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录片《台北故宫》第一集解说词

台北故宫（一）国宝迁台1948年11月6日，淮海战役正式打响。

随着解放战争中，国民党部队的节节败退，此时的南京城里，很多国民党官兵家属想着离开这个城市撤往台湾。

搭乘飞机已经成了奢望，水路更是人满为患。

“中鼎号”靠岸的消息不胫而走，船刚停稳，国民党海军司令部的官兵家属就一拥而上，把船占得满满当当。

下关码头的混乱局面，急坏了一个人，他就是杭立武。

杭立武时任国民党政府教育部政务次长兼故宫博物院理事会秘书，他的任务就是让这700多个箱子能尽快出港。

情急之下，他打电话给国民党海军总司令桂永清。

桂永清赶到码头，登上“中鼎号”，劝大家说，箱子里都是非同一般的珍宝，急需运走。

终于，人们听了桂永清的话，下了船。

1948年12月22日清晨, “中鼎号”装载完毕，终于启航了，这次航行的终点是台湾岛的基隆港。

看着远去的“中鼎号”，杭立武松了一口气，从接到文物迁台的任务起，他就一直为这些箱子的安全忐忑不安。

这些箱子共有712个，里面装的是来自五个机构的顶级国宝，其中包括故宫博物院的皇家收藏，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安阳殷墟出土文物、中央图书馆的宋元古籍以及中央博物院筹备处的大批珍贵文物。

此外，60箱重要的外交档案和国际条约文本也随船前往，这里就有那份著名的《南京条约》。

这些珍贵的文物之所以能从遥远的北京来到南京，事情还得从三十年代说起。

1933年，为躲避日军战火，故宫博物院等几家机构精选了一万九千多箱珍贵文物紧急南下。

这次大迁徙历经14年，辗转贵州、四川、陕西等地，行程十几万里，直到1947年12月又被全部运回南京，暂时存放在南京水西门内的朝天宫。

1937年故宫博物院在这里设立了南京分院。

作为那次文物大迁徙的主要负责人，杭立武万万没有想到，一年之后，这些国宝又将开始新一轮的颠沛流离，而且这次是漂洋过海。

1948年11月10日，南京市一处不寻常的院落中正在召开一个秘密的会议。

来开会的一共8个人：国民党政府行政院院长翁文灏, 这所官邸的主人, 教育部次长杭立武,这次会议的倡导者，中央研究院史语所所长傅斯年，教育部长朱家骅、外交部长王世杰、考古学家李济、中央图书馆馆长蒋复璁、故宫博物院的古物馆馆长徐鸿宝。

这是一次非正式的秘密会议，会议气氛异常紧张，由于时局非常混乱，于是这8个人一致主张将文物迅速迁往台湾。

翁文灏的寓所位于南京市鼓楼区。

60年前，文物迁台的重大决策就是在这里酝酿成熟的。

这份1950年杭立武在台湾撰写的报告中，详细地叙述了这次会议的决定。

上面标示着：会议决定先抢运故宫600箱精品，并推举杭立武全权负责文物迁移的事。

很快，接替翁文灏的国民党政府行政院院长孙科签发了批准文物迁台的文件。

当时还拨发28000元金圆券作为迁运费用。

翁宅会议短短1个多月后，五个机构的第一批文物登上了驶向台湾的“中鼎号”。

跟随这些文物一同前往台湾的一共有9个人，这其中包括一对夫妇，他们是来自故宫博物院的庄严和申若侠。

十几年来，他们护送国宝辗转大半个中国，孩子一直带在身边，这一次，他们又把四个儿子带上了船。

他就是庄严的小儿子庄灵，现在住在台北郊外的观音山上，庄严夫妇在护送文物途中的一站——贵州，生下了他。

庄灵从小就与这些文物为伴，当年坐上“中鼎号”的时候，他只有十岁，那是庄灵第一次飘洋过海的经历。

庄灵知道这些大箱子里面装的都是皇宫中的宝贝，但是他并不知道，这里面的80箱文物还有着一段特别的经历。

1936年，这80箱国宝曾经远赴英国参加“伦敦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它们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批大规模出国展览的国宝。

在参加伦敦展的国宝中有：中国彩瓷烧制史上最美丽的作品,珐琅彩山水楼阁碗，小丘奇石、山水环绕，是乾隆年间珐琅彩瓷中的极品；而东汉的玉辟邪是传世最精美的一件,距今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良渚文化的玉琮，散发着四千多年前的神秘气息。

此外，170多件中国书画史上的精品也在这次伦敦艺展上汇聚一堂；《富春山居图》，长6米多，被后世称为中国山水画长卷“第一神品”。

如今，这些无价的瑰宝全部都收藏在台北故宫博物院中。

当满载国宝的“中鼎号”驶入台湾海峡的时候，却遇到了恶劣的天气。

当时是12月，开始有东北季风，台湾海峡风浪很大。

更糟糕的是“中鼎号”的推进器坏了一个，马力不足，船摇晃得更加厉害。

1948年12月26日，“中鼎号”在海上颠簸了4天，终于驶进了台湾北部重要港口——基隆。

庄灵还记得他刚到基隆港的那一天，奇迹般地见到了大把大把的香蕉，因为在南京时，通常是一根香蕉切成薄片由全家人分着吃。

1948年12月底的这些日子里，台湾的报纸上登出了这样几条消息。

在他们到港的前一天，基隆港的吞吐量创造了新的纪录。

台湾花莲水稻丰收，同时台湾大部分地区正在酝酿着土地改革，而台北则要在元旦举行一场规模很大的集体婚礼。

“中鼎号”上的中华珍宝就在这样气氛下登上了台湾这片土地。

就在第一批文物运走的十几天后，杭立武又开始了第二批文物迁台的计划。

但此时，身为海军司令的桂永清再也派不出一艘军舰来了，杭立武无奈之下只得包租了招商局的“海沪号”用以抢运第二批文物。

这次要运出的文物共有3502箱，是迁台文物中最多的一批。

高仁俊，第二次文物迁台的亲历者，他现在生活在台北，已经86岁高龄了。

参与第二批押运的还有一位老人健在，他叫昌彼得，后来成为台北故宫博物院的副院长，当年，他负责中央图书馆善本书籍的装运。

他回忆道：那时是善本书很多，原来在南京都是摆在书架上面，现在要运，当然要装箱，关键是要定制木箱，我们要装，装了还要抄册子，所以那个工作也蛮繁复的，大概花了两个月的时间，才把它装箱装得好，才能够运开始运。

在这批迁台文物中，最著名的是文渊阁《四库全书》。

它于乾隆四十七年入藏紫禁城文渊阁，是当时七部《四库全书》中缮写最为完整、制作最为精良的一部。

这批文物里还包括曾经收藏在紫禁城里的宋元瓷器：世界上仅有的汝窑无纹水仙盆；宋高宗最珍爱的汝瓷之一——奉华纸槌瓶；宋代五大名窑的珍品——定窑婴儿枕。

除珍贵的宋元瓷器外，存于南京的全部青铜器也登上了“海沪号”这些国之重器的发现使中国历史可以上溯到三千年前。

后来它们成为台北故宫的镇馆之宝。

截止1949年1月中旬，天津解放，北平已处于解放军的包围中，淮海战役的两大重镇徐州、蚌埠也相继解放。

1月21日蒋介石迫于舆论压力，宣布下野，不久后他便回到老家浙江奉化祭祖、休养，但实际上蒋介石依然在暗中掌控着国民党的大权。

在这之前，蒋介石早已把台湾确定为他的“复兴基地”，1948年的最后一天，他的嫡系陈诚被任命为台湾省主席。

除了运走大批国宝外，蒋介石还秘密部署他的儿子蒋经国，运送各种物资和黄金到台湾，最后，黄金总计运走390万盎司，共计五亿美元。

1949年1月，杭立武迎来了他46岁的生日，没两天就是1月28日,农历大年三十.这一天他不得不面对,第三次国宝迁徙的挑战,没想到下关码头的工人，因为过年不愿意干活。

两千箱国宝只能盖着油布，露天堆放在港口边。

运送第三批国宝的“昆仑号”很快就要驶进码头了，经过反复谈判。

最终，在同意发放新年特别奖金后，工人们才答应装船。

正当副舰长禇廉方准备下令启航时，杭立武又派人送来四只大箱子。

这四个箱子里装的是汉奸汪精卫送给日本天皇的礼物，其中最有名的是这扇木镂雕镶翠玉屏风。

它们是抗战胜利后从日本追讨回来的第一批文物，1948年11月被运回南京。

两年以后，日本又将从中国劫略的105箱文物分6批陆续归还中国，这些国宝都被直接从日本运往台湾高雄。

今天，象九层石塔、翠玉屏风这些日本归还文物被分别收藏在台北的历史博物馆和台北故宫。

当时，已经超载的“昆仑舰”再也装不下那四个装着翠玉屏风和其它文物的大箱子了，当禇廉方得知这批国宝的来历后，便下令将官兵寝室内的办公桌椅全部拆除，将这四箱文物搬上了船。

“昆仑号”这一次将运走的国宝1248箱，其中包括蜚声海内外的王羲之《快雪时晴帖》。

1949年1月29日，“昆仑号”从下关启航了。

这段旅途远比想象的艰难和漫长，“昆仑号”出发的前一天，一艘名为“太平号”的客货轮，在开往基隆的途中与一艘货轮相撞，近千人丧生。

这个消息让“昆仑号”上的人们心有余悸。

颠簸在大海上，押运人员还要经受身体的煎熬。

大海上，舰龄老化的“昆仑号”毛病频出，不得不靠岸修理，一修就是七天。

就这样，船一路走走停停，原本3天的路程，走了20几天。

2月22日一路曲折的“昆仑号”终于到达了基隆。

从1948年12月21日到1949年2月22日，短短64天里，南京下关到基隆港这条水道上，总共有6个机构的5522箱顶级国宝被运到了台湾。

北平的紫禁城——这些国宝本来的家，此时却一片寂静。

就在南京的古物被一船一船地运往台湾的日子里，这里竟然没有流出一件国宝。

这一切都是因为一个人，他就是——马衡。

马衡，著名的金石学家，53岁起担任故宫博物院院长。

1948年11月，解放军完成了对傅作义部队的合围，为了保护这座千年古都免受损害，解放军围而不攻，希望和平解放北平。

面对时局，马衡心里早已打定了主意，他要和紫禁城中的宝物一起留在北平。

在此期间，杭立武的电报雪片般地飞向故宫，催促他精选故宫文物空运南京。

1949年1月14日，沉默了多日的马衡终于和这位老朋友摊了牌，他在给杭立武的一封信中说：医生不让我坐飞机，因此我暂时不能离开北平，我希望你运完这三批文物之后，不要再运了。

半个月后，傅作义率部起义，北平和平解放。

直到和平解放的这一天，紫禁城里没有运出一件文物。

在南京，国民党政府代总统李宗仁正在准备进行国共和谈，杭立武准备运出第四批文物的计划，被他下令阻止了。

在这段岁月里，台湾岛正在迎来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人口迁入，200万人涌进了台湾。

1949年年初的台湾经常可以看到限制用电，节约用水的新闻。

他们还一度为了节约把各大酒家改成了食堂。

当时的台湾，物资还很匮乏，再加上大量涌入的人口，整个台湾陷入了不稳定的状态。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的消息传到了重庆，国民党败局已定，只剩下残余部队在西南一带负隅顽抗。

11月，身在重庆的杭立武接到了来自蒋介石的严令，不惜一切代价将河南博物馆存放在重庆的69箱古物抢运台湾。

曾有学者这样说：“在中国的博物馆中，就藏品而言，除故宫博物院外，河南博物馆堪居第二。

”它的藏品多来源于新郑、安阳等地的考古发掘，具有相当高的文化和艺术价值。

这次要运往台湾的古物包括甲骨、铜器、唐三彩等。

现在，它们都收藏在台北的历史博物馆中。

1956年3月成立的历史博物馆就是在这批河南文物的基础上建立的。

为了将这批河南博物馆的重量级文物迅速迁台，国民党空军司令周至柔专门调拨两驾飞机。

于是，杭立武从69箱文物中精选了38箱装上飞机。

1949年11月29日，重庆白市驿机场，两架国民党空军运输机满载着文物飞向台湾。

其中，233号飞机当日到达台北松山机场，306号飞机因为机械故障，改飞昆明、海口，12月1日抵达台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