史记·刺客列传》与先秦的侠义精神⊙李海群［新疆大学人文学院，乌鲁木齐830046］)
综上所述,战国时刺客特征,是由其重义和好名的内在精神特征所决定的。刺客的“义”,虽然也包含对托付使命的人、对家庭成员的义务,但并不像传统儒家一样,仅仅把“义”局限于对国家、社会和他人的义务,而更多的包含了个人的情感体验,如“士为知己者死”和出于义ห้องสมุดไป่ตู้的反强暴;更多的包含了实现个人价值的愿望.
刺客与游侠
刺客与游侠的确是两种不同类型的人。尽管二者有着这样那样的不同,但他们身上仍有很多交错的相似性,这些相似性使他们在漫长的历史渐进过程中融合在一起。首先,他们都来社会下层,都具有一股自下而上的抗暴精神。无论是以行刺的血腥方式,还是以行侠急困的温和方式,他们都开辟了除入仕、归隐之外的第三条道路———以个人力量自下而上进行反抗。其次,在精神品质上他们都有很强的责任意识,无论是为了报恩还是急困,一旦受人之托则将终人之事,而且为了这千金之诺,可以轻生死,抛血躯。于是仗剑而行的外在形象与重义讲信、轻生高气的内在气质上的相通,使刺客与游侠很容易地合二为一,以一个高大的“侠客”形象屹立世间。儒侠、义侠、豪侠⋯⋯各式各样的侠客织就了多彩的“侠客梦”,辟了下层民众的精神家园,在那里正义得以伸张,邪恶得以铲除,人们的情感得以渲泻。最后,《刺客列传》与《游侠列传》都具有尚奇色彩。西汉受楚地文化影响颇深,楚国文化“信
巫鬼,重淫祀。”这种巫风自朝廷到民间无处不在,而史官又是从巫觋中脱胎而来。司马迁深受此风影响,喜欢猎奇。于是在《史记》中记人叙事无不蒙上神秘面纱。司马迁疏荡多变,忽起忽落,其来无端,其去无迹的笔法,给《刺客列传》与《游侠列传》蒙上了一层神秘色彩,刺客与游侠身上的神奇色彩,也是使二者迅速合为一体的原因所在。就在后世人追奇、探奇、写奇的过程中,侠文学、侠文化延绵流淌而来。(《史记》中“刺客”“游侠”之比较栾为(哈尔滨师范大学中文系,黑龙江哈尔滨150080))
附:每个男人的心中都有一个武侠梦,年少时也想做一名侠客,侠骨飘香,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曾无聊时写下此诗:
海明月
刀天涯
豪气吞吐
霜杯雪盏轰饮下
人生几关
心醉朱颜
为伊默千华
花剑影
沧浪瑕
睥睨擎天
英雄剑冢残阳斜
梦笛生寒
千殇无言
马蹄印狂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