腐败文化根源及其危害

中国文化腐败的根源及其危害腐败是一种历史现象，自从生产力发展到人类进入阶级社会开始，就有了腐败。

我国漫长的奴隶社会广泛存在自不必说，而纵观中国封建社会两千多年的政治史，可以说是一部封建官僚的贪污史；历史发展到今天，就在我国社会主义各项改革不断深化之时，腐败也较为猖獗、泛滥。

正如英国学者保罗•哈里森谈到：腐败是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的恶性肿瘤，它吞食着人民与统治者之间相互信任的基础，使国家无力实施自己的法律和法规，改革即使在法律上通过了也很难实施。

中国的腐败，制度不够完善是一个重要原因，但是，中国文化本身才是腐败的根源，所以，要杜绝或减少腐败现象，如果不在中国文化自身上动手术，一切都是徒劳的。

我国的腐败现象近些年成了政治、社会学界关注的热点、焦点。

自然要研究、解决腐败问题，探求腐败根源成了第一要务。

政治学者们有许多理论研究成果，较多的是在政治、经济以及体制等方面寻找根源,而对于文化方面的根源，重视程度还似乎不够。

应该说，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是同任何腐败现象根本不相容的，只有共产党和社会主义才能从根本上抑制和清除腐败；然而事实上，在我国腐败现象并没有随着社会主义的建设、巩固和发展而销声匿迹，而且近一个时期在不少方面呈滋长、蔓延和发展的趋势。

也许有人要问，为什么？我们回答，仍要在剥削阶级和剥削制度中去找原因。

这并非阶级的偏见，而是存在的事实。

列宁也说过：旧社会在灭亡的时候，它的尸体是不会被装进棺材，埋进坟墓的，它在人们中间腐烂发臭，继续发生作用。

所以从历史的角度，特别是从传统文化的角度探讨腐败的根源，对我们认识、解决腐败问题有着积极的意义。

我国的社会主义从漫长的封建社会脱胎而来，长期的专制集权统治，儒、佛、道思想、小农经济的长期存在等等，都对我们有着深远的影响。

一、关于腐败的定义
腐败的定义颇多，但归结起来可以分为广义和狭义两种。

狭义的腐败指公共权利的非公共运用，是掌握公共权利的机关或工职人员利用职务和权利，谋取私人目的的而滥用公共权利的行为。

实际上，腐败并不仅限于此。

广义的理解，现实的腐败大致有三种表现：一是由于机关或领导干部的决策错误，导致国家和集体的大量损失，这种腐败危害最大，但不好找到元凶，因为他们也许好心办了坏
事，并非为私人之目的；二是国家干部得腐败，也就是所谓狭义的腐败，这种腐败最明显，也是人们最痛恨的；三是社会上不正之风，为干部腐败提供土壤，加油打气，并源源不断输送腐败人才，这种腐败的危害是隐性的，但它却是深深直根于社会中的毒瘤。

惩治腐败如果不把以上几种情况考虑进去，必然难以收到预期效果。

二、专制集权对我国的长期影响
封建专制在我国统治了两千多年，其影响异常深远。

邓小平曾指出：“权利过分集中于个人或少数人手里，多数办事的人无权决定，少数有权的人负担过重，必然造成官僚主义，必然要犯错误，必然要损害各级政府的民主生活、集体领导、民主集中制，个人分负责制等。

这种现象，同我国历史上封建专制主义的影响有关，也同共产国际实行的各国的工作中领导者个人高度集权的统治有关。

”专制主义的遗毒被历史带到了新中国，成了闻起来臭，吃起来香的“臭豆腐”。

我国目前出现的大多数腐败现象，正是钻了权利集中且又少受制约的结构漏洞。

我们在比较长的时间里，不适当地夸大了自己的权利，自以为意见正确，应该畅行无阻，不管是否合乎国家人民的利益，以权谋私更不在话下。

三、传统儒家文化的长期影响
中国自汉武帝“摆墨儒家，独尊儒术”以后，儒学一直是中国封建社会意识形态的正宗，在历史上甚至在现实中都产生着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从童蒙读物的《三字经》、《神童诗》、《增广贤文》，到科举考试四书五经，无不是对国民以封建纲常伦理道德的熏染。

对中国历史上愈演愈烈的腐败现象，儒家文化不啻为催化剂----通过不断地对官僚政治体制、社会价值标准和人们的观念施加影响，衍化出愈来愈精巧繁密的腐败行为。

儒家义利观的偏差在儒家的价值观中，历来是极端贵义贱利的，他要求人们“见利思义”、“舍生取义”。

这种义利观，重视义的社会调节作用，以普遍的道德规范制约人们对功利的追求，但由于过分强调道义的至上性，因而导致对功利意识的过度压抑。

可是现实生活总离不开物质利益，每个人都不得不关心他，这样往往就造成人格分裂或人格的两重性，内心追求的东西却是难以启齿并竭力否定的东西。

这显然不合情理，不解决基本的物质生活问题，清谈仁义礼善，这连儒家自己也办不到。

实际上，人们看到，秉承儒家文化传统的士大夫们是义利
兼得的，所以社会必然向他们看齐。

受这种价值影响，我们一般时间过分强调一个人的价值在于对社会的奉献，而不应该从社会索取，不能不说是腐败猖獗的根源之一。

中庸之道与以“和”为贵的偏差中庸一直是儒家的最高道德行为规范和价值标准。

它要求人们“居上不骄，为下不倍”、“中立不倚”，以此达到人际关系和社会的“和谐”。

这种以人际和谐为目的的追求的行为方式，使古代中国人没有决斗，不走极端，并形成一种雍容、驯服、和气、温良的和平性格。

强调对现实现世的执着把握，做什么事情“适可而止”，不必追根究底。

民众中拔尖、冒险者寡；而贪生混世、随波逐流、老于世故者多。

于是中庸与“知足常乐”，“安分守己”相吻合，不可避免地产生道德压抑，使部分中国人产生外宽而内刻薄，外雍容而内吝啬，外知足而内贪婪，外诚恳而内奸诈，外柔弱而内刚愎，外大众而内大私等相互对立的双重性格。

这种人知道“和气生财”，“吃亏是福”，遇到各种矛盾纠纷仍然不喜欢或不习惯上法院通过法律裁决，而宁愿通过亲朋好友或长者、尊者出面调和，以期待“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他们也知道“天时地利”不如“人和”，对人一团和气，不得罪人，人人为我所用，其他的都好说。

这就导致有些人从中获得暴利而不被制裁，并能“传宗接代”。

如是，腐败岂有不“深入”之理？
四、法制观念的淡薄
中国有法的历史不可谓不长，战国时以韩非为首的法家就推行法治主义。

但法家的法治主义是仅仅把民众当成被支配、操纵、宰割的对象，把法律强加给民众而不管你知不知，懂不懂，心服不服。

这显然与儒家强调的“仁”存在矛盾，但因什么中国“内法外儒”的统治能够形成并延续呢？这就是如朱熹所说：“自秦始皇变法之后，后世人君．．．．….皆不能易之，何也？曰，秦变法，尽是尊君碑臣之法，所以后世不肯变。

”儒家固然主张以德治、人治的方式来推行礼，但如借法律的力量来推行礼，自无损于礼之精神及其存在，其目的仍可同样达到。

这样，“礼”腐蚀了“法”，“法”强化了“礼”，礼法融合，法以礼为内容。

由于儒家是尊重人的，所以法治的实现就依托于人治之上，强调人的权力因素在实现法治中的重要作用，所以有“权势不可以借人，上失其一，臣以为百”之说（《外储说．右下》）因而这种法治必然是暴力为特征的严刑峻罚，带有“以刑去刑”、
“重狱轻讼”的色彩。

这样对于一般百姓来说分不清官与法有何不同，也就无能形成正确的法制观念，往往“屈死不打官司”，因而使不法行为屡屡得逞。

并且由于统治者“深于用法，果于杀人”，使全社会处于一种惊恐的气氛中，人人唯恐触犯了法律而被施以重型，结果中国人便主动扼杀了自我权利，按统治着的规定生活，宁肯茫茫碌碌无为，“难得糊涂”，也不明辨是非，于是社会公正之心消弥于无形。

由于法制依托于人治，往往会权大于法。

而今我们有些干部自己意见与法律规定不符时，也往往认为法律规定“有问题”，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法律也是人制定的嘛！”实际上也是有许多同志按权大于法在办事，当首长的指示与法律规定性勃时，宁肯不执行法律，而要不折不扣地执行首长指示。

“从事实看，一个个贪官‘绝对权力’的产生，都伴随着其他个人和组织的放弃权力和让与权力的过程。

．．．．．．有人宁愿违背组织原则，背离法律规定也不原意对领导的意思说个‘不’字，怕什么？无非是怕丢了头上的‘乌纱帽’。

因而，所谓‘无人控制’兵不是没有人可以控制，而是没有人愿意冒丢官的危险去控制。

”看来违背法律而不得罪上级是不会丢官的；而违背领导意志就只有“下课”。

当官的都不相信法律，老百姓就更谈不上法制观念了，这种情况下，腐败不趁机蔓延就不正常了。

五、结束语
官员的腐败既是自身素质问题，也是社会风气问题。

自然经济占绝对统治地位的中国，商品经济从未得到过充分的发展，因而导致法律特别是私法不发达，法律观念淡薄和不普及，未能深入民间；长期不能摆脱父家长制和以家族或家庭为本位的法律体系，广大社会成员处于无权地位；君主专制下长期缺乏民主传统；农民的平均主义和迷信权威和皇权思想本身就属于封建思想体系；朋党政治的长期影响；因扼杀了竞争机制而形成了个人迷信和个人独裁的温床。

尽管新思潮竞相引入，但除去部分知识阶层，大众心理的变化并不显著，中国传统的依赖的权威人格并未改变。

在政治领域，人情关系、地域、派系、权谋仍是具有强大生命力的因素，构成了政治行为与社会人际交往怎么会不产生？反腐败是多么的困难。

我们只有在广大农村进行长期的深刻的政治经济大变革，用商品经济打破传统的小农经济，提高国民的整体思想觉悟，才能逐步铲除腐败生存的土壤，迎接黎明的曙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