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清初道德劝善思想溯源

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6期F UDAN JOURNAL(Social Sciences)No.6　2008・中国哲学研究・明末清初道德劝善思想溯源吴　震(复旦大学　哲学学院,上海　200433) [摘　要]　自明代末年,由袁黄、颜茂猷等儒家士人鼓动起来的一场道德劝善运动影响所及非常普遍,在整个清代经久不衰。

本文主旨在于揭示三点:第一,通过对劝善思想的观念史的溯源性探讨,以说明明清之际劝善理论与儒学经典构成了某种文本上的诠释关系;第二,两汉经学时代的政治思想及魏晋隋唐的宗教思想,为晚明以降的劝善运动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第三,宋以后渐趋明显的儒释道彼此冲撞、互为交织的文化现象,构成了明末清初劝善运动的重要思想背景。

[关键词]　道德劝善　善书　《太上感应篇》 自17世纪初的明代末年,由袁黄(1533-1606)、颜茂猷(?-1637)等儒家士人鼓动起来的一场道德劝善运动,其影响所及非常普遍,在整个清代可谓经久不衰。

晚期中华帝国的这一思想文化现象,正渐渐受到当今海内外学术界的关注。

①本文所谓的“劝善运动”,取自于日本学者酒井忠夫早先提出的“善书运动”这一概念,酒井以此来概括明末清初善书盛行的思想现象。

②所谓“善书”,究其思想之实质而言,其宗旨无非就是以道德立说,劝人为善。

在这个意义上,所谓“善书运动”其实也就是“劝善运动”。

本文主旨在于讨论三点:第一,从儒学史的角度,对劝善思想做一番观念史的溯源性探讨,指出明清之际的劝善理论与儒学经典构成了某种文本上的诠释关系;第二,从由汉至唐的思想史、宗教史的角度,来探讨明清之际劝善思想的另一源头,指出两汉经学时代的政治思想以及魏晋隋唐的宗教思想,为晚明以降的劝善运动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第三,从宋以后的思想发展历史来看,除了程朱理学、陆王心学构成了宋明时代的思想主题以外,三教融合的思想发展趋势亦不能忽略,正是宋以后渐趋明显的儒释道彼此冲撞、互为交织的文化现象,构成了明末清初道德劝善运动的重要思想背景。

(一)说到明末清初的道德劝善运动,其源头可追溯至12世纪出现的《太上感应篇》,③不过大致说 [收稿日期]　2008207201 [作者简介]　吴震,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3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项目批准号:04BZX026)以及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一般项目(项目批准号:07FCZ D018)的研究成果之一。

①　较早意识到劝善运动是明末清初的一大思想现象,并对之展开深入系统之研究者,当以酒井忠夫为代表,参见其著:《中国善书の研究》,东京:弘文堂,1960年。

②　参见酒井忠夫:《中国史上的庶民教育与善书运动》,载多贺秋五郎编:《中世亚洲教育史研究》,东京:国书刊行会,1980年,第301-302页。

③　关于《感应篇》的作者、撰述年代,学界尚有争议,参见朱越利:《〈太上感应篇〉与北宋末南宋初的道教改革》,载《世界宗教研究》1983年第4期。

来,“善书”之盛行则是发轫于17世纪初现世的袁黄《功过格》。

及至17世纪中叶以降,随着《功过格》等善书的大量出现,无疑在社会上形成了一股道德劝善的思潮。

台湾学者王汎森指出,明末清初不少儒家士大夫一方面对功过格之类的善书宣扬果报思想深感不满,另一方面却又不得不正视功过格的通俗性对于改善社会人心的状况有着很重要的作用,因此他们采用儒学规范来对此加以改造,去除其中的神秘成分,从而出现了一股制作“功过格”的风潮,不妨可以称之为“儒门功过格运动”。

①赵园则通过考察明末士人的道德秩序重建的实践活动,指出明末大儒刘宗周(1578-1645)撰述《人谱》以反拨袁黄《功过格》,表明当时儒家士人当中出现了一场“修身运动”,②尤其注重“改过”、“省身”的道德实践。

然而,不论是“儒门功过格运动”还是“修身运动”,其思想主旨就在于以道德劝善重建社会秩序。

事实上,“劝善”乃是中国思想史上十分突出的重要观念,特别是宋代以后,随着善书的出现,劝善思想很快便在社会上下两层打开了一条通道。

相传中国第一部善书《太上感应篇》是在北宋末南宋初出现的,南宋著名儒者真德秀(1178-1235)序之云:《感应篇》者,道家儆世书也,蜀士李昌龄注释,其义出入三教。

……(余)常喜刊善书以施人。

……顾此篇,指陈善恶之报,明白痛切,可以扶助正道,启发良心。

③可见,《太上感应篇》定位为“善书”,在他看来,这是一种“道家儆世书”,即今天所谓的“道教善书”。

在真氏看来,《太上感应篇》称得上是“善书”中的“善书”。

根据他的理解,这部书的内容指涉在于这样一点:“指陈善恶之报”,亦即通常所谓的善恶报应;其思想意义以及现实意义则表现为“扶助正道,启发良心”。

应当说,这八个字可作为“劝善”一词的最好注脚。

要之,真德秀是真心以为《太上感应篇》虽非儒家之书,但却是大可作为“劝善”之用的。

值得注意的是,他还坦白自己“常喜刊善书”,由此可知,真氏所见之善书当不止《太上感应篇》一部而已。

这说明,善书作为一种文献类别,在当时已有一定的数量积累。

例如与《太上感应篇》现世的年代大致相仿,在两宋时代,陆续出现了一些备受后人关注的充塞着劝善惩恶之思想内容的代表作:李元刚《厚德录》四卷、黄光大《积善录》一卷、陈录《善诱文》一卷、李昌龄《乐善录》十卷等等,④它们都有着独特而又相仿的书写方式。

由其内容来看,这些书大多属于果报灵验的小说故事集,其所采录的故事不乏历史上著名人物的事迹。

⑤此外,洪迈(1123-1201)的《夷坚志》更是一部著名的鬼神故事集,通常认为这部书是建构宋代中国鬼神世界的典范之作,虽然称不上是善书,但与上述几部“劝善书”应当属于同样的观念空间,因为在鬼神叙事的背后,正含有善恶报应、道德劝惩的寓意。

余英时在近年来有关中国近世宗教伦理的研究中表明,南宋以来《太上感应篇》之类的道教善书不断出现并广泛流行,这是与新道教俱来的一个重要历史现象,“大有助于新伦理在民间的传播”。

这里所说的“新伦理”,主要是指经过“入世转向”而出现的中国近世的宗教伦理。

这一“转向”表明,宗教伦理对“此世”以及“日常人生”的积极肯定。

例如,宋元以来兴起的新道教普遍宣扬一种观点,认为想要成仙则须在人间“作善事”、“立功行”。

而《太上感应篇》“所谓善人……所作必成,神仙可冀”,即是这一宗教伦理的“通俗化的表现”。

⑥的确,《太上感应篇》作为一部“善书”,其主旨即在于表明立善是成仙的唯一保证,可以概括为“劝善成仙”。

在此意义上可以说,中国近①②③④⑤⑥王汎森:《晚明清初思想十论》,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22-123页。

赵园:《〈人谱〉与儒家道德伦理秩序的建构》,《河北学刊》2006年第1期。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二七《感应篇序》,《四部丛刊》初编第209册,第11页。

以上四书分别见:《百川学海》,《说郛三种》卷六四,《说郛三种》卷六九,《续古逸丛书》子集。

当然,两宋时代的善书还远远不止这些,参看林祯祥:《宋代善书研究》,台湾东吴大学硕士论文,2005年未刊稿,第11-18页。

余英时:《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118,119页。

世社会的“劝善”思想与《太上感应篇》的宗教伦理思想有着很深的渊源关系。

一方面,《太上感应篇》是北宋末南宋初新道教“世俗化”运动的产物;另一方面,《太上感应篇》的出现极大地影响了后世道德劝善运动的进程。

然而,劝善作为一种伦理诉求,绝非道家或道教的专利。

从历史上看,劝善更是儒学思想的一贯传统,夸大一点说,劝善乃是中国传统伦理思想的一个重要特质。

例如,《左传・成公十四年》引君子之言曰:“春秋之称: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汙,惩恶而劝善。

非圣人谁能修之?”①后代经学家们则发现儒家经典《春秋》乃至《诗经》的主旨之一就在于“劝善惩恶”以教化人心。

汉初贾谊(前200-前168)曾说:“或称《春秋》,而为之耸善而抑恶,以革劝其心。

”②所谓“耸善而抑恶”,意同“劝善惩恶”;所谓“革劝其心”,意指劝善的社会功能。

晋杜预(222-284)《春秋左传集解》则对《春秋》旨意有一个基本理解,他认为孔子删定《春秋》“上以遵周公之遗制,下以明将来之法。

其教之所存,文之所害,则刊而正之,以示劝惩”。

何谓“劝惩”?他有进一步的说明,在他的《春秋》诠释学当中,《春秋左传》有五种撰述“义例”,其中第五种便是“惩恶而劝善”,此即“劝惩”之意。

孔疏曰:“书此二事,唯得惩恶耳。

而言劝善者,恶惩则善劝,故连言之。

”③这一解释亦可谓颇得“春秋学”的要领。

唐刘知几(661-721)更是视劝善惩恶在“春秋学”义理系统中具有首出的地位。

他明确指出:“《春秋》之义也,以惩恶劝善为先。

”④由此可见,“劝善惩恶”是《春秋》“大义”之一,这是汉唐以来经学史上的一个基本共识。

吾人虽不能断定《感应篇》在思想上与“春秋学”有何直接的思想关联,但引人注目的是,《左传・襄公二十三年》“祸福无门,惟人自招”⑤这一观念表述甚至被《感应篇》原封不动地加以直接引用,并成为该书乃至后世劝善思想的一个思想纲领。

⑥这说明《感应篇》虽为道教善书,但在伦理说教方面,它也有取于儒家经典的某些观念。

⑦同样,儒家的另一部重要经典《诗经》在后人的解读之下,也具有劝善的意义。

朱子(1130-1200)就认为孔子删《诗》之目的在于“劝善惩恶”。

他指出:“孔子之称‘思无邪也’,以为《诗》三百篇劝善惩恶,虽其要归无不出于正,然未有若此言之约而尽者耳。

非以作诗之人所思者皆无邪也。

”这个说法指明《诗经》中的诗人未必个个心中都是“思无邪”的,可是,对于后世读者来说,他们的诗歌创作却具有“劝善惩恶”的教化作用,这才是《诗经》文本向后人展示的思想意义。

所以朱子又说:“彼虽以有邪之思作之,而我以无邪之思读之,则彼之自状其丑者,乃所以为吾警惧惩创之资。

”⑧应当说,朱子的这个判断很有道理,这与孔子以“思无邪”来总评《诗》的思想意义之判断是相吻合的。

再就先秦儒家的其他重要经典来看,《周易》“益卦・象辞”有“君子以见善则迁,有过则改”一句,王弼(226-249)注将其归纳为“迁善改过”四字,颇得要领。

由此,后世儒者便形成了一个观念,以为劝善思想是可以上溯至《周易》这部儒家经典的。

其实不可忽略的是,“劝善”与“改过”构成了一体两面之关系,行善固然重要,改过更是刻不容缓。

在某种意义上说,改过才是道德实践的①②③④⑤⑥⑦⑧杜预:《春秋左传集解》第一三,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第735页。

贾谊:《新书》卷五《傅职》,《诸子集成》补编第1册,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583页下。

以上三条资料见杜预:《春秋序》,孔颖达疏:《春秋左传正义》卷一,《十三经注疏》本,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1705页上,第1707页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