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总体支配到技术治理 ：基于中国三十年改革经验的社会学分析
从总体支配到技术治理基于中国30年改革经验的社会学分析
从总体支配到技术治理基于中国30年改革经验的社会学分析一、本文概述《从总体支配到技术治理：基于中国30年改革经验的社会学分析》一文，旨在深入探讨中国在过去三十年改革开放过程中，社会治理模式的转变及其背后的动力机制。
文章以总体支配和技术治理为两个核心概念，通过对中国改革经验的深入分析，揭示了社会治理模式如何从传统的总体支配逐步转向现代的技术治理，以及这一转变对社会、经济和政治领域产生的深远影响。
文章首先回顾了总体支配模式在中国的形成和发展，分析了其特点、优势以及面临的挑战。
随后，文章重点探讨了技术治理在中国的兴起，包括其背景、内涵、实践路径以及与传统总体支配模式的区别。
在此基础上，文章进一步分析了技术治理在中国社会、经济和政治领域的应用及其成效，指出了技术治理在提升治理效率、促进社会公平、推动经济发展等方面的积极作用。
文章还深入探讨了从总体支配到技术治理转变的动力机制，包括制度创新、技术进步、社会需求等多方面的因素。
文章认为，这一转变不仅是中国社会治理模式的创新，也是中国社会发展的重要里程碑。
文章对未来中国社会治理的发展趋势进行了展望，提出了加强技术治理体系建设、推动治理现代化等建议。
总体而言，《从总体支配到技术治理：基于中国30年改革经验的社会学分析》一文通过对中国改革开放过程中社会治理模式转变的深入研究，为理解中国社会发展提供了重要视角，也为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社会治理提供了有益借鉴。
二、总体支配与技术治理的概念界定在讨论中国过去三十年的改革经验时，我们需要对“总体支配”和“技术治理”这两个概念进行清晰的界定和理解。
总体支配，这个概念源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理论，它指的是一个社会中的统治阶级通过控制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领域，实现对整个社会的全面支配。
在中国改革开放之前的计划经济时期，国家通过高度集中的计划和行政手段，实现了对社会的总体支配。
这种方式下，国家的意志和决策直接决定了社会的运行方向和节奏，社会的自主性和活力受到了很大的限制。
从“刚性支配”到“技术治理”——社会学视野下的30年春运
变迁 ， 旨在 以一种社会 学的视 野透过春运来观察 中国社会 治理 的发展逻辑 。通过对 中 国 ３ ０年 春运进行 回顾 ， 将春 运
的治理模 式分为刚性 支配 、 市场逻辑和技 术治理 三个阶段 并进行 了详 细分析 ； 随后 梳理 了春运 治理模 式转 变的基 本
路径， 着重分析 了技 术治理 产生的 内在动力 、 实质、 特点 ， 并根据 当前的 实际情况探讨 了技术 治理的效果 以及 问题 ， 最
了中国社会 的发展 与变迁 ， 又可 以窥察到在政府总
体 支 配社会 背 景下 整个 中国社会 治理 模式 的发展逻 辑 和 路径 。
国， 使得 “ 民工流” 开始成为春运的代名词。在这个
阶段 ， 交 通部 门对 于 “ 春运 ” 的 态度 是 消 极 的 ， 一 方
面， 春运对运输部门在装备上 、 组织上和服务质量上
统计， 每 年 春 运 客 流 中 农 民 工 占据 了 ６ ０ ％ 一
７ ０％ ＿ ｌ Ｊ
。
从８ ０年代 开始 ， 春 运客 流量 激增 的趋势 开
始 势不 可挡 ， 随着 当时西 部大 开发 战略 、 农 村 改革 的
形式在特定时空内集 中爆 发冲突的产物①。“ 春运 问题 ” 治 理模 式 的变 迁 ， 经 历 了 刚性 支 配 、 市 场 逻 辑 和技术治理三个阶段 ， 并且 每个 阶段有着不 同的背
１ ． １ １ ９ ８ ０ ｍ１ ９ ９ ３年 ： 刚性 支 配时期
｝ 收 稿 日期 ： ２ ０ １ ２—１ ２—１ １
作者简介 ： 田牧野 （ １ ９ ８ ９一） ， 男（ 汉族 ） ， 河北徐水人 ， 硕士研究生 ， 主要从事社会政策研究。
通讯作者 ： 尤一栋 （ １ ９ ９ ０一） ， 男（ 汉族 ） ， 江苏无锡人 ， 硕士研究生 ， 主要从事社会理论研究。
项目制的分级运作机制和治理逻辑_对_项目进村_案例的社会学分析
项目制的分级运作机制和治理逻辑X)))对/项目进村0案例的社会学分析折晓叶 陈婴婴摘 要:以/自上而下0和/自下而上0这两种既对立又互补的视角,对当下财政转移支付项目进入村庄的社会过程进行观察和分析;特别关注项目过程中的分级/制度机制0运作模式,包括国家部门的/发包0机制、地方政府的/打包0机制和村庄的/抓包0机制等,分析它们所形成的不同制度逻辑和行动策略及其相互作用的复杂过程和结果。
/项目制0作为新旧体制衔接过程中对既得利益补偿的一个重要机制,为分级治理逻辑的汇合搭建了一个制度平台;强调只有通过公共品的供给,增加村民参与的公共空间,实现村庄公共治理,项目制才能真正增进公益进而达成整合的目标。
关键词:项目制 分级治理 制度机制 项目输入 村庄回应作者折晓叶,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北京 100006);陈婴婴,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北京 100732)。
X 本文是中国社会科学院重大课题/社区转型的制度建构过程0的阶段性成果。
感谢周雪光教授和刘世定教授,作者在与他们的多次讨论中受益良多。
感谢渠敬东、沈红、冯世平、姜阿平等在写作过程中所给予的批评和诸多建设性意见。
该文初稿曾在2011年3月19日组织社会学工作坊的/国家建设与政府行为0小组研讨会上讨论,周黎安、周雪光、刘世定、周飞舟、曹正汉、冯世政、张静等教授给予了许多建设性意见,特致谢意。
引 言1990年代中期以来,伴随着国家财政制度由包干制改为分税制,财政收入和分配领域中发生了一系列重大变化。
最为引人关注的,是在收入越加集权的体制下,资金的分配却出现了依靠/条线0体制另行运作的情形,即财政转移支付采用项目制的方式在行政层级体制之外灵活处理。
这些支付大多由/条线0部门采用专项支付或者项目资金的形式自上而下地转移和流动,而地方政府或基层则需要通过申请项目的方式来获得转移支付。
也就是说,在集权的收入体制之外,存在着寻找和开辟另外一种可以直接支配和控制新财源的可能性,只不过仍须遵循和维持集权控制的逻辑。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区治理的实践探索与理论思考
代化 过 程 中 ，中国城 乡基础 秩 序 经 区矛 盾 也相 应 集 中 凸显 ，成为 这 一 理 角色 和职 能 ，加强 建 设性 社 会 力
历 了动 荡 、瓦解 和 重 构。１９４９年 以 时期 乃至 当前不 少社 区治理 矛 盾形 量培 育和 服 务 型治 理 ，在理 论 上这
来 ，为 了解决 现 代化 建 设 的基 层 动 成 的历 史根 源。总 的 来看 ，这 一 时 一 时 期概 括 为 行政 力 量主 导 、多 元
今 后 一 个 时 期 社 区 治 理 的 牛 鼻 子 。 其是住房商品化 改革 后 ，新建商品房 在基 层 治理 架 构 方面 ，各地 也 陆续
本文 首 先 回顾 了 中 国社 区治 理 的实 社区开始大量增加 ，以香港物业管理 开始 尝 试调 整 社 区居 委会 、物 业公
践探 索 之 路 ，而后 提 炼 、抽 象分 析 模式为主要借 鉴的市场化社 区管理方 司 、业 主 委 员会 以及 社 区服 务 中心
中国社区治理的实践探 索之路 社区转 型 ，另一方面也对社区建设提 织培 育 、社 区基 金会 和 基层 民主建
出了挑 战 ，社 区碎片化现象越来越严 设 等 方 面 的 改 革 创 新 。总 体 上 看 ，
中 国传 统社 会 治 理 主要 是 乡 村 重 ，社 区多元力量开始进入社区治理 到党 的 十九 大 召开 为 止 ，中国 各地
ｌ蕈Ｉ社 区治 理进 入 ｒ党建 引领 社 区建 供 给 的 主体 是 行政 力量 。行政 力量 这一 模式 的 优 势在 于促 进 了社 区 参
路 ，在 实 践 上 积 累 了 丰 富 的 经 验 、 街道一居 委会 ”体 制。这一体 制的最 能和社会培育 。
样 本和 案 例 ，取得 了丰硕 的 成果 和 大 特 色是 国 家统 管 资源 ，能够 最 大
从“总体-支配型”到“技术-治理型”：地方政府社会治理创新的逻辑
效 的制 度 供 给 ， 实现 社 会 治理 从 补 救 模 式 （ ｒ ｅ ｓ ｉ ｄ ｕ ａ ｌ ｍ ｏ ｄ ｅ １ ） 向制度 化模 式 （ ｉ ｎ ｓ ｔ ｉ ｔ ｕ ｔ ｉ ｏ ｎ ａ ｌ ｍ ｏ ｄ ｅ １ ） 的转变 ， 以实 现治 理 效 能 和 服务 效 果 的显 著 提 升 。
《 新疆师范大 学学报》 【 哲学社会科学版 ）
Ｊ ｏ ｕ ｒ ｎ ａ ｌ ｏ ｆ Ｘｉ ｎ ｊ ｉ ａ ｎ ｇ Ｎｏ ｒ ｍａ ｌ Ｕｎ ｉ ｖ ｅ ｒ ｓ ｉ ｔ ｙ （ Ｐ ｈ ｉ ｌ ｏ ｓ ｏ ｐ ｈ ｙ ａ ｎ ｄ Ｓ ｏ ｃ ｉ ａ ｌ Ｓ ｃ ｉ ｅ ｎ ｃ ｅ ｓ ）
政 府 推 进 社 会 治 理 创 新 的宗 旨在 于 ：试 图通 过 有
收 稿 日期 ： ２ ０ １ ３ — １ １ － ０ ４
基金项 目： 本文系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 目 “ 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 口市民化研 究” （ １ ３ ＆ Ｚ Ｄ ０ ４ ３ ） ； 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 目“ 大都 市 的底层社会及其公共治理研究 ” （ １ ３ Ｊ Ｊ Ｄ ８ ４ ０ ０ ０ ９ ） ；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 目“ 民族地区城市公共治理机制 建 构的研 究” （ １ ０ Ｙ Ｊ Ｃ ８ １ ０ ０ １ ７ ） 和新疆 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 地“ 中亚与 中国西北边疆 政治 经济研 究中心” 课题“ 新 疆 城市社区治理研 究” （ ０ ４ ０ ３ １ ２ Ａ ０ ３ ） 的阶段性成果 。 作者简介 ： 黄毅 ， 华东 师范大学政治学系博士生 、 新疆 师范大学 自治区文科基地 “ 中亚 与中国西北边疆政 治经济研究 中心” 研 究人 员； 文军， 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华东师范大学 中国现代城市研究中心暨社会发展 学院教授 、 博 士生导 师。
从总体支配到技术治理——基于中国30年改革经验的社会学分析
从总体支配到技术治理——基于中国30年改革经验的社会学分析从总体支配到技术治理——基于中国30年改革经验的社会学分析自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近40年时间里，中国经历了一系列深层次的社会变革，从总体支配走向了技术治理。
这一变革进程为我们提供了许多有益的经验和启示，也呈现了一种独特的社会学现象。
本文将基于中国30年的改革经验，从社会学的角度对这一现象进行分析和探讨。
首先，中国改革开放给中国社会带来了巨大的变革。
在改革之初，中国社会普遍存在着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总体支配现象。
政府在经济、文化、社会等各个领域都扮演着主导的角色，而市场和个体的作用相对较小。
然而，中国改革开放的推进逐渐削弱了政府的总体支配地位，激活了市场的活力，释放了个体的创造力。
这种转变为中国社会注入了新的活力，为全面建设现代化国家提供了重要的推动力。
其次，中国改革开放过程中，技术的进步和应用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改革初期，中国社会面临着严重的技术落后和生产力不发达的问题。
然而，随着改革的深入推进，技术的引进和应用成为了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
中国逐渐从技术的“买者”转变为“卖者”，取得了许多关键性技术突破，实现了跨越式发展。
技术治理的推进使得中国在许多领域迅速崛起，并在全球产业链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再次，技术治理不仅仅是在经济领域发生的变化，也渗透到了社会的方方面面。
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和快速城市化的推进，技术与社会的联系越来越紧密。
互联网、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技术的广泛应用改变了人们的生活和工作方式，给社会带来了许多新的问题和挑战。
在此背景下，中国政府和社会各方积极进行技术的规范和治理，以应对新问题，保障社会的平稳运行。
最后，中国30年改革经验给我们提供了一些有益的启示。
首先，总体支配不再适应快速变化的社会需求，技术治理成为了新时代的必然选择。
其次，技术发展是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需要加强技术创新、加强技术应用能力，以实现可持续发展。
社会学视野下的中国改革开放30年_省略_总体支配到技术治理_的讨论和思考_李聆
社会2010・3CJS 第30卷社会学视野下的中国改革开放30年对《从总体支配到技术治理》的讨论和思考李 聆A Soc i olog i ca l Study of i n a ’s 302year Refor m and O pen i n g :D iscussi on onthe Arti cle “Fro m M acro manage m en t to M i cro manage m en t ”L i L ing 3作者:李聆 上海大学《社会》编辑部(Author:L i L ing,Chinese Journal of Soci ol ogy,Shanghai University ) E 2mail:s ociety1981@本文根据会议录音整理整理,未经发言人审阅。
如有谬误,均有笔者负责。
1.此文参见:渠敬东、周飞舟、应星.2009.从总体支配到技术治理:基于中国30年改革经验的社会学分析[J ].中国社会科学(6).文中提及的“文章”均指此文。
2010年1月9210日,上海高校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上海大学中国社会转型与社会组织研究中心、上海高校社会学E 2研究院、《社会》杂志和上海大学社会学系联合主办的“社会学与中国社会”2010年度学术论坛在上海大学举行,此次论坛主题是“社会体制与社会发展”。
会议邀请了一批当前活跃在社会学研究领域的、以1970年前后出生为主的中青年学者。
参加会议的学者有渠敬东(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周飞舟(北京大学)、应星(中国政法大学)、赵立玮(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王天夫(清华大学)、成伯清(南京大学)、冯仕政(中国人民大学)、张永宏(中山大学)、桂勇(复旦大学)、文军(华东师范大学)和李煜(上海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上海大学参加会议的有李友梅、张文宏、仇立平、肖瑛和部分青年学者,以及《社会》杂志编辑。
本次论坛围绕《从总体支配到技术治理———基于中国30年改革经验的社会学分析》1一文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引申出对于当今中国社会学研究的讨论和诸多议题。
中国全面深化改革30年的不同阶段和取得的成就
中国全面深化改革30年的不同阶段和取得的成就近年来，改革成为了中国社会最热门的话题之一。
三十年前的时候，中国刚刚走上改革开放的道路，如今，改革已经成为了中国社会的一种基本趋势，是中国走向现代化的不可或缺的一环。
在这三十年的时间里，中国的改革从未停步，从而取得了一系列引人注目的成就。
改革开放刚开始的时候，中国经济遭受了一系列的打击，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在当时已经失去了它的生命力。
因此，政府开始探究一种新的经济模式以激活经济的发展和发挥社会的潜力。
1980年代，中国国家开展了派遣团队赴国外考察学习的计划。
在当时这样的计划是十分前卫的，当时政策制定者深谙“走出去，引进来”的道理。
这一计划促进了中国人的投资和贸易事业，吸引了大量国外公司的参赞，同时还开启了中国对外开放的大门。
1990年代，改革又朝着一个新的方向发展。
中国政府开始宣布实施各种以市场为导向的政策，这些政策包括推出全新的企业法、股权法和保护知识产权的法律等。
这些政策的实施，使得中国走向了一个更加开放和自由的市场环境。
在中国政府推进改革的同时，社会也迎来了一些意义深远的变革。
女性和少数族裔的权益得以保障，公民社会开始成形，素质教育、医疗保健、环境保护和城市规划等各种基础设施开始进一步发展。
与此同时，社会安全以及为居民提供社会公共服务的能力也逐渐增强。
社会公共服务越来越好，文化娱乐活动越来越丰富，这一切都让社会开始向着更美好的方向发展。
二十一世纪以来，中国的改革取得了更加深入和广泛的发展。
中国政府开始着重关注环保和可持续发展问题,着力推进绿色经济的发展。
政府还推进文化和旅游领域的发展，引导人们体验中国独特的文化和充满情感的历史。
同时，中国的高科技研发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繁荣，特别是电子商务的前景还格外乐观。
随着中国政治、经济和社会的不断发展，中国已经成为了国际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政府一直在力求深入实践自身的改革计划，向更好的未来迈进。
三十年来，中国经济的巨大实力、科技的发展、环境保护、文化娱乐等各个方面都取得了惊人的成就。
从总体支配到技术治理基于中国30年改革经验读书笔记
从总体支配到技术治理基于中国30年改革经验读书笔记《从总体支配到技术治理-基于中国 30 年改革经验》读书笔记2018211850王荣辉改革开放三十余年来中国社会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本文把从1978-2009年间中国的改革做了具体的梳理，着重从双轨制、分税制和科层制出发来讨论改革不同阶段的主要形态及其运行逻辑,，从而洞悉中国在改革开放三十年间发生的巨变以及未来改革发生的变化和趋势。
从1978-1989年中国社会遵守的是双轨制下的二元社会结构，在我的理解中这套体制的核心要义是在保持原有的社会力量不变的基础上，通过调节新生的社会力量来促进经济社会的发展。
首先是农村和城市的承包制的推广，在农村主要采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度的方法，将土地的使用权由集体下方给农民个体从而调动农民劳动和生产的积极性，推动农村经济的发展。
在城市主要以国企改革为核心，围绕着“政府与企业”的关系上来逐步扩大国企经营的自主权进而提高国有企业运行的经济效率。
其次是财政包干与地方分权，在我看来这项政策的实质是，中央政府放松对地方政府的财政控制权，通过指定一系列的指标来考核地方政府在发展经济中的作用，进而增加了地方政府发展的自主权，掀起地方性的经济竞赛从而促进经济的发展。
在这一时期乡镇企业和厂办企业也快速的兴起，乡镇企业是集体性与隐性结合的产物，在产权上属于当地居民所共有，但其负责人一般由当地政府的负责人担任，进而促进了公权力与民众的结合，提高了乡镇企业笼和资源的效率。
厂办企业是指，在原有的国有企业不变的情况下，国有企业通过兴办二级企业与工厂，参与市场竞争提高自身运行的经济效率。
但双规制也面临着很多的风险和挑战，中央给予地方政府过度的自主权会使得中央与地方逐渐脱钩甚至出现独立王国的现象，同样不完善的产权制度会使得经济市场失序的状况常常出现，法律法规的不健全也会使得政府的寻租现象层出不穷。
在双规制出现问题的情况下，中国的改革进入到了新的阶段。
中国社会学改革开放30年发展历程
中国社会学改革开放30年发展历程1989年，即改革开放10周年之时，关于中国社会学的情况，笔者曾著文做了这样的分析：经过十年的艰辛创业与探索，经过十年与我国改革开放的事业同命运，共呼吸，中国社会学逐步提高了自己的成熟度；一方面社会学本身在理论上、在实践中都作出了一定的成绩，正对我国社会生活发挥越来越明显的作用，为我国社会学今后进一步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另一方面，它得到社会各界、社会科学各科的广泛的承认，社会学成为很有吸引力的学科之一，人们越来越认识到社会学也和经济学等一样，对改革和开放的事业是不可缺少的。
但是应当承认，这种成熟度还是不高的。
社会学在中国成为一门真正成熟的科学，尚需继以时日，尚有不小的差距。
当时，笔者在该文还提出：对于尚处在成长过程中的中国社会学来说，在理论上处理好下述三个关系是至为重要的。
这就是：第一，处理好社会学与转型社会的关系；第二，处理好社会学内部一些重要的理论关系；第三，处理好社会学界内部不同学派、不同主张、不同观点之间的关系。
20年过去了，中国社会学成熟度得到了显著的提高。
由笔者主编的《中国社会学30年（1978-20xx）》，即将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该书各章对社会学不同领域所取得进展的梳理，有说服力地表明了这一点。
这篇总论主要围绕几个有关中国社会学发展全局的重大问题进行必要的分析和梳理，从中可以看出，中国社会学在30年中成熟到什么程度，它与前10年相比提高了多少，从而表明它确实日趋成熟了。
（一）科学性与价值性自中国社会学恢复和重建以来，长期困扰中国社会学的众多问题中，科学性和价值性的关系问题，可以说是一个最突出的问题。
这个问题其实是一个母题，它涉及到一系列子题：社会学是否是中性的或“价值中立”的学科？社会学是否与政治和意识形态无关的纯科学？社会学是否只有科学性没有人文性？等等。
在这些问题上，把不完全正确甚至错误的东西，当作不言而喻正确的东西，来加以接受，并作为用来评论他人的观点是否“科学”的标准，是中国社会学界曾经出现过的不成熟性的表现，现在，这种情况已经大大改观了。
从总体支配到技术治理
业转移的贡献率为21%，参见蔡昉，1999，2008 ） 农村社区和农业生产的凋敝
二、市场与权力：社会分配新体 制的确立：1990-2000年
（三）全面市场化：农民工流动与国企职工下岗
（三）从经营到治理：行政官僚化与社会建设
1．考核的过程化和多重化：行政官僚化的形式效果
1）国际市场对经济活动的反向规制：法规修订和社会责任标准； 2）官僚制（治理理念）：形式化和规范化的程序技术，依法行政及
其效率准则；目标责任制和量化考核。 3）压力型体制：指标管理和技术治理；任期制与问责制；多重指标
现行体制：“包产到户”的承包制的实质意义：恢复家庭在农村社 会结构中的经济生产、社会生活和伦理秩序的核心地位；将 家庭关系作为原始积累的结构基础。1979-1984年家庭承包制 对农业总产出的贡献为42%（林毅夫，1994）
一、双轨制下的二元社会结构： 1978－1989年
2．城市中单位制的重建与承包制的尝试
提纲
一、双轨制下的二元社会结构：1978－1989年 二、市场与权力：社会分配新体制的确立：1990-2000年 三、治理问题与官僚化的双重效应：2001－2008年
一、双轨制下的二元社会结构： 1978－1989年
（一）计划体制的突破：承包制与包干制
1．农村社会结构中家庭地位的恢复
原有体制：工农产品剪刀差的“暗税”进行工业化的原始积累 （6000-8000亿）以及连带的人民公社体制（陈锡文，1999）
所有制的模糊产权结构，具有社会运行和意识形态的正当基 础
一、双轨制下的二元社会结构： 1978－1989年
当代国家治理模式中宪法实践的困境与出路优先出版
当代国家治理模式中宪法实践的困境与出路王 勇＊摘要：学术界用“宪法疏离”来评价当代中国的宪法实践。
对于这个问题的分析，既涉及宪法规范和宪法理论层面的因素，又涉及当代中国国家治理模式的深层逻辑困境，如合法性与有效性之间的紧张关系。
后者构成了我们认识和解决宪法实践问题的深层背景。
要突破宪法实践中的困境，一方面要准确认识宪法的规范性与政治性之特殊因素；另一方面，宪法权威和宪法实践之内在逻辑的确立，也要内在地成为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组成部分，把宪法从“改革宪法”的宪法实践中解放出来，使之成为国家治理模式转型的根本保证，即宪法实践是法治国家之合法性的根本表达，从而实现法律规则体系及其实践的“合法性诉求”优于国家治理行为目的及其治理绩效的“有效性诉求”。
关键词：国家治理 宪法实践 合法性 权威关于当代中国宪法的实践样态，尤其是宪法文本与宪法实践之间的关系问题，学术界经常运用“宪法疏离”予以评价，这几乎成为当代中国宪法学和法理学主流学说中的一个不言自明的判断。
“宪法疏离”是指宪法文本与宪法实践之间存在巨大的背离。
对于这个问题，学者们提出了若干解决的对策。
概括而言，我们可以把这些对策划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以实践为着眼点，论证诸如宪法解释、合宪性解释、合宪性审查、宪法司法化等具体实施方式的必要性与可能性；另一种则侧重于对宪法进行重构性解释，重视甚至强化宪法的政治属性和政治论证功能，在此基础上提出宪法实践是一种政治实践，而不仅仅是基于规范性特征的宪法实践。
需要指出的是，以上笔者的概括仅仅是基于论述便利的需要，可能并未清晰和严谨地涵盖所有关于宪法实践的研究。
不过，作为极具启示意义的思考，这两种思路都共同认识到了宪法及宪法实践本身所具有的规范性与政治性这两种属性。
然而在笔者看来，仅仅认识到宪法及宪法实践本身所具有的规范性与政治性特征可能还不足以充分地理解当代中国宪法实践的一些深层机理。
要深入理解当代中国的宪法实践，还需要将其置于当代中国的国家治理模式及其运行机制的背景之下。
社会学视角下的技术创新与社会变革
社会学视角下的技术创新与社会变革导语：在当今社会中，技术创新的推动力量愈发强大。
从汽车、电视、互联网到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新兴技术，技术的进步不断推动着社会的演变和变革。
本文将从社会学的角度探讨技术创新与社会变革之间的关系。
一、技术创新的社会背景技术创新是社会变革的催化剂，它源于社会对于更好生活的不断追求。
例如，工业革命期间的蒸汽机的发明，带动了工业生产的大规模转变，推动了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
而现代科技的突飞猛进也使得科学技术的革新成为社会变革的常态。
二、技术创新与生产方式的演变在人类社会发展的过程中，不同的技术创新方式推动着生产方式的演变。
农耕时代的农具创新提高了生产效率，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工业革命时期的机器技术创新使工业生产实现了大规模机械化，从而改变了传统农耕社会的生产方式。
而当下，信息技术和云计算技术的创新正在推动着数字化、智能化的生产方式的出现，这将极大地改变人们的生产和生活方式。
三、技术创新与社会分工的重塑技术创新不仅影响着生产方式，也在重塑着社会分工。
在现代社会中，随着机器替代人力的趋势日益加剧，传统的职业和行业面临着深刻的变革。
许多银行、快递、制造业等行业的工作已经或正在被自动化和智能化取代。
与此同时，新兴技术创造了大量的新职业，如网络安全专家、人工智能工程师等。
技术创新带来的社会分工的重塑需要人们不断学习和适应新的技术，以保持自身的竞争力。
四、技术创新对社会结构的影响技术的进步不仅改变着社会的生产方式和分工，还影响着社会结构的演变。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普及，信息传播的速度大大加快，社会的信息流动变得更为迅速。
人们的思维方式、行为习惯也随之改变。
社交媒体的出现让人们可以更加方便地交流和分享信息，社会关系也愈发碎片化。
这种信息化的社会结构变迁不但改变了个人的生活方式，也对社会的组织结构产生了深远影响。
五、技术创新与社会发展的关系技术创新是社会发展的重要驱动力。
从道德和伦理角度看，技术创新有责任为社会发展带来积极的影响。
技术治理的研究谱系与理论反思
技术治理的研究谱系与理论反思作者：何立军袁小平来源：《华东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05期[摘要] 技术治理是当前公共治理领域的一种普遍现象。
因治理的外延和内涵变动不居，加之社会治理的困境越发严重、科学技术高歌猛进，在观念与实践的双重压力下，恰如其分地定义技术治理成了横亘在社会科学者面前的一道难题。
为从整体上把握国内技术治理领域研究的脉络与现状、进一步推动廓清技术治理概念，本研究运用Citespace软件及其他辅助软件，对中国知网数据库（CNKI）1998—2022年收录的主题为技术治理的1059篇CSSCI文献进行可视化分析。
研究发现，我国技术治理研究学科探索多元，但分布不均衡，学科交叉未能打开研究领域的纵深；价值取向偏移，“技术”与“治理”所代表的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形成了二元割裂，“技术主义”倾向更为显著；“技术”被化约为“数字技术”，聚焦于现实场景应用，机制研究不足。
为了让技术治理更具生命力，本研究提出重塑技术治理概念的技术社会学和治理新术两种路径构想，以期为技术治理研究提供新的反思视角。
[关键词] 技术治理科学技术治理模式 Citespace 可视化分析[中图分类号] C931[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008-7672（2023）05-0101-24一、研究概述治理概念可谓是当代社会科学领域里备受瞩目的“宠儿”，“时髦”程度与概念本身的边界一样可望而不可即。
自近代以来，科学技术作为治理中极其重要的维度，日益受到广泛而深入的关注。
当前实践界和学术界都高度重视治理同技术的关系问题。
无论是对“第四次工业革命”“信息社会”“数据化时代”等经济社会领域所产生的重大转型进行的大量谈论，还是电子政务系统、大数据、类Chatgpt技术在公共治理领域中的实际应用，均将技术视作治理的重要支撑。
“技术治理已成为当代社会治理持续推进和加深的基本趋势。
”廓清技术治理概念的内涵及发展逻辑不仅是回应各方争论的需要，也是进一步提出公共政策建议的前提。
社会学视角下的社会变革与社会控制
社会学视角下的社会变革与社会控制社会是一个不断变化的体系，它由人们的行为相互作用、机构的运转以及群体的演变等构成。
在社会变革的过程中，社会控制的作用不可忽视。
社会控制是指针对人类行为的规范化和规则制定，通过社会组织和制度对行为进行调控和管理，以实现社会秩序的持续和稳定。
社会学视角下的社会变革与社会控制，反映了人们在不断变化的社会环境中，不断适应和调整的过程。
第一部分：社会变革社会变革是社会发展的动力源泉，其本质是人类思想、观念、行动方式和制度发生的根本变化，引领社会向更加先进、开放和富有活力的方向发展。
社会变革表现在多个方面：科技进步、文化创新、政治体制改革、经济结构调整、城市化进程等。
以科技进步为例，新技术的不断推陈出新，影响着社会的方方面面。
例如，移动互联网的普及，改变了人们的信息获取方式，使得信息更加便捷、快速、全面。
社交媒体的兴起，让人们之间的联系变得更加紧密、快捷、实时；5G技术的应用，将在许多领域引发革命性的变革，从智能交通到医疗保健再到智慧城市都将自然而然地开始推进。
此外，文化创新也是社会变革的重要表现形式。
新文艺的出现、游戏化文化的兴起、品牌文化的打造、多元文化的交流，都在不断推动社会的发展。
这些文化的创新和融合，越来越展现出追求自由、多样性、和谐等新的社会价值观。
总的来说，社会变革促进了社会向前发展，将推动社会进步的界限不断拓宽。
人们也在不断的变革中日益成熟，性情更加丰富，技能更加精湛。
第二部分：社会控制社会控制是指对人类行为的观察、解释、规则制定、调控和总体管理，旨在使个体和社会整体都能达到一个秩序、效率、公正、安宁的境界。
这种调节，都是由政策、法律、计划等方法所规订，其中往往不乏一些强制性的措施。
限于篇幅问题，本文将着重讨论几种主要的社会控制方式。
一、约束性的社会控制约束性的社会控制是以计划、法律、政策等形式规定的、明确被约束的责任与权利方向的措施。
这种方式最常见于国家建设和项目建设中，在强调现实利益的情形下，重要的是维护社会使项目不至于对人民利益造成损害，但可能同时增加成本，甚至有时候并不能完全解决问题。
从总体支配到技术治理：国家教育事业“五年规划”文本的话语演变
二 、国 家教 育事 业 五年 划 的话 语 变 迁
按 照 五 年规 划 文 本结 构 ，将其 划 分 两个 阶段 ，第 一 阶段 是 “计 划 时 期 ”（“八 五 ”到 “十 五 ”），第 二 阶段 为 “规 划 时 期 ”（“十一 五 ”到 “十 三 五 ”）。文 本 在 上 述 两 阶段 呈 现 出较 大差 异 ，后 一 时期 文 本 内容 与框 架 相 对 更 加 丰 富 。首 先 ，文 本 篇 幅 有 所 增 加 ，由一 万 字 提 高 到 四 万 字 左 右 。其 次 ，文 本 名 称 变 化 明 显 。 名 称 中 “全 国 ”改 为 “国 家 ”，“计 划 ”改 为 “规 划” ，同时 ，由《全 国教育事业“≠｝五计划”和蝴 年发 展规 划》转 变 为《国家 教育事 业发展 “撑五 ”规 划纲 要》；规 划时间方 面 ，由既有五年又有十年发展 目标 过 渡 到 只 涉 及 五 年 目标 ；内容 框 架 方 面 ，在 “发 展 环 境 、指 导 思想 、主要 目标 、基 本 任务 、政 策 措 施 ”等 内 容基础上 ，增加 了“保 障措施 ”部分 ，且 以问题模 块 展开 论 述 。
从社会学视角认识“社会治理”概念的内涵与外延
从社会学视角认识“社会治理”概念的内涵与外延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指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我国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并强调要"创新社会治理体制".而创新社会治理体制的理论前提就是科学界定"社会治理"这一概念.只有从社会学视角科学认识"社会治理"这一概念的内涵与外延,才能科学区分社会管理与社会治理的异同,正确处理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关系,并从根本上在实践中建构一种科学的社会治理观,从而实现社会治理体系与社会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一、学术界关于"社会治理"研究的代表性观点社会治理理论来源于社会系统整合的思想.①其核心论题就是如何在社会系统的各个组成部分之间建立起有序关系.自"社会治理"一词提出以后,国内外学者对其产生了浓厚的研究兴趣.迄今为止,国内外学术界已经形成了以下三种代表性观点.1."政治动员论"这是政治学者关于"社会治理"的基本观点.政治学者通常认为,社会治理体现在由精英领导的政治动员之中.人本质上是一种政治动物,当个体力量不足以达到其目标时,就会产生政治的行动或者集体的行动,这种行动通过政治的宣导,政治家或者精英人物的号召,广泛的政治动员,从而实现个体力量不能达到的目标,因而开展政治动员就是政治学者眼中进行有效社会治理的一种方式.②当一个国家或民族受到敌人的威胁时,政治动员会显示出无比强大的力量,这样的情形,从我国苦难的近代历史中得到了深刻验证,这说明政治动员作为一项社会治理方式,在特殊的时代背景下,有很强的实用性,是一种非常有效的治理方式.但是,使用政治动员必须考虑时代背景,目前我国处于和平发展时期,是否能使用政治动员来进行有效社会治理值得商榷.2."合作治理论"这是公共管理学者关于"社会治理"的基本观点.公共管理学者认为社会治理体现在新公共管理理论和行动之中.与传统公共行政管理不同,新公共管理理论基础主要是公共选择理论、新制度经济学理论和私营企业的管理理论与方法;现实表现是政府的公共政策化和管理的社会化.③政府公共政策化和管理的社会化取决于政府职能的转变,即大政府逐步放权于市场、社会组织、公民,政府计划干涉更少,资源占有更少,行政管理更少,重新审视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组织、政府与公民的关系,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政府部门结构与制度的再设计.公共管理学者认为,从性质上来看,新公共管理属于服务性社会治理;从方式上来看,新公共管理是由多元社会治理主体在服务精神导向下的合作治理.可以说,"合作治理论"代表了人们对"社会治理"认识的一个新阶段.3."实用主义治理观"这是哲学学者关于"社会治理"的基本观点.实用主义治理观直接来源于与经济计划相关的国家干预主义和崇尚市场经济的新自由主义之间的讨论,其出现的标志是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行为体之间的经验主义合作.实用主义治理观的理论根源于现代哲学中的实用主义.现代哲学中的实用主义认为经验是世界的基础,主张把人的认识局限于经验的范围,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贝克莱---休谟---孔德"经验主义的继承.实用主义认为,经验是认识的源泉,且是唯一源泉.至于经验背后的事物是不能也不必要被认识的,因为认识背后事物没有实用意义,不管怎样,人们的认识都不能超出经验范围.实用主义认为真理必须对我们有实用价值,即有用的才是真理,不存在所谓客观真理.实用主义把经验看作是行动的效果,认为知识是行动的工具,真理就是有实用价值或者是行动的成功,也就是把理论行动主义化、功利主义化.基于实用主义的这种社会治理观最初体现在公共政策系统分析的成果中.上述各种观点都从一定角度对社会治理进行了描述,对于我们理解社会治理具有一定启发.然而,它们又都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一是它们没有全面揭示"社会治理"的内涵,它们并没有科学地揭示社会治理的客体、目标和手段,这样就导致人们无法准确把握社会治理内涵;二是虽然它们都认识到了社会治理的主体已不局限于政府,但是,没有科学确定社会治理的外延,使人们难以准确把握社会治理的主体;三是它们并没有科学揭示社会治理的本质特征,它们的表述都没有达到概念表述的抽象性要求,它们对"社会治理"的概念只是进行了一般的事实描述,而并没有进行理论性的抽象表述.这样,就使人们难以准确地把握"社会治理"的内涵和外延,从而难以科学区分社会管理与社会治理的异同,正确处理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关系.因此,从社会学视角科学界定"社会治理"这一概念,仍然是学术界面临的一个理论难题.二、社会治理:一个概念的社会学意义概念的内涵是指对象所具有的本质属性和特有属性的总和,概念的外延则是指具有概念内涵所反映属性的各种具体事物.从社会学视角来看,要科学界定"社会治理"这一概念,就必须在准确把握社会治理的主体、客体、目标、手段的基础上,抽象地揭示社会治理的本质特征.1. 社会治理的主体社会治理的主体具有多元性的特征.(1)政府.福山在《国家构建》中认为,政府职能不断缩减的过程中,既希望削减政府力量的强度,又产生出对另一类政府力量的需要.④因此,无论是传统社会管理还是创新社会治理,政府作为依法享有行政权力的组织体系,必然是主体,区别在于,社会治理过程中,从政府单一制逐步转变多元主体制,并且社会变迁和发展对政府提出了新的要求,部分传统职能被削弱,而新的职能不断出现.作为社会治理主体之一的政府,应不断完善其最基本最重要的职能,如国防安全、社会保障职能,从而强化国家制度的基础力量.(2)市场.社会分工细化和商品经济发展必然导致市场出现,市场是进行商品交换的场所.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以"决定性作用"取代"基础性作用",这样的改变明确表示在政府与市场关系中,是往市场方面倾斜的,因此,要着重加强市场的社会治理能力,完善市场的社会治理责任.政府和市场分别在社会治理的不同领域发挥作用,为了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政府必须自觉简政放权,约束政府对经济领域的权力,减少对资源配置的干预,配合市场发挥应有的作用.(3)社会组织.社会组织是为了实现特定目标而有意识的集合起来的社会群体,既是人群集合体,也是实现目标的物质工具.传统社会管理中,社会组织是被动的被管理者,而在社会治理中,社会组织是治理主体之一,在众多社会治理领域发挥作用,如社会服务与咨询等,能有效弥补这些领域中的政府失灵与市场失灵.在众多社会组织中,尤其要注意发挥社会自治组织的主体作用,力求在反映群众诉求、化解基层矛盾、协助维护治安安全等方面起到主体性作用.(4)公民.托克维尔认为,不管如何精明强干的中央政府,也做不到明察秋毫,不能仅靠自己去了解一个大国社会的一切细节,这样的工作超过了政府人力物力财力所能及,当它要独自创造那么多发条并使它们发动的时候,其结果不是很不完美,就是徒劳无益地消耗自己的精力,⑤这就明确指出了政府作为社会治理主体的局限性.公民自治对于现代社会治理的良好意义,⑥是社会治理中不可或缺的主体.总的来说,社会治理的主体主要由"国家""、市场"、"社会组织"、"公民"四个行动者组成.根据结构功能主义的观点,一个功能整体只有满足了四个需求,才能发挥其功能、才能维持其秩序和稳定,这四个需求分别是:适应、目标达成、整合、维模.国家、市场、社会组织、公民这四个相对独立的主体中,国家满足的社会目标达成需求,市场则发挥适应的功能,而整合和维模需求主要由社会组织和公民来满足,为了使整个社会系统作为一个整体有效地发挥功能,将各个部分联系在一起、协调运作,主要通过由具有自由社会治理意识和意志并具有一定社会治理能力的社会组织以及社会组织和公民组成的自组织网络发挥作用.2. 社会治理的客体客体既包括客观存在并可以主观感知的事物,也包括由人的思维形成的事物.社会现象是社会学研究的基本对象,实证社会学思维方式主张像研究物理现象一样研究社会现象,认为社会学的研究对象是物,但是借用人本主义的批评来说,这是在把人性物化、主观性客观化、社会生活自然化.⑦韦伯不赞成迪尔凯姆的观点,韦伯认为"人"才是社会学研究对象,强调人与人在社会互动中的主观意向的关联性.因此,从社会学视角来看,社会治理客体不应仅仅是客观存在的外在世界,更要深入生活世界,理解社会价值观,然后才能开展更深入、更有针对性的社会治理.简言之,社会治理客体就是由于社会发展而产生的各种社会问题,具体可分为两个方面:一是协调人与人的关系,即被市场化破坏的"社会植被";另一个是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即被工业化破坏的"自然植被"⑧.一是通过协调人与人的关系,恢复社会植被.社会植被是凝聚社会并维护社会持续发展的各种人文价值观和社会规范,具有主观意义,因此在研究社会植被时不能将其简单地视为外在之物,应该理解其中蕴含的主观价值.社会植被从各种社会互动中产生,实质上就是人与人的关系,即互动双方在主观意向上的关联.科塞认为人与人之间构成的网络形成了社会,人与人通过各种社会关系互相联系.人是社会性动物,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人际关系网络,甚至六度分隔理论说明了通过社会网络,人与人之间都可以构成弱关系,这使得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变得非常接近.社会植被能有效增强社会凝聚力,促进社会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但是,市场化的不断增强对社会植被,即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产生严重影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社会诚信危机和个人道德失守.因此,如何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并在市场化条件下,恢复社会植被是社会治理的最重要客体之一.二是通过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保护自然植被.自然植被这里用来泛指人类生存的自然环境,反映的是人与自然的关系.人类要生存不可能离开自然环境,自然为人类生产生活提供各种资源,如何获取资源直接影响到人与自然的可持续发展.人对自然的活动其实就是为获取自然资源而采取的方式,如人类或改造、或顺应自然的活动.但归根究底,人对自然的活动然最终还是通过主观能动性调整自身行为来实现,因此对人与自然的社会治理通过自然变化体现结果,但其实质是社会治理主体对其主观能动性行为的社会治理.自然植被具有美化山河、凝聚水土并且保持生态平衡的功能,十八大从新的历史起点出发,做出"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决策,因此,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更要重点关注自然植被.任何社会治理都要有客体才能具体实施,社会治理客体是社会治理的存在前提.社会治理客体不同必然导致社会治理目标、手段的不同,也必然导致社会治理效果随客体变化变化.例如社会治理主体治理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客体的治理难度就大大超过治理人口少、地域小客体,同理,全球社会治理比具体的国家社会治理难度更大.目前经济全球化趋势日益明显,我国又处于社会改革和转型的重要机遇期.因此,社会治理客体必须以社会植被与自然植被为核心,并随着社会发展变化而与时俱进.3. 社会治理的目标社会治理目标是社会治理多元主体进行社会治理期望达到的主观设想,是主观意识对于客观现实的反映程度,能对具体社会治理实践活动指明方向.社会治理目标体系中有多个不同目标,不同目标之间存在层次上的差异和联系.根据我国现实情况,可以将社会治理目标划分为具体目标与终极目标两个层次.(1)社会治理的具体目标第一,化解社会矛盾.毛主席说有进步就会有矛盾,伴随着我国经济飞速发展,社会矛盾也渐渐显露出来,这一时期既是重要战略机遇期,也是社会矛盾凸显期.从实质上来说,社会矛盾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合法形式的社会矛盾,这类社会矛盾是冲突程度较轻,社会危害较小,一般可以通过合法途径解决;另一类是非法形式的社会矛盾,与合法形式矛盾相反,社会危害严重,且破坏正常社会秩序的通常是这类社会矛盾.近年来,我国社会矛盾总量不断上升,社会矛盾总量中的合法矛盾比例在下降,非法矛盾比例在不断上升,反映出我国社会矛盾不但数量多而且日益严重的特征,对社会秩序将产生较大负面影响.⑩无论处于任何社会发展阶段,稳定的社会秩序都是社会生活正常进行的必要条件,是社会治理追求的理想状态,更是国家繁荣兴盛的根本前提,因此,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社会治理要坚持以人为本,以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现实问题为切入点,化解社会矛盾,稳定社会秩序,使社会各部分在发展中达到动态平衡.第二,实现社会公正.社会公正是和谐社会的本质和基石,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之一,反映着社会成员对合理社会规范、社会秩序和分配格局的诉求,是党和政府的一贯主张和矢志不渝的奋斗目标.公正是具体的,在不同的领域有不同的内涵,如经济领域的公正主要是指商品买卖双方的等价交换,社会领域的公正则是指所有社会成员都能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公正也是相对的,社会发展程度决定社会公正的现实程度,如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决定了我国唯一公正的分配制度应该是以按劳分配为主,辅之以多种分配方式.在此制度下允许产生差距,但这种差距应该是在社会成员可接受范围之内的基于公平分配方式的收入分配差距.实现社会公正是社会治理的具体目标之一,更是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重要衡量尺度.第三,激发社会活力.社会活力是各社会治理主体基于社会实践活动,通过社会互动,焕发出来的创造力、持续力、生命力的总称.社会活力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内在动力,社会交往亦是社会进步的重要动力.依据社会发展的动力视角,二者具有内在一致性.通过人与人的互动、交往,调动了社会成员参与社会活动的积极性,激发了社会活力,创造了绚丽的人类文明,促进了社会不断向前发展,社会成员互动交往的过程从某种程度上来看,就是不断激发社会活力的过程.从社会现代化的角度来看,社会活力是社会现代化的重要组成,也是现代化国家保持其高现代化水平的重要条件.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发展进程中,必须要激发与社会化进程相适应的社会活力.因此,社会治理的目标之一就是使全社会充满活力,关键在于激发社会组织活力.(2)社会治理的终极目标社会治理的终极目标是促进社会和谐发展.社会和谐是马克思主义的不懈追求.构建和谐社会,建设美丽中国,也是我国党和人民不断追寻的社会主义理想.所谓社会和谐,就是协调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促进社会和谐发展,构建"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所谓社会和谐发展,具体是指三个方面:一是个人自身的和谐发展;二是人与人关系的和谐发展;三是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发展.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社会治理终极目标的社会结构不是形成一个机械社会,而是构建一个有机社会.机械社会是被动的社会,社会行动刻板僵硬,缺乏社会活力,社会发展需要外部推动力,不能由内而外主动发展;而有机社会则是能动的社会,社会行动充满创造性,社会发展由内部活力推进.4. 社会治理的手段社会治理的目标是通过化解社会矛盾、实现社会公正、激发社会活力,促进社会和谐发展.目前党和政府在社会治理领域取得了有目共睹的历史性的成就,但社会转型发展又对社会治理提出了更高层次的要求,相比之下,目前的社会治理,无论是定位、思路、模式或效果都无法进一步满足高层次的要求,因此,我们必须创新社会治理手段,促进社会治理体系和社会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具体来说,社会治理主要有"法、理、情"三个社会控制手段.一是社会治理要"齐之以法".所谓"齐之以法",就是在社会治理过程中要坚持"依法治国".亚里士多德认为任何个人统治都不如法治.现代社会是法治社会,社会成员的日常生活与社会发展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法律的影响.法律是正式社会制度,由享有立法权的政府部门制定,规定当事人权利和义务,对全体社会成员具有普遍约束力,并由国家暴力机关作为顺利实施的后盾.在社会治理的过程中,法治性一方面体现为法律面前一切社会治理主体的权利与义务平等.坚持法治原则是有效增强社会治理主体责任性的前提,社会治理主体在行使权力履行义务时应充分尊重法律,约束自身行为.为了有效规范社会秩序,积极促进社会和谐发展,社会治理就必须运用于法治的手段,增强社会治理主体责任性.二是社会治理要"晓之以理".所谓"晓之以理",就是在社会治理过程中要坚持"以德治国".这里的"理",是判断是非得失的标准,简单来说可以认为是道理、道德规范.道德是人们内心的法,社会成员的内心世界是以德治国的重点.上面我们说社会治理要"齐之以法",但是"齐之以法"必须和"晓之以理"相结合.法治社会中的主要社会规范,即法律,由人制定、由人执行,再完善的法律也不能自行制定自己执行.归根到底,法律从制定到执行都是人发挥主观能动性的活动,依法治国必须靠人来实现.只有法律,没有人的能动社会行动,法治无从谈起.因此,依法治国的首要前提是依靠社会成员的普遍认同和自觉遵守,将法律内化为社会成员内心的"理",自觉规范自身行为.法律无法十全十美、面面俱到,缺乏法内化为理的过程,再严格的法律也无法从根本上杜绝社会失范现象,解决社会问题,不能使社会长治久安.因此,法治是社会治理最起码的要求,德治则是更高层次的要求,有效的社会治理必须将法治与德治结合起来.三是社会治理要"动之以情".所谓"动之以情",就是社会治理要坚持以人为本.以人为本,就是一切都为了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一切都依靠人的行动促进发展,人既是发展的根本目的,也是发展的根本动力,完整的以人为本必须是二者的协调统一.在社会治理过程中,不仅要从法律上进行社会规范,更要尊重社会成员,从情感上感化社会成员,才能有效缓解社会成员的偏激心理,化解社会矛盾.5. 社会治理的本质属性正确认识了社会治理的主体、客体、目标、手段将促使我们准确地把握社会治理这一概念的内涵和外延.但是,在界定一个概念时,这些部分只是基础,而本质则是界定概念内涵的关键.因此,要科学地界定社会治理,关键在于抽象地揭示它的本质特征.第一,行动性.社会治理实质上是一种社会行动.韦伯眼中的社会行动是有意义的,而且其中的意义能够被人理解和说明的,韦伯认为社会行动的理想类型有以下四种:工具理性行动、价值理性行动、情感行动和传统行动.香港学者莫庆联、甘炳光认为,社会行动是指是社会上各个群体提升自身的社会意识,通过集体行动,争取第三方支持,向得益者争取群体的合法权益,进行资源的合理再分配,享有应得的社会资源和社会成果.而社会治理就是从一元主体走向多元主体,从责任集中走向责任共担,既有工具意义,又有价值内涵,使全社会能够共享社会主义建设成果.因此,从上述意义来看,社会治理本质的蕴含于社会行动,具有行动性特征.第二,合作性.社会治理是一种合作性社会行动.由于治理主体的多元化,政府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已从主客体之间的主从关系,转变为主体与主体的关系,因此社会治理的方式也逐步从自上而下为民做主转变为平等的合作过程.从权力运行方向上来看,权力从单一向度的自上而下运行转变为上下结合的双向运行,社会治理的各个主体主要通过"法、理、情"的手段,立足于建立在市场原则、各个利益和认同上的合作,进行有效社会治理.从预期目标角度来看,社会治理已经不仅仅是一种提高社会工作效率的管理工具,而是要在效率的基础上化解社会矛盾,实现社会公正,激发社会活力,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与社会和谐发展.合作性还体现在社会治理主、客体关系上,社会治理效果有赖于社会治理客体的合作与支持.第三,协调性.社会治理也是一种协调性社会行动.由于社会治理主体的多元性,社会治理从单一行动转变为以各治理主体的协调性行动过程.韦伯的以科层制为核心的层级官僚体制理论不符合社会治理的要求,因为官僚制组织强调严格的层级划分,形成非人格化的层级结构体系,强调服从而缺乏民主,强调规定而缺乏协调,而社会治理恰恰意味着多元主体间的协调、合作,并伴随有相互理解、相互让步,并且更加公正地进行资源和利益的分配和再分配.全球治理委员会认为治理是一个过程,而不是一种活动、一套规则或一种规定好的正式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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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双轨制下的二元社会结构： 双轨制下的二元社会结构： 1978－1989年 － 年
（二）双轨制的运行：嵌入在集体制中的乡镇企 业和单位制
双轨制：“双轨制是由计划价格向市场价格过渡中，中国人找到的 双轨制： 双轨制是由计划价格向市场价格过渡中， 天才办法” 斯蒂格里茨） 天才办法”（斯蒂格里茨） 经济学定义：保护和封闭存量，培育和发展增量来推进市场改革。 经济学定义：保护和封闭存量，培育和发展增量来推进市场改革。 社会学定义：制度运行的双重机制，嵌入二元社会结构之中。 社会学定义：制度运行的双重机制，嵌入二元社会结构之中。集体 所有制的模糊产权结构， 所有制的模糊产权结构，具有社会运行和意识形态的正当基 础
一、双轨制下的二元社会结构： 双轨制下的二元社会结构： 1978－1989年 － 年
（二）双轨制的运行：嵌入在集体制中的乡镇企 业和单位制
乡镇企业的集体制：1）政府控制下的土地使用权与资本控制下的自 乡镇企业的集体制： 由处置权； 地方政府权力（公权） 由处置权；2）地方政府权力（公权）与家庭资本或家族资本 （私权）的有效结合；3）厂商政府与地方法团主义。 私权）的有效结合； 厂商政府与地方法团主义。 国有企业的集体制：1）行政单位制和承包代理制的结合；2）集体 国有企业的集体制： 行政单位制和承包代理制的结合； 制的行政保护和双轨制的价格寻租的结合；3）集体制成为企 制的行政保护和双轨制的价格寻租的结合； 业社会化的枢纽，亦是国有资产转移的潜平台； 市场、 业社会化的枢纽，亦是国有资产转移的潜平台；4）市场、产 权和合同的无效性。 权和合同的无效性。
二、市场与权力：社会分配新体 市场与权力： 制的确立： 制的确立：1990-2000年 年
（三）全面市场化：农民工流动与国企职工下岗
1．“三农问题” 三农问题”
城乡分割与“土地剪刀差” 土地双轨制与土地征用； 城乡分割与“土地剪刀差”：土地双轨制与土地征用； 城市化作为地方政府的生财之道：非市场征用和市场转让； 城市化作为地方政府的生财之道：非市场征用和市场转让； （农民蒙受2万亿的损失，参见陈锡文，2001） 农民蒙受2万亿的损失，参见陈锡文，2001） 资本市场化和土地市场化（城市化） 资本市场化和土地市场化（城市化）造成的农民工流动潮 （1978-1998年，在GDP年均9%的增长中，劳动力数量扩大的 1978-1998年 GDP年均9%的增长中， 年均9%的增长中 贡献率为24% 人力资本贡献率为24% 贡献率为24%；人力资本贡献率为24%，劳动力从农业向非农 24%； 24%， 业转移的贡献率为21% 参见蔡昉，1999， 业转移的贡献率为21%，参见蔡昉，1999，2008 ） 21%， 农村社区和农业生产的凋敝
从总体支配到技术治理 :
基于中国三十年改革经验的社会学分析
渠敬东 周飞舟 应 星
中国社 2009年7月20日 西安 20日
基本问题
由政治经济学生发而成的社会学视角，从权力出发，考察改 革三十年来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及社会经济的几个重要领域 之间在不同阶段内所形成的结构关系，以及彼此间相互激发、 促生、作用甚至形成矛盾关系的动态机制。 权力（power），并非是晚近社会理论在支配（domination） 或规训（discipline）意义上的权力，而更切近于政治经济学所 说的从国家到市场、从资本到劳动等各种社会经济要素所蕴 涵的并能够交互施加影响的力量或能力。
一、双轨制下的二元社会结构： 双轨制下的二元社会结构： 1978－1989年 － 年
（一）计划体制的突破：承包制与包干制
1．农村社会结构中家庭地位的恢复
原有体制：工农产品剪刀差的“暗税”进行工业化的原始积累 原有体制：工农产品剪刀差的“暗税” （6000-8000亿）以及连带的人民公社体制（陈锡文，1999） 6000-8000亿 以及连带的人民公社体制（陈锡文，1999） 现行体制：“包产到户”的承包制的实质意义：恢复家庭在农村社 现行体制： 包产到户”的承包制的实质意义： 会结构中的经济生产、社会生活和伦理秩序的核心地位； 会结构中的经济生产、社会生活和伦理秩序的核心地位；将 家庭关系作为原始积累的结构基础。1979-1984年家庭承包制 家庭关系作为原始积累的结构基础。1979-1984年家庭承包制 对农业总产出的贡献为42% 林毅夫，1994） 对农业总产出的贡献为42%（林毅夫，1994） 42%（
二、市场与权力：社会分配新体 市场与权力： 制的确立： 制的确立： 1990-2000年 年
2．市场化与资本化：民营企业的崛起 市场化与资本化：
1）双轨制向市场体制并轨 2）产权变革：现代企业制度的公司化和股份化改造 产权变革： 3）《公司法》：法人治理结构的确立 公司法》 4）国有企业大面积经营性亏损，负债交由国有银行承担 国有企业大面积经营性亏损， 5）地方政府从企业抽税，却不直接负担呆帐坏帐 地方政府从企业抽税，
2．财政集权
增殖税为中央共享税：中央75% 地方25% 完全由国税系统垂直征收； 75%， 25%； 增殖税为中央共享税：中央75%，地方25%；完全由国税系统垂直征收； 财政收入在GDP中随地方经济发展而提高。 财政收入在GDP中随地方经济发展而提高。 GDP中随地方经济发展而提高
二、市场与权力：社会分配新体 市场与权力： 制的确立： 制的确立：1990-2000年 年
二、市场与权力：社会分配新体 市场与权力： 制的确立： 制的确立： 1990-2000年 年
（一）政府与资本双重推动下的市场化浪潮
1．“经济增长至上”：政府推动下的市场化改革 经济增长至上”
经济增长率：1989-1991：分别为4.1%，3.8%，9.1%； 4.1%， 经济增长率：1989-1991：分别为4.1% 3.8%，9.1%； 1992-1993：分别为14.2% 14.0%。 1992-1993：分别为14.2%和14.0%。 14.2%和 固定资产投资：1992和1993分别比上年度增长44%和62%。 分别比上年度增长44% 固定资产投资：1992和1993分别比上年度增长44%和62%。 国内贷款用于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长率：1992-1993分别为68%和39%。 分别为68% 国内贷款用于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长率：1992-1993分别为68%和39%。 政府主导的经济增长模式，用银行贷款投资兴办企业，投资过热。 政府主导的经济增长模式，用银行贷款投资兴办企业，投资过热。
3.分税制改革的后果 3.分税制改革的后果
1）地方政府与地方企业脱钩，地方保护势力削弱； 地方政府与地方企业脱钩，地方保护势力削弱； 2）乡镇企业迅速衰落，民营企业崛起； 乡镇企业迅速衰落，民营企业崛起； 3）各地“卖企业”成风，政府开始寻求地方财政收入的新来源； 各地“卖企业”成风，政府开始寻求地方财政收入的新来源； 4）中央政府采用专项资金方式进行转移支付 5）地方政府行为的悬隔性特点：由与上级的讨价还价，转为“跑项目” 地方政府行为的悬隔性特点：由与上级的讨价还价，转为“跑项目” 和“跑部钱进”。 跑部钱进”
·分税制改革的出台
二、市场与权力：社会分配新体 市场与权力： 制的确立： 制的确立：1990-2000年 年
（二）分税制改革：中央与地方关系的重组
1 ．中央与地方的“分权底线”与“诸侯经济”的危险 中央与地方的“分权底线” 诸侯经济”
中央财政收入的比重：1984（44%）1993（22%）； 中央财政收入的比重：1984（44%）1993（22%）； 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 1984（22.8%）1993（12.3%）。 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 1984（22.8%）1993（12.3%）。 GDP的比重
一、双轨制下的二元社会结构： 双轨制下的二元社会结构： 1978－1989年 － 年
（三）双轨制的终结：市场化改革的先声
产权双轨制与价格双轨制的相互渗透，形成了资产的“部门私有化” 产权双轨制与价格双轨制的相互渗透，形成了资产的“部门私有化” 和地方保护主义，形成了权钱交易的灰色区域（官倒和走 和地方保护主义，形成了权钱交易的灰色区域（ 私），形成了市场分割，使特权寻租成为最大收益的支点 ），形成了市场分割， 形成了市场分割 （国有资产流失），使中央政府付出巨额财政补贴的代价， 国有资产流失），使中央政府付出巨额财政补贴的代价， ），使中央政府付出巨额财政补贴的代价 甚至出现了批发价高于零售价的畸形现象。 甚至出现了批发价高于零售价的畸形现象。 88-89年价格闯关的失败 88-89年价格闯关的失败
一、双轨制下的二元社会结构： 双轨制下的二元社会结构： 1978－1989年 － 年
2．城市中单位制的重建与承包制的尝试
单位制的重建： 恢复中央权力的计划体制， 单位制的重建：1）恢复中央权力的计划体制，以及科层权力的有效 性；2）恢复城市社会结构和分配的单位制基础；3）企业社 恢复城市社会结构和分配的单位制基础； 会化和社会福利化； 行政原则主导的派系化和庇护主义。 会化和社会福利化；4）行政原则主导的派系化和庇护主义。 承包制的试验：1）渐进改革的总体方针；2）有限度地扩大企业经 承包制的试验： 渐进改革的总体方针； 营管理自主权（经济责任制、厂长负责制、利改税、拨改贷、 营管理自主权（经济责任制、厂长负责制、利改税、拨改贷、 承包责任制、价格双轨制、包干制）。 承包责任制、价格双轨制、包干制）。 后果：1）政策利润而非生产利润；2）行政资源配置而非市场资源 后果： 政策利润而非生产利润； 配置；3）资本社会化而非经济化；4）行政效力而非合同效 配置； 资本社会化而非经济化； 力；5）权力代理而非产权代理的剩余权。 权力代理而非产权代理的剩余权。
二、市场与权力：社会分配新体 市场与权力： 制的确立： 制的确立：1990-2000年 年
（三）全面市场化：农民工流动与国企职工下岗
2．“下岗问题” 下岗问题”
1）分税制致使企业与政府连带弱化，政府保护和银行担保减弱； 分税制致使企业与政府连带弱化，政府保护和银行担保减弱； 2）国有企业亏损额和亏损面大幅增加，93年为300亿元和15%，97年 年为300亿元和15% 国有企业亏损额和亏损面大幅增加，93年为300亿元和15%，97年 为近900亿元和47% 为近900亿元和47%； 900亿元和47%； 3）1994年起，社会福利领域全面市场化，住房、教育、卫生、社保 1994年起，社会福利领域全面市场化，住房、教育、卫生、 年起 等民生重大领域均由原单位制的“政府买单”转向市场价格 等民生重大领域均由原单位制的“政府买单” 中的居民“自己买单” 中的居民“自己买单”； 4）诸因素在内需结构上共同形成了制约经济增长的负面效果。 诸因素在内需结构上共同形成了制约经济增长的负面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