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对西域统治的辉煌与悲怆

一、东汉初期的闭门政策公元25年东汉王朝建立初期，朝廷无暇西顾，对西域早有企图的匈奴奴隶主贵族，见有机可乘，加紧扩大势力范围。

南道莎车王延及其子康，挺身而出，率邻近各国，首举拥汉大旗。

“元帝之世，莎车王延尝为侍子京师，慕乐中国。

及王莽之乱，匈奴略有西域，唯延不肯附属，常敕诸子：‘当世奉汉家，不可负也’”1。

延死后，其子康即位，康关心中原战局，与东汉河西大将军窦融时有往来，窦融深知边情，建武五年(29)奏准以东汉朝廷的名义立康为汉莎车建功怀德王西域大都尉，西域五十五国皆听其号令，实际上莎车王已有着西域都护的声威。

康死，其弟贤即位，建武十四年贤与鄯善王安遣使要求东汉朝廷设置西域都护，恢复西汉以来正常的统辖关系，光武帝刘秀以内地初定，不遑外顾，未允所请。

三年后，贤又派人再次提出请求。

虽然从以后的事实看，贤再三要求派遣都护也别有打算，但当时此举，确能表达西域广大人士的迫切愿望。

时已人朝任大司空的窦融向刘秀建议，赐莎车王贤西域都护印缓及车旗锦绣。

莎车王室自西汉元帝以来，一贯忠于汉中央朝廷，慕乐中国，“父子兄弟相约事汉”，数世不渝，当中原与西域中断联系时，表现尤为突出。

东汉朝廷采纳窦融的建议，赐贤都护印缓，原打算依靠其团结争取西域诸城国，以稳定形势，恢复西汉时的正常统辖关系，孰知莎车使者持都护印缓及其它赏赐返至敦煌时，敦煌太守裴遵向朝廷提出，“夷狄不可以假以大权”。

反对将西域都护印缓赐与莎车王贤，由于西域事宜在朱设都护前敦煌太守最有发言权，刘秀乃下诏收还都护印缓改赐贤以大将军印。

其使不从，裴遵强行迫夺，致使莎车王贤和东汉关系顿时紧张起来。

窦融推荐贤任西域都护，根据莎车王室的一贯表现来看，并没有错，但这时融已在洛阳任大司空，对贤之为人，知之不深，建武九年莎车王康逝世，贤以不正当的手段夺得王位后，马上动手，杀死拘弥王、西夜王，又不断杀略邻国人众，重求赋税，野心勃勃，暴虐骄横。

所以裴遵持反对态度可以从两方面进行分析，“夷狄不可假以大权”，当然是错误的，事实上自西汉通西域以来，西域各城国的上层人物积极靠拢中央朝廷，为维护祖国的统一作出贡献的屡见不鲜，莎车王康如此，前拘弥王太子赖丹表现更为突出。

裴遵对西域各个民族一概采取歧视、排斥的态度是绝对错误的。

当然就具体人来说，莎车王贤是否适宜担任西域都护要职，那是另一回事。

就贤的一贯表现来看，攻掠邻邦，对抗中央朝廷，确实不宜重任，授予大权。

东汉朝廷开始不了解情况，苟且求安，承认既成事实，先授贤以西域都护印缓，后又推翻前议，轻举妄为，特别是在中途裴遵强行迫使莎车使者换印，侮慢而近于戏弄，莎车王贤心怀怨愤，浸以骄横，态意兼并，一时西域各地自相攻伐，干戈不息，东汉朝廷处置不当，亦难辞其咎。

建武廿一年平素与匈奴关系最为密切的焉看也和部善、车师前王等十八国派使觑见光武帝刘秀，诉说莎车王贤横暴，恳求朝廷派遣都护，不料刘秀仍以“中原初城国的安危和屡次请派都护的迫切愿望，毫不在乎地答复:“今使者大兵未能得出，如诸国力不从心，东西南北自在也”。

2迫使都善王安等投靠匈奴。

但由于匈奴奴主贵族对西域敛税重课，索求无度，所以西域各国虽属匈奴，不相亲附，更不能统率与之进退。

而且由于匈奴自身南北分裂，特别是北匈奴，在汉王朝与南匈奴的压力与分化下日益衰弱，单靠武力，已不足控制西域。

除通过龟兹为首的亲匈势力为其效劳外，也竭力玩弄政治手段想使东汉朝廷承认其对西域的统治，从而利用中央朝廷的威望，维持其对西域各国的奴役。

所以北匈奴一面不停出兵侵扰边境，向汉朝施加压力；一面又不断派人和朝廷往来，玩弄花招。

正如曾出使匈奴的郑众分析的那样:“北单于所以要致汉使者，欲以离南单于之众，坚三十六国之心也。

又当扬汉和亲，夸邻敌，令西域欲归化者局足狐疑，怀土之人绝望中国耳”。

3建武廿十八年，北匈奴请求率领西域诸国来洛阳朝贡，俨然欲以西域诸国首领身份正式出现在东汉朝廷上。

光武时期经过剧烈兼并，夷灭群越实现中原统一，对社会的发展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但为维护豪强利益，这个政权有着先天的弱点。

自称以“柔道”治理天下的光武帝，在处理西域问题上，一开始就缺乏坚强有力的政策，软弱摇摆，以致后来出现了史称“三绝三通”的曲折过程。

二、三通与三绝东汉明帝时，南匈奴早已经归降于汉，西域莎车势力也已经衰落，西域各国更加混乱，北匈奴则乘机在西域扩张势力，并利用西域的人力、物力与东汉抗衡并袭扰汉边。

但此时中原地区日渐安定，东汉政权已经完全巩固，势力有了很大的增强，在这种情况下，汉明帝改变东汉初期对西域和北匈奴采取的消极政策，开始积极经营西域和打击北匈奴的势力。

七十二年，（永平五年）谒者仆射耿秉上书建议出兵打击匈奴，恢复对西域的控制，并建议“先击白山，得伊吾，破车师，通使乌孙诸国以断右臂；伊吾亦有匈奴南呼衍一部，破此，复为折其左角，然后匈奴可击也”。

4明帝采纳了这个建议，于七十三年，派大兵四路出击。

一路由骑都尉来苗率领北部各郡兵及乌桓、鲜卑兵一万一千骑出平城塞（大同北）；一路由度辽将军吴棠率领河东、河西羌、胡及南单于兵一万一千骑出高阙塞；一路由驸马都尉耿秉等统率武威、陇西、天水募士及羌、胡万骑出居延塞；一路由奉车都尉窦固等统率河西甲率及卢水羌、胡一万二千骑出酒泉塞。

前三路军队都是北出蒙古地区，战绩一般。

窦固率领的一路军队到达东部天山，击破驻守伊吾的匈奴南呼衍王，将其追赶至蒲类海，在伊吾地区设立宜禾都尉，留吏士屯田伊吾城，打开了东汉与西域的进一步联系。

次年，明帝又命窦固与耿秉率军一万四千骑出击车师各部。

耿秉率部深入车师后部，后部王安德降，前部王为安德的儿子，亦随其父归降，整个车师地区属于东汉。

与此同时，班超在西域南道诸国积极活动，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他率领三十六人，来往于诸国之间，轻易的诛杀匈奴使者和于阗巫师，使西域各国归属东汉。

之所以能如此，班超个人的因素固然起了不小的作用，更重要的是由于西域各国早就希望与汉朝恢复联系，希望汉政府赶走匈奴，所以班超所到之处都受到普遍的欢迎和配合，得到西域各国的拥护和支持。

这是一通。

这次西域与中央政府的关系只维持了两年多，永平十八年一月，窦固率大军返回后，在北道，匈奴北单于遣左鹿蠢王率二万骑兵反攻车师，在南道，焉耆王勾结疏勒国王，乘乱杀害了西域都护陈睦。

在这场众寡悬殊的争夺战中，汉屯兵仅数百人，坚守不屈，“凿山为井，煮弩为粮”，当耿恭率军在西域兄弟民族的支援下，浴血奋战时，东汉朝廷由于明帝之死，放弃西域的论调再次提出，朝臣杨终等人认为:“北征匈奴，西开卅六国，频年服役，转输烦费，又远屯伊吾、楼兰、车师戊己，民怀土思，怨结边城”。

对关宠等人的求援，置若罔闻，只有司徒鲍显力主援救。

以单兵守孤城，当匈奴数二万之众，被誉为“节过苏武”的耿恭在援军救护下，幸免于难。

自此朝廷“听还徙者，悉罢边屯”。

5当时朝廷内部矛盾重重，无意顾及边事，之后章帝恐班超单危，不能自立，下令班超撤回洛阳。

与班超并肩作战的西域人士激烈反对，班超一行返至于闻，当地兄弟民族群情激愤，坚决阻止班超东归，“互抱超马脚不行”。

班超为这种诚恳的挽留所感动，同时也认识到，他一撤退，匈奴势力将立即统治整个西域，东汉政府几年来经营西域的成就将付诸东流。

于是他不顾汉章帝的旨意，决定重返疏勒。

但疏勒部分城池已经降于匈奴支持的龟兹。

班超平定疏勒后，又率领疏勒、康居、于阗、拘弥兵一万攻取故墨。

同时为了获得朝廷的谅解和支持，上书汉章帝，报告在于阗、鄯善等地支持下，争取统一的有利形势，反映西域诸国“倚汉与倚天等”，渴望统一，要求摆脱匈奴羁绊的迫切心情。

并陈述自己“愿从谷吉效命绝域，庶几张骞弃身旷野”6的不可动摇之志。

当时北匈奴“党众离叛，南匈奴、丁零、鲜卑、西域四面为敌”，东汉窦宪的大军，屡次出击，给予匈奴重创，在这样有利的形势下，汉章帝见其功可成，也改变初衷，采取积丰支持的态度，不仅派徐干等前来增援，而且对李邑之流的破坏活动也给予严厉斥责，使班超无后顾之优，积极组织联系各城国进行统一的活动。

西域西南南部大部分地区复听命于班超。

自七十六年汉章帝下令撤回西域都护、戊己校尉到九十一年（和帝永元三年），班超率领少数官兵，以疏勒为基地，坚守西域十五年。

在此期间，他平定了疏勒少数首领的叛乱，击败了莎车、康居、月氏的侵袭，也挫败了其他东汉官员的诬陷，逐步扩大了东汉政府在西域的势力，迎来了东汉政府第二次对西域统治的恢复。

这是二通。

东汉政府之所以能第二次设立西域都护，主要是由于有了以下几个条件：一、九十—九十一年，窦宪、耿秉、耿夔等大破北匈奴，北匈奴单于西遁，势力大衰，无力与东汉在西域抗衡。

二、九十年，窦宪在打击北匈奴时，又派兵袭击北匈奴防守伊吾的部落，夺取了伊吾，车师等地震恐，又倒向东汉。

三、九十年，大月氏派兵七万越葱岭，攻打班超，班超坚守疏勒，大月氏粮草断绝，被击败，西域震恐，龟兹、故墨、温宿等表示听命于班超，于是南北西域两道均归附东汉。

在这种情况下，公元92年，东汉政府正式任命班超为西域都护，徐干为长史，恢复了东汉对西域的统治。

当时西域都护驻龟兹，长史徐干驻疏勒，以任尚为戊己校尉，驻守高昌壁，领兵五百人。

班超任西域都护十年，从七十三年随窦固出征算，他在西域驻守三十年之久，其间他多次以少胜多，以弱胜强，创造了续张骞之后的另一个西域传奇，班超在西域的活动，之所以能取得极大的成功，最根本的一点，是他充分认识当地广大人民迫切要求统一的强烈愿望，提出正确的统一方针，依靠当地兄弟民族的丈量，击败依附匈奴的政治势力。

而与建立反匈统一战线相辅以行的是有力的军事行动，使他多次战胜强大的对手，以少胜多，转危为安，而终于完成自己伟大的使命。

在他的活动中西域各族的奋斗起了决定性的作用，班超的活动和西域广大人民要求归向汉廷的斗争，紧密结合在一起，所以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光辉业迹。

在西域期间，班超巩固了东汉在西域的统治，维护了西域安定，加强了中国同中亚各地的联系。

97年，他派甘英出使大秦（东罗马）、条支，到达西海而还。

汉和帝下诏书表彰他说：“逾葱岭，迄县度，出入二十二年，莫不宾从，改立其王而绥其人……”，7并封他为定远侯。

和帝永元十二年，班超病重，请求回到洛阳，书中说：“臣不敢望到酒泉郡，但愿生入玉门关”。

书上三年得不到批准。

其妹班昭亲自上书和帝，要求其调回，得到和帝应允。

和帝永元十四年（92年），班超回到洛阳，当年去世。

永元十四年(102)班超回洛阳，接替班超任西域都护的乃一贯从事征伐的任尚。

交接前，任尚曾求教班超，班超说他：“性严急”，并说：“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在少数民族地区，宜“荡佚简易，宽小过，总大纲而己”但任尚颇不以为然，说：“我以班君当有奇策，今所言平平耳”，8骄横的任尚，根本听不进班超离任时对他的恳切劝告，严酷暴虐，施政不当，西域人民反对任尚的暴政，从而酿成动乱。