善变的梁启超

善变的梁启超

摘要

梁启超常被人指责为“阴谋家”，或以为是“反复无常”的小人。人们对梁启超毁誉参半主要是因为他的“善变”、“屡变”。政治上，梁启超始从主张维新变法，变为主张民主革命；又从主张民主革命，再变为主张开明专制和君主立宪，后又变为主张推翻清朝。民国建立后，他由倒袁变为拥袁，又由拥袁再变为反袁。最后宣传社会主义。这样一位几乎纵跨所有政治体制的人物，他的内涵里又有许多是不变的，这就是“旷世奇才”——梁启超的独特之处。

关键词：梁启超；善变；政治思想；不变

一绪论

在近代中国曙色初露的浩茫天际，曾有过一颗璀璨的启明星——梁启超。但是对于梁启超学术各界持许多看法，有些甚至截然相反。而我个人比较赞成董方奎先生的观点，认为梁启超是卓越的社会改革家，天才启蒙思想家，著作等身的国学大师，是一位德业双修，情感与理智并存的可敬可爱的哲人。

梁启超是中国改良派的领袖，一生致力于中国社会的改革。1890年，梁启超与康有为结识，这是梁启超一生发展的重要转折，使他走上了改良维新的道路。在“百日维新”期间，梁成为广为人知的维新运动的领袖人物。无论办报或教学，梁都竭力阐述康有为的改良思想和变法理论，并主张中国实行君主立宪制。戊戌变法失败后，梁东渡日本，开始流亡生活。严酷的现实已经证明，改良的道路在近代中国是走不通的。默认康有为提出的“保皇”口号。在日本初期，梁一度与革命派接近，曾与孙中山等革命人士往来密切，当革命派和改良派的论战展开之后，梁改变旧说，转而提倡实行“开明专制”，试图与“革命”理论相对抗。1898年12月，梁在横滨创办《清议报》，鼓吹“斥后保皇”。1902年2月，梁又在横滨创办了《新民丛报》，继续宣传改良主张，，提出“新民”之说。随着武昌起义的爆发，梁于11月3日致函徐君勉提出“和袁，慰革，逼满服汉”的八字方针。梁启超的政治观念转为了拥护共和。袁世凯上台以后，梁曾在袁组成的“责任内阁”、“第一流人才内阁”当过司法部次官和司法总长。当袁世凯复辟帝制后，梁启超为了捍卫共和从军广西参加护国战争，使得袁世凯不得不结束了八十三天的“洪宪王朝”。梁启超探知“二十一条”内容后，不顾病痛用笔针锋相对地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的种种谬论和袁世凯的卖国外交进行猛烈的驳斥，抨击和警告。巴黎和会上梁启超积极开展多角度外交为国争取合理要求，但是帝国主义的分赃会议又岂会顾及中国利益，梁启超等通过外交电达巴黎中国绝不在和会上签字，是他将“巴黎和会”中国代表团屈辱地接受将德国“在胶州湾全部租借地”移交日本的消息传到中国，最终引发了声势浩大的五四运动，最终巴黎和会阴谋破产。在五卅运动中，梁启超又全力声援，并积极为群众辩护，为沪安交涉提供战略策略。后期梁启超最早在中国刊物上系统介绍，称颂社会主义及马克思学说。梁启

超结束政治生涯，转而从事文化教育和学术研究活动。梁启超的一生可谓是灿烂夺目。但是这一生也看出了梁启超的善变。

二梁启超善变的政治思想

政治上，梁启超始从主张维新变法，变为主张民主革命；又从主张民主革命，再变为主张开明专制和君主立宪，后又变为主张推翻清朝。民国建立后，他由倒袁变为拥袁，又由拥袁再变为反袁。思想上，早年梁启超尊孔，东渡日本后他变为反对保教，再变为保教，回国后更是要求“定孔教为国教”。十月革命后，他曾对社会主义思潮颇为关心，对俄国的十月革命也给予了肯定的评价；然而，当社会主义思潮真正在中国传播时，他站到了这场运动的对立面，大力倡导尊孔读经。学术上，他在学海堂求学时专攻古文经学；后于万木草堂拜康有为为师时，转攻今文经学；30岁以后，持进化论的观点研究学术，与康有为分道扬镳；晚年，他又对进化论和因果律有所怀疑，相信“心力”、“天命”的支配力量。这就是引起极大争议的梁启超的“善变”。①在此，我们仅探讨梁启超政治上的善变。

（一）从维新变法君主立宪到反满革命，主张美式共和

戊戌变法的失败，清廷的通缉，唐才常的遇害，以及清政府昧于时势的痛恨，虽然使梁启超深受刺激而极力鼓吹破坏，排满，但梁启超没有仅仅局限于此，而是对中国积弱不振的原因进行了深刻的检讨，1901年梁启超发表在《清议报》上的《积弱溯源论》反映了他对这个问题的理性思考。在这篇文章中，梁启超指出，中国积弱不振，政府与人民都有责任，“吾国之受病，盖政府与人民皆有罪焉。其驯致之也非一时，其酿成之也非一人，其败坏之也非一事。······浅识者流徒见夫江河日下之势极于今时，因以为中国之弱，直此数年间事耳，不知其积弱之源，远者在千数百年以前，近者亦在数十年之内，积之而愈深，引之而愈长。”他进一步指出人民的“爱国之心薄弱，实为积弱之最大根源”，而“造成今日之国民者，则昔日之政术是也”。即统治者的愚民，暴民政策。梁启超虽然在感情上痛恨清政府，但在理智上又认为不能吧中国积弱不振的根源简单地归结为一人一姓。戊戌政变后，梁启超在痛定思痛之余，看到伊藤博文等崇尚的破坏主义而带来明治维新的巨大成功，热情地歌颂“破坏主义”。

他认定守旧势力是“阻碍进步之一大根源，使社会“数十年数百年不能进”。②于是提倡革命、排满共和及破坏主义的观点。

破坏封建专制政体后，建立一个何种类型的新型政体呢？梁启超主张在中国建立美式共和。

此时的梁启超崇尚卢梭的民权论。梁启超一直流亡日本，日本的思想和政治环境对梁思想的发展对梁启超产生了某些影响。明治维新是一个成功的社会变革历程。改革的成功使日本在亚洲各国之中脱颖而出，迅速从一个封建国家一跃进入了资本主义强国行列。梁启超深受明治维新的影响主张建立美式共和。梁启超强调在专制君权下，国家成了一人私产，压抑了国人的爱国心，造成了民族涣散无力，但他相信民权既得，国人即可由传统的部民变成现代的国民，从而得以举全国人之力办一国之事，不出数十年，中国也将如西人然，“举全地球而掩袭之，民权之效，一至于此”。

（二）放弃美式共和走向开明专制

梁启超是继《兴中会宣言》后颇为完整地提出在中国建立美式共和政体的第一人。即使当康有为得知梁启超鼓吹革命共和主张后，大骂梁启超为叛徒，为太保，但他仍坚持自己的主张。同时梁启超急进的共和方案也受到了立宪派朋友的多方督责，其中，黄遵宪对梁启超的劝诫有一定的影响。虽未使梁启超立即放弃美式共和的方案，亦促使其审慎考虑美式共和政体是否符合中国国情。梁启超接受美洲保皇会的邀请后亲赴美考察。1903年经过八个月的亲身游历，他清楚地看到，美国政体的形成，与其自治的习惯，文化及经济发达等条件有关。他在《新大陆游记》中盛赞美国社会设施，人物风俗的许多优越之处，但也清楚地看到美国民主制度中的许多弊端。梁在加拿大停留之间（加拿大属于当时英国自治领），发现加拿大人民所享受的自由权利颇为完备，遂对英，美制度进行比较，认为美式共和制不如英国君主立宪制之优越。

梁启超看到，美国共和政治之所以发达，是由于“市制之自治”为基础，而我国所发达者“族制之自治也',"村落思想”也，而族制，村落思想，扼杀了自制的发展，使共和毫无基础。他又看到旧金山华侨社会明显落后于当地社会，卫生不讲，团体不发达，市场纠纷斗殴，即使旧金山华侨会馆每当选举时，往往杀人流血者不可胜数。从此，梁得出结论说，国内人民文明程度，自治能力尚远逊于旧金山华人之下，以旧金山如此，内地更可知也。百闻不如一见，自梁启超亲赴美国考察了共和政体优劣，

又对照中国国情，才从思想上认识到美国共和政体不适合中国国情。除了亲身实践外，梁启超在理论上也进行了多方探究。梁启超亡命日本后，广泛研读宣传西方的各种学说，诸如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培根，笛卡尔，康德，霍布斯，洛克，伏尔泰，边沁，斯宾诺莎，斯宾塞，卢梭，柏伦知理的哲学，社会政治学，达尔文，赫胥黎，德的进化论，马尔萨斯的人口学，亚当·斯密，李嘉图的经济学，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及唯物主义学说，哥白尼，富兰克林，瓦特的发明等，无不加以研讨。当他赴美考察后，特别崇拜19世纪德国柏林大学教授柏伦知理及柏伦哈克的学说。柏伦知理详细考察了共和政体的沿革，研究了美国，瑞士，法国共和政体的成败。柏伦知理在对美国，瑞士，法国共和历史进行对比后做出结论说：“因于习惯而得共和政体者常安，因于革命而得共和政体者常危。”这样柏伦知理就在更深的层次上详尽地从理论上分析了共和政体成败的原因。根据中国国情特点，如行革命，不仅得不到共和，而必得动乱，这就从根本上动摇了梁启超的革命共和观念。③梁启超认为应该以开明专制为过度，逐步进入立宪及民主共和。并于1906年在《新民丛报》上连续发表《开明专制论》，因为中国当时不仅没有具备民主共和的条件，甚至君主立宪也无法实行，只能以开明专制作为过渡。他指出，由于几千年的专制统治和愚民政策，造成了中国人只有部民而无国民资格，在这种条件下，希望立刻建立共和政体，可望但不可及，“昨日就专制，而今日已共和，如两船相接触，而绝无一楔子以行其间，则其冲突之程度，必极猛烈，显而易见”，必须以开明专制作为过渡。

（三）从拥护共和到捍卫共和

梁启超对暴力革命，民主共和的认识和态度，有一个从赞成到反对，又由反对到“慰革”，拥护的过程。

1911年4月黄花岗之役之后，梁启超在《粤事感言》中虽然表示反对不赞成“革命暴动之举”，但是他不得不承认“在今日之中国而持非革命论，其不能自完其说抑更甚”。这是他的一种自我检讨和对革命的某种认输。他甚至针对广州起义得出如下结论“今日政府已成为制造革命党之机器”“今既若此，则革命党之萌芽畅茂，正未有己时。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其不至驱全国人尽化革命党焉而不止”，这说明梁启超逐渐看到了革命已成为滚滚向前不可阻挡的潮流。武昌起义爆发后，梁启超推行了“慰革”方针。④

梁启超推行“和袁”方针，企图利用袁世凯统一全国，建立一个符合资产阶级上层利益的“共和国”。然而袁世凯利用了梁启超实现了自己的复辟帝制的野心，最终梁启超再次仇袁，与革命派携手，走上了反袁护国的道路。

历史在曲折的道路上向前发展，人们的认识和政治态度的转变也有一个过程。梁启超在辛亥革命前是君主立宪论的狂热鼓吹者，但当民主共和制度成为既定事实后，他就毅然抛弃过时的理论，随着历史的发展而发展，成为民主共和的拥护者。革命不分先后，他是后进的共和派，并未捍卫共和制度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四）宣传社会主义

早在1890年秋，梁启超拜师康有为门下，即从那里接受了《大同书》空想社会主义学说及历史进化论的理论。这成为梁启超研究西方社会主义学说及其如何在中国实践的思想基础。

在中国最早介绍马克思及其学说的是上海广学会总干事英国人李提摩太，梁启超是李提摩太的中文秘书之一，从李提摩太那接受了大量社会进化论及社会主义学说。

梁启超在20世纪初的中国宣传社会主义，是由于对欧洲社会存在的复杂的社会矛盾进行了深入的考察，认识到了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存在贫富悬殊、不平等等严峻的社会弊病，对以往所主张的在中国引进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模式产生了怀疑。

一方面，他认识到了欧美社会生产发达，由于自由竞争和垄断所带来的资本和财富的过分集中，贫富悬殊，社会主义在西方是不可避免的，且是“救世良药”。另一方面，他根据中国国情以及中国的时代特征，提出了自己的关于社会主义在中国实践的主张，认真、严肃地探索更适合中国发展的道路。⑤

三善变下的不变

虽然梁启超是善变的，但是不管他的思想怎么变，还是可以看出他的不变之处。（1）爱国心

无论从思想上还是真实行动上梁启超都是无疑的爱国志士，不管他的思想如何改变，他的这一生都可以无愧地说贡献给了中国，他的爱国心是所有改变的动力也是最恒久不变的源泉。在梁启超爱国主义的思想中，有一重要的观点值得重视，即认为爱

国是绝对，谋国的政策是相对，只要是真正的爱国者，见智见仁，不妨殊途同归。对于梁启超的“善变”，与梁相交无多的郑振铎的理解最为人知晓，郑氏说，“他的宗旨他的目的是未变动的，他所变动不过方法而已”。“爱国”正是万变不离其宗的宗旨与目的。

梁启超“按脉论而投良药”，其救国的方案并非一成不变，而是因时而异的。换言之，他的爱国主义思想的具体内涵，与时俱变。在戊戌时期，他强调“变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兴，在开学校；学校之立，在变科举；而一切要其大成，在变官制”。戊戌政变后，他亡命日本，一时思想日趋激进。1899年，他撰《爱国论》，如上述倡言爱国者必自兴民权始，已反映了这一点。如果我们从梁启超爱国主义思想自身的逻辑看问题，就不会简单抹杀其自身的合理性。在梁启超看来，爱国固然是无条件和绝对的，但具体的政策与主张，因时因人而异，却不应当是凝固的。这个原则对于持论不同的爱国者来说，就是当尊重意志自由和追求殊途同归的互补性；对于真诚爱国的个人来说，“按脉论而投良药”，也应当承认人的认识有一个过程，自觉今是而昨非，因而适时修正其药方，也是允许的。⑥

（2）国民论

从梁启超思想发展的轨迹考察却可看出，梁启超政治思想的转变，尤其思想和理论上的一致性。作为一个杰出的启蒙思想家，梁启超政治思想的一个显著特点是，他始终把人的近代化放在首位。从登上政治舞台开始，梁启超就一直注重对国人的启蒙工作，强调开发民智，提高民众素质的重要性。1895年春，严复首先提出，国民性是决定社会进化程度的基础。梁启超对于关于国家与国民关系的认识时，他就认为一方面国家的面貌最终是由国民素质决定的，在另一方面他又强调，历史并不是所有的人创造的，而只是那些有自由自觉意识的人创造的。维新变法前，中国人民还没有摆脱封建主义的奴役，没有斗争力，反抗力也没有足够的爱国心；而自维新变法后，国民的爱国心不断加强，思想不断开放，能力不断提升，国民性有了很大地改变；辛亥革命后人们更是成为了国民，对社会对民主有了自己的观点和维护能力。而国家的发展变化必须依据国民素质决定选择何种政治体制。因此，结合国民素质的不断变化，梁启超的观点与政治选择也在不断改变，但始终符合国民素质的真实水平。

（3）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符合国情

梁启超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又是一个现实主义者，为了实现理想，有时他也不惜屈从于现实，换言之，他是一个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人。时移世易，应该用发展的眼光看问题，更何况在那样一个动荡的年代，一切都是可能的并且不会因为某一个人的赞成或反对而存在或消失。在面对历史洪流的时候，人的力量是渺小的，因此只有思想随着时代变才能更好地建设祖国。梁启超正是这样实事求是，虽然他不赞成革命但当辛亥革命成功建立了共和国，他就顺应了这一改变，试着接受他，并寻求在这样的体制下社会更好地发展。而他在变化主张的时候，他并不是毫无根据地依个人喜好而变化，他是一直依据着社会现实，现阶段的国情来不断改正完善他的思想。在主张君主立宪的时候，他是认为中国已经习惯了千年的封建专制想要进步必须依据国情一步步慢慢来，从君主立宪起。后来放弃美式共和也是在考察完美国后发现依据现在的国情不但建立不了美式共和，反而“画虎不成反类犬”建立出一个比当时旧金山更混乱的中国。即使后来再次改变顺应革命后他也是在时刻关注此时此刻的中国国情，内忧外患下究竟是“反袁”还是“和袁”。他也是在不断地摸索在思考着国情下的出路。当利用袁世凯建立民主共和的梦想失败后，他看到人们对帝制的反抗他看到国民的民主性与斗争性于是再次改变，参加护国战争，捍卫共和。至于最后他宣传社会主义，更是将眼光放到了长远的境界，未来会是怎样，在这样的历史发展趋势下，将来国情会不断改变，那时的中国又将需要怎样的体制。我们暂不论他的设想是否正确，是否符合他所遇不见的现代中国，但是不可否认的是他的不断的改变思想一切都是实事求是与时俱进但又绝对符合国情的选择。

（4）严谨的学习态度

从客观环境上来说，梁启超处在激烈动荡的年代，不变是奇怪的。每一个处在激烈动荡年代的人都会有多次变化，何况是心忧国家、民族的有志之士，与梁启超同时代的孙中山、杨度、章太炎等都有过两次以上的变化。梁启超所处的年代，中国的内忧外患极端严重，整个社会动荡不安。国家的危亡，时代的苦难，不断驱使人们寻求思想上的新武器和新方向。处在急遽变革中的现实，自然也给梁启超思想上很多刺激，使他经常处于矛盾、动摇之中。他在寻求救国方式的时候在不同时期不同阶段接受了许许多多的名人的思想，企图从中找到适合中国的良法，然而历史上不同的国家不同的环境下产生了许多在当时当下的伟人，他们的思想对于那样那个特定的国家是正确

的真理然而清末的中国却不是那么单纯简单的国家，它的身上结合了太多国家的弊病但又多了许多别的国家所没有的顽疾。梁启超即使是华佗是扁鹊他也需要不断试药查看古籍寻求良法，于是他不断寻找适合中国的理论，从《大同书》的空想社会主义到卢梭的民权论到柏伦知理及柏伦哈克的学说再到马克思的社会主义。他在不断学习不断接受新知识再用自己的思维鉴别他的真伪，弃伪存真，继续寻求真理。他用严谨的态度学习，并不盲从于所学的知识，发现理论过时他会继续发掘，对终极真理孜孜以求，坚持不懈。

三结论

历史上常认为梁启超是所谓的“保皇”“保守”“反革命”“改良主义等，”梁启超的政治主张虽然多变，但他坚持反对封建专制，争取民主宪政的斗争原则没变，坚持反帝爱国，争取民族独立的呼声没有变，坚持以资本主义为过度逐步发展社会主义的原则，坚持渐进反对急进，坚持发展资本主义反对节制资本的原则没变，既反对完全的资本主义私有制度，又同情社会主义精神，既反对守旧不变，又反对急进飞跃。昨是今非，梁启超善于弃旧迎新，他的思想紧随时代发展变化，与时俱进。他的善变更是他的可敬之处。

参考文献

（1）董方奎.《新论梁启超》.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

（2）郑师渠.《梁启超的爱国论》选自《河北学刊》(石家庄).2005年04期

（3）刘虹.《从梁启超的报刊实践看其“善变”与“不变”》选自《广西大学学报：哲社版》.(南宁)2000年05期

（4）吴春梅，方之光.《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思想的演变》选自《中华文史网》

（5）杨念群.《梁启超“过渡时代论”与当代“过渡时期历史观”的构造》选自《史学月刊》.2004年01期

（6）韩华.《梁启超与两次“社会主义”论争》选自《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2001年06期

（7）阎平.《历史的悖论——评梁启超的开明专制思想》选自《徐州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1997年03期

附注

①刘虹.《从梁启超的报刊实践看其“善变”与“不变”》选自《广西大学学报：哲社版》(南宁)2000年05期

②吴春梅，方之光.《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思想的演变》选自《中华文史网》

③董方奎.《新论梁启超》.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

④董方奎.《新论梁启超》.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

⑤韩华.《梁启超与两次“社会主义”论争》选自《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2001年06期

⑥郑师渠.《梁启超的爱国论》选自《河北学刊》(石家庄)2005年0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