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规划与社会公正

城市规划与社会公正

——关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社会层面关键词“公正”的认识在进入东南大学学习城市规划专业之前，我对于城市规划的认识尤其是总规的认识存在于房市的价格上，这直接与市民的财产升值或贬值相关，以及城市社会整体利益与区域利益的分布有关。然而，当前的比较常见的一个现象是：往往社会早期的形态缺乏规划，所以远瞻性的区域感不够，因此在经济文化不断发展进步的状态下，必然要进行修整城市形态的规划工作，但是因为规划工作在土地归属权特殊的中国全部工作由政府机关操作，而尤其收到地方领导班子的影响，所以规划局独立不受干扰地从区位出发进行规划是不可能的，协同文化宣传组织倾听民意民生的环节容易被忽略或者不到位。这造成实际实施的过程中，即拆迁安置过程中，部分住户因为利益补偿问题认为不够公正合理，因此转变成钉子户，不愿接受拆迁，而从整个社会变迁进步的角度上来讲，不可能容忍接收这样的钉子户行为，而在利益协调安抚的同时，不免要按照老话所说“软硬兼施”一番，强拆同时也造成了极坏的社会影响，政府不免要遭受诟病。这一切，从决策到实施，归根究底还是一个利益问题，这当中的利益分配与倾斜无疑是一个关于社会公正的问题。

单纯来讲，从我一个准规划师的角度，对于钉子户这种行为，我认为，并不能简单地用一种贬义的态度来看待。社会利益比作一个大蛋糕的话，怎么切，下刀的时候，并没有一个参数化系统可以将一切考虑周全，尤其市民的反响态度更加难以预测，在一个普遍同情弱势群体的社会氛围下，媒体乃至一些社会组织容易将情感放大，而对利益分配者的决策有这样那样的不认同不配合，甚至唱反调。这种情况下，我们应当考虑社会总收入，也就是“大蛋糕”在一个时间节点上是固定大小的，城市开发带来的利益，自然要向科技，教育，军备分配，至于开发当中对于原住民的赔偿补贴，往往使得这些人不甚满意，因为多数情况下，之所以对他们生的区域重新规划以作他用，是由于他们的生活氛围与城市整体高速发展的情况相冲突，那么这种背景下的拆迁无疑是一种强制他们去适应外部环境的决策，从这个角度上讲，作为相对弱势的原住民，他们中的大多数是缺乏再一次去适应环境的能力和财力基础的，因此社会大众的普遍认知是会倾向这部分人群的，而利益分配在倾听了民意的基础上是上位者的行为，因此不可能完全从群众的心态出发，这就造成了也可以说是体现了一个基本的道理——社会的公正尤其绝对公正是不太可能达成的，因为缺乏一个具体的参数化的衡量判断标准，而仅仅存在于主观判断的层面，那么不同的社会地位，社会层次的人对于公正的认知是有差别的，在争取社会利益时倾向性难免冲突，这在西方世界的一次次示威游行中有着频繁的体现。

再来讲一讲同样是为自身利益谋求，但同时由于某些特殊原因，这类人承担了传承的责任，他们生活在具有历史文化意义的地区，而早期的城规，特指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早期的不理智的跨越式前进阶段对于文物的毁坏接近灭顶，更不用说例如宗祠，庙宇，传统街巷了。但是随着时代前进，我们意识到了传统的宝贵之处,此时对待传统有历史意义的街区，不能采取简单粗暴的做法依然不可行，社会学者也会动用社会力量干涉相关的规划工作。但是在改革开放后仍旧有部分地区看到类似于深圳的快速现代化，想要效仿，从而对城市的面貌做出天翻地覆的改变，这样的成果可以当成领导班子的业绩，然而一个城市要具有一个“名字”，这大部分情况下，是要通过保留与传承做到，这种保留未尝不是一种利益的倾斜，要将整个城市向一个方向靠近，必定需要一个理由牺牲其他部分，这又是一个关乎社会公正的问题了。中国目前还是在探索中摸索平衡的点，而且我们也能够看到一些受到较高评价的实践作品了，我们也真实体会到这些产物是多方协商的成果。首先是，台湾的眷村文化的保留，读罢龙应台的《我的现代，谁来解释》，我的第一个感受是原来中华台北的土地问题同样存在着一定的矛盾，同样有普通市民和政府之间的拉锯，那也同样少不了媒体和相关保护部门的介入，最终也必然是妥协和平衡的结果，这些都是在摸索社会公正的度量衡。相比较而言，近在我们身边的梅园新村同样作为一个文化保护项目，似乎不知是缺乏长期规划目标，还是因为领导班子的变动，陷入了僵局，青奥期间也仅仅做了表面上的立面粉刷，似乎失去了关注，在进行城市调研的过程中发现市民对此意见颇大，长江路一线的总体开发因为这样的一个问题缺少解决，而被影响到了。同样的，如果还是在停留在纠结于上层领导或是底层群众的层面，那么将会忽视社会文化，这里就将问题引申到更深层面的讨论，所谓公正，除了物质上的平衡与协调，更要有无形当中有关精神文化的考虑，能够传承历史赋予我们的特色，而不是走上一条洛杉矶那样钢铁炫酷却缺乏底蕴的疯狂城市。

社会的公正，更多情况下是要求领导层的决策公正，那么在城市的开发过程中规划的决策（无论总规或详规）都要有所体现。但是这个世界并不是一个非黑即白的世界，并不能设立一个完全公正的价值体系和判断的一个度量衡。对于规划师来讲，我想应当培养一种在关注弱势群体之上的大局观，从而争取更多人的满意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