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彦在自己的内心延伸出了自然的推移

刘彦在自己的内心延伸出了自然的推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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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文苑·艺术汇》 2013年第9期

采访／撰文：王泽

于经验主义进行全新的思考，重新解读认识论与世界本性的关系，在艺术中贯彻理性精神，又以观察自然为出发点，这便是刘彦哲学思维体系中对本身艺术价值的诉说。艺术评论家岛子这样评价刘彦：刘彦在青年时代深受启蒙运动的伟大怀疑主义者休谟影响，对控制自由、操纵思想的社会规范和权力结构所持的质疑，几乎比他的同代人更根深蒂固，他是一个全然注重先验、灵性和情感的人，一个不屈不挠的自由主义艺术家。

另一种观看自然的态度

“85新潮”，这个对过去二十余年当代艺术影响深远的美术运动，可谓是中国艺术史上的一次创作高潮和重要转折点，在那一时期就脱颖而出的“北方艺术群体”代表性人物刘彦，以另外一种特殊的姿态矗立在当中。他并没有受当时精神启示的影响，而是以另外一种形式去表达了自己对“理性”的理解，他搁置了以往的风景画创作，从而进行了全新的“材料艺术”试验。艺术家栗宪庭曾对当时的刘彦评价说：“他1992年到圆明园后，一反“85新潮”时期的超现实风格的平面绘画，转而从事现成品拼贴，依然保持了他85时期的理性倾向，但语言愈加个人化和有教养、平静及对历史的浓厚兴趣。拼贴的现成品—电话、手表、书籍、十字架上的基督饰物等，无不作为文化和文明的历史堆积物，镶嵌在烧毁的有机玻璃镜面中，它会连同观众一起映照在其中，让人去反观自己和文明的种种关系。只是他的纯情使作品没有把现成品烧毁的镜面建成令人恶心的废物，因为他总是企望作品的另一种美，在现成品与现成品之间、现成品与镜面之间，以及重新组成的造型、色彩，都有一种优雅和美的东西存在着。”

这种优雅和美，在刘彦的装置下负有了使命感，它操纵着人们精神中对理性事物的思慕，这正是当时刘彦创作的初衷以及主题—“对文明以及文化的质疑”，同时这也表达了他对自己独特天性需求的一种睿智解答。

以“材料艺术”闪亮登场，放弃诸名而转向无名的运思，发现并解释出了超越语言的形式—崇高，因为他认为“至高的善是不可消费的”，崇高是生命中的有机部分，但这一部分往往凌驾于人，且是任何时代都不能被忽略、否定、抛弃的精神话语，正因为崇高超越一切形式，所以在其非形式、反风格化的“材料艺术”中得以切实的解释。“文本”系列、“电话”系列、“大镜面”系列、“文物”系列、“琥珀中国”系列等等，这些“材料艺术”总能让人感觉到一种哲思的灵光，在他对材料的理解与创作过程中，实则已经将物体的精神代码赋予在了作品上，它们不同于其它美术作品，依托本身或者介质转达隐喻和象征，他手下的物体都会自己说话，它们在直抒一种永恒存在的情感。

圆明园时期的刘彦，伴随着“材料艺术”创作宣告了他正式成为自由艺术家的身份，而随后他并没有止步于对物体的理性思考，“人们对公共世界的认同所隐含的隐患”成为了他关注的主题，虽题材和风格有所转变，但内在仍然具有连续性，这就是刘彦的艺术思想，他根本不注重外在形式。以“霍金”为主题的一系列作品中，将这种忧虑升级到了最高点，其并非只体现于个人，同时覆盖于集体且具有普遍性，面对这种公共壮举，个人的忧患虽然渺小，但是意义深邃，也十分重要，且会越来越重要。几百万年前的原始人推着现代轮椅，轮椅上坐着歪脖的物理学家霍金，一座命名为《时间简史》的雕塑将其对休谟怀疑主义的理解无限放大。正是周围世界的变化，让他觉得“怀疑精神与技术主义和政府现实主义相比，将更能解读出人类学的价值。”

而无论用何种方法去解答自己的认知，刘彦始终没有离开对自然的观察，因为他一直觉得只有在自然规律中才能发现人们之间最重要的东西，也就如他所说的再自然当中寻找自明的和基础性的东西。他直接从自然景色入手，以纯粹而率直的态度画中出了自我心中的景色，却隐喻出了对社会的认识，这种视觉资源的馈赠，同时也是他想告诉大家的，“发现比发明重要”。

世界没有简单的答案

ART：在圆明园画家村的经历，给你的最大收获是什么？

刘彦：1992年的时候去的圆明园，从那一刻开始，可以说是自己开始自由创作的起点。当时的圆明园画家村已经“驻扎”了一些艺术家，有几十人不到一百人，差不多都认识。其实也并不都是画家，创作其它艺术形态的人也有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