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学模式的转变

科学技术、自然观与医学模式
自然观是人们关于自然界以及人与自然关系的总的观点。

由于自然观是人对自然界以及人与自然关系认识的一种系统观点，因此，一个时代的自然观主要与两个关系有关：一是人与自然的关系。

人类的自然观总是建立在当时的人与自然的关系基础上的，有什么样的人与自然的关系，就有什么样的自然观；一是人与科学技术演化的关系。

人类的自然观也总是建立在当时的科学技术水平基础上的，往往是有什么样的科学技术水平，就会有什么样的自然观。

医学模式是指在不同历史阶段和科
学发展水平条件下，人类为保护健康与疾病作斗争时观察、分析和处理各种问题的标准形式和方法。

由于医学也是在人们认识自然与改造自然的过程中产生的，因此，医学的发展深深受着不同时代人们自然观的影响。

自然观的产生经历了古代朴素辩证法自然观、中世纪宗教神学自然观、近代机械唯物主义自然观、现代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等发展阶段。

因此，医学也大致相应地有神灵主义医学模式、自然哲学的医学模式、机械论的医学模式、生物医学模式、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生物-心理-生态医学模式等发展阶段。

1、古代：由于生产力发展水平很低、科学技术十分低下，人类对疾病的认识只能作出超自然的解释：认为疾病是鬼神作怪、天谴神罚，健康与生命乃神灵赐予。

这种缺乏严密的科学基础的观点，很快为唯心的封建迷信所利用，以致中邪、着魔、灵魂被动等都成为了骗取病人钱财的护身符。

2、公元5世纪前后，希腊的一些哲学家和医生开始对鬼神致病的观念产生了怀疑。

阿尔克迈翁最早摆脱这种观念的制约，指出：疾病的产生与人的体质有关。

他认为：健康是一种和谐的状态，疾病只不过是和谐遭到破坏的表现。

恩
培多克勒认为：人体也是由水、火、气、土四种元素所组成，疾病就是这四种元素的混乱或不和谐。

希波克拉底认为有机体的生命决定于血液、黏液、黄疸液和黑疸液四种体液，这四种体液决定了人的健康与疾病。

古希腊罗马时期最后一位著名的从事医学著述的是盖伦。

盖伦用机体的自然功能和机体各部分的结构来解释疾病，认为机体的所有部分的总和组成一个功能性的整体，健康就是机体的一种中间状态。

中医认为世间万物都是由金、木、水、火、土五种元素构成。

人体各器官又与这五种元素相对应。

他们相生相克，相互制约，相互协
调，保证人体健康。

致病因素有内因：喜、怒、忧、思、悲、恐、惊。

外因：风、寒、暑、湿、燥、火。

3、15世纪以后，欧洲文艺复兴推动了自然科学技术的进步，带来了工业革命的高潮和实验科学的兴起，医学也摆脱了权威的束缚，得到了独立的发展。

医生的主要目标是探索疾病的本质。

在机械唯物主义的帮助下，运用解剖分析的方法对人体和疾病进行研究，从不同的角度来探讨医学问题。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医学分科越来越细，研究也越来越深入。

病理解剖学的发展，使得人们可以撇开整体的人，在系统、器官、
细胞乃至分子、原子水平研究疾病。

但是，从一开始，近代医学对疾病的研究就是从细胞、分子甚至基因的角度加以理解就只是把疾病放在物质、生物的范围去考察，为了探求疾病的因素、找出病原体，往往只是注意到显微镜下、试管里、各种检测仪器下的组织、细胞和分子，而忽略了活生生的患病病人，忽略了人的社会性和生物的复杂性，忽略了致病的社会和心理因素，最终导致“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这种机械的医疗模式。

4、时代在不断发展，认识在不断提高，健康与否或疾病是否发生还包括社
会、行为和心理等因素。

因此，20世纪70年代以来创立了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人不仅是生物，而且有社会性，社会因素能决定人的健康长寿，或疾病的发生发展和转归。

因此，从整体来看，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更能全面客观地观察和解决现代的健康和疾病问题。

WHO(世界卫生组织)在其章程中提出了健康的概念，指出：“健康不仅是没有疾病和病征，而且是一种个体在身体上、精神上和社会上的良好状态”。

5、20世纪60年代以来，生态危机出现，对人类健康产生了极大威胁。

某些原已控制的疾病卷土重来，或产生
新的疾病来危害人类，结核病的死灰复燃、不断变异病毒引起的流感以及埃搏拉病、疯牛病、非典等新病的出现都是最好的证明。

生态医学模式可以被看作是超越既往生物医学模式和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的新的医学模式，在社会医学模式发展的基础上，生态医学模式对人、健康、疾病现象、疾病治疗有其独特的看法：与社会医学模式一样，将人视为一个整体系统，不同的是该系统进一步扩大，包含了人与自然的方面；对流感、SARS等传染病提出了更好的解释，拓展了社会医学模式的解释功能；丰富了健康的概念和内涵，健康
是人的身体和精神心理与其生存环境的和谐适应与良性互动，即医学必须首先建立在人与其生存环境和谐适应良性互动的基础之上。

这种健康观对医学产生了新的要求；疾病治疗应该采取更加系统综合的方法；新医学模式促进了医学教育改革，进一步推动预防医学的发展。

补充：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的这一认识最早是在1981年的第一次全国医学辩证法讨论会上被介绍到中国，引起了国内对现代医学模式的关注。

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凭着比生物医学模式更科学的内涵，很快赢得了多数人对它
的认同。

要说明的是，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的提出是以人类的疾病谱以及健康观念的变化为依据的。

这一模式认为导致人类疾病的不只是生物因素，而且还有社会因素和心理因素，因而治疗方法除了传统的生物学方法以外，还应当包括社会科学法和心理学方法。

认真分析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被提出的思维方法，我们不难发现依然是西方传统医学所奉行的“分析、还原”方法，它考虑到致病因素并不只是生物因素，但却没有考虑到所有致病因素；它考虑到了治病方法不只有生物学方法，但却没有考
虑到所有的方法。

由于没有用系统科学的方法来研究，所以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难免也存在一些缺陷。

不少学者看到了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存在缺陷的根源——以“分析、还原”为特征的线性思维方式，他们在以“整体性、联系性”为特征的系统思维方法指导下提出了有别于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的医学模式概念。

如“协同医学模式”，“大生态医学模式”，“四维空间医学模式”，“环生物医学模式”，“天、地、人三才医学模式”，“全息时空系统医学模式”等。

应该说，一切物质都是以系统形式
存在的，因此用系统论的方法研究事物更能把握事物的本质。

美籍奥地利生物学家贝塔朗菲正是从有关生物和人的“生命问题”出发提出了一般系统论，这表明生命形式或生命过程是最能体“物质的系统存在”这一特性的。

既然如此，那么以“人”为研究和服务对象的医学就应当充分体现人以及人的生命现象的系统特性。

因此，医学模式的研究也就不能摒弃系统论这一根本方法。

相对于生物医学模式和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而言，后者更具合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