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民国官窑、名窑瓷器款识一览表

明、清、民国官窑、名窑瓷器款识一览表

款识起源于古代的彝器，至迟在东汉时期，便被移植到瓷器上。在瓷器的底部或其它部位，往往有表明年代、窑名、人名、堂名、或者表示赞颂、祝愿等内容的文字，也有的器底或器里有某种识别的图案，这些统称为"款识"，一般说来，款识是瓷器装饰的附属物，好的款识与装饰画面相配，可以增强器物的艺术性。并且由于款识的内容、格式、字体、书法等各方面都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所以它对瓷器的断代、断窑口和辨别真伪都具有重要的作用。

附注：

1．郭葆昌介绍：

郭葆昌字世五，号觯斋，河北定兴人。曾任袁世凯的“陶务总监督”，于瓷器之道尤为擅长。特别是在1915年至1916年间，他为袁世凯“登基”烧制了4万余件“洪宪御瓷”，以备袁世凯登基之用，并作为馈赠参加大典的各国公使的礼品。这些御瓷极为精美，并不亚于历代皇家“官窑”。郭葆昌为了烧制“洪宪御瓷”，仅烧制费就用去了140万大洋。但可惜随着袁世凯的“驾崩”，“御瓷”也风云流散，终成稀世珍宝，成为瓷器收藏家们追逐的宝物。郭葆昌不仅是烧制瓷器的名家，也是鉴赏家和收藏家。他的斋名之所以号“觯斋”，是因其收藏了一件价值巨昂的青铜觯（古时酒器）。郭葆昌在烧制“洪宪御瓷”时，也连带烧制了一批自用瓷器，署“觯斋”款，另仿制了一批康、雍、乾三朝“官窑”，均为难得精品，今天亦是凤毛麟角。他出过《觯斋瓷器图谱》，收有毕生珍藏名贵瓷器三百余件。他不仅收藏、制作瓷器，也收藏字画碑帖。当年故宫大内的“三希贴”中王献之的《中秋贴》、王殉的《伯远贴》，竟归郭葆昌所收。郭保昌曾任故博瓷器鉴定委员，中外宾客请其额定、购买古玩者车水马龙于其寓所之前。世人多以其为袁氏宠臣，殊不知此人颇有爱国之心，从不将真品卖与外国人。1946年郭氏后人遵从遗愿，将瓷器全部捐给故宫博物院。当时“郭瓷”与“杨铜”（天津杨宁史所藏的青铜器）为故宫所购重要文物。“郭瓷”中不仅有罕见的宋瓷，也有连故宫都没有的清官窑“移栖耳尊”，后均运抵台湾。郭葆昌逝于1942年，著述甚多，应是中国瓷器史上的领军人物。尤以“洪宪”、“觯斋”瓷，于今更为举世珍品。据郭氏外孙马常先生见告，国内真正的“洪宪”、“觯斋”瓷极为罕见。

2．民国瓷器鉴定之民国瓷器款识--堂名款：

堂名款系指瓷器上书写或刻划私人住所或书房名称，作为私家用瓷或收藏标志的款识，内容包括堂名、斋名、轩名、室名、书房名、楼名，阁名等。堂名款最早出现于宋代，明代后期形成风尚，清代则更为流行，民国时期继续出现，但已不及清代丰富。民国堂名款具有以下几个特征：首先是一些达官贵人用瓷多有堂名，如袁世凯的“居仁堂制”、徐世昌的“静远堂制”、曹锟的“延庆楼制”等。这些瓷器均为当时名家所造，史载，1923年军阀曹锟曾出重金聘潘旬宇彩绘文具，但是否所有署“廷庆楼制”款识的皆为曹锟用瓷，或皆为潘氏所绘尚需考证。这部分堂名款均以印章形式出现在作品的底部。其次是文人雅士多有堂名，尤其是彩瓷名家，如潘甸宇之“古欢”、王琦之“甸甸斋”、程意亭之“佩古斋”等。从严格意义上说，这类款识应称为艺人画室款识为妥。这部分款识见有印章形式，书写在器物的外底，亦有与书法款识相结合书在器物的外壁，而以后者居多。更为常见的是以书法形式的综合性堂名款识，如张志汤的“星江张志汤写于珠山亦陶斋西窗”。既有籍贯、姓名，也有斋名。由于这类款识已在人名款中加以介绍，故不再赘述。民国时期瓷器上署以堂名的器物较为多见，情况亦较为复杂，最为关键的是不能以款识中是否有“斋”、“轩”等字样便定性为堂名款。因民国时期瓷器生产厂商号之名亦多见“轩”、“堂”、“斋”等字样。貌似堂名，实则为商号，与主人的关系不大。如活跃于1920-1937年的彩瓷名家梁兑石，民国初年毕业于饶州窑业学堂，回南昌后开丽泽轩瓷店，请艺人按顾客要求绘制瓷器，由于忙于经营，无暇自己彩绘。当时的南昌名家刘希任作品多被丽泽轩购买，而邹文侯、万云岩均曾受聘于丽泽轩瓷店彩绘。

民国时期的堂名款见有大德堂、古松斋，古月轩、乐陶斋、乐古堂、乐善堂、如意馆、竹清山房、竹萧山房、怀仁堂、廷庆楼、居仁堂、昭德堂、退思堂、惟一斋、慎德堂、静远堂、碧云山房、澄怀园、觯斋、藏经山房等。除居仁堂为袁世凯所用堂号、静远堂为徐世昌所用堂号、延庆楼为曹锟所用堂号、觯斋为郭葆昌所用堂号外多不可考。常见的艺人斋堂画室之名有甸甸斋(王琦)、希平草庐(王大凡)、愿闻吾过之斋(王步)、古石斋(田鹤仙)、平山草堂(汪野亭)、彤云山房(汪晓棠)、晴窗读书楼(邓碧珊)、饮冰斋、觉庵(刘雨岑)、再思轩、永华堂(刘希任)、石庐(梁兑石)、栖碧山馆(徐仲南)等。为使读者查阅方便，将目前所见私人堂名及艺人斋室名款识，按笔画加以介绍，由于艺人的书法款已在人名款中加以介绍，故此仅为印章款。

大德堂制大德堂款识最早见于清康熙时期，其意取《管子·立政》：“君之所慎者四，一日大德不至仁，不可以授国柄。”谓品德高尚。民国时期署此款的器物较为常见，多为高档的陈设用瓷。

图8l为粉彩鸳鸯花卉纹瓶底款，款外没有边栏，款字书写工整，“德”字“心”上无横，“制”字“衣”上无点。书写规范工整，运笔顿挫有力。惜不知主人姓氏。双照楼制双照楼为汪精卫堂名，署此款的器物甚为罕见。

图82为白釉碗底款，青花楷书“双照楼制”，款外不见有外框，字较为肥腴。“双”字上紧下松，“照”字右上起笔为二点，“楼”字左小右大，“制”字上密下疏，运笔流畅自如，青花色泽浓艳，为民国瓷器中的精品。

乐善堂制乐善堂款识最早见于清乾隆时器物，其意取《孟子·告子上》：“仁义忠信，乐善不倦，此天爵也。”谓乐于施善。书此款的器物多为高档陈设瓷。

图83为粉彩山水四方瓶底款，红彩双框内篆书“乐善堂制”四宇，边框顶角斜削成倭角状，款字笔划纤细圆润，布局疏密得当。此器不是仿乾隆风格，亦不知主人为谁。古欢为潘甸宇堂名款，古欢指往日的欢爱或情谊，亦借称旧好，老朋友。清王士慎有《古欢录》八卷，记上古至明代隐居山林之士，潘氏此堂名当为借用古语，取与古人为友之意。

图84为浅绛彩花鸟人物四方瓶底款，红彩单框内篆书“古欢”二字，“古欢”为潘氏堂名。“古”字为白文，“欢”字为朱文，右白多红少，笔划肥润；左红多白少，笔划纤细，看似不稳，但在作者巧妙的安排下，变化中求工整。

古石斋为田鹤仙堂名，语出不详。唐张彦远《法书要录·窦蒙<述书赋语例字格)》：“古，除去常情曰古。”故此斋名为不同凡俗之意。

图85为粉彩梅树图瓷砚款识，印文为田氏古石斋“古石”二字，为白文，布局极为匀称，红少白多，极为醒目。

古月轩制传为乾隆时内府轩名，但史料并无此记载，显系讹传。道光时有此款器物。图86为绿地粉彩花卉纹花盆底款，红彩双框，内为宋体“古月轩制”四字。此款器物纹饰为仿乾隆寸风格，但釉彩不及乾隆时细润，为民国时所仿制。民国时书此款器物颇多，尤以鼻烟壶最为常见。

平山为汪野亭、汪小亭父子堂名，语出不详，父为平山草堂，子为平山堂。

图87为汪小亭粉彩山水花鸟图四方笔筒底款，红彩单框内篆体“平山堂”三字，款字布局安排颇有新意，“平”、“堂”二字顶天立地，竖划较长，“山”字较为短小，但笔划较多，上部留白较多，与“平”、“堂”二字的下部留白相呼应。

朱承泽堂朱承泽堂的“朱”字显系姓氏，承泽堂名意取于《淮南子·修务训》：“绝国殊俗，僻远幽闲之处，不能被德承泽，故立诸侯以教诲之”。谓蒙受恩泽。惜不知主人姓氏。图88为白釉蓝彩五蝠捧寿纹碗底款“朱承泽堂”四宇楷款，外没有边栏，笔划纤细劲挺，起笔收笔顿按明显，为民国时私家堂名楷款中的上乘之作。

百和堂语出《太平御览·汉武帝内卷》：“燔百和香，燃九微香，以侍西王母。”为由各种香料和成的香。

图89为青花花卉纹药瓶底款，款识为“百和堂，富安设瓶”。青花呈色洋蓝，民国特征极为明显，款识书写不工，为民国时粗糙瓷的代表。不过以此为药店堂名倒也贴切。

永华堂制永华堂为刘希任堂名，语出不详。图90为粉彩高士赏菊图水盂底款，红彩双框内楷书“永华堂制”四字。此款外框削去锐角，为民国印章款的典型风格。款字布局疏密得当。

饮冰斋为刘雨岑堂名款，饮冰语意较多，语出《庄子·人间世》：“今吾朝受命而夕饮冰。”形容十分惶恐焦灼。语出唐张九龄《与李让侍御书》“不然则命非饮冰，幸安中土，又安能崎岖执事之未?”谓受命从政，为国忧心。语出唐姚合《心怀霜》诗：“还如饮冰士，历节望知音。”谓清苦廉洁。又唐白居易《三年为刺史》诗之二：“三年为刺史，饮冰复食檗”。谓生活清苦，为人清白。刘氏取此堂名，当为后者之意。

图91为粉彩花蝶纹瓶底款，红彩单框内书“饮冰斋”三字篆款，款字篆法颇有古意。“饮冰”二字上下排列，“斋”宇结体较长，笔划硬朗，犹如刀凿篆制而成。

图92为粉彩花鸟纹瓶底款，红彩单框内书“饮冰”二字篆款，布局略疏，红少白多，篆法古意浓郁，为刘雨岑斋名款识之一。

怀仁堂制民国时署有“怀仁堂制”器物较多，均为高档陈设瓷及少量的生活用瓷。怀仁堂在北京中南海，原名仪鸾殿，始建于1882年，1900年为八国联军所毁，1901年重建，改今名。此堂名款主人不详，但器物极为精美，图93为粉彩花卉纹瓶底款，款宇书写工整，为铁线篆，线条纤细有力，非一般市井之人所用器物可比。

希平草庐为民国景德镇珠山八友之一王大凡的斋名。语意不详。

图94为粉彩木兰还乡图瓶底款，红彩方框内为“希平草庐”四字篆文，“希平”二宇上下排列，布局合谐，“草庐”二字亦上下排列，“草”字简洁而短，“庐”字笔划转折较多，留白均匀，字体流畅，绘制工巧，留白篆法颇见巧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