善变的梁启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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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超善变而统一的伟大爱国者

梁启超——善变而统一的伟大爱国者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自由则国自由，少年进步则国进步；少年胜于欧洲则国胜于欧洲，少年雄于地球则国雄于地球。

少年中国说，选自饮冰室合集，文中极力歌颂少年的朝气蓬勃，指出封建统治下的中国是“老大帝国”，热切希望出现“少年中国”，振奋人民的精神，具有强烈的进取精神，是一位政治家对国家命运的期待，是一位教育家对民族的倡导，更是一位学者与文学家对于自己深深的爱国情怀的抒发。

梁启超，中国近代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史学家、文学家。

字卓如，一字任甫，号任公，又号饮冰室主人、饮冰子、哀时客、中国之新民、自由斋主人。

青年时期和其师康有为一起，倡导变法维新，联合各省举人发动“公车上书”运动，先后领导北京和上海的强学会，又与黄遵宪一起办《时务报》，任长沙时务学堂的主讲，并著《变法通议》为变法做宣传。

并称“康梁”，是戊戌变法（百日维新）领袖之一、中国近代维新派代表人物，事败后出逃，在海外推动君主立宪。

辛亥革命之后一度入袁世凯政府，担任司法总长，之后对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等严词抨击，并一度加入段祺瑞政府。

他倡导新文化运动，支持五四运动。

曾倡导文体改良的“诗界革命”和“小说界革命”。

其着作合编为《饮冰室合集》。

梁启超被公认为是清朝最优秀的学者，中国历史上一位百科全书式人物，而且是一位能在退出政治舞台后仍在学术研究上取得巨大成就的少有人物。

作为近代中国的思想启蒙者，梁启超深度参与了中国从旧社会向现代社会变革的伟大社会活动家，民初清华大学国学院四大教授之一、著名新闻报刊活动家。

他的文章富有独特的历史视角，令人深思，启蒙思想。

“综其一生，悉于国耻世变中度过，蒿目忧心，不能自已。

故自少壮以迄于病死，始终以救国新民之责自任。

享年虽仅五十有七，而其生活则云变波折，与清末民初之时局相响应。

梁启超以“善变”闻名于世。

梁启超是康有为的学生、信徒、助手，但他们还是分道扬镳了；梁启超与孙中山合作过，也对立过；他拥护过袁世凯，也反对过袁世凯。

中国人物善变的梁启超

“善变”的梁启超在卧佛寺附近有一个幽静的墓地，在那里长眠着一位对我国的近代史有着深远影响的历史人物——梁启超。

从协助康有为发动“公车上书”开始，到1929年逝世，享年57岁的梁启超，在他30多年的政治历程中，几乎将自己的名字与中国近代史上的每一件大事都联系在了一起，而且，他先后与中国近代史上各种思潮、各种政治派别都有密切的接触，这也使得他自己的思想具有复杂性和多变性，这也是为什么他对于中国前景的观点几经变化的原因之一。

梁启超也的确是“善变”的，在政治上从主张维新变法，变为主张民主革命，又从主张民主革命，再变为主张开明专制和君主立宪，后又变为主张推翻清朝。

民国建立后，他由倒袁变为拥袁，又由拥袁再变为反袁。

思想上，早年梁启超尊孔，东渡日本后他变为反对保教再变为保教，回国后更是要求“定孔教为国教”。

十月革命后，他曾对社会主义思潮颇为关心，对俄国的十月革命也给予了肯定的评价；然而，当社会主义思潮真正在中国传播时，他站到了这场运动的对立面，大力倡导尊孔读经。

学术上，他在学海堂求学时专攻古文经学；后于万木草堂拜康有为为师时，转攻今文经学；30岁以后，持进化论的观点研究学术，与康有为分道扬镳；晚年，他又对进化论和因果律有所怀疑，相信“心力”、“天命”的支配力量。

于是，中国近代史上几乎每一个政治流派，都能从梁启超那里找到支持，同样也能找到反对。

梁启超从从政治领域到思想学术的“善变”，的确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大奇观。

而他也因他的“善变”受到颇多争议。

然而我并不认为梁启超的“善变”有何不妥。

相反，我认为，梁启超在政治领域的每一个选择都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成熟的。

毕竟梁启超所处的时代是一个变动巨大的时代，是一个内忧外患的时代。

后人说，这是一个“新思想”层出不穷的时代。

各种新思想，新思潮涌现在人们面前。

无可避免的，自幼便爱读书的梁启超也难免不会受到影响。

在面对历史洪流的时候，人的力量是渺小的，因此只有思想随着时代变才能更好地建设祖国。

高考备考作文素材之梁启超：启蒙民智,超卓人生

高考备考作文素材之梁启超：启蒙民智，超卓人生梁启超(1873-1929),字卓如,号任公、饮冰室主人等。

广东新会人。

中国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学术大师,有中国近代百科全书式的文化巨匠之称。

梁启超的一生,充满传奇色彩:十一岁中秀才,十六岁中举人,二十二岁公车上书,二十四岁参与戊戌变法,三十岁成为报界巨子,辛亥革命时在政坛叱咤风云,“五四”之后又投身教育,著书立说,成为国学大师……他一生置身于风云变幻的政治海洋,却始终保持着一颗赤子之心,忧国爱国,与时俱进。

他真正达到了儒家所述的人生理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几乎堪称完人。

年少得志1873年2月23日,梁启超出生于广东省新会县茶坑乡一个半耕半读的家庭。

祖父和父亲都无缘于科举进士,梁家的希望便都寄托于他。

“汝自视乃如常儿乎?"祖父梁维清从梁启超只有两岁的时候,便开始这样训斥他。

梁启超也当真是神童,六岁便读完"四书五经”,九岁能写千字文章，吟诗作对的本领更是令人惊叹。

1884年,梁启超赴广州应考,中秀才,时年十一岁,“童子秀才”由此得名。

1885年,梁启超进入名噪一时的广州学海堂读书深造。

学海堂和菊坡精舍、粤华书院、粤秀书院、广雅书院一起,号称广东五大书院。

五年苦读,梁启超“四季大考皆第一"。

1889年,十六岁的梁启超在广州参加乡试,中第八名举人,被誉为“岭南奇才”。

正考官李端棻非常欣赏梁启超的才华、见识及胆略,将堂妹李蕙仙许配给他。

一夜之间,梁启超既获功名,又得爱妻,这意味着梁启超将官运亨通,前程似锦,但他后来却选择了一条与传统功名利禄背道而驰的人生道路。

拜入康门在梁启超人生道路的选择上,康有为是一位关键人物1890年,十七岁的梁启超在同学陈干秋的引荐下拜会了三十三岁的广东南海人康有为。

初次见面两人竟从早上八点聊到晚上七点。

此前梁启超接受的是传统教育,康有为给他打开了一扇西学的大门,立宪、维新、变法,这是一条全新的道路。

梁启超“善变”原因新论

梁启超“善变”原因新论梁启超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位颇具特色的人物，“他不仅以著述众多而闻名，更以善于变化而著称。

”如果说“著述众多”使他闻名遐迩，他的“善变”则使他倍受争议。

与他同时代的不少人看到了他“善变”的特点，大多是对其善变进行批评，如康有为就批评他“流质易变”，孙中山指斥他“忽言革命，忽言破坏”，“一人持二说，首鼠两端”；章太炎说他：“始言革命，终言立宪，浮夸转变”；《民报》载文痛斥其为：“蝙蝠名士，反复小人”；他的挚友黄遵宪也责怪他“言屡易端，难于见信”；严复也指出他屡易宗旨，“种祸无穷”，是亡清的罪人。

当代学者则以更加客观的态度，对其“善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褒贬不一。

总的来说，目前学术界大多对他的“善变”进行肯定，认为他的“善变”是功大于过，是梁启超的特色，是他的过人之处，称他为“善变的豪杰”，有些人甚至称他为“变化多端的自由主义大师”，这未免有点矫枉过正。

当代学者研究梁启超“善变”主要是从三个方面进行，即“善变”的过程（包括变与不变），“善变”中的原因，“善变” 的评价。

目前关于“善变”过程的研究最为丰富，成果丰硕，如李华兴在《近代中国的风云与梁启超的变幻》一文中就总结出了梁启超一生中的十次变化，而其他学者则分别从其思想中各个方面（如自由思想，宪政思想，民族主义思想，报刊思想，文化观，科学观，史学观等) 的变化进行了深入的探讨，研究较为透彻，成果颇为丰富。

“善变”原因是当代学者研究的重点，在这个方面，当代学者主要是从他的性格特征和当时社会的客观情况来论述其“善变”之因。

如黄坤就认为主要是因为“个人的才性气习”和“承认现实，维护现状的原则”促成了他的多变，吴爱萍则从其“治学态度和理论源流”和“时代主题”这两个主客观因素来论述。

无疑这些研究成果都能自圆其说，都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有一个缺陷，就是过于注重客观实际对其多变的影响，而很少关注他的内心的意愿。

外部原因固然重要，但如果没有内心欲变的动力，梁启超对于自己的善变也不会那么主动和自信，正如某些学者所说的，梁启超多变，“首先在于他愿意变”。

梁启超家族百年纵横：三代人身上的时代烙印（《少年中国说》备课资料）

梁启超家族百年纵横：三代人身上的时代烙印(《少年中国说》备课资料)梁启超家族百年纵横：三代人身上的时代烙印(《少年中国说》备课资料)1873年，梁启超出生于广东新会茶坑村。

在《三十自述》里，他交代了自己出生的时代背景：“太平天国亡于金陵后十年，清大学士曾国藩卒后一年，普法战争后三年，而意大利建国罗马之岁也。

”清末民初，帝国的衰亡，极权的崩溃，从政治到社会，从生活到心态，从思想到学术，都显现出一种半新半旧、亦新亦旧又互渗互动的状态。

梁启超半个世纪中的所有追求与惶惑，困境与出路，误解和洞见，皆因时代而起。

正如萧公权先生在《中国政治思想史》中的概述：“综其一生，悉于国耻世变中度过，蒿目忧心，不能自已。

故自少壮以迄于病死，始终以救国新民之责自任。

享年虽仅五十有七，而其生活则云变波折，与清末民初之时局相响应。

”梁启超以“善变”闻名于世。

从戊戌年的变法开始，到庚子勤王，再到创办《新民丛报》，宣传“新民”思想，为开启民智鼓与呼。

辛亥革命后，他回国参与政治，两次讨伐复辟，再造共和。

他继承了晚清思想中儒家经世致用的传统，并将这一传统转变成新的人格和社会理想，在不断的“变”里，其宗旨和目的始终不变，“其方法虽变，然其所以爱国者未尝变也”。

重新打量梁氏家族诸人的命途，可以明显地看到时代的印记：1930年代，东城北总布胡同3号是北平知识界有名的文化沙龙，梁家第二代梁思成和林徽因是这个沙龙的核心；抗战爆发后，梁家兄弟姐妹开始了8年的各自漂泊，最艰辛的日子里，他们也对中国保持着纯洁的信念，对于工作保持着最高的热情；新中国成立，梁思懿、梁思礼从海外回到祖国，同船的一些人选择了台湾；1953年，北京古建筑岌岌可危，林徽因对高层领导说：“你们拆去的是有着八百年历史的真古董……你们迟早会后悔，那个时候你们要盖的就是假古董！”“文革”时期，梁思成、梁思顺、梁思达和梁思庄都受到巨大冲击；梁家第三代梁从诫毕业于北大历史系，1994年创建了中国第一个民间环保团体“自然之友”，每年他都要在两会上发表有关环保的激烈言论……他们的每一个脚印里，都有着这个国家、这个民族的命运的投影，都有着难以磨灭的家族与个体的泪与笑。

善变之豪杰(梁启超)

善变之豪杰：梁启超的百年中国梦《语》曰：“君子之过也，如日月之食焉，人皆见之；及其更也，人皆仰之。

”大丈夫行事磊磊落落，行吾心之所志，必求至而后已焉。

若夫其方法，随时与境而变，又随吾脑识之发达而变。

万变不离其宗，但有所宗，斯变而非变矣。

此乃所以磊磊落落也。

——《善变之豪杰》他是旧时代的士大夫，更是新时代的启蒙者；他是清华大学国学院四大教授之一，被公认为中国历史上一位百科全书式的人物；他几乎将自己的名字与中国近代史上每一件大事都联系在一起;他是梁启超，二十世纪初最有影响力的人物。

梁启超的一生就是一部近代史，无论在思想文化还是政治上都颇有建树，他的善变也曾为后人所诟病，然而我以为，终其一生，他的所作所为,不断变化都是在追寻他的强国之梦。

思想解放之梦任公先生一生之智力活动，盖可分为四时期，每时期各有特殊之贡献与影响。

第一期自其撇弃词章考据，就学万木草堂，以至戊戌政变以前为止，是为“通经致用”之时期；第二期自戊戌政变以后至辛亥革命成功时止，是为介绍西方思想，并以新观点批评中国学术之时期，而仍以“致用”为鹄的；第三期自辛亥革命成功后至先生欧游以前止，是为纯粹政论家之时期；第四期自先生欧游归后以至病殁，是为专力治史之时期，此时期渐有为学问而学问之倾向，然终不能忘情国艰民瘼。

（张荫麟《近代中国学术史上之梁任公先生》）据此可见，梁启超在思想解放方面所做的努力主要集中在前两时期。

在梁启超的少年时期，不得不提到他的启蒙老师康有为。

他曾在《三十自述》中这样回忆：“时余以少年科第，且于时流所推重之训诂词章学，颇有所知，辄沾沾自喜。

先生乃以大海潮音，作狮子吼，取其所挟持之数百年无用旧学，更端驳诘，悉举而推陷廓清之。

自辰人见，及戌始退，冷水浇背，当头一棒，一旦尽失其故垒，惘惘然不知所从事，且惊且喜，且怨且文，且疑且惧，与通市联床，竟夕不能寐。

明日再谒，请为学方针，先生乃教以陆王心学，而并及史学西学之梗概，自是决然舍去旧学。

善变执着梁启超

梁启超于学术研究涉猎广泛，在哲学、文学、史学、经学、法学、伦理学、宗教学等领域，均有建树，以史学研究成绩最显著。
1901至1902年，先后撰写了《中国史叙论》和《新史梁启超书法学》，批判封建史学，发动“史学革命”。欧游归来之后，以主要精力从事文化教育和学术研究活动，研究重点为先秦诸子、清代学术、史学和佛学。1922年起在清华学校兼课， 1925年应聘任清华国学研究院导师，指导范围为“诸子”、“中国佛学史”、“宋元明学术史”、“清代学术史”、“中国文学”、“中国哲学史”、“中国史”、“史学研究法”、“儒家哲学”、“东西交流史” 等。这期间著有《清代学术概论》《墨子学案》《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情圣杜甫》《屈原研究》《先秦政治思想史》《中国文化史》《变法通议》等。
善变执着的梁启超
执教：许崇善
梁启超的确是“善变”的。他支持过变法维新，也靠近过孙中山的武装革命；他既支持革命，又被认定为是一个反对革命的改良主义者；他大力提倡君主立宪，又鼓动段祺瑞发兵推翻张勋辫子军的复辟；他曾经想借助日本的力量改变中国，又很早就向中国介绍马克思主义；他拥护过袁世凯的强人政治，试图与袁世凯一文一武联手治理中国，又策划自己的学生蔡锷领兵反对袁世凯；他向中国大力介绍西方思想，提倡“德先生”、“赛先生”，并一手直接促成了“五四运动”，最终又认为西方文明已经破产，要用东方文明来拯救世界；„„。
这时，梁启超出来说话了，他在报上发表了《我的病与协和医院》一文，详细讲述手术经过，并极力为院方和医生辩护，还说“出院之后，直到今日，我还是继续吃协和的药，病虽然没有清楚，但比未手术前的确好了许多……”劝大家不要再纠缠追究这件事了。他的宽容和大度深深地感动了医院，也感动了大众，一场对西医声讨的风波渐趋平静。梁启超也因为这次医疗事故付出了生命的代价，1929年1月19日走完了他的一生，如果没有这次事故，他应该会活得更长久些。

梁启超为何善变？

新儒家的眼中，梁启超同样也是儒家学说的代表。
梁启超晚年因尿毒症到协和医院开刀，结
果，美国人开的医院居然发生了一起重大的医疗事故。梁启超的坏。被切掉，另一只好的肾没肾居然被切掉了。本来，梁启超的家人朋友要向协和医院兴师问罪，提出赔偿，但是，梁启
相矛盾、无所依靠的彷徨等等。于是，中国近
代史上几乎每一个政治流派，都能从梁启超那
里找到支持，同样也能找到反对。梁启超从学
术思想到政治领域的 “ 善变 ” ，的确是中国近
代史上的一大奇观。
“ 祖。” 乙这才明白甲是利用姓开玩笑，便说： “ 有什么关系。不过是你祖我孙，我孙你祖而已！ ” 姓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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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梦·中国梦——“善变”的梁启超

“不知天地间于帖括（tiě kuò）外更有所谓学也”，整天都在潜心钻研八股文。光宗耀祖
把经文贴去若干字，令应试者对答。后考生因帖经难记，乃总括经文编成歌诀，便于记诵应时，称“帖括”。
光绪十一年（1885年），梁启超进广州学海堂读书。光绪十五年（1889年），梁启超在广州参加乡试中举，名
列第八. 光绪十六年（1890年）春，梁启超赴京师参加会试，不中。同年秋，梁启超认识了康有为。曾以布衣上书、力倡变法的康有为在当时名声很大。梁启超对他的独到见解和大胆举动十分钦佩。与康有为结识，是梁启超一生发展的重要转折，从此以后，他退出学海堂，抛弃旧学，投入康门，并且接受了康有为的改革主张和变法理论，逐渐走上了改良维新的道路。
推翻袁世凯后，他又梦想段祺瑞来再造共和，结果不但共和变成了泡影，而且军阀混战，政治失序，民不聊生。
主观愿望和客观现实的背离，让梁启超陷入到无限的痛苦之中，对政治产生了失望。
他试图通过文化教育开启民智，进行思想启蒙。
梁启超为什么后来远离政治，而醉心于文化学术研究呢？
主观愿望和客观现实的背离，让梁启超陷入到无限的痛苦之中，对政治产生了失望。
拜师康有为
康有为介绍了许多国外知识，使梁启超眼界大开，自称“生平知有学自兹始”。自此，康梁开始了长达数十年亦师亦友的情谊。
旧学新学少年梦国家梦
惊梦
（1895——1898年）
蛰梦惊醒
1895年，梁启超与康有为相约师生两人再度入京参加会试。但就在这第五次会试期间，康梁联手领导了一场轰动朝野的大事件，梁启超的人生梦想也由此发生了一次重大的转变。
这一年，梁启超参与领导了什么事件？你能说一下这个事件的背景吗？
【变法】

梁启超的主要事迹介绍_初中作文素材_

梁启超的主要事迹介绍梁启超，中国近代思想家、政治家、文学家。

青年时期倡导变法维新，是戊戌变法领袖之一、中国近代维新派代表人物。

下面是小编跟大家分享的梁启超主要事迹，欢迎大家来阅读学习~梁启超人物简介1.公车上书梁启超第一次投身政治运动，是1895年参与“公车上书”。

甲午战争中国惨败，康有为联合3000举人上书请求变法，作为康最得力的弟子，梁启超积极参与了这桩震动中国的大事。

1895年春再次赴京会试，协助康有为，发动在京应试举人联名请愿的“公车上书”。

维新运动期间，梁启超表现活跃，曾主北京《万国公报》(后改名《中外纪闻》)和上海《时务报》笔政，又赴澳门筹办《知新报》。

他的许多政论在社会上有很大影响。

公车上书第二年，黄遵宪在上海办《时务报》，梁启超任主笔，撰写了大量呼吁变法的文章。

两湖总督张之洞很欣赏《时务报》，说这是“中国创始第一种有益报纸”。

后来，张之洞邀请梁启超到武昌一游，打开中门迎接，甚至问下属“可否鸣炮”。

在当时，这是接待钦差大臣的礼节。

2.戊戌变法1897年，任长沙时务学堂总教习，在湖南宣传变法思想。

他在学堂中极力宣扬变法救亡的思想，还不时发表斥责专制、赞誉民权的言论，引起了旧势力的攻击。

光绪二十四年三月，协助康有为组织保国会。

四月二十三日(6月11日)，光绪帝发布“明定国是”诏书，开始了“百日维新”。

五月十五日(7月3日)，光绪帝召见梁启超，赏给六品衔，命他办理译书局事务。

梁参与了康有为策动袁世凯推翻慈禧太后的密谋，但被袁出卖。

光绪帝被慈禧太后幽禁。

八月初六日(9月21日)，慈禧太后宣布再出“训政”，随即捕杀维新志士，变法失败。

梁启超在当日避入日本公使馆，次日化装到天津，东渡日本。

是年冬，梁启超曾代表康有为与兴中会领导人孙中山、陈少白等在东京商谈合作救国，梁十分赞成兴中会的革命主张，终因康有为的反对，合作未成。

十一月十一日(12月23日)，梁在横滨创办《清议报》(旬刊)，却仍鼓吹“斥后保皇”。

梁启超的善变

梁启超作为近代中国宪政运动的倡导人之一，梁启超在宣传西方宪政主张、探索近代中国宪政模式方面，对近代中国产生了直接深远的影响。

综观梁启超宪政思想的演变过程，学界多用“善变”、“多变”、“流质多变”来形容概括。

诚然，善变是梁启超宪政梁启超宪政思想之“变”主要表现在他对近代中国宪政模式的选择和设计上，从君主立宪到民主共和，再回归君主立宪，走向开明专制，最后拥护共和立宪，这反映了梁启超对近代中国宪政之路的理性思考；善变是梁启超宪政思想的一大特色，但笔者认为，这种“变”并不是变化无常，而是因势而变，“他的多变主张正是他探索解决社会危机的一种尝试”。

梁启超的“变”，也勾勒出了近代中国移植西方宪政之艰难历程。

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20年代，从维新变法到民国时期，梁启超的宪政思想有过几次明显的变化。

总起来看，这种变化突出反映在他对近代中国宪政模式的思考、设计和选择上，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主张君主立宪到宣传革命排满、主张民主共和。

从1895 年到1898 年的维新变法时期，是梁启超宪政思想初步确立的时期，这一时期，梁启超的宪政思想与他的变法维新主张紧密结合在一起。

维新变法失败后，梁启超流亡到日本，但他在政治上的辉煌并未随维新变法的失败而终结。

相反，他通过日文接触了更多的西方近代政治学说，汲取了更多的理论养料，其宪政思想也趋成熟和丰富，宪政主张也随之发生转变。

在1899年到年流亡日本时期，梁启超从主张君主立宪转向民主共和、革命排满。

第二阶段，从主张民主共和回归君主立宪，提出开明专制论。

从1903年到1911 年，梁启超游美归日后到辛亥革命爆发前这一时期，梁启超又从民主共和的主张回归到君主立宪，并提出开明专制论。

第三阶段，从主张开明专制、君主立宪到拥护共和。

从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到20世纪20年代，梁启超又转向拥护共和立宪。

年的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帝制，建立了中华民国。

面对现实，梁启超对共和制度采取了认可态度.从君主立宪到宣传革命排满、主张民主共和，从开明专制、君主立宪再到对共和立宪的认可，可以看出梁启超宪政思想演变的轨迹。

浅谈梁启超的善变

浅谈梁启超的善变摘要：在中国近代史上,梁启超是一重要人物,尤以其“善变”著称。

在戊戌变法后的三十余年里,其政治思想历经几次重大变化:时而改良、时而开明专制、时而又是君主立宪,令人眼花嚎乱。

正因如此,其师康有为批评他“流质易变”,孙中山更是以“一人持二说,首鼠两端”斥之。

梁启超尤为欣赏日本政治家吉田松荫和意大利政治家加富尔,对他们善变的政治策略倍加赞扬,称他们为善变的豪杰。

他说:“大丈夫行事磊磊落落,行吾心之所志,必求至而后已焉。

若夫其方法随时与境而变,随吾脑识之发达而变,百变不离其宗,但有所宗,斯变而非变也。

此乃所以磊磊落落也。

”在中国变幻莫测的政治变革进程中,梁启超顺应时代前进的潮流,“不惜以今日之我难昔日之我”,“所谓我操我矛以难我者也,今是昨非,不敢自默”。

保皇.革命.保皇1896年,梁启超在上海创办《时务报》,极力宣传维新理论。

他认为几千年的封建政治制度,已到了“去陈用新,改弦更张”的时候,变法已成为历史的必然。

那么,又如何来变法呢?他说:“吾今为一言以蔽之曰,变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兴,在开学校；学校之立,在变科举；而一切要其大成,在变官制。

”所谓“变官制”,就是首先要从体制上实行变革,将封建君主专制变为君主立宪制。

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亡命日本,虽然悲愤但并不消沉,仍然孜孜不倦地求索救国之路。

《尊皇论一论保全中国非赖皇帝不可》中,他驳斥了戊戌变法失败后三种救国言论:一是冀望于慈禧、荣禄,二是冀望于各省督抚,三是民间的革命军。

尤其对于第三种方式,他更加反对:“此事虽屡行于欧美,而不切于我中国今日之事势也。

西国之所以能立民政者,以民智既开,民力既厚也。

今中国尚孩提也,今日倡民政于中国,徒取乱耳”。

他认为,“今日议保全中国,惟有一策,日尊皇而已。

”到了夏秋,梁启超与革命党人孙中山交往甚密,逐渐有了赞成革命的倾向,并商榷两党合作的问题。

同时,梁启超写信给康有为力争革命共和。

但对于革命,康有为、徐勤、麦孟华等都是极力反对的。

梁启超：“善变“的宗师

作文与考试·初中版ZUOWENYUKAOSHI策马入长安清同治十二年,在空气中仍弥漫着爆竹余烬的正月二十六日，也就是1873年2月23日这天，一声婴儿清脆的啼哭声将这份喜悦带到了广东新会茶坑村的梁家上下，这个男婴正是梁启超。

梁启超的家庭虽不是大户人家，可也算是世代耕读，只可惜的是祖父梁维清读到秀才就止步不前，而他的父亲梁宝瑛连秀才都没考上，只当了一辈子童生。

梁家所有的希望便寄托到梁启超一人身上。

而梁启超也果真争气，他简直就是百年难遇的奇才：6岁读完四书五经，9岁信手拈来千字文章，吟诗作对更是不在话下。

10岁那年，梁宝瑛的老友李兆镜见梁启超聪慧可爱，便出了个上联想要考考他。

上联是“推车过小陌”，这原本不是什么刁钻古怪的题目，也没有多么深刻的含义，然而年幼的梁启超一开口，立马让这些大人目瞪口呆：只见他眼珠一转，一句“策马入长安”脱口而出，这是何等的才思敏捷与自命不凡，让原本普通的对联多了好些磅礴气势。

虽然梁宝瑛在考取功名上郁郁不得志，但他的为人和在孩子的教育上都堪称楷模，这也影响了梁启超的一生。

慈祥而严厉的父亲留给他印象最深的一句话就是“汝自视乃如常儿乎”——你把自己看作是个平常的孩子吗？这句语重心长的教诲寄予了无限厚望，令梁启超一辈子也不敢忘。

而祖父梁维清则经常给他讲述“亡宋、亡明国难之事”，那些激动人心人物风华□编辑/苗与幽篁弹筝“善变“的宗师梁启超：提到梁启超，除了历史书上那些画着重点线的语句,在大多数学生眼中，他可能还是一个模糊的形象。

但置身于真实的历史中，作为一个有血有肉的人，在那样一个特殊的年代，过着一种与众不同的人生，生而为人，他又是如何掌握自己命运的呢？164作文与考试·初中版的诗歌篇章透过祖父铿锵激昂的诵读，声声入耳，句句入心，爱国情怀自小便在梁启超的内心萌芽，那些历史中忧国忧民的风范和舍生取义的精神，潜移默化地在他心中生了根。

学习恋爱两不误11岁那年梁启超考中秀才，弥补了父亲的遗憾，16岁又高中举人。

梁启超“善变“的宗师

梁启超“善变“的宗师梁启超，是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一位伟大家、思想家、政治家，他的思想、言论和政治主张深深地影响着中国的现代化和进步。

梁启超有一个被人们广泛认知的特点，那就是“善变”，他的行为和言论经常出现变化，让很多人感到十分困惑。

本篇文档就来聊一聊梁启超“善变”的宗师形象。

首先，既然要谈论梁启超的“善变”，我们必须要深入了解他所处的时代背景。

被誉为晚清时期“大杂烩”的时代，中国的政治局势动荡不安，外侮内忧，这一切意味着，中国的文化和社会在经历剧烈变革。

这也是梁启超成长的时代背景，而他所呈现出的“善变”特质，也反映了那个时代的矛盾和纷争。

其次，梁启超的“善变”并非仅有负面影响，相反，他在不断变化和探索之中，积极地推动了中国的思想进步和社会变革。

在政治上，梁启超曾经在维新派和立宪派之间来回跳动，但他也是中国立宪运动的主要领袖之一，对于中国政治体系的发展贡献颇多。

在文化方面，梁启超对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的批判和对话，使得中国文化成为现代社会的一部分，而这种文化的进步也为中国的现代化奠定了基础。

再次，梁启超的“善变”特征也反映了他的宗师形象。

宗师，不仅是要有深厚的知识储备和出色的技艺，更重要的是能够不断创新和超越自己。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宗师弟子制度是一种重要的传承方式，而梁启超也是在这种传统体系中成长起来的。

他在不断变化和探索之中，积极地为自己的宗师形象注入活力和创造力。

梁启超在不断探索和实践中，不仅推动了中国社会的变革，也开拓了中国思想文化的新局面，这些都是宗师应该具备的品质。

最后，梁启超的“善变”特征还表明了他的人格魅力，尤其是他的胆识与坚持。

梁启超在不断变化和探索中，始终坚守自己的理想和信仰。

尽管他在政治上曾有过多次改变立场的经历，但他始终相信自己对中国政治体系的期许，并不断尝试为之努力。

梁启超敢于面对困境和挑战，勇于为自己的信念而奋斗，这也正是宗师应有的人格特质。

总之，梁启超“善变”的宗师形象，既反映了他所处的历史时代的矛盾和纷争，也展现了他的思想才华和不断超越自我的品质。

历史趣谈：梁启超为什么善变？梁启超是不是政治投机分子

如对您有帮助，可购买打赏，谢谢梁启超为什么善变？梁启超是不是政治投机分子导语：戊戌变法之后，梁启超时而主张君主立宪，时而呼吁民主共和，时而又倡导开明专制。

他曾经拥护袁世凯，而这也是希望借助袁的力量来实现自己的戊戌变法之后，梁启超时而主张君主立宪，时而呼吁民主共和，时而又倡导开明专制。

他曾经拥护袁世凯，而这也是希望借助袁的力量来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

梁启超(1873—1929)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上著名的政治活动家、启蒙思想家、教育家、历史学家和文学家，从政治舞台到学术领域，他都是首屈一指的风云人物。

他身处复杂多变的政治环境中，其思想和主张经常变化，尤其是在戊戌变法之后，他时而主张君主立宪，时而呼吁民主共和，时而又倡导开明专制。

由于梁启超思想上的波动起伏，给后人留下了“善变”的深刻印象。

著名学者张朋园以研究中国近现代史享誉海内外，他在《梁启超与民国政治》这本著作中，以严谨的治学态度和宽广的历史视野，深入分析了身处乱世中的梁启超政治思想之演变。

鸦片战争之后中国内忧外患，至戊戌变法前后，中国已经由于积弊太深再加遭受到帝国主义列强势力的侵略，全国上下亡国情绪空前高涨。

这也促使先进的知识分子探寻国家积弱不振的根本原因。

梁启超则认为要想变法图强，必须先改变以往的传统观念，从政治上着手。

作为一名启蒙思想家，梁启超深受西方“自然权利”、“天赋人权”、“社会契约论”观念的影响，他认为兴民权有两个途径：“一自上先变，一自下觉悟。

”他分析了中国国情，断言“吾畴昔确信美法之民主共和制，决于适于中国，欲跻国于治安，宜效英之存虚君，而事势之最顺者，似莫如就现皇统而虚存之。

”在他看来，当时的中国最宜实行资产阶级君生活常识分享。

梁启超：一生在不停地“善变”中创造新思想

梁启超：一生在不停地“善变”中创造新思想梁启超（1873年—1929年），字卓如，号任公，中国近代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史学家、文学家，中国近代著名的维新派代表人物。

实际上，梁启超不仅仅是维新派代表人物，他的一生都在不停地转变，在政治上：梁启超曾经是保皇派的领袖，热衷于君主立宪；后来又混迹于革命派中，甚至不惜与老师康有为翻脸；曾经支持过孙中山、袁世凯，但后来又因为各种原因，还是与他们分道扬镳了。

在学问上：梁启超最初是沉浸于词章训诂，继而从事于今文运动，说伪经，谈改制，继而又反对康有为的保教尊孔的主张，继而又从事于介绍的工作，继而又从事于旧有学说的整理；由主张孔子改制而至于反对孔教，又恰恰是一个对立面。

陈丹青绘《清华国学院》，左起：赵元任、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与吴宓纵使在别人看来他是一个善变的人，但是，“其方法虽变，然其所以爱国者未尝变也。

”梁启超最终以文化巨人的身影铭刻青史。

尽管从生前到身后始终争议不断，但这恰从另一面向证明了其人影响力的经久不息，以及属于他的时代并未过去。

虽然人们对梁启超的功过是非总是争论不休，但胡适却给予了高度评价：“梁任公为吾国第一大功臣，其功在革新吾国之思想界……”我们就拿梁启超与孙中山的分合之事，来看看他的思想究竟“新”在哪里。

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列强加紧了对中国的经济侵略，民族危机日益严重，就在这个危难时刻，兴起了一个团体——资产阶级革命派。

这个团体在当时还没有形成气候，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多次想联合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维新派共同救国。

梁启超而当时的维新派名声大震，康有为以帝师自居，看不起孙中山这些革命党，一直不愿意与他们联合。

此时，梁启超对孙中山的评价还仅仅停留在“蓄志倾覆满洲政府，不过陈胜、吴广之流罢了。

”后来，当“公车上书”失败后，梁启超为避免清政府的追捕，而逃亡日本的时候，孙中山正在日本从事革命活动。

当时的梁启超对孙中山依然是不屑一顾的，但孙中山依然主动地向梁启超示好。

中国近现代史论文--善变之豪杰

善变之豪杰在中国风起云涌的近代历史中，梁启超绝对是一个耀眼的名字，他被公认为清朝最优秀的人物，中国历史上一位百科全书式的人物，而且是一位在退出政治舞台后仍能在学术研究上取得巨大贡献的人。

一·戊戌之”变”甲午中日战争的战败，清朝封建统治的自救洋务运动也随着失败，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化程度大大加深，这也造成的新的民族危机。

而与此同时，也激发了新的民族觉醒，作为康有为出色的弟子，与康有为，谭嗣同，严复等连同多位举人上书求变法，史称“公车上书”，1897年，任长沙时务学堂总教习，在湖南宣传变法思想。

他在学堂中极力宣扬变法救亡的思想，还不时发表斥责专制、赞誉民权的言论，引起了旧势力的攻击。

光绪二十四年三月，协助康有为组织保国会。

四月二十三日（6月11日），光绪帝发布“明定国是”诏书，开始了“百日维新”。

在随后的维新运动时期，梁启超积极参与，执笔了《万国公报》《时务报》等。

而后，梁启超参与了推翻慈禧太后的密谋，被袁告密而宣告失败，光绪皇帝也因此被幽禁至中南海瀛台，紧接着慈禧下令捕杀维新志士，变法失败，，维新派的康有为、梁启超分别逃往法国、日本。

谭嗣同等6人(戊戌六君子)被杀，相比较谭嗣同留下“望门投宿思张俭, 忍死须臾待杜根.我自横刀向天笑, 去留肝胆两昆仑.”这首绝命诗而英勇就义，梁启超则更睿智，逃亡海外，看似是懦弱胆怯的表现，实则是“保存实力”，中国有句古话叫“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材烧”，谭嗣同选择死，或许真的会激励后人为国献身，会留下赞誉，但是他死的价值绝对没有梁启超活价值大，梁这一“变”才是真豪杰。

二·道路之“变”来到日本，梁启超将中国和日本作比较：日本明治维新40年，驱逐外力完全自强，仅20年间政治开明、科学进步、言论自由；而中国是个老大的民族，守旧精神特别久长，数千年来的封建主义影响实在太深，进行社会变革并非易事。

此时康梁二人在政治理念上的分歧日益明显，一度赞成革命的梁启超认为，“国事败坏至此”除了共和政体都救不了国，再加上他与孙中山的频繁往来康有为得知后勃然大怒，骂梁启超“结实无赖”“叛逆”。

善变之豪杰梁启超诞辰140周

善变之豪杰梁启超诞辰140周年来源：凤凰卫视作者：文化大观园核心提示：他是旧时代的士大夫，他是新时代的启蒙者，他因何与昔日恩师分道扬镳。

他又因何与孙中山“反目成仇”？维新、保皇、革命、立宪累变不离其宗，一个人一部中国近代史，梁启超诞辰140周年。

凤凰卫视2月23日《文化大观园》，以下为文字实录：梁启超自幼天资聪慧康有为打断其科举之路解说：1905年日俄战争后，立宪已成中国的大势所趋，这一年的年底革命派终于忍无可忍，在东京创办了《民报》，以此为阵地与立宪派开始了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影响深远的一场大论战。

革命派说，要自由就得流血牺牲，立宪派说，暴力革命绝非能得共和，反得专制，革命派说，日本、英国搞君主立宪也要流血，立宪派说，法国大搞革命，动乱80年血流成河，其他欧洲15国君主立宪都和平完成转型，共和当然最好，但鉴于中国现实只能从立宪做起，革命派说，既然立宪是过渡，共和是最终目标为什么把时间耽误在过渡上？立宪派说，因为渐进改革损失小，两派间你来我往革命派的《民报》是孙中山、章太炎、陈天华等人的轮番上阵，而立宪派的《新民从报》则只有一人，他就是我们今天故事的主人公。

王鲁湘：今年年初，“中国梦”三个字不断被人们所提及，一百多年前，随着鸦片战争的一声炮响天朝上国的美梦破碎，无数的有志之士走上了寻梦的苦旅，由李鸿章、张之洞等人领导的洋务派开启了“师夷长技以制夷”之梦却在甲午海战中被轰得烟消云散，那一年，“洋务运动”已经开展了30年，人们意识到仅仅在物质方面向西方学习是不够的，中国仍然是一个中世纪的专制国家。

就在举国上下一筹莫展之际，康梁送来了“君宪梦”，今天是梁启超诞辰140周年，从甲午海战到北伐战争在他30多年的政治历程中，几乎将自己的名字与中国近代史上每一件大事都联系在一起，他有关宪政建设的文章高瞻远见为我国百年宪政史留下了浓厚的一笔。

他先后主张保皇、革命、君主立宪、共和立宪，中国近代史上几乎每一个政治流派都能从梁启超那里找到支持，同样也能找到反对，因为善变，曾经的恩师好友与他反目，康有为骂他违背伦常、禽兽不如，孙中山骂他是不分黑白，是个骗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